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八股与新八股
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三千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遗篇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了。
我们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
《书经》的精神，是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礼记》所包括《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奉为个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历史的事实上，自春秋、战国迄于秦、汉之际，五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即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
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记载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的一句最有趣的名言：“乃公（天下）居马上而得之。”后世都把他引为笑谈，认为汉高祖没有受过读书的教育，因此而轻视知识分子，骂儒生们为“竖儒”。事实上这个观念，早已种因于秦并六国以后，自秦始皇、李斯与儒生们（当时的儒生，是包括道家等各种知识分子的统称）彼此不能合作，即造成学术思想的真空现象，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如此耻笑汉高祖的不学无术。同时，自汉初接受叔孙通等的制体（定制度）开始，所谓当时的儒生如叔孙通等人，虽然依附汉高祖而攀龙附凤，等待引用，但对于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经义，并无高深造诣。大家只要研究《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等有关传记，便可明白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也止于取悦人主，谋一身爵禄的荣显，并无什么传道授业的大志。他们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教育精神，以及孔子的学术思想，早已大相迳庭了。
汉初重视儒术，尊崇孔子，事实上是从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词赋、重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学并非纯粹的承接孔孟之学）、信任公孙弘的形似儒家之学开始的。于是才有西汉的重儒尊孔，由此再演绎渐变，就形成东汉儒家“经学”思想的大成。汉儒之学，上面顶着孔子的帽子，内在借题发挥，糅集道、墨、阴阳诸家之所长，外饰儒家为标榜，从此曲学阿世，大得其势，后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间屡有变质，虽然或有以“词章、义理、记闻”等为儒林学者的内涵；以“君道、师道、臣道”为儒家学问的本质。但不管如何说法，总之，必须要以功名爵禄，入仕用世为目的。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外，其余两种不孝之一，据汉儒赵岐的注解，便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换言之，读书除了作官以外，就不能谋生，既不能谋生养亲，当然就罪莫大焉。这与现在“教育即生活”，生活以赚大钱为最有出息的新观念，除了形式与方法有不同以外，它的本质，究竟又有什么两样？
汉唐的“选举”、“考试”制度
自周、秦以后，读书受教育之目的，概略已如上述。而朝廷量才任用的方法，除了上古时代，因为教育尚未发达，以学问德行为选士入仕的成规以外，到了战国时期，因为学术思想的勃兴，而诸侯各国，称王称霸，又需要起用有学术思想的人才，因此便造成战国末期六国“义士”储备人才的风气，自汉初统一天下以后，国家安定，政治上了轨道，“义士”的风气没有了，但是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并不因为政治社会的安定便没有了，因此才开创出以品行德学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推荐地方上“贤良方正”之土，进为国家用人取士的体制。汉初的“选举”制度，的确是法良意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美政，实行久了，流弊就出来了，所谓“法久弊深”与“法严弊深”，都是中外千古不易的名言。所以到了汉代末期，便有世家门第等把持“选举”，徇私荐贤，于是这就成为知识分子掀起社会乱源的重要原因。由此在中国的历史上，相继紊乱了三百年左右，历魏、晋、南北朝之间，读书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又需靠类似“义士”荐贤等方式而显扬功名于当世。一直到了隋、唐之际，唐太宗承袭隋朝取士方式，创立了考试制度以后，才得意地说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豪语。从此，考试取士的方法，便演变而成为宋、元、明、清的科举考试制度。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等功成名遂的颠倒梦想，便深植人心，永为世法了。到了清代末期，以八股制义的“考试”取士制度，流弊丛生，而教育思想也陈腐朽败，因此才引起清末有学问、有思想知识分子的不满，配合民族革命的主张，就结束了三百年来的满清王朝，也由此而推翻了二千多年来旧传统的教育方式。
顺手附录近日看到《金史》的资料，以便窥见过去历史中，教育思想由《考试》取士所产生弊病的一斑。明、清后期的情形，大致也与此相同，尤其清末以“八股文”取士的毛病，“考场”陋习与笑料，见于近代史者，随处皆是，不必多说。《归潜志》云：
金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勒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史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但数字数与涂注之寡多。”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文风始振，然而谤议纷起矣。
新旧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学风
大致了解了上下三千年来教育的概况，和“考试”取士的情形，无论我们的先圣先贤、诸子百家的名言，关于教育与学问的教诫，作过如何庄严神圣的定论，但教育的理想与一般社会对教育的“暗盘”思想，毕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真肯深切地反省检讨，那么，就可以明白地说，我们的一般教育思想，历经二千多年来，始终还陷落在一个一贯错误的“暗盘”里打转。这个“暗盘”思想错误观念的由来，首先便是自古以来中外一例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男儿志在四方，“有子克家”，便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光耀门楣和光宗耀祖的方法，就只有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尤其在古代轻视工商业的观念之下，当然就会产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看法了！读书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因为读了书，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而作官。因此“读书作官”自然而然就成为一般社会天经地义的思想。作官又有什么好呢？因为作了官，就能得到坐食国家俸禄的利益。由此“升官发财”便顺理成章地被民间视为当然的道理。由于这一系列错误观念的养成，读书读到后来，所有经、史、子、集，也成剩余的物质，只有“八股”的制义文章，才是生活的宝典，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想，无足为怪。