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是人类文明的共通德性，无论中外都是一样，只有礼仪形式上的不同，并无精神上的差别。但在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师道”的尊严，“尊师重道”的精神和礼仪上的风气，俨然已与“君道”互相对峙，构成“政”、“教”互助的特质。只要读过历史（不是现在学校里的历史课本），懂得中国文化史的人，都是了然于心，不待细说的。即使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文化传统的薰染中，也都知道“尊师”的重要。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习“武”的人，对于“尊师”，更加重视。但在二十世纪的这个时代中，数十年间，师之不尊，道之不行，其所由来者久矣。因此政府与社会，苦心复兴中国文化，强调“尊师重道”的行谊，每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特别提倡“敬师”的运动，实在是煞费苦心。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隳堕才须复兴，颓废才须提倡。正因为中国文化的优良精神，经过几十年来的蜕变、没落，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弊病，所以才须复兴和提倡。即如“尊师重道”一事来说，也正因为感慨于“师道”的沦夷，因此才重新号召。老子所谓“六亲不和有孝慈”，也便是这个道理的反映。可是多少年来，无论在教育界、在社会间，“尊师重道”的风气，一经提倡和号召，便已确实改进了吗？事实并不如此。相反地，如果深入观察，反而看到现代师生之间的彼此排挤、倾轧、嫉恨、轻视，甚之互相谩骂，处处皆是。由此可知一种优良的礼仪风气，绝非制度或规定所能养成。它的基本根柢，仍然有赖于教育和学风的改正，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和全民思想的培植。
中国传统文化的师道
现在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文化上有关“师道”的情形，使大家在观念上，能够“温故而知新”，可以得到惩前毖后的准确方向。在我们的传统历史上，师道的尊严，自三代开始，就与“君”、“亲”并行。所谓“作之君，作之亲。”同时也便要“作之师”的。
自东周以后，有孔子的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万世师表”的典范，和“尊师重道”的观念，便与“君道”分途而截然独立。但与“亲”道仍然是互相呼应。秦、汉以后的“传经”和重视师承的风气，虽然渐已趋向狭小而发生流弊，但这种优良传统精神的存在，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之间，师道渐趋隳堕，但因新兴佛教重视师承的作风，以及政治体制上确立了王者尊师的礼仪。“师道”为尊的精神，又走向一个新的境界。
到了中唐以后，韩愈写了一篇《师说》与《原道》，为“尊师重道”和重视师儒的风气，又添了一番新的景象。由于儒、佛两家学风的影响，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撮取《礼记》和“丛林制度”的精神，新的“尊师重道”的面目，便从此确立。
如果肯读一下“四朝（宋、元、明、清）学案”和“五种遗规”等书，资料具在，在此不必多说，因此自明、清以后，各阶层社会重视“师道”的观念，普遍流行。过去许多家庭的中堂，供奉了一个宗教式的牌位，上写“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也便由此而兴。所谓“一日从师，终身为父。”乃至尊重“一字之师”的美德，也便为大家所乐道。民间社会和宗教上“师父”的称呼，以及帝王们在朝廷上对“师傅”的恭敬，也由此而成为当然的风俗。
可是，所说的这些故实，还只是历史上的精神形式。事实上，自宋、明以后，“师道”的尊严，并非只是对学生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师生互相尊重的礼仪。固然“一日从师，终身为父。”是对学生们的教诫。但是老师对于受业的学生，亲情爱护，以及对他的学术思想乃至行为上，都须负起毕生的责任。学生对于老师，固然视之如父，但是老师对于学生，在中国礼仪的传统习惯上，向来都很谦抑，犹如兄弟的相处。所以古来称学生为“弟子”，就有弟兄的意义。老师写信给学生，除了“贤契”等文诌诌的称呼以外，有时多以“仁弟”或“老弟”相称。老师自己的具名之上，不是加上“友生”，便是“愚兄”，表示互相的尊重。
即使学生中了“状元”，作了“宰相”，而在乡的教师，始终是青毡一席，没有博得功名，终老于白屋，一旦“状元”或“宰相”的学生，衣锦回乡，仍然还是执礼甚恭，犹如在学之日。
由此影响所及，从前官场的仪注，对于门生故吏之间的感情，也如师生一样。便是由于这种学风而来。
三十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学朱铎民老先生，出任于某省厅长以后，偶然回乡，马上赶到老师坟上去拜奠一番，还为老师的家属购买了几亩田地，以供祭扫，因此大家交口称誉，传为美谈，认为他是学生的模范。现在他已年逾八十，我们有时谈到新知旧学时，真有无限的感慨。
当然！我说的这些，也许诸位同学认为是站在师长一面而言，并没有说出中国文化史上师生彼此负责的事实。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只举出宋、明以来历史上两三个故事，便可代表了这个观念。
至于在学理上，所有文化史的实际资料，足可作一长篇论文的充实内容，但需要诸位自己去读书寻找，让我卖个关子，以免大家太偷懒，养成依赖性。第一个故事：就是宋代忠臣文天祥被陷在元朝的时候，他的学生怕他受不了威胁利诱，特别作了一篇祭文，连带祭品偷偷地送给他。他看了一笑，带信告诉学生们放心，他绝不会不忠而投降。第二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忠臣方孝孺，不肯为明成祖的篡位写诏书，惹得成祖要杀他十族。古代最重的刑戮是灭九族，明成祖对方孝孺的灭十族，便是加上一个师族。这岂不是表示中国文化“师道”的尊严，和师生之间彼此负责任的事实吗？第三个故事：便是清代的年羹尧，相传他的秉赋非常恶劣，后来是靠一位明师教导出来而“文成武就”的。后来，他对请来教导子女的“西席”老师，也就特别恭敬、重视，优待异常。但是他在老师教书的地方，却贴了一付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付对子，虽然很粗鄙，但也正是对教育和师生之间的互相责任上，下了一个严谨的忠告。
现行三级学校的敬师
有关过去的风气，暂时讲到这里为止。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们所看到“尊师重道”的精神和风气，只有在国民小学的学生们，还可以保存这些气息。一开始进入中学，就渐渐地淡了，到了大学，就只有一些影子了，甚之，连影子也看不见了。至于一般的社会和家庭，有时提到老师一词，等于代表了讥笑和讽刺的笑料名辞。在小学生们的纯洁心灵中，大体说来，对于好的老师的尊敬，真有神圣庄严之感。看到老师就要敬礼，同时又一半胆怯、一半含羞亲切地喊一声老师。可是一到初中，学生的年龄长大了，老师的尊严也走样了——当然这与现行教育的学校制度是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对于“尊师”的态度，比起在小学时代，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再到了高中时代，比起初中，又减少到一半以上。如果一考进了大学，学生与师长之间，就几同陌路之人。甚之，离开课堂以外，在任何地方碰见了师长，还肯向老师翘翘下巴（不是点头），举举手打个招呼，老师们应该有“受宠若惊”之感。倘使亲切地喊一声“老师”，真会使你感觉到感激涕零，不胜感动呢！大学毕业以后，在别处遇见了老师，还能礼貌地招呼一声，那会使你觉得其人可以“德配尧舜，道贯先贤”了呢！这种情形，是现代中国人和教育界心照不宣、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由此可知，在现行教育制度的学风之下，教育程度愈高，知识愈丰富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也愈减少。甚之，低到于零。唯有在军事学校的教育方面，大体上还能保留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和袍泽情深的情感。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了有关“敬师”的一个滑稽事实，稍作报告，希望有心复兴文化和有心整顿教育风气的人，多从正反双方注意研究。但我要声明，这个事实的存在，应该已有三、四年的历史了，因为在三、四年前，我的家里，还有三级学校的学生，所以看得比较清楚，现在我家已经只有大专学生的经验，恐怕时过境迁，也许是已落伍了。况且我又不喜欢多方接触，更不肯深入社会去作资料调查，只好据实报告一番而已。