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之初，西方的文化思想东来，慢慢地把旧有“家塾”、“寒窗”、“书院”和“国子监”等中国传统教育的方式变了，变成了西方式的学府制度。由“洋学堂”的称呼开始，一直到了现在三级制的学校制度而至于研究院等为止。教育是真的普及了，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不但如此，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而换旧更新，可是我们教育的“暗盘”思想，依然落在二千多年来的一贯观念之中，只不过把以往“读书作官”、“光耀门楣”的思想，稍微变了一点方向，转向于求学就可以赚钱发财的观念而已。然后引用一句门面话来自我遮盖这个观念，而以“教育即生活”，作为正面堂皇的文章，几家父母潜意识中，对子女的升学大事不受这个观念的作祟？又有几家子弟选读学校、选修科系的心理，不为这个观念所左右？于是，新的“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但凭“死记”、“背诵”为学问的作风，依然犹如以往历史的陈迹，只是过去的风气，但须记诵八股文章，作为考试的本钱；现在的风气，但须记诵问答和猜题，便能赢得好学校以及联考的光荣。过去的读书为考功名、为作官；现在的读书和考试，为求出路、为求职业、为赚大钱。过去读书的，“志在圣贤”；作官的，一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如此立志，也大有人在。否则，就抱着“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蘽以行。”归到农村社会，以耕读终生的也不少。现在则受了教育以后，不能谋得一个出洋、赚大钱的机会，至少也要作个公教人员，才算是不负平生一片读书求学的苦心。尤其是工商业时代都市生活的诱惑，小市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如果不能如此，只好优游等待机会，或者自己封个“马路巡阅使”来怠荡怠荡也可以。至于其他的事，只有付之于命运的安排了。
我们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现状，就可明白现代青少年陷落在一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后果。因此，我们为了后一代，对于家庭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以及学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须要多作检讨，以建立一番复兴文化的新气象。虽然说问题并不简单，但问题终须寻求出答案和调整的方法。这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也正是落在现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责任，极须渊博通达的学问，才能挽救亟待复兴图强的中国文化。
从处变自强说起
这一代的后起之秀，缺乏历史文化精神的学养，更没有遭逢历史变故的经验，因此而没有定力和远见。可喜的是，他们已经从时代环境的骄宠和颓唐中振奋起来，走上自觉更新的道路。但是慷慨赴义易，从容适变难。因为激于一时的气愤，慷慨赴义，犹如庄子所说的“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至于从容适变，必须厚积风力，然后“培风”而起飞，才能转危为安，措天下于衽席之上，救亡图强，在于才智，而才智的养成，需要深厚的学术与精微思想的“风力”。我们基于“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的观念，需要将近代和现在有关救亡图强等学术思想的演变史，作一溯往的启导，使大家由此而窥见它错综复杂的前因与后果，知道应当如何去振兴奋发。
救亡图强的思想与历史
从历史哲学的立场来看，人类真是可怜的一群，虽然累积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才智与能力，如何如何地为某一地、某一国，甚之全世界的和平康乐，竭尽心力去努力。但是人类的历史，始终还是在扰攘和变乱之中，好像除了扰攘变乱以外，便无历史的内容似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不断地产生了东方的圣人、西方的哲人，随时随地，在种种艰困的环境中，为人类、为国家、为民族而寻求学术思想的方案。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东西，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我们现在从明末清初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想，举其荦荦大者来讲，便可知道我们近代和现代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离开为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的大计之关系。在明代末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理学的学术思想，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满清的入关，就强烈地促发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强而产生的革新思潮。再由十九世纪末期而到现阶段，时移世易，虽然是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撞激的时期，但无论新的思想和旧的学术，仍然都是为救亡图强而努力。即如现代青年思想的矛盾，与情绪烦闷的情况，从大的方向来说，也都与此有关，并不例外。
明清之间的诸大儒
自明末清初来讲，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大儒，便有黄梨洲、顾亭林、颜习斋、李二曲、王船山等人。他们都身受国破家亡的痛苦，鉴于明末学术思想的颓丧，和朝野社会风气的腐败，深切地体会到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等根本大计，必须以重振学术思想、敦正人心，为第一要务。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似乎都是一循旧贯，为辨别发明宋、明儒家理学某些思想的观念。但在实质上，都为鼓吹民族正义、反清复明而努力，以为经世之学的阐扬。可是清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父子三代，都是不世的英才，他们也深知这个道理，因此极力注重文事与武功的作为上，竭尽所能地吸收清初诸儒学术思想的精华，作为励精图治的张本。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明、清之际诸大儒的千秋事业，恰恰遭逢康熙三代父子的时势，就被他们所吸收利用而成为一代的事功。其中顾亭林与王船山二人的学术思想，却一直笼罩了三百年而影响到六十年代的现世。此中的前因后果，牵涉太广，所以暂略而不谈。
乾嘉以后与龚定盦思想的关系
到了乾（隆）、嘉（庆）以后，清廷统治的事功，已非康熙父子三代的全盛情形，时代刺激了青年，便有龚自珍（定盦）的学术思想，应时而起。龚定盦与金圣叹、王仲瞿，都是清代的怪人。但龚的才智，又远非金圣叹、王仲瞿可比。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道（光）、咸（丰）以后而到民国初年。同（治）、光（绪）以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的学术思想，大致说来，虽有时代观念的不同，但都是承受龚定盦的影响而启发其新知。龚定盦著作的《平均篇》与《乙丙之际塾议》等，关于救亡图强思想的影响，更为有力。至于咸（丰）、同（治）之间曾国藩的学术，是靠他的事功陪衬出理学的思想，又另当别论。
有关现代的学术思想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我们的历史时代，又遭遇一个新的巨变，而西方文化的东来，是激起历史巨变最为有力的因素。因此，融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为救亡图强而努力的风气，也随世变而波澜壮阔。其中影响最大而见之于缔造中华民国的事功者，当然是首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但是追溯学术思想的演变史实，和到达现在情况的前因后果，那么，便须对于有关这一时代的多方关系，稍加列述，可使青年同学们，略知梗概。
（一）距今三十年前的
甲：有关救亡图强的学术思想，影响三十年前的朝野社会最为有力的，便有：康有为（《大同书》、《礼运注叙》、《上清帝第二书》等）、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等）、谭嗣同（《仁学》等篇）、张之洞（《劝学》等篇）、严复（译《天演论》及其自序、《原强》、《辟韩》等篇）等人。
乙：有关纯粹思想，影响学术思想界最有力量的，便有：杨仁山（佛学）、欧阳竟无（佛学）、马一浮（儒学、佛学）、熊十力（佛学、儒学）等人。
丙：介乎经世实用与学术之间，亦足影响的，便有：章太炎、刘师培、梁漱溟等人。
丁：有关文学艺术，影响三十年前新旧社会之间，而风靡一时的，便有：樊樊山、陈三立、易顺鼎、苏曼殊、弘一上人（李叔同）、林琴南（意译西洋小说）、辜鸿铭、王国维，以及南社诸人与溥儒、齐白石等人。
（二）属于近四十年的
甲：有关学术思想，立意为救亡图强而努力的，便有：胡适、张君劢、顾颉刚、马叙伦、马寅初、冯友兰、柳诒徵等人。
乙：有关纯粹思想，亦足以影响学术思想界的，便有：谢无量（佛学文学）、汤用彤（佛学）、蒋维乔（佛学）等人。
此外，有关正派或反派的学术思想，也和以上所列举的一样。其中又有正中偏与偏中正之分，而且都能影响三十年前的时代思想的，还有许多人物，一时记忆不详，碍难一一具列。至于介乎学术与政治之间，虽然名重当时，而如烟云过眼、昙花一现的，又当别论。
至于有关自然科学的新知方面，除了詹天佑以外，其余都无藉藉之名，亦少见其有创见的发明者，如没有人即起编列史料，则恐此类“名湮没不彰”，亦势所难免。
丙：三民主义的学术思想：是以三民主义以次的体系学说而言，一概见于国民党党史的，自有专著，不在本题范围之内。
丁：共产主义的学术思想：是指接受或译述西方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力足以影响三十年前的思想和社会。包括前期的左派文人的著作和思想。此辈中人，便有：陈独秀、陈启、马哲民、侯外庐、陈望道、施存统、张闻天、罗隆基、陈禹、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沈雁冰、郁达夫、李芾甘（巴金）、万家宝（曹禺）等人。
戊：有关文学与小说的写作，风行一时，亦足以影响人心的，便有：朱自清、徐志摩、舒舍予（老舍）、张恨水等人。我们简略地追溯过去六、七十年来有关救亡图强的学术思想与人物，虽然在时间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有如一瞬；专搞学术思想而有影响的人物，也只有几十位，人数不太多，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已影响了上一辈的青年约达六十年之久。虽然在今天的青年心目中，因为学力的不足，思想的散漫，并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但仍然还有他们精神上的影响，只是在历史的事实上，却似成为过去，正如清儒赵翼所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情形，我们可以由此而知在这六十年之间，这些著名学人的学术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如我们的现实历史一样，都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强而努力，各自发挥他的一得之见，构成一家之言，成为文化历史的精神资料。
万木无声知雨来的思想界
根据以上所讲这一世纪中，我们七十年来学术思想的大势，便知我们的上一代，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青年，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人类，脑子里装满了这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异同思想，已有不胜矛盾之感。而同时又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在心理和感情上，又加上无比悲愤，和无比痛苦的负担。我们如果拿文学的境界来做比喻，可以说三、四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们，大有“江山起伏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的感慨。而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安定，却有“万木无声知雨来”的境况。
现在我们的教育，愈来愈普及，知识的范围也愈来愈普遍，实非前三十年可比。但是我们青少年们的学术思想，以及“见义勇为”、挺身而起“救亡图强”的精神和心理，却远不及上一辈的老少年们。因为我们模仿物质文明的进步，促使求安于现实生活的享受逸乐之中，已经心无旁骛。穷追工商业的发达，以争取经济的富裕，在宝贵而紧张的时间潮流中，更无余力去好学深思。因此养成社会风气，盲目地重视自然科学的技能，对于人文思想的研究，几乎视为是奢侈、浪费。大家却没有看到未来世界的局势，由于自然科学畸形的发达而更发达，进步而更进步的后果，它将会促成人文文化的“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的悲惨局面。
我们要想努力为国家、为世界追求新的思想的前途，首先就必须要了解现代世界局势的战争，归根究底，它是一个文化思想的战争。无论是西方或东方；无论是工商业进步或落后的地区，总而言之，仍如过去历史一样，依然为了物质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的出路而困扰。换言之，就是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平均与分配问题，以及人们心理的安详与精神的归宿问题而烦恼。因此我们现代的知识青年，读书求学，除了为学习基本的谋生技能，以及为救亡图强以外，现在和未来，便有两大课题，急需产生新的千秋人物来完成缴卷的：
一、是如何为全人类着想，建立新的经济哲学思想。
二、是如何沟通精神与物质文明的综合科学的思想。
同时，更需要了解，这种属于人文思想的事业，是一个人的千秋事业，需要好学深思，由博返约去努力。绝不是急功好利，只图一时之快的工作。也许这与现实的环境有一大段很长的距离，但是“功名毕竟属书生”。拿这句话来针对这种从事人文文化学术思想的千秋大业而言，应该可以令人深省。如果只图目前个人的出路与个人现实生活的需要，历史上有无数当前的荣耀，也都成为过去了。以眼前的现实，换取永远的现实；以个人的生命，换取历史的生命。这在现代青少年的观念中，实在需要有重新的估价。我们不能让六十年后的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一页真空的白纸，贻笑于后人。
六十年来教育的变和惑
教育乃国家命脉和民族精神之所系。我们的教育，在本世纪六十年来，从旧式的传统，几经变革而到现在。但是我们还得承认我们现在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虽然形似进步，仍然存有太多的困扰与矛盾。因此促使青少年们在现行的教育方式之下，产生了许多心理的反抗与思想的迷惘。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新旧教育的实际变相中，寻求前因和后果，才能知所先后，深思反省而庄敬自强起来；否则，又会本末倒置，变成一个“不知所云”的结论。
由旧式的“家塾”到新式的学校
距今五、六十年以前，我们的教育，实在不普及，虽然自宋代以后，各省地方便有公立和私立“书院”存在，但是那是高级学府，相当于现行教育制度中所包括的中学（初中和高中）到大学的性质。主持“书院”的老师又称为“山长”，他是一人包办的责任式之导师制。学生的来源，是绝对的自由从师，并非政府命令的规定。教学的内容，也有为专赶科场（考试功名）而研读“制义”——考试用的八股文的时文，等于现在的补习班。也有为研究经学而讲论心性的理学，或者兼带文章的讲习。然而能够读得起“书院”的学生，都是已经学有底子，或者已有功名在身的人。而且虽然是家境清贫，但总能设法弄到聊足温饱而专攻苦读。至于一般自幼年开始，如何到“家塾”去发蒙入学，以及在“家塾”读书的情形，需要略作简介，俾知变革中新旧教育的得失，有一比较。同时也为使将来研究教育的青年同学们稍微知道一些旧式教育的实际资料。
家塾教育的回顾