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几十年前“尊师”的风气，最注重的是一年三节，端阳、中秋和过年的时节，一定要备礼物，如无礼物也要去向老师拜年、拜节。现在时代变了，当然须要革除旧习。但在这十多年来，每逢“教师节”的时候，凡在国民小学里的学生，一定由家长会发给一个红包带回家，上面注明是“敬师金”。虽然说这种作法产生的流弊也太多了，但在我个人的观感，倒可引用孔子的一句话来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当我的孩子们带回了“敬师金”的红色时，我问要装多少钱？这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了。第一，因此可以看出一个级任教师的好坏。第二，因此可以看出孩子们的心理、秉赋的个性。当时孩子们的回答说：“起码的规定需要十元，但是我们的老师太好，而且我们总要比同学们多一点，才有面子。”于是我就故意先与他们讨价还价地渐渐加上去。最后才告诉他们“尊师重道”的道理，宁可自己节省一点，对于“敬师金”应该比较从丰为是。相反的，也有孩子们说：“我的可以少一点，不必那么多。因为‘敬师金’是由老师们集中起来分的，好坏的老师都一样，每个人分不到多少钱。并且我的老师有补习（当时小学的老师另有补习的风气），一个月可以收入六、七千元，或多到八、九千元左右。家里的用具比我们的寒舍好多了。爸！你为什么要教大学，还不如去教小学多好呢！”这番话，使我听呆了。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这一代的教育怎么办？他们的小小心灵上，已经感觉到只有“钱”和“物质”的重要，难怪人心愈来愈要趋向现实。当时除了多方讲解，善为教导以外，同时又得到一个机会去拜访那位老师。我先请教他“贵姓？”他说：“我贵姓×。”跟着再请教他“府上哪里？”他说：“我府上××”！因此等等，我只有鞠躬如也，唯唯告退！这个孩子的学业，后来就蒙受损失很大。过了几年，听说他又混到了某大学毕业，现在又全家出国去了。真是不胜感慨。
孩子们读到了中学以后，到了“教师节”时，有关“敬师金”的事，就一年比一年地淡薄下去，据说在缴学费时，已经加进去了（当然很有限）。读到了高中，好像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大有烟消云散之概。一到了大学，不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就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影子了，那只有“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境界了。如果碰到一个真正清寒的大学教授，当他“儿啼于前，妻号于室”的时候，那真会使人回忆起古人的“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苦涩滋味。
当然！这还只站在一面的观点来讲做老师的苦经。如果另从学生和家长一面来讲，据我所知，当时有些小学生带回了“敬师金”的红包回家时，根本不敢拿出来跟父母家人去说，小小的心灵上，只有偷偷地在哭泣。因为他们的家境实在太贫寒，每天要十元钱买菜都不可得，哪里能够拿得出“敬师金”呢！可是，有的学校，有的老师，看到学生不交付“敬师金”，就另眼相看，甚之，不堪其苦。你说，这又怎么办呢？后来教育当局，也许知道了这个弊病，好像下令稍稍改变了这个办法。但是，持平之道，毕竟太难做到，究竟“敬师”或“不敬师”要如何做才好，利弊也各有千秋，谁能做到真正得其“中和”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呢？
谁能遣此的大专学风
好了，闲话少说。现在我们回转来检讨一下大专学校的教授、老师们何以会受如此的冷落，这也许与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学风有绝对的关系。理由和理论太多，一时讲不完，最方便而最好的办法，也可引用一两个故事来说明事实。第一个故事是在满清末年稗官野史上的记载，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开始创办洋学堂的时候，聘请了好多老师宿儒来当“教习”（等于现在的教授）。张之洞第一次对“教习”们讲话，其中便有语重心长的两句笑话，他的意思是说：今天请到的“教习”老师们，都是“袞袞诸公”，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地教好学生。如果不能教好学生，便有负初心，那么，只好是“诸公滚滚”了！由于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旧式社会的“书院”或“家塾”里请一西席老师的时候，无论家长或代表学生和家长的是什么地位，都须不厌其烦地亲自依礼去请老师。因为这种礼貌是表示他代表学生们来请老师，不是给恩赏饭吃。所以像张之洞请来的“袞袞诸公”，也便在这种方式之下挽请到的。如果使他一片苦心失了望，那当然只有“诸公滚滚”了！
可是这种“尊师重道”的风气，现在变得没有影子，不管公立的大专学校或私立的大专学校，只要能够聘请你当一位老师，不但是天大的面子，而且对你真有恩同再造的衣食父母之概。如果你不听话，当然就“诸公滚滚”了！所以当一纸聘书，交付邮局寄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应该犹如接捧古代皇帝的诏书一样，喜从天降。身为学校当局的负责人，还有谁肯保持中国文化的礼仪，公然地为学生亲自作代表或派学校的大员，执礼甚恭地送聘书呢？尤其有一类私立的某些专校，由一、二个略识之无的老板们唯利是图地创办起来，请老师是当作赏饭吃，那种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神气，实在可使书生们不寒而栗。有的同学们出去任教，碰到这种情形回来和我谈起。我说：老弟们，学问的养成，气节最要紧。做工、当小贩的职业，与你的学问并无关系。甚之，“多能鄙事”，更可接近孔圣的心传！何必一定要做教师呢？何况事实上，一校、一院、一系都画满了圈圈，如果夤缘不到，不能得到学校老板的青睐，纵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照样是投闲置散，无法上得讲台。加以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有制度，论资历和年资的限制，又正好作为阻挡的藉口。稍有才具的人，不免多有些意气，于是，讨厌意气而不欣赏气节，便从此打入了冷宫。或者你教学教得太好，碰到老板们不高兴，同事的妒忌，就明褒暗贬地从此不给你开课。由于这些道理，就引出我的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还只有两、三年的历史，是我亲身所经历的。有一天下大雨，我与某某名经济学者（因未征求同意，必须保留姓名），一起候车上课，大家已经半身雨水，不堪其苦了。我说：“唉！现在真是工商业的时代了，能够讲礼仪，‘尊重师道’的，也只有在军事学校方面，还能保持礼貌。他们接教授，有专车，迎送都到家门，始终礼遇不衰。除此以外，其余不足观也已。”这位学者听了以后，便对我说：“老兄，说你不懂经济，一点不错。你要知道，现在的学校制度，哪里是工商业的行为？其实都是官气。你应该知道，工商业的要点是‘顾客至上’，学生固然是顾客，当老师的也是顾客啊！谁叫你不去办个学校，也请我这个顾客上去讲讲课呢！”
家庭与社会的尊师
除了因为学校的制度而形成“师道”沦夷的因素以外，社会和家庭教育方面，也逐渐地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并不真正重视“师道”。因此与学校制度互为因果，便使五千年来的礼仪之风，几乎不绝如缕，这也便是最大的原因。过去的“尊师”，因为由于某一个人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关系，所以对于传授精神生命学问的老师，终身视之如父。现在是以“母校”为标榜，一切的荣誉，归之于学校，教师们只是学校中的一分子。纵然有好的老师，一切荣誉，也只有归之于学校，与个人无涉。而且工商业影响整个时代，老师们按月领薪水、拿钟点费，等同工商业的行为，所谓上课也者，也便是出卖知识而已。品行和人格的教导，当然由训导处去负责，何必多事。教室和讲台上的蛛丝尘渍，自有总务处来管理，不必劳心。教师们没有固定的休息室，没有固定的茶水供应，那是活该，又有谁来管你？下了课，赶快要去赶交通车，学生要想在课外请教，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办公室。交通车脱了班，自掏腰包划不来，这个月的生活预算怎么办？至于负责“德育”的训导，以及具有“内相”之才的总务，是否真能做到与负责“智育”的教务互为一体，那也只有天晓得。其实，办“总务”和管“训导”的，根本各自为政，谁也没有做到，谁也没有责任。因此有许多学生们一离开校门，“怨声载道，有口皆悲”，更影响了家庭和社会对于学校的轻视。学店观念和只要有学历的思想，便普遍流行，谁还管你老师的好不好呢！结果弄得对于个人“尊师重道”的风气沦丧殆尽，对于学校的情感和信赖，也只是若存若亡而已。讲到家庭教育，又使我联想起几个学生在外面当“家教”的情形。综合他们回来谈话的结果，便会使人想到现在的家庭教育需要重整，更有重于学校的隐忧。旧式的社会，“家教”便是教师，师严而从道尊。现在的请“家教”，是由于社会的风气，和有些家长们盲从升学主义的促使。大致说来，可以把他分为三类。第一类：家长们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过都是现代人，学问思想，像我们一样，大多都在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夹缝中。望子成龙心切，更有崇拜自然科学的时髦感，自己不管子女的天才和本质如何，只是要求老师努力向这一方向去教导孩子，有时候自己还顺便扮演一下旁听学生兼督学，往往弄得“家教”老师吃不消地知难而退。第二类：家长们，尤其是主妇们，上了牌桌就六亲不认，孩子们学业的好坏——不是学业，只管考试，一切责之于“家教”的老师。学生们考不好，老师便是冤家。学生们考得好，就认为“这个家伙”还不错。第三类：惨了！学时髦，请“家教”，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家教”的老师教完了，还凭特殊的身份，克扣报酬。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当“家教”，碰上了这桩事。这位女同学小人气大，并不管他的家长是什么职位和身份，准备到他办公室去要。双方是否都有错，很难说。但的确有一、二人还有要不到的呢！我们试想，“家道”如此，“师道”如此，中国文化怎么办？
师道的自尊
讲了半天“尊师重道”的闲话，看来好像都是学校、社会、家庭的不对，老师们都是绝对的对似的。其实，人靠平地才站起来，同时也正因为有了平地才使人跌倒的！现在教育的进步和教育的普遍，比较三十年前，大有天渊之别。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又加上正在一个“古今中外”的回漩中求复兴，求建设。所以忘记了旧的人格修养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是“学问”；新的学识和技能的教育是“知识”。因此观念的分野，混淆不清，所以教育的思想和规定就乱了章法。同时人文学科的重要和科学新知识的重要，更没有完全分别确定其尊崇的地位，因此教育上的科目和课程，一味乱排，轻重倒置。又加上教育的来源不同，倾倒欧洲派和美国派的学人意见互相冲突，因此更使中国文化徒具口号，并无实质的内义可循。这还是对于教育前提的荦荦大者而言。其中的前因后果，各个存有许多关键，一时言之不尽。至于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人才，扪心自问，是否真为教育而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多少年来，自有专门培养教育师资的学校和学系，但是有关培养师资的“教育之教育”的问题也还不少。而且最大的原因，从事教育的已经有明文规定成为公教人员，因此作教师的是否都具有一片赤心为国家、为民族教育子弟而任教，或者仅为个人生活的需要而谋求任教为职业的，更须大加反省。
中国文化过去的明训是“学而优则仕”。但是过去的学而优不仕，而专为教师的真也不少。现在呢？一切受西方文化表层的影响，“学而优则商，商而不优则仕，仕而不优则教学”的，实在是一个罪过的思想。我也亲自听人说过，“有什么关系，谋不到好职业，去教教书总可以吧！”你想，他有没有学问不要说，但以此存心而从事教育，其后果不问可知矣。而且教育界的老师，原来如此，又怎样能够使人尊敬他为清高或高尚的职业呢！此外，无论在大小学教师之中，有的教科学的，是几十年前陈年的知识，丝毫不图长进。有新书，有新知，便藏起来，不让学生们知道，有的教文、法的，把图书馆里好的参考书，借回家后，有去无回，束之高阁。上课堂，大骂天下人、天下事一番，错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自我标榜学贯中西，才无今古，馀子碌碌，都是混蛋，可惜你们与人们不懂而已。骂完了，已经去了三分之一的上课时间，然后查问一番，略讲一节，训诫几句，使学生们为了学分而忍气吞声地鞠躬如也，敢怒而不敢言。比较好一点的，写黑板，宣读一下自己的著作，上课、下课，如此而已。也许是时代的病态，形成了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些肝火太旺，或者是心理变态的毛病。但是以此而言教育，那就要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深思了！如果骂人的教育，需要开课，这倒是很好的榜样。否则，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以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教育态度，必须要努力去学习做到才好。非常抱歉，我讲这番话的动机，绝对不存有任何其他意见。只是蒿目时艰，为了国家民族培养后一代青年们着想，所以偶而发出伤时的感慨。希望大家能够真诚坦率地在“孔圣”面前由衷地忏悔改进。禅学里有一句话说：“要说话亦错，不说话亦错。”现在想来，这也算是我的口过。知我罪我，那就无法计及了。
武侠小说与社会心理教育
从文化的立场来说，学术思想为整个文化的中心。文学是文化的骨干。而包括在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又是人文思想和文学境界互相结合的前趋。如果从小说的立场来看历史，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大小说。历史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真的，但有许多事实，大多数已经走了样，甚之，完全变质。而小说中人名和地名，大多数是假托的，可是那些故事的内容，却几乎都是真的。只不过再经文人的手笔，加以渲染剪裁而已。只有幻想小说，完全是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但是幻想也是人们心理行为的呈现，而反映出一个时代、或某一地区、某一环境中的人们思想和情绪。而且它对于社会思想的向背，和心理思想的正反，都有绝对的影响。尽管有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读书人，反对看小说，甚或嫉之如仇，但他的思想和情绪，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受到小说的影响。因为小说会自然地变成戏剧或民俗故事，往往在无形中影响了各阶层的心理。
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思想背景
中国小说史发展的渊源相当久远。由上古的“神话”而至于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的观念，已经正式建立了它在文化史上的份量。虽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到了六朝，神怪小说大兴，正好反映出汉末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思想，是“玄学”和宗教性的神奇传说相互结合的时代。到了唐代，“传奇”小说大行，由天人之间的玄秘神奇而变为人物的传奇，提高了人的价值与功能，显示唐人文化的质朴之外，而且充满禅与道的气息。宋代的小说承接唐人的“传奇”而变为“志怪”，反映两宋历史社会的不安定，只好作无可奈何的寄托。但因此而形成了元、明以后“话本”与“历史演义”的先声。如明代罗贯中以讲史为题材的名著《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传》等。还有以描写社会现状，与社会人物的心理为题材的名著，如施耐庵的《水浒传》。又以神怪妖魔为背景的《四游记》、《八仙传》、《西游记》等，都风行一时，成为传世之作。这也表现出明代思想的不稳定和逃避现实的状况。到了清代，“言情”小说与“讽刺”小说兴起。前者如《红楼梦》等。后者如《儒林外史》以及清末民初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大致都代表了异族统治下思想和心理的假托与发泄。此外，有关吃喝玩乐的狎邪小说，如《花月痕》、《青楼梦》等，则开启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哀情”小说，如《玉梨魂》、《雪鸿泪史》、《芸兰日记》，乃至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的风格。这都是反映时代社会的病态，显示悲凉怆痛的情调。总之，清代文学，承接唐、宋、元、明之后，在小说方面，形成多方的流派，而且较为细腻。这些有关中国过去小说发展史的大要，并不涉及近代和现代小说史的种种，只是借此略述小说所代表历史文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心理的演变概要。而本文要讲的只是着重有关“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前因和后果。
武侠在历史文化中的份量
中国“武侠”，正式见于传记的，是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游侠列传》开始。但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首先引用韩非子的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法家的观点看来，“二者皆讥”。也就是说，韩非对于儒与侠两种人，都有讥评而极不同意。但是单以侠义的精神和侠义道的史实来看，所谓侠义的作风，实渊源于儒墨两家思想的互相结合，尤其偏重于墨家的精神，而侠义道发展的事实，却上承战国时代的六国养士，下接隋、唐的选举制度，与明、清以后的特殊社会的形式。