我们的传统，遵照《礼记》的精神，童子六岁入小学，每个人到了六岁以上，便应该开始读书识字，但是在过去农业社会的乡村或城市中，国民经济与风俗习惯，并不能做到人人都在六岁的时候，便可读书受教育。第一，并无公家设立的学校，全靠大家凑足人数和财力，专请一位老师设立一个“蒙馆”——等于现在的小学和幼稚园的“家塾”，真不容易办。第二，一般乡村情形，并不都像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事实上，却是“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老弱转乎沟洫，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便是满清末代的大体现象。所以农村子弟，至于比较生活安定的，也大都是“儿童未解供耕织，也旁桑阴学种瓜”。读书、考功名、做官，那是某一些人专有的职业，一般人们，好像本来就不存非分之想似的。
如果有了适当的“家塾”，一个子弟开始进入学馆去“启蒙”求学时，那真如办一件相当慎重的大事似的。当然那时只限于男孩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稍能注重子弟入学的家庭，在开始上学的一天，便先要他跪拜了祖宗的灵位，背着书包，由大人陪送他去入学。到了“学塾”里，先要跪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圣像或神位以后，然后再拜老师。安好桌位，才由老师慢慢地开始教授读书和写字。距今三十年前，我们对于老师，都是尊称为“先生”，或者在先生之上，加上一个姓氏。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称教学的“先生”叫老师的。一般学生抑或学手工艺的学徒，都称老师叫“师傅”。只有民间社会，对一般工匠叫“老司”或“老师”。我所知道在江南一带，大致相同。现在时代的风气变了，在这二、三十年来，叫“老师”做“先生”的，却认为是不礼貌。由此可知是非礼义的标准，完全是因时因地的人为而定，哪里会有一仍不变的绝对规范呢？
家塾中的读书
当时在“家塾”中发蒙的学生，读的是什么书呢？大致约分两种情形：
如果是以读书考功名的，一开始，就很可能是读《论语》，其次《孟子》，其次《中庸》，其次《大学》。由六岁到九岁之间，关于以上所列的四书，必须要背诵得滚瓜烂熟，以备应考“童子试”的初步考试。至于《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也是应读的课外读物，而且都须要背诵熟练，以备不时之需。当时读书注重“背诵”，所以便养成读书人“朗诵”的工夫和本领，有腔有调，合板合拍，等于唱戏或唱歌一样的有趣。至于书本，像《启蒙》学生所用的二十篇《论语》等，虽然都是木板墨印，但是都有一篇一篇的散卖的薄本，即使撕烂了或墨涂坏了，还可以再买一篇回来。
如果只以读书认字为目的，一开始，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增广昔时贤文》等等，各随所便，并不是规定一律。
因此，有些学生多的“家塾”，每天早上，老师各个分别的圈点教读了每个不同的书本以后，不管你懂不懂得意义，便由学生们自己去念读“背诵”，之乎者也，哄堂叫读，不亦乐乎。从前有人描述“家塾”的散漫情形，便作过一首打油诗，记述当时的实况，如云：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百家姓》）。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三字经》完翻《鉴略》（《通监史略》）。《千家诗》毕念《神童》（《神童诗》）。其中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大学》）《中》（《中庸》）。
至于吟诗作对，那是“发蒙”两三年后的必修功课。开始先学对对，初由一字一对，再慢慢地到达长篇长对。因此，李笠翁所著的《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芎。雷隐隐。雾濛濛。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边塞，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等，便是当时学习韵对的范本。到了《四书》读完，大约十几岁的年龄，学会作诗，那是并不太难的事。至于是否能够作得好诗，却是另一问题。总之，当时把吟诗作对与读书作文章，完全连在一起，因为从童子试的“考童生”开始，作诗是必须的一手绝活，等于现在考试中的英文，非要你学会不可。我们当时在十二、三岁便会作诗，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后来我碰到很多位前清遗老，所谓“秀才”与“举人”的老先生们，到老仍然作不出真有才气的诗，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这正如赵翼所说：“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一点不错。
写字的“启蒙”
讲到“启蒙”时期的写字，更为有趣。起初开始练习写字，便要“描红”。那是在一张白纸上印好红字，用毛笔蘸墨去填写。一个六、七岁的小学生，连拿毛笔是怎样的拿，都不清楚，马上就要“描红”写字，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于是老师和大人们，往往便为你“把笔”练习（用自己的手握在学生的手上，帮他写字），那时开始“描红”的纸上，所写的红字并不太好，但是却是具有传统文化的历史权威的一首词句，从宋代开始，便一直为“启蒙”入学时期的小学生们所应用，它的内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首意义似通非通的词句，将近千年以来，应用得非常广泛。距今四十年前，我碰到一位学道术的人，他会画符念咒，大家都说他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后来我和他接近以后，才知道他出卖的风云雷雨，完全靠一个很有效验的咒子。你说那是什么咒呢？原来他翻复所念的，便是这首《上大人》。也等于另有一派专门替人画符念咒治病的术士，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的，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首一章，你说可笑不可笑。
学写字，先“描红”，还不错。有的穷苦学生，连“描红”的《上大人》也买不起，只用一块木板，漆成黑白两面，用毛笔蘸墨在白色的一面上学写字。等到老师看不见时，便用一堆墨倒在白板上，用嘴吹它一口气，再来用指头东抹西画一番，便会变出一幅很有趣的画面，山水人物、虫鱼花鸟都有。所以我常常想到当时那些小同学的影像画，真够前进，也真够“抽象”，如果拿到现在来，一定是最时髦的作品。但是我们当时在“家塾”里的同学们，却并不时髦，因为大家书包里，都带着毛笔、墨、砚台和书本，在“家塾”里读了一天的书，东画西画，每个人的手上、脸上、嘴上，都涂抹得一塌糊涂，都自勾成一个像京戏里丑角的面孔。
塾师和家塾
讲到“家塾”，我们顾名思义，一定都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啰？其实，并不尽然，除了殷实的富户人家，或者世代书香之后，可以有空房子，专门设立“家塾”，供子弟们读书以外，大多数的农村社会，都做不到有这样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多数的“家塾”，多半设立在某某宗祠的“祠堂”或寺庙里。因为这些地方，比较清静宽广，学生们还有活动的余地，荡秋千、踢毽子、叠罗汉、打小小的群架，那也是常有的事。但在偏僻地方的三家村里的“家塾”，情形又当别论。在此，我要声明，为什么一直要称它作“家塾”，却不用“私塾”的名称呢？因为“私塾”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对于过去私家设立的“家塾”，依法称它为“私塾”。事实上，在六十年前后的“家塾”，并无所谓公立或私立的严格差别。
至于担任“家塾”里教书的老师，说来真有无限的感慨。同时，也可因此而为古今中外从事教学的先生们同下一掬伤心而凄凉的泪水。大概我们都知道过去私家教学的风格和习惯，凡是讲到家里教书先生的代名词，叫做“西席”。老师们称呼主人的雅号，叫做“东主”或“东翁”。除了一般已经有了初步功名成就的子弟，再请一位有学问或有功名的“西席”先生来家专门教读以外。其他一般“家塾”所请的老师，不是落第的书生，便是穷而无奈的酸丁。表面上虽然表示尊敬，实际上，并不受一般社会所重视。他们生活的刻苦，以及报酬待遇的菲薄，真是不堪想象。那时，并非以月薪计算报酬，只是以年节计算实物，或者加上当时极其少数的货币（银两或银洋），一年辛苦所得，也仅得温饱而已。至于以此养家活口，那就苦不堪言了。所谓“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感慨，都是这种情况中所产生的悲哀。可是话说回来，碰到有些“冬烘”迂腐的学究，实在也会使人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可厌。凡事总有正反不同的两面道理，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当时多数的教书先生们，一言以蔽之，都在“清苦”中度过他的一生。所以清代的名士郑板桥（燮），在他没有考取功名以前，也曾经做过教书先生，他便写过一首足为千秋后世同声一叹的名诗，如云：