但司马迁最初所称的“游侠”，并非纯粹以个人的尚武见长。以个人的武技与侠义合并而成为后世的“武侠”，应当说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的作风与“游侠”精神互相结合的事迹。唐、宋以后，由于禅与道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处处进入艺术的境界，而不再是秦、汉时代的情形。所以对于文学的造诣境界，便称之谓“文艺”。对于武功技击造诣的境界，便称之谓“武艺”。明、清以后，文有文状元，武也有武状元、武进士、武举人、武秀才等科第。而且民间迷信科学，甚至有认为文状元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武艺超群的武状元，或古代武功高强的大将，也就是武曲星下凡。于是，宋明以来的“历史演义”小说，充满了这种观念，而普遍灌输，影响到各阶层的社会。
侠义小说的兴起
纯粹以个人为主角，描写他的武技出神入化，而且有“技而进乎道矣”的造诣。而他们的行为，在个人方面，类似隐士，对国家、社会或帮助正人君子的事业，却满怀侠义，或为锄奸惩恶，或为济弱扶危，甚之，劫富济贫，也在所不惜。这是从唐人的传奇小说开始，例如《昆仑奴》、《空空儿》、《聂隐娘》等故事，便是后世武侠小说的先声。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侠义小说糅合了忠君爱国的忠义之气，把锄奸惩恶、除暴安良和劫富济贫等社会不平的心理混合为一，于是便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俞樾的《七侠五义》，以及《小五义》、《续小五义》、《正续小五义全传》。同时又有《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等，相继勃然兴起。但书中描述人物的邪和正以及人情事故的是和非，个人人品行为的善和恶，都是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就如我们儿时看戏，看到红脸出场，就知道是关公一样的好人。看到白脸，就会想到和曹操一样的坏人。总之，它的终结，不外是注意正邪善恶的果报。一面藉此而宣泄人人胸中所有的不平之气，一面也以此而敦正人心，并宣扬传统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信念。至于描写武功方面，由《儿女英雄传》的真刀真枪和拳来脚往的演变，到了《七剑十三侠》，便变为白光一道，飞剑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境界。看了真使人有神乎其技之感，叹为观止。但也显见小说家笔底的“武艺”，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逐渐进入玄妙而神奇的想象意境。倘使从另一角度来看，刚正好反映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东方“止戈为武”，与西方的“尚武好斗”的风气，都从原始技击和刀兵的运用，而进入神奇的要求。西方文化以物质文明为本，所以便发展为枪炮机械。中国文化是以人文本位和个人的精神为基础，所以便把技击进入以气驭剑，或心剑合一的幻想境界。清末“义和拳”的误国事件，虽然说是清朝宫室上下无知所造成，然而平时深植人心的剑仙侠客与《施公案》、《彭公案》等的小说故事，实在也是造成这种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只不过士大夫者流的知识分子，讳不自知而已。
抗战期间的武侠小说
精良的艺术是太平盛世以及安定社会中的产品。而宗教、哲学、小说，大体说来，都是历史变乱，社会不安定中的结晶。自民国初年到抗战期间，武侠小说随着印刷的发达，风起云涌。阅读武侠小说的风气，也正如西方人阅读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一样的普遍。初期影响最大的，便是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所著的《江湖奇侠传》。书中的“武侠”宗师“金罗汉”和“柳迟”，以及主要事件的“火烧红莲寺”的故事，不但脍炙人口，而且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事迹。因此拍成电影，而大受观众的欢迎。甚之，有许多小学生阅读了《江湖奇侠传》就离家出走，入山学道，寻访明师，闹出许多啼笑皆非的笑话。跟着而来的，便有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所著的长篇《蜀山剑侠传》（又名《峨嵋剑侠传》）、《青城十九侠》、《兵书峡》等剑侠小说，都畅销全国而充斥书摊。至于出租武侠小说的行业，也因此应运而兴，赚得大好生意。还珠楼主的小说，又长又玄，几乎没有一部完工的著作，但却永远吸引著读者的心理。他以曾经学过道家方术的知识，和他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的见闻，以及多识虫鱼鸟兽人物等的经验，并脱胎于《神仙传》与《山海经》的幻想，配合他文白相间的笔调，实在使当时的青年人读之，即醉心于心灵幻想的雄奇之境，而逃避了现实的苦闷。他如许多学者大师们，也乐此不疲而藉资消遣。就如大家所谓当时的哲学家胡适之先中，据说也是还珠楼主的忠实读者之一（是否属实已无法考证）。但著者以后下落不明，据说他客居上海写小说时，堕落到终日躺在鸦片烟铺上吞云吐雾，挖空心思构想情节，而口授助手来笔录。后来我碰到有些传授道家方术的人，居然说出自得明师真传“离合神光”的道法，实在令人哑然失笑而瞠目不知所对。因为这些法术的名称，实出于还珠楼主小说中的杜撰臆造，结果竟公然有人信以为真，岂非不可思议。其次，比较不太过于以神奇相号召，而以中国少林、武当的武术技击加以渲染的，则有曾经学过国术的郑证因所著的《鹰爪王》等，却属于较为合理的武侠小说。而郑证因也是多产的武侠小说作家，大受国术界的欣赏。其他还有些后起之秀的武侠小说作家，记忆不全，姑不详说。受到这些武侠小说的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川康一带，公然有人号称结合剑仙侠客的地方团队，愿意参加抗战。这种爱国热情的忠义之气，实在值得敬佩，但是他们的见解和常识，却仍停留在“义和拳”时代，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近年武侠小说的演变
抗战胜利以后，武侠小说逐渐开始转变方向，其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已成过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郑证因的《鹰爪王》的风靡，也渐见减色。介于剑仙侠客之间的故事，和完全不适合中国技击的功夫，而只凭臆测构想的作品，渐渐抬头。同时，有人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对象，影射中共的夺权行为，而写成武侠小说。因此在台湾，出租武侠小说的书摊行业，就凭这些小说，使得在风雨飘摇、流离颠沛的人们，得以宣泄胸中的满腔块垒。当此之时，有一位多年从事文化事业，出版经验丰富的书侠，他从出版事业的立场而言出版，认为这些武侠小说都将成为过去，于是出资请人写作武侠小说，如《南明侠隐》、《年羹尧新传》等，便由此陆续发行。自此以后，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和从事武侠小说的出版商，以及出租武侠小说的大小书店，便如雨后春笋，应运而兴。由此解决了许多人的全家生活问题，同时也因此使一股醉心武侠小说的迷风，吹遍了各阶层社会，乃至家庭主妇、大中小学等学生的脑子里。看武侠小说的风气，如此之盛，主要的原因，由于时代与社会心理愈加苦闷的时候，“怪、力、乱、神”的小说，也愈受人欢迎。何况一般爱情小说、社会小说，千篇一律，更无杰出的作品出现，早已使人厌于阅读。
阅读武侠小说的风气
但这一、二十年来，国内海外（包括香港方面）武侠小说的写作与出版，随便一本便算一卷，精粗好坏，据我所知道和我所看过的，也不下几千本乃至万卷之多。因此我常说笑话：“如果说读书破万卷的话，单以武侠小说而言，我早已超过此限。”此中并无学问，而且乱说乱盖的多如牛毛，但在精研正式书本与深思学问之余，借此换换头脑，休息心灵，遮遮老眼，的确还很有趣。后来发现与我有此同好者，还有许多学者教授、出国留学的学生，和若干自命“才高于顶，眼大如箕”的文人名士。至于一般青年学生，以及劳工朋友们，不但人手一本，而且装满两个裤袋，都是全般武侠。有一天，我经过城中公园，看到前任警官学校的校长。独自一人坐在树下看书。我心想，他真用功勤读，大概又在研究《四书》或《论语》吧！为了不忍心打断他的读书境界，所以不好招呼，只轻轻地从背后绕过一看，原来也在聚精会神地看武侠小说。这一时代，中国人之所以喜欢看武侠小说，就相当于美国政坛的重要人物，借着阅读侦探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以调剂心神。东西双方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都是时代的心理病态。然而侠风所至，还不止此，多少年来，任何大小报纸刊物，如果去掉武侠小说与描写黑社会的小说，则几乎可以使报纸刊物的发行数字直线下降。这股十里刀风，实在有使人不寒而栗之感。
武侠小说写作的泛滥