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又相传光绪时，有李森庐者，以教读为业，某年岁除，不能归，作诗寄其妻云：“今年馆事太清平，新旧生徒只数人。寄语贤妻休盼望，想钱还帐莫劳神。”“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现在教书先生的情形，虽然没有完全像这样的惨痛，但是以“舌耕”为务的人，比较一般从事有关工商职业的，在物质生活的享乐上，到底还有很大的差距。过去是“一席青毡”，罚坐在冷板凳上。现在是一张聘约，罚站在冷柜台。况且一校一系一派，无形中各自形成圈圈，清儒童二树所谓：“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有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老。”古今中外，同此一例，这也正是人类思想和心理的一个重大问题。
七十年前八股文的思想与教育
讲到中国六十年前读书受教育的事，除了为读书做官而“考功名”以外，有人又把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学术文化的范围，归纳为“记闻”、“词章”、“义理”三大类。如果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也可以强调说：两汉以来的“传经之学”，大体上是属于“记闻”之类；隋、唐的文章华丽，是属于“词章”之学；宋、明以还，特别偏重“义理”之学。虽然如此，但在六十年前的“家塾”教育中，无论“义理”、“词章”，都谈不上，充其量，只能说是教导“记诵”而已。有关人格养成的“德育”，也便在这种“记诵”之学的情形中潜移默化，种下了牢不可拔的种子。当然啰！这种“记诵”教育的方法，以现代教育眼光看来，完全是“注入式”的死读死记的方法，毫无启发才智的教育意义。甚之，是把人的头脑填成“书呆子”式的笨办法。但从事实来说，并不尽然。当时的时代情况和社会环境，并不如现在的繁华和复杂。所以读书受教育方面，科类项目也当然不像现在那么多。当时所“记诵”的，只是有关“词章”、“义理”名著的简篇，而且每天背诵的也不太多。聪明一点的，只要花上一、二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背诵出一篇文章。其余的时间，多半于优游自在中，任性之所乐，读书、写字、吟诗、作对，或者作有限度的嬉游。虽然并无现代体育教育的设备，可是自由活动，或打拳练武，也被认为正当之行为，并不太过管束。当时严格执教“记诵”的作用，除了为“考功名”时所必要以外，在旧教育的理论上，认为它有一种“反刍”的妙用。因为从童年脑力健全、思想纯洁时开始注入这些经书诗文，虽然当时理解力不够，但一到了中年，从人生行为的日用上，和人事物理的经历体验上，便可发生如牛吃草的“反刍”作用，重新细嚼，自然而然便有营养补益的用处了。即如我们在这一代中，六、七十年来的老少年们，对国家、民族、社会有所贡献的，也都是从这种教育方式开始，经过新旧教育的变革中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至于完全由新式教育所产生的后起之秀，对于将来历史的交代，那是以后的事，目前还无法来下定论。
由家塾教育的启蒙到书院
“家塾”的读书受教育，为时并不太久。聪明一点，大约读了八、九年书以后，“四书”全熟了，应试的八股文也学会了，就可准备应付乡试考“秀才”。考取了秀才再准备会试考“举人”，这时已到了青年的时代了。但当时在二十多岁中，“举人”，所谓少年腾达的，也并不太多。从“举人”再进而考取“进士”的，大多数都是三、四十岁之间的事了。五、六十年以前，现代的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还有人把高等小学（相等于现行的国民小学）毕业的学生，当作“秀才”看待；中学生等于“举人”；大学生等于“进士”。至于研究院中的博士，就把他比作“翰林院”中的翰林学士了。满清末代，自戊戌维新前后，有些派到外国去学科学的学生回来，还特意为他们设立了“同进士”出身的洋“进士”头衔哩！
至于由“家塾”读书开始，或者“十年窗下无人问”的努力自修之后，是不是一定要读“书院”呢？那是另一问题，因为当时的“书院”，虽然有些是公立的，但并无明文规定读书必要进“书院”才能取得考试的资格。而且公设或私立的“书院”有的注重“经学”，有的属于一般性的从师受读，或者专为进修时文“制艺”、学习八股文章而准备考试的，也各任自由。但是满清末代的“书院”制度，已远非宋代开始有“书院”时的旧有精神了。
旧式“八股文”
过去读书受教育，大体简单的情形，已如上述。我们从现代的观点，回转来再了解一下被我们唾弃了六、七十年，同时也左右了中国文化五百多年来的“八股文”，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除了举出一些实例以作说明之外，然后需要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再进而研究一下旧“八股”与新的“科学八股”，它在教育制度和方法上的得失利弊了。但在此要郑重声明，这并未存在“复古”意识，更不是希望在国文教育中提倡旧“八股”文。在这里只能说，提起专读国文的大专同学和一般青少年们的注意，了解一下从前的青少年们所作“八股文”的文章技巧，和人格养成的思想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资反省检讨而已。
（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秦道然
（破题）圣人不轻于启发，欲有所待而后施也。（承题）夫夫子固欲尽人而启发之，而无如不愤不悱何也！欲求启发者，亦知所省哉！（起讲）且学之中，必有无可如何之一候焉。自学者不知，而教者虽有善导之方，往往隔而不入。夫至隔而不入，而始叹善导之无益也；孰若默而息焉，以俟其无可如何之一候乎！（提句）夫学所谓无可如何者何也？（提比）学者于天下之理，未能尽喻诸心也。而视夫既喻者，又不能不欣慕之也，欣慕之而不得，则愤焉矣。学者于天下之理，未能尽达诸辞也。而视夫既达者，抑不能不遥企之也。遥企之无从，则悱焉矣。（中比）其人而果愤矣乎？将见彷徨于通塞之途，急求之，则已急也。缓求之，则又缓也。欲求诸此而尚恐其或在彼也。当是时，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方无如愤何！而教者则曰：是正其可启之端，且有欲不启而不能者也。其人而果悱矣乎？将见迟回于疑信之交，约指焉而难定其真也。博求焉而不得其似也。已知其然而难知其所以然也。当是时，欲晻晻乎言之，又戛戛乎难之。方无如?乎！而教者则曰：是正其可发之机，且有欲不发而不能也。（后比）而无如其不愤也！本无求启之诚，旋授之而旋弃之耳！且徒负求启之名，面折之而面承之耳！非特隐诱无由，即显示亦无由也，安所施吾启乎！夫聪明不愤不生，精神不愤不振。吾非不欲启，而无如不愤何也！不然，吾岂乐于不启者乎！而无如其不悱也！本无求发之诚，相视不相谋耳。且徒负求发之名，相告不相入耳。非特微言无益，即繁称亦无益也。安所庸吾发乎！夫意见不悱不化，辩论不悱不亲。吾非不欲发，而无如不悱何也。不然，吾岂乐于不发者乎？（结比）且不愤而启，是终无由愤也。若因不启而愤，亦事之未可知者也。学者日望吾之启而自思之，愤乎未也？不悱而发，是终无由悱也。若因不发而悱，亦事之未可料者也。不悱而发，是终无由悱也，若因不发而悱，亦事之未可料者也。学者日望吾之发而自思之，悱乎未也。（结句）愤勿但咎其不启，不发为也。
本文作者秦道然，年代、籍贯，难以考证。这是他少年时代的作品，是从清代八股文的汇编《初学度鍼》中摘录出来。所谓“八股”，便是“破题”、“承题”、“起讲”、“提比”等的八个方式。如果了解了本文全篇的思想，与现在教育学的原理和教育哲学完全吻合，则不能说只是无病呻吟的考试文字而已。以下所录的，便是阅者的总评。如说：
此题之理，在欲学者勉于愤悱，以为受启发之地。此题之情，在反言以激之；故全神都在四不字，从愤悱转启发，正是题理，从不愤不悱转到不启不发，正是题情。又从不启不发，转到可以使其愤悱，正是题神。神者，兼情理而得之者也。至其就题两扇，劈分八股，如连环锁子，骨节相生。不用单句转接，局法最为高老。中股后接起，皆有藕断丝连之妙。每股煞脚，摇曳多姿。股中诠发实义，字字透辟细切。无一字一句，不可效法。允为初学津梁、发蒙妙药。如诸葛八阵图，知入而不知出。余线批已细细指明，万勿粗心阅过，以为平平无奇也。文所以明道也，代圣贤立言，而不得其意之所存，炳炳烺烺徒然耳。顾生千百载后，欲道千百载以上人之意，已难，况圣贤微妙之言乎！况初握管而效为之者乎！故言文于初学最难言也。初学作文，最患将题含糊诵去，不能逐字洗刷。才高者，辜负才情，不顾题理。质钝者，缚杀笔底，不透题情。是二人者，其失不同，而为无当于文则一也。夫文之为道，题而已矣。一题有一题之理，一题有一题之情，得理与情，而思过半矣。顾其端，全在从题字中，层层搜剔而出。反正闭合，轻重抑扬，使其来路至精也，去路极清也。前后倒乱，非题理也。步骤逾越，非题情也。只此一诀，神而明之，知者不易学，愚者不难为。可以探千百载以上人之意焉，可以代圣贤立言焉，可以明通焉。安得谓初学作文，可不自此始哉！