但是武侠小说的写作题材，经过二十年来的挖掘，的确都成陈腔滥调，而更无上品出现。偷袭《蜀山剑侠》、《江湖奇侠》、《鹰爪王》的内容，写光了。继而外搭包情，配合西洋侦探小说与科学观念的用毒和解毒，以及易容化装，利用物理作用等幻想也写完了。于是跟着而来的，便是好勇斗狠，帮派复仇，一言不合就拔剑而起，流血五步，在所不惜。或睚眦必报，毫无情理。这种满怀个人恩怨，或即将心理变态的病态武侠，写成主角，无形中给予青年以极坏的小说教育，关系极大。至于其中不通地理，不明地方风俗，不知历史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写作，实在不胜枚举。于是华山的绝顶险处，可以骑马，而把崇山峻岭的地方，却描写成为大湖深泽。这些不经之谈，自然都不在话下了。除此以外，还有乱讲佛、道两家的气炼脉之术，同时又把东洋日本武士道的抽刀拔剑的手法，和东洋日本式的打斗拳脚，变成国术的招式。真正中国武功的技击，反而毫无所知。甚至把瑜珈术引用到武功里去，虽然别有精彩之处，但认为这些便是中国的正宗技击武术，那就更为可笑了。目前武侠电影流行，所有舞弄刀枪剑棒的武术技击，一半以上都是东洋日本的武士道手法，在行家眼中看来，回顾一下我们国术界的情形，真有啼笑皆非之感慨！可是这一流的电影不但大受男女老幼的欢迎，而且多少学者教授们，也都醉心欣赏，而大为击节赞扬。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中“武艺”的悲哀，而且还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真正衰落的一劫。但是，这些现象，也正表示出人心的沉闷，时代的哀愁，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借此一消胸中块垒，并不在于中国“武艺”文化的真假和是非了。
武侠与社会教育
武侠小说在今日国内的风气，概如上述。而我们负责文化者不但完全外行，甚至也无法领导。几年以前，一位有关人士曾和我说，应想出一个对此稍加限制的良策才好。因为这种风气，在无形中，给予社会青年一种极坏的教育。我说：“天下事往往存在着许多矛盾。”教堂的对面开设了“绿灯户”，最高学府的门前，有人大兜看黄色小电影的生意。一面防范管制“太保”、“阿飞”的好勇斗狠。一面大量开放粗著滥作的小说，以及电视上极力播演杀人不眨眼的西方牛仔，以及笨拙万分的摔角镜头。谁又愿意正本清源从事社会教育。何况“智、勇、辩、力”四者，绝非限制所能生效。只有疏导，才是办法。譬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果认为武侠小说影响了青少年的行为，何以不培植写作武侠小说的名家们，为后一代着想，而灌输一些真正的中国文化，如人伦道德、侠义忠勇等精神和事实。同时再好好研究一下中国文化的“武德”以及真正中国的南北派和其他名家的技击的“武术”呢？禁止之弊，甚于防范。疏导之功，利于无形。小说之功，过于教育。人谋之臧，可以造成良好的风气。好的武侠小说，对于培养国家民族正气的效果，也同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虽说未必尽然，却未必不是当前文化的急务。
老文学和新文艺
近来司法界提倡新风气，改用语体文书，一切诉讼文件和法官们的判决书，都要尽量采用语体。这实在是司法上贤明而便民的改革，是值得喝采的。但因此有些人错以为这是现代六十年来第二次的白话运动。大学里中文系有新文艺思潮和国文教授方法上的争辩，便引起一些学习中文和关心中国文化同学们的彷徨迷惘，莫衷一是地群相征询意见。
公文语体化的历史渊源
关于前一问题，我认为中国三千年来的文化史上，有关政府文书的文章自有文献可徵的，大多数都是用语体来书写的。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的政治史文献，当然是以《尚书》为首。我们现在来读《尚书》，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古文。这种所谓古文的观念，应该是对时代距离先后所下的定义。事实上，《尚书》里收集当时历史上的文告或记载史事的资料，大多数都是当时的语体文。即如《周易》一书的卦爻词句，大多数也是当时的语体。秦、汉以后，有关政府法令的文辞，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数也是当时的语体。当然不能只以西汉时代贾谊的《过秦论》，或东汉末期诸葛亮的先后《出师表》作标准。即使就把《过秦论》和先后《出师表》来作规格，我觉得其中的文辞语句，有许多地方，仍然是采用当时的语体。我们现在叫它是古文，这个“古”字，应该说只是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并非就是亘古不变的定义。在魏、晋以后，文学的风气弥漫，因此经历南北朝三、四百年来的公文辞章，的确偏重于骈俪的文学化了，比起汉代，更缺乏普及性。所以到了初唐，由唐高祖李渊开始，便下命令改革公文，不许有太过骈俪的文学辞藻而妨害事实的叙述。后来唐代的文风复古，不但是初唐政治上开其风气之先，事实上也是文运兴替的必然趋势。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古运动，并非如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复古，实际上，正是恢复当时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文学语体化。当然，在这里须要注意，古代的教育并不普及，所以能够以写作文辞来表达意识思想的，仍然只属于少数读书人的事。宋、元、明、清以来，不但在公文上多数是采用语体化，即使如“四朝学案”中的儒家讲学的记载，也都是采用语体。所谓“语录”的风气，便由中唐的禅宗和宋初的理学家们所开始。并且翻开历史上历代奏议一类的文章，有关政令和事务性的叙述，几乎都用语体来表达，从来没有人认为那些缺乏文学格调的“奏议”，没有历史性的价值。只有在清朝中叶之后，由于少数几位深于文学修养的人做了地方官，遇到有些“官司”上的判词，便以文学的风趣，大玩其花样，如袁枚、郑板桥等人的几件判词。可是此风一长，到了后来绍兴师爷的手里，便积习成规，在刀笔之间，大玩其有笔如刀、精细雕虫的笔墨花样。于是《樊山判牍》一类的文章，便成金科玉律了。不过，这种风气在满清中兴的时代，已经稍有变革了。民国以来，公文的改革，在有形或无形中，也有过几个阶段，现在在司法上又正式提出采用语体，虽然说是革新，如果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立场而言，应该说这正合于中国文化固有精神的复兴运动。
白话文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由于前面所讲的历史事实，推演开来，说到后一问题，无论在文学上或文化上，所谓的新文艺运动，我认为大可不必操心，此事不运而动，一代自有一代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例如前面讲过在秦、汉时期的文学和文章，虽然在三千年以后的现在，好像一仍未变。而事实上，秦文、汉文，已大有不同之处，拿它和春秋战国时代比较，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唐代和宋代的文学文章不同；明、清和近代的文学文章更不同。从文艺上来看，汉代的“辞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代的“小说”，清代的“联语”等等，任何一个时代，都自然而然地有其新文艺运动的特色。至于在某一时代，因为某一人的提倡使文风不变，乃至使文运改变了方向，其实是他在那个时间、空间恰好当时当位，便很幸运地成为推动这个波澜的焦点。事实上，这种风气，到了某一时期，即使不由某一人的推动，它在事前或当时，也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风气，势在必变而事在当变了。例如唐代的韩愈，现代的胡适，也都是适逢其会的人物。老一辈的朋友中，有人大骂胡适、深恶痛绝其提倡白话文，认为他是千古罪人。事实上，平心而论当“五四运动”的先后时期，即使胡适不提倡白话文，也必然会有人要出来提倡的。就是没有某一个人出来提倡，白话文的替代古文，也会自然不运而动的。胡适先生却在当时自我标榜了龚定盦“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句话，真是适得风云际会，相当地“幸致”而已。
“五四运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功过很难说。只就提倡白话文的运动来讲，对于六十年来的现代，功过也无法衡量。至少，因为白话文的提倡，中国的教育因此而更容易普及，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因此而提高。但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因此有被拦腰截断的危机。我们追溯六十年前，所谓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遗产，都蕴藏在古典的书籍中。这些古典书籍，都用古文写作的。后来的青年，从白话教育入手的，对于古籍中的古文，没有基本的修养，不但自己不会写作那些文章，根本就看不懂这些古籍，因此而奢谈中国文化，问题当然就不简单了。于是，有些爱护中国文化之士，以卫道者的精神，极力提倡读古书，写古文，憧憬着旧日的读书方法和旧式的读书趣味。但是历史犹如东流的逝水，一去总不回头，虽然这些卫道者其心可敬，其志可嘉，到底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招来许多无谓的困惑。曾经有一位青年同学对我说：“历史已经走向电脑时代，有人可以专用注音符号替代文字来表达语言和意识思想，居然还有人要复古提倡古文，真是不可思议。打字机的功用愈来愈发达，居然有人还要拚命地提倡写毛笔字，真是不可想像。”当时我听了也有啼笑皆非之感，便说：“原子能的威力可以消灭人类于无形，居然还有许多人要求做人，岂非更是匪夷所思吗？世事都在对立矛盾中交织成为人文文化的历史，老弟台既不必过于愤慨老前辈的忧伤，老朋友们也大可不必为后一辈叹息。”