（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八比正格 向日贞
节能有守者，臣职克尽矣。夫人臣非才为难，而节为难也。临之而不可夺，殆克守其节者欤！且夫事未至而谈节义，在在可以为忠臣。事既过而论坚贞，人人可以为志士。然矜言气节之人，未必真能气节者，何也？曰：以其非临事也。盖臣品之邪正，居恒未可深知，独危急困顿之时，一生之贤奸莫不分其梗概。学术之真伪，平昔未可遽辨，独艰难纷集之际，毕生之忠佞，莫不定其权衡。嗟乎！孰是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乎？朝廷养士数百载，岂无责报之一日。及势至凌夷，而漫无足恃者，功名之士多，节烈之士少也。若人秉忠贞以为怀，故刃可蹈，鼎可甘，独此百折不回之意，必不可改。此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者，盖自匡居坐论时而已决矣。宁于委贽为臣也而忍负之。吾人读书数十年，岂无自靖之一念。及时至颠危，而顿易其操者，自家之念重，爱国之念轻也。若人本精白以自将，故家可亡，身可戮，独此靖共自献之心，必不可回。此不为威屈，不为势阻者，盖自草茅诵读而已定矣。宁于登朝致主也而忍忘之。幸而邦家徐定，则正色以立朝，而上可告无咎于君父，下可告无过于苍生。即特立之孤忠，自足树一代人臣之表。不幸而帝命难留，则从容以就义，而精诚可表于天地，志节可昭于日星。即一己之捐驱，亦足酬数世尊贤之报。持此志也，希贤希圣，已为天壤之全人。勿二勿三，庶几名教之正士。谓之君子，谁曰不然！
本文是一篇“八股”小品，但它对于人格的养成教育，以及人品和气节的思想，也并没有腐败到那里去啊！现在再看当时阅读本文者的评语。如：
“字挟风霜，词奔雷电，他日立朝，风节于此窥一斑——左笔臣”
“忠贞如铁石，文信国公之《正气歌》也——鲁木齐”
（三）存慈则忠 单句 李课云
以忠课忠，忠固不待于使矣。盖孝慈即上之忠也。上能如此，民之忠顾待使哉。且上欲民之相见以心，上固善窥民之性情也，而不知民早已窥上之性情。上能为人子，民自戴之如父。上能为人父，民自依之如子。此上与下之以性情相见者也，而谓民之忠顾待于使哉。今夫民之不忠者有故矣，非不知元后之犹父母也。然上欲民之视犹父母，曷不念己之尚有父母乎？而胡为天性之多薄也。非不闻乐只之歌父母也。然上欲民之感同父母，亦曾问己之果能为父母乎？而胡为怀保之无闻也。是不能孝也，不能慈也，而第以忠责民乎哉！且夫世亦有能孝而不能慈者，而有说矣。谓取吾侪之衣，以衣其所亲。取吾侪之食，以食其所亲，是偏私之甚也。而兹则能孝而复能慈也如是，世更有能慈而不能孝者，而民尤有讥矣。谓不能亲其所亲，何能亲其所疏。不能厚其所厚，何能厚其所薄。是无本之施也，而兹则能慈而先能孝也如是，是则无所期于民，而民之寤寐自动也。天下惟是情之容拂耳，上自笃乎义所不容辞。一寝膳之节，而闾巷播为美谈。一抚手之恩，而妇孺感而歌泣。直不啻家人父子之情以相属也，而谁复自匿其情欤。是则无所迫于民，而民之感通自捷也。天下惟是理之不容诬耳。上自操乎物所不得遁，文告有时违所不忍违者，孝子长吏有时负所不忍负者，慈亲更晓于尊君亲上之理，不容诬也。而谁复显悖乎理欤！孝慈则忠，此上与下以性情相见者也，使云乎哉。
评语：
若顺从孝慈讲到忠字，文势便平，又局亦不紧。讲下倒从不忠跌出孝慈，紧而能醒。诠孝慈处，俱从民心目中看出，则忠字既有根，而所以能忠之故，不烦言而解。凡属倒纲题，及感应题，皆作如是观。——次青
我们读了这些“八股”文以后，便可发现历史有今古的差别，文章体裁的作法，也有时代的不同。但是青少年们的思想和心理，并没有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就有太大的差距啊！只有经过不同的教育方式的薰陶，各自发展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已。例如本文对于忠孝养成的观念，便指出须由“慈爱的教育”作根本，才能培养出忠孝的气节，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理。
新旧教育的变革
上文讲到过去中国的读书受教育，和考选人才的办法，以“四书”、“五经”作为标准，是由宋儒理学兴盛之后，自王安石的首倡开始。至于用“八股文”作考试取士的定式，是由明初开其先例。废止科举和“八股文”改以“策论”作考选的标准，则自戊戌政变以前，由康有为、杨深秀的上书力言其弊，而得光绪的同意实施，下诏正式废止，才结束了历史上以“八股文”考试的旧帐。但完全停止科举考试的制度，兴办近代学校教育，则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以后的事。
从中国教育思想的演变史来讲，废科举、办学校并非自光绪末年才开始。如果要了解这一代六、七十年来教育的演变，以及今后教育的趋向，追溯远因，应该要从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军兴和满清中兴的时期开始探寻，才能找出它的前因后果。换言之，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开始举办学校教育，其初是受实用科学的技术所影响，和军事上的需要而开此风气之先。废“八股”、废“科举”，在满清末代而言，是受到时势的逼迫，仓卒应变的事。并非如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变则全盘通变，有计划地变得干净利落。
自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迫于洋务的需要，从咸丰十年（一八六○年）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开始，到了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因总理衙门的请求，为了翻译外国语文和熟悉洋务的需要，于京师（北京）设立“同文馆”。但是当时“同文馆”招收生徒，指定专用正途的科甲人员。除了学习外国语文以外，第二年，又增设学习西洋的天文、算学。可是当时朝野的保守派，对于“同文馆”的设置，力持反对的阻力也相当的大。
到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开始派遣知县斌椿率领官生赴欧洲各国游历。那时所谓的官生，大都从“同文馆”出身。在这个时期，由左宗棠发动船政之议，由沈葆桢负责办理造船工作，有关造船的技术职业教育，已经在半洋半旧的方式下开始了。
再到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张之洞奏议仿照德国制度，设立陆军及铁路学堂。二十三年，张之洞又奏设武备学堂。一直到戊戌政变那年，才开始设立经济特科，又设立京师大学堂，又诏改各省书院为学校。不过那时所谓的经济特科，并非现在狭义的经济学（Economics），那时所称的经济，是旧观念的经纶济世的通才之学。同年五月，又诏废“八股文”，改“科举”的考试文章为“策论”，跟着又诏各省府厅州县设立学校。再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才正式颁布学堂章程。
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再诏停“科举”，再举经济特科，设立学部。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宣布教育宗旨。
我们简略地了解了从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开始，中国接触了西方文化，逐渐改变固有的教育制度。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年上下的历史。时代的推移迭相更改，历史的变革频仍。由此而看东西文化的交流，以及新旧教育制度的改革演变，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得失，便会产生无限的感慨。
我们现在以“温故知新”的态度，先把满清末期（光绪时代）有关变革教育制度的大要史料，重新翻阅一遍，然后再来讨论这一代教育与现代青少年的思想和心理问题的关键所在，便可“观今鉴古”而求出它得失利弊的前因后果。
附录资料
光绪十三年开始，由总理衙门奏定出洋旅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是继同治以后派遣出洋留学考察，输入西方文化的实施办法。如云：