新文艺运动中白话的古文
其次，我们都知道白话文的新文艺运动，已经推行了五、六十年，它的效果已如前所说，但是它的价值须另当别论了。当时大家需要推行白话文，大半的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东来的影响。六十年前，鉴于西方各国的富强康乐和坚甲利兵的威势，于是晕头转向西方去学习科学的方法和民主的制度，穷根究底，认为他们教育与知识的普及，是靠着语言和文字一体的作用，同时回顾我们当时的民智闭塞，风气不开，也正坐此病，所以便提倡了白话。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语言总会跟着时代而变更的。甚之，语音也有因时代而变革的。依中国文化的习惯来说，三十年算作一世。语言往往经过三十年的一代而有所变动。因此西方各国的文字和语言合一的学风，便在语言和文学历代变革中产生了重大的问题。我们细心研究，便可看出西方各国的文化书籍，过了一、二百年的文章，大多数就非专家看不懂了。
同样的，我们古代的白话文章，如元、明之间用白话文所写的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清代的《红楼梦》等等的书，它在现代青少年看来，完全是白话中的古文了。其次，我们只要拿出五、六十年前的报章杂志来对照一下，当时人所写的语体文、白话文，也早已生硬地成为现代的古文了。一代白话文大师胡适先生的早期作品，何尝能够外于此例？反过来说，我们再看一看现代青少年们的白话文，甚之，二十多岁刚从大专毕业去当教师的，亲自研究一下更下一代的白话文，如不拍案惊奇，摇头叹息，那才真是奇怪呢。至于现代汗牛充栋新文艺的著作中，夹杂“意识流”和“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超越冥想，比禅的文字更难懂，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总之，旧的被推翻了，新的文艺毫无基础，铲平了五千年来的基石，想凭空摸索去建立空中楼阁，实在需要仔细思量，慎重考虑。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呢？
古文的劳苦功高
中华民族的文字结构，我们是值得自豪的。用中国文字所构成的古文学，也是值得自夸的。我们姑且不从“六书”和“训诂”等来说中国的文字和文章的价值，首先应当了解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在任何方面，都是“寓繁于简”的，上古的文字，大多以象形开始，同时又需要以最简单的动作，把它雕刻在兽骨或竹简上面，因此更需要言简而含义多方，以便于书刻。由于这种文化精神随着时代的扩展，便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古文体裁。更明白一点地说，由于这种古文体裁的文学，便使文字和语言完全分开。同时也使文学词章超然独立在时间、空间之外，因此，保留了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先人与后世的意识，完全不受时代环境的变革而有所阻碍难通。换言之，依照过去旧式教授文字文学的方法，只要真能教，真能懂的，不过花费青少年时代一、二年的时间，便学会了这种写作文章而统率各种语意的作法，然后终生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当然，这种教学方法，势必要包括小学的“六书”和“训诂”等的方法。如果硬要把“训诂”和小学“六书”视为毕生学无止境的课题，或者像现在一样，到了大学或研究所博士班里才开始研究，那就很难说了。至少，纯粹从旧式教育来讲，这并不完全是在浪费青年宝贵的光阴。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便可知道中国五千年来文化遗产的古典书籍，数目并不太多。中国字典包括的字数也不多。而且自古以来的学者，如果不作文字学的专家，真能认识了二、三千个字，便足够应用发挥而有余了。懂了中国文字的运用以后，就可了解古文的一、二个字便包括多方的意思。如用现代的用语来解释，或许要用十多个字才能说得清楚。例如我最近答应翻译《周易》一书为白话文，当我着手工作以后，才后悔自寻苦恼。因为我看《周易》卦爻的词句，本来都是语体，非常明白，若要把它翻译成现代话，那可真够麻烦了，有时候一字要变成好几个字的句子，而且还要加以解释，即使如此，也可能还不够明白。由此联想到现代出版的书籍，几乎有盖古之多，好像真是知识的爆发似的，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只是文化退化的贫乏现象而已。
更上层楼的负担
可是话说回来，再进一步的新文艺运动是必须的吗？我倒认为是极须的，不过，不能弄错方向就是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温故知新”，如何整理五千年文化的遗产，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英而融会贯通，并发扬光大。只以文学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办法创作一种文体，足以概括古今而永垂式范的。老实说，所有专心一致搞新文艺运动的，大体上都和我们一样，不是博古通今之士，甚之，连传统文化遗产的边缘都还未摸着。只知随着时代的潮流，漂流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文化边缘，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已。再新的新文艺，必须是真正切合中国文化的新文艺，那恐怕不是目前所搞的新文艺运动所能负的艰巨大任。
当我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恰好看到十月一日《联合报》第三版上登载了一篇专访，报道国内数学界的学者专家们，正发起一项“科学中文化”的运动，他们已开始用中文写数学的教科书，期以十年有成，达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的目的。看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肃然起敬。这一作为，才真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重要工作。我们闹了几十年的“科学”，到今天才开始中文化，比起日本虽然已迟了几十年，但到底是我们学术教育界的一大觉醒。迎头赶上，也许胜过别人。但我希望其他如医学、天文、物理等等学科，应该也会如“风行草偃”，慢慢地跟踪而起。可是其中最困难的前奏，恐怕还是再新的新文艺运动吧！
人性与人欲
儒家学说中的人性善恶观
什么是人性？原始的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恶的？人欲是否就是罪恶？这都是中西哲学上的大问题，也是人类思想史上几千年的悬案。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已经二千余年，初由孟子特别提出的“性善”说，连带批判告子论“性无善恶”的观念，稍后又有荀子的“性恶”说，与性善的观念恰恰相反，于是便成为思想界争辩的论据。再后，由于佛学的传入中国，谈心说性，便成为哲学辩论的中心。宋、明的儒者——理学家们，内在接受佛家、道家的思想，于是人性的善恶问题，也就成为理学论据的要义。大体说来，理学家们，大多都是秉承孟子的性善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之所以为恶，都是后天的习性所养成；后天的习性和人欲又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反省克念，去尽人欲，使天理流行，才能恢复人性本来善良的面目。
孟子与告子的论辩
孟子提出“性善”论据的重点，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便是人性本自良善的有力证明。而且肯定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所指出人性中本自具有“恻隐、善恶、恭敬、是非”之心，做为证明，是有相当的理由。但以水就下，肯定形容人性的本善，确实有所商榷的余地。