一、每年经费四万余两，以十员或二十员为额。二、考试人才，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三、量官阶高下，酌给薪水。四、准开川资，准带仆役。五、游历年限。六、预支薪水。七、船价车价报销。八、游历地方川资。九、游历各地详细记载。十、各国语言文字科学，审择学习。十一、游历回华，应自明心得及著述。十二、由使臣领事保护照料。十三、各员先后具报启程。十四、父母老病不愿出洋者，准呈明免行。
张之洞初在两广总督任内，设立陆师学堂。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奏陈练兵改用洋操，设江南自强新军外，又在十二月，奏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奏谓：
“自强新军开办情形，业已陈奏在案。德国陆军人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练成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光绪十二年间，天津地方，曾设立武备学堂。即臣在两广总督任内，亦曾设立陆师学堂，虽学生额数有限，而此次创练新军，营哨各官，取之两处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学堂之益，确有明证。查江南省城原设有水师学堂，今于仪凤门和会街地方，创建陆军学堂，讲舍住屋操场，一例备具。学生以一百五十人为额，为马步炮队，及工程台炮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三年期满，分别甲乙，是为毕业。又铁路一项，学有专门，与陆军尤相关系。从前北洋亦经设有铁路学堂，但人数不多，殊不敷用。今拟另延洋教习三人，招集学生九十人，别为铁路专门，附入陆军学堂，以资通贯。其款项筹拨方法，陆军学堂开办四万数千两，在筹防局动款拨用。至常年经费四万余两，又铁路学堂经费二万数千两，即在山海关新认加解每年四万两，镇江关新认加解每年七千两项内动支，更劝募商捐以定之。
疏入报可。
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中国历史上教育的改制，开始仿照西方文化的教育制度兴办学校，是为了实用技术和军事上所需要的史料之一。
跟着而来的，便是光绪二十二年，始设官书局，任命孙家鼐管理大臣，积极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事：
先是光绪初，日割琉球，法割安南，英割缅甸，列强竞争，外患日迫。中外士大夫，多有知旧政之不良，潜思改革者。一八八八年，英美宣教士及领事等，创办广学会于上海，有志之士，相与译新书，讲新学，排外自大之气为之一变。及甲午战起，粤人康有为等，复继广学会设强学会于上海，尚书孙家鼐、鄂督张之洞等，均赞助之。于是京师官绅，相与设强学书局翻译新书，讲求时务。嗣经御史杨崇伊，奏请封禁。至是御史胡孚宸复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奏请改设强学书局为官书局。
奉旨允准，并特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
同年七月，又由工部尚书孙家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先是大学士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材，京师宜建立大学堂等语。朝命饬下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筹办理。至是孙家鼐奏陈六事：
一、宗旨宜先定：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学堂宜建造：讲堂学舍，必爽恺宜人。仪器图书，须庋藏合度。
三、学问宜分科：拟分立十科：甲、天学，算学附焉。乙，地学，矿学附焉。丙、道学，各教源流附焉。丁、政学，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戊、文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己、武学，水师附焉。庚、农学，种植水利附焉。辛、工学，制造格政各学附焉。壬、商学，轮船铁路电报附焉。癸、医学，地产植物各化学附焉。
四、教习宜访求：中国教习，应取品行纯正，学问渊深；外国教习，须深通西学，兼识华文，方无扦格。
五、生徒宜慎选：年以十五岁为度，以中学西学赅通者为上，中学通而略通西学者次之，西文通而粗通中学者又次之，分为三班。
六、出身宜推广：参酌中西，特辟三途。
甲、立科：仿前乡会试立算学、时务等科之例，咨送与考。
乙、派差：如应试不中式，量其所长，咨总署派往使馆充当翻译，或分布南北洋海陆军船政制造各局帮办一切。
丙、分教：泰西有师范学堂者，专学为师，学生如不应举为官，即考验后任为教习。至经费一层，应请飞饬南北洋大臣，无论何款，按月各拨银五千两，解交户部，作为京师大学堂专款。
疏入从之。
到了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奏设武备学堂。奏谓：
外洋武备学堂分为三等，小学堂教弁目，中学堂教武官，大学堂教统领。学术浅深难易，为此为差。今我国如救时计，虽不能遽设大学堂，而教武官之学堂似不可缓，今拟专储将领之材，选文武举贡生员及文武候补员弁。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考取入学堂肄业。其功课章程，令洋教习酌议，课程余暇，即令其诵读四书，披览诸史兵略，以固中学根柢，兹于湖北省城东偏黄土坡地方，购地建造学堂，派员妥定课程，以期有实效而无流弊。
得旨允行。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那一年正月，诏设经济特科，正式设立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
先是贵州学政严修，奏请开议专科，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议奏，允先行特科，次行岁举。特科约以六事，曰：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试以策论，名为经济特科。岁举则每届乡试年分，由各省学政调取各学堂书院高等生，送乡试分场专考。
令高等学堂毕业者入焉，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计分八科，曰：经学科、政治科、文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
诏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以省学为高等学校，郡城为中等，州县为小学，并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
五月，诏废“八股文”，“科举”改试“策论”：
经义试士，始于宋王安石，至明初乃定为八股文体式。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不得言秦汉以后之事。于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康有为及御史杨深秀，会于本年三月，上书请废八股，为许应烺所驳，不行。四月初，梁启超复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书格不得达。至是康有为、张元济因召见，皆力陈其害，康至谓辽台之割，二百兆之价，琉球、安南、缅甸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不兴，以及民之贫，国之弱，皆由八股害之。帝喟然曰：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康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能废之乎？帝曰：可也。康退，告宋伯鲁，使抗疏再言之。疏既上，帝立命军机大臣批准，刚毅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帝曰：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诏遂下。
略如云：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停止八股，考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蔽，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浅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同年五月又诏各省府厅州县设立学校。诏谓：