同时，孟子提出告子等对于人性“无善无不善”的批判，使我们知道告子等学说的大概。如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或曰：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至于告子论据的重点，他认为“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的理论，是否正确，暂且搁置。但以孟子所提出告子的这些话看来，它与现代流行西方文化中的机械心理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更有趣的，告子一时大意，不懂论辩的理则（现代人所惯称的逻辑思考的方法），当时被孟子的纵横才气盖住了，当场吃蹩。如说：“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现在我们读了这节书，非常明显的，发生两个重要的问题：（一）告子所说“生之谓性。”定义不太详尽。因为古代语文过于简化的关系，或者说，可惜告子不懂“因明”的法则，语焉不详，所以并未表明自己真正的主旨；是指有了生命活动能力的便叫做性呢？或是说性是与生命同时俱来的呢？（二）孟子善于辩论的方法，他抓住了告子这个弱点，就说：既然“生之谓性。”那么，等于白与白是一样的啰？告子说：是。孟子跟着这一句“是”的答案，就说：那么，白羽的白，就等于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等于白玉的白吗？告子又答：是的。孟子因此便说：那么，狗的性，就等于牛的性；牛的性，就等于人的性啰？孟子这一论辩，相似于“因明”（印度古代论理学的名称）引用比喻的方法，以此难倒了告子。其实，平心静气地说，孟子所用的比喻，几乎是有“引喻失义”的嫌疑。告子一时懵懂，无理可申，只好就此吃蹩，至于本来的人性是善是恶？毕竟还是悬案未决。
荀子的性恶说
到了论争末期，荀子直截了当地提出性恶的论据，恰恰与孟子的观念，成为强烈的对照；但要注意孟子与荀子，都是历来公认为战国时代的大儒，只是儒家的分号，并非别处的杂货店。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嚷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根据荀子这一节理论，它与西方文化中的唯物思想、经验学派、机械论者似乎都有相同的观点。但在此，只是指荀子对于性恶说这一观念而言，并非以偏概全，认为荀子的整体思想，都是如此。如要研究荀子通盘思想与学术，必须熟读《荀子》全书方可，切勿因噎废食，顾此失彼。
扬雄的善恶混杂说
再后，到了汉代，扬雄便提出人性的善恶混杂的观念，如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也与？”扬雄这一观念，上半节等于是告子思想的变相。下半节引出气和人性善恶的关系，又是孟子思想“志者，气之帅也”的观念。这真是道道地地的善恶混说，好像很有道理，严格推究起来，到底言无所宗。
王阳明的见地
等次以下，历汉末、魏、晋、南北朝，而到唐、宋，理学之儒，崛然兴起，号称上接孔、孟的心法，下开百代的宗师们，或以性即是理，理即是性；或以理与气的二元而论性，阐说心性的玄微，愈说愈有性格，也愈使人迷离。再进展而到明代，有了王阳明的学说，对于性的问题，倒下了明确的定义，有名的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是，问题解决了没有？不但没有真正解决了问题，而且阳明先生四句教的本身，却又产生了矛盾，他纵有晚年定论来补充，仍然有欠透彻。阳明先生既然肯定了性的体是无善无恶的，善恶只因意动而分，这便是第一重矛盾。试想这个能动的意，是否是由体上起用？如果意是由体上起用的，那么，体中本来就应含藏有善恶的功能，何以说体是无善无恶的呢？如果说：意不是由体上起用，那么，这意又从何而来？而且它与无善无恶之体对立，岂非是二元对立吗？同时，能知善知恶的这一知，又是否便是体上的良知呢？这又是第二重矛盾。如果是的，确见这个“知体”或“体知”，本来就含藏有善恶的功能，何以说：体无善无恶呢？?且有了一个意，又有了一个知，都是体上起用的功能，究竟是三元一体——“一气化三清”，或是三元对立的呢？至于“为善去恶是格物”，那是行为伦理的道德修养原则，自然无可疑议。
我们大致了解了以上所举出中国哲学史上，有关儒家对于人性善恶论的一些重要资料，关于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的争端，已经约略明了了大概，如果肯下好学深思的工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便应当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了。西方的学者，或倾心于西方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也可以在这些问题上看出了端倪。
界说不清的症结
其实说了半天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观争辩的要旨，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界说不清，大家只从建立行为道德的要点上争论人性本善本恶的定见，并没有先把行为道德的问题，暂且搁置一边，先行严格探寻所谓人性的本身，它究竟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界说关键在于：大家所说的人性，是先天——形而上——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性？（它是否存在？又是这一问题中的问题。）或者是指有了生命以后的人性？应当先下一个研究讨论的范围，才好对此问题有进一层探讨的线索。总之，上自孟夫子开始，下至明、清以还的理学大儒，他们所讨论人性善恶之说，都是以有了生命之后的人性行为作基准，而由此推测到先天——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论，界说混淆不清，弄得一头雾水，因此论说纷纭，便成为众盲摸象，各执一端的流弊了。如果以有了生命以后的人性来说善恶，孟子、告子、荀子、扬雄，乃至王阳明诸家的说法，都有理由，可以成立。但可惜的是，这都是与遗传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等有关的问题，至于和真正哲学的本体论，则了无牵涉。以之而言行为心理学则可；如果就以此而论形而上学，还大有一段距离，实在需要细加审思探寻。
希腊哲学对人性的知见
提起西方文化，科学在现代的地位，具有决定性左右一切学术的权威。但到目前为止，无论科学如何的发达，所有代表西方文化的欧美文明，仍然还没有跳出宗教和哲学的范围，尤其是希腊哲学和“新旧约”的教义。
讲到希腊哲学，当然不能不追溯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苏氏的生平，正如中国的圣人孔子所说样——“述而不作”。要想研究他的思想学说，必须要从他的高足弟子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中寻找他的线索。苏氏虽未明确讲述人性本来的善恶问题，但在《对话录》中可看出他早期论述的部分思想，似亦主张“人性本善”，如“普罗太哥拉斯”（Protago-ras）篇中的记录，苏氏认为“道德与智慧初无差别，而邪恶系由无知而来。”“正义、节制、勇敢等……无有不同于知识者。”这应当是西方思想史上首次出现的“知德合”的见解。其次《对话录》“曼诺”（Meno）篇中，主要说明“知识由于记忆而来”。由此可见苏氏认为人性本自具有善的真知灼见，本来的真知应该为善，人之所以为恶者，由于没有知识，致使判断错误。这也便是西方哲学重视知识即道德之善行的主要源流。
至于柏拉图的思想，对于人性的理论，虽有理、情、欲三分的论说，而且认为理性即为人性，它是灵魂中不朽不变的体质，情与欲，则可朽可坏(见《对话录》“菲多”(phaedo)篇及“国家”（State）篇)。由此可见柏氏仍然继承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认为人之理性本来是善的。
到了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手里，扩充其师柏拉图的人性灵魂的三分说：“植物灵魂”司营养，“动物灵魂”司情欲，“人类灵魂”司理性。道德，即为协调这三者，使它逐次达于至善之目的。如何在行为上确实使三者达到理想的境界，则有赖于知德与行德——实践之德的结合。总之，以理性控驭情、欲，为德行的究竟。而理之驭情，又须赖经验与事实上的抉择，以及习惯的养成。亚氏虽不明白涉及人性本来的善恶问题，但他认为凡物之善，其目的在求实现的特性。人之善，不仅在于动植物的二种灵魂，尤其重要的，在于理性特质的实现。由引可知亚氏，亦认为“人性本善”，其至善者，乃由于习惯而来。这便是亚氏的思想，着重于经验论的色彩，使善恶两种极端尖锐地对立，为之缓和而成为有中性化的作用。所以有人批评，认为他所谓经验事实的抉择，还不及后世西方伦理学中“自由意志”的最高境界，这又属于另一问题，不必节外生枝去讨论它。
西方宗教文化的人性问题
此外，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如果不从宗教的经典“新旧约”开始研究，根本无法探讨西方文化的渊源所自。《新约》姑且不论，在《旧约》的“创世纪”中，谁也知道神(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以后，又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但是，夏娃、亚当偷尝了“伊甸园”中的禁果，如果人性本善，又如何会为不善?虽然它没有提出人性本善本恶的专题，但由“创世纪”中叙述“伊甸园”的番旖旎风光，便已看出人性本善的主旨；如果人性不是本善的，即使修善作义人，也无法返还到原路，钻进窄门，走回上帝的天堂了!由此看来，便可为它下结论：“可怜禁果偷尝后，情欲由来最害人。”对吗?讲到这里为止，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的问题，还没来得及作结论，更没有提出中国文化中道家与佛家有关人性问题的要义，便又引出人欲或性欲是否是恶与罪的问题来了!
有人认为欲非恶
有关人欲的问题，我的同乡黄美煌先生，曾经写了一篇《欲非恶》的文章，又不耻下问地当面和我讨论。现在说句道歉的老实话，我真是既忙且懒，曾经托人要找这篇文章，但他始终未替我找来，所以直没有拜读这篇大文，当时更无辞以对。现在讲到人性和人欲的问题，同时又扯到希腊哲学柏拉图理、情、欲三分的说法，不得不临时转向，先把中国儒家学说有关情和欲的观念，稍加解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引用中国文化，本来便是自己的家产，也用不着分家得太清楚。但如正式引用到学术上去，总要留心点才是。我们常会听人说孔子说的“食、色，性也”这句话。其实，错了，这句话，是告子所说，而在《孟子》书上记述出来的，孔子并没有说过这句话。只在《礼记》的《礼运》篇中，孔子曾经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可恶的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孔子与告子的话，语句虽有不同，但同样的，都是承认饮食与男女的色欲，都是人欲或人心的大端。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告子在这句话里所谓的“性”，并非代表他自己所说人性犹杞柳、犹湍水的本性，实在是代表原始人欲本能的属性。不信，可去仔细研读原文便知。那么，孔子、孟子、告子，他们认为人之大欲，究竟是不是恶的呢?这可实在不易随便论断。在上文引用孔子的学说，夫子已经说过：“人藏其心，实在不可能从外表去测度它，因为美恶皆在人心之中，不能够从外表的态度上看的出来，如果想要贯的探求它的究竟，除了礼的作用，那里能够呢!”同时，在《礼运》篇中，孔子又把人之大欲，归到人的“七情”之内，所谓七情，便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因此便产生后世的儒家，有了性和情的理念。自汉懦董仲舒以次，姑且不一一列举，最为明显的，到了唐代李翱著《复性书》时，便确切地提出“性”、“情”的说法。至于欲的观念，约略而不重要。而“欲”，是否就是罪，且待下文研讨。
人欲与天理说
此外，更有趣的是于思所著的《中庸》里，除了只提到“喜、怒、哀、乐”以外，从来没有提出他祖父孔子的“七情”，故无怪考据学家们，对于这几本书的著作，怀疑到有问题了。考据的事，不是我们要讲的范围，暂且不管。因有孔子、孟子、告子提出的“人性”与“性”和“情”、“欲”等观念，到了宋儒的理学家手里，因袭了佛学的观念，采用《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主旨，于是强调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便普遍传习，成为宋儒儒学的中心思想。其实，以此而言道德的修养，则为不二法门；如以此而言形而上道的人性本体论，则当再加商榷。但这些思想学说，却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何其不谋而合，多么相近。同时，我更怀疑康德的学说，某些地方，有受宋儒思想影响的可能，所以我曾经建议位专攻康德之学的学者，留意这个问题。(本文有关学说，不详引原文，希望青年同学们，能够由此抛砖引玉，启发慧思，肯去研读原典。)
儒道两家共通的观念
自从宋、明的儒者——理学家们，提出了“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为中国文化的伦理哲学，与行为哲学方面，奠定了个名辞简捷易晓，而内容充实的普遍道德意识——便是后世尽人皆知的做人和做事要凭“天理良心”的观念。但也很明显的，认为“人欲”的作用，多半是属于罪恶的面，所以去“人欲”存“天理”，便是理学的基本学问。理学家们既然自认是上接孔、盂的心法，我们对此又不得不再追溯到先秦之际足以代表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看看他们对于“天理”与“人欲”的看法。
上文曾经扼要提引到孔子对于“情”和“欲”的观念。如果再要深入点提引这些资料，便需要寻找经过孔子所整理的古籍文献，例如《礼记》中的《乐记》，曾有记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曲礼》说：“欲不可从。”都很明显地说出“人欲”的动向，而认为它是可怕的，是不可放纵的。至于孔子本人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并非直接认为“人欲”便是“人性”本有的正当行为。而只是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便自然而然地会有饮食和男女等基本的“人欲”，所以他又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由于“人性”有这些基本的“情”和“欲”，可能趋向于自害害人，甚至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必须要注重人文的教化，于是制礼以防患未然，作乐以调整性情。“三礼”的精神即由此而订定，《春秋》的大义，也由此而建立，为求还于“天性”之初的礼、乐之教，也由此而出发。
至于老子，除了着重于阐扬传统文化的道(体)和德(用)以外，并未确切提到“人性”和“人欲”的问题。除非把他所说的“道”字，强行拉到“人性”和“天性”的范围来讲，但总不免有点牵强的嫌疑，但是老子却提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观念。在他简短的五千文中，只要有了这观念，便可了解他所认为的“人欲”，也不是个好东西。至少，它是“犯意”的先驱，受到所“见”的教唆而成为罪乱的主犯。所以他便提出“少私寡欲”，作为修养的方法和目的。此外，只有《易经》的《系传》里，提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两句，便成为后来懦道两家的共通原理。因此，由先秦而至现在，儒、道两家对于“人性”和“人欲”的概念，大体都是“同出而异名”地在应用了。
大乘佛学的原始人性本净论
中国文化思想中“天性”和“人欲”的问题，在传统的微茫混淆中，历经秦、汉、魏、晋到了隋、唐之际，因有大乘佛学思想的加入，便廓然大放光明，截然确立形而上(先天)的“性理”本元，与形而下(后天)的“人欲”界限，建立个理论完整、体系井然的思想。但我在这里所说的大乘佛学也便笼统地包括了禅、密、天台、华严、唯识、三论、成实宗等的宗纲。但取其要义，变更它的名相而言，并非概约大乘佛学的整体思想。
大乘佛学思想认为原始的人性，本来便是光明清静，含容万象万类，极其圆满，而与宇宙万有共同体。当它在光明清静的元始之初，既非有善，亦非有恶，所谓善恶，都是人为后天的观点，不足以言先天的元始“本性”。如果勉强以善恶来论，应该称之为“至善”的，或“纯净”的，方差可比拟。但极其圆满的光明清净的本然之性，由于明极而忽然缘起无明阴影，由此动则易乱，于是便生起天地宇宙与人类万象了。从此由于无明的污染人性，愈动愈乱，愈乱愈动，因而迷失它本来的清净圆明，坚固地执著“我执”与“爱欲”，于是便形成分为段落的死生生死，而构成人世间永无休止的分段生命现象。基于此，所有大小乘佛学的基本精神，都是要求“人性”的自觉，破除由执为小我的后天“我执”，而返还到先天无余大我的自性清净。努力修正由“我执”、“爱欲”所起的种种错误心理和行为，涤除由惑乱心理所构成人世间的烦恼苦果。
佛学所有的经论即由此基点出发，因此它薄视物质形器世间的所有，发出众生同体之慈以及无任何条件之悲心，呼召众生超越形质，返还形而上的光明清净，归到非善无恶的圆满自性之境界。例如著名而普遍流传的《法华经》、《楞严经》、《楞伽经》等，均以此为中心。又如《大涅槃经》以“常”(永恒)、“乐”、“我”(无小我的自性本元)、“净”等四象说明白性的圆明清净。而唯识法相的经典，则以剖析为“爱欲”所污染的心、意、识的阴暗面，指证出元始光明真净的本来。至于《华严经》却以宇宙万象本为体，融会形而上道与形而下的物质世间，指证自性的体用互通，而达于光明清净的圆极。《般若经》等，便是直指智慧的自觉，而超证于形而上道的捷径。而禅宗心法的证悟，也就是证此事，悟此理。
隋唐以后佛学与儒道的互注
中国文化思想因为隋唐之际，有了大小乘佛学思想的加入，于是魏晋以来《易经》、《老子》、《庄子》的三玄之学，更加发挥它精义的深度。唐、宋以后《易经》的理、象、数之学所突出的“太极”涵三、阴阳互变的哲理，也由此而充盈。至于曾子所著《大学》的明德致用，于思所著《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等观念，也由此而益增光彩。因此宋儒袭取佛道两家的思想，而代之以儒学为中心，存“天理”去“人欲”的修养方法，也由此创格。而我们也由此得以了解孔、盂之说，认清历来诸儒对于先后天的“人性”与“人欲”之司的界限，而了解原来颇多混淆之处，以及并未划清界说的弊病。
欲非恶与恶之前驱
综此以观，原有与生命俱来的“欲”的问题，它究竟是恶或非恶呢?我们可以说：“欲”并非全是恶的。但“欲”很可能为恶的前驱，那是毫无疑问的。佛说狭义的“爱欲”为生死业力的根本，也就是教人认清“爱欲”，实为自私所生的过患，而须防患于未然。《曲礼》所谓“欲不可从”，也正同此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一幕，何尝又非此意。
至于再把“欲”归纳到男女之间狭义的“爱欲”范围，而且认为“欲”就是罪恶，那是宗教性绝对道德的观念。宋明理学家也袭用了这严肃的面，例如朱熹所说“世人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就是由这严肃人格的观点而出发的。
至若《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子欲仁，斯仁至矣。”那是以“欲”作为动词的说法，也可以说：这是广义的“欲”，所以佛“欲”度尽众生，使之离苦得乐，此“欲”已经化除“私欲”与“爱欲”而成为伟大的愿力。人们若能涤荡“私欲”、“爱欲”的胸襟，不被物欲所拘累，而善于变化“物欲”，为人类建立个庄严、美善的世界，则与释迦慈悲度世的愿力，孔子所谓“子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欲，并无二致。所以有人说：“欲非恶”。我想，应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