前谕入京师大学堂肄业者，必由中小学递升。惟各省中小学，尚未一律开办，著各督抚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详查，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科目，应以省会之大书院高等学堂，郡县以次递降。所有小学中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书局编译中外各书，颁发遵行。至于民间祠庙，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诏各省州县改设三级制学堂：
自七月下旬，诏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停止捐纳实官后，至是复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已而又命各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间，颁布学堂章程，再诏停“科举”：
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定章程以鼓励之。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又特设管学大臣以专其责，此二十七年事也。二十八年颁定学制，命各省选择学生，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之学。其后学制，递经改订，规模渐具，至是命由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将学堂章程悉心厘订，议定进呈。
凡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附设通儒院，六种章程各一册。又外国蒙养院，一名幼稚园，兹参酌其意，订为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各一册。另就原设师范馆章程参考订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任用教师等三种章程各一册。又农工商实业，另拟有初等农商实业学堂、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及艺术学堂各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实业教育讲习所、实业学堂通则，五种章程各一册。此外管理法编为各学堂管理通则一册，又总括设教宗旨，为学务纲要一册。
当时称为赅备，并拟递减科举办法，疏入，命次第推行，并改任孙家鼐为学务大臣。
光绪三十一年，又诏停科举：
自二十七年七月诏废八股之后，科举仍每岁举行，至是因日俄之战，全国风动，直隶总督袁世凯等遂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廷议从之，遂下谕。略言：三代以前选士皆由学校，而得人极盛，实我国兴贤育才之隆轨。即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亦无不本于学堂，方今时局多难，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谓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又言：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云。自是科举遂废，学堂日兴，其留学欧美者所在兴起，全国风气为之一变。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宣示教育宗旨。诏曰：
考各国学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尤为各国所注重，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今因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又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著将钦定教育宗旨，颁示天下，悬之京外学堂。
看了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在时代潮流的趋势中，要想真正融会古今中外而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绝非单凭浅见的眼光而只图一时的快意和躁进所能成其事。同时，看了这些史料以后，也可了解我们现在有关文化教育等问题，仍然还是这个世纪中的老问题，只因时代意识的不同，表现的形式两样而已。
值得反省的代差与教育
前面费了不少的时间，反复讲述了近代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和教育在历史上演变的陈迹，其目的，为了使我们现代的青少年们，了解有关这一世纪的思想和心理问题的来因去果，而后才能真正深入其中心，探讨其得失，也才知道如何自强自发地担负起这一代应负的责任，以及如何建立今后文化思想的方向。现在要讲的，将是衔接我们这一代切身的问题。但是其中还有不少的因素，牵涉广泛，无法一一剖析，只是略说端倪，以资启发，希望有志之士自寻答案而确立自身的作业。
由于前面的讲述，我们至少知道过去有关东西文化、语文的交流工作，以及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演变情形，已经有了百年前后的历史，换言之，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问题，例如：东西文化思想的交流、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等等，仍然逗留在将近百年以来的老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并无特别翻新之处。同时也由此可知重新整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绝不是但凭一时的意气，可以“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侥幸而得的。并且也由此可知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代差”、“代沟”等的存在。现在青少年们所梦想以赴，愤慨以求的，也是上一代所希求的目的；现在青少年们的感受，也正是上一代慷慨悲歌的情形。只是时代环境的不同，彼此面对的景象各别而已。规规矩矩来说，上一代的老少年们，由于年龄随时代的消失，意志随岁月的凋逝，精神随体力的衰歇，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下一辈后起之秀的身上。因此，从表面看来，老少两代的思想与作风，在形式上纵有差异，但在实际上，却正如接力赛，互相衔接，上下两代哪里真有一道鸿沟的间隔呢！如果真有“代差”、“代沟”的存在，人类的历史一定会有绝无仅有或一段真空的现象出现。那么，历史事实与历史哲学的本身，都成为废话而不通了！事实上，历史的演变也正是衔接性接力的变异，绝无一个无因而来的可能。因此，历史哲学仍然具有它值得研究探寻的价值。
文化史上的一笔“呆帐”
现在我们旧话重提，再从满清末代废除科举取士与改革教育制度谈起，由咸丰时代的学习西洋文学，出洋考察，成立“同文馆”，翻译西书，以及到了光绪初年废除各省州县的“书院”制度，成立“学堂”，和正式设立“北京大学堂”的一连串的事实开始，将近一百年来的文化输入，和“东才西学”的成绩，它在历史上究竟有些什么交替？而且一般正式从“西学东来”的前辈学人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又究竟作了哪些实际的贡献？当然啰！除了从事有关应用科学而默默无闻的建树者，值得我们予以相当的崇敬以外，其余的，实在不敢期期奉承。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时代中，不及东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进步之故。固然，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将这个重任，冒然地加付在他们的头上，况且其中还有许多阻力的因素，绝非骤然可以消除的；例如历史文化旧包袱的拖累，以及新旧思想一时难以融通的差异，因此才有上一代劳而无功的结果。但从“春秋责备贤者”的意义来看，却也不能轻易地推掉中国文化人的责任啊！
先从小学教育的课本说起
讲到这一世纪教育上的沿革，我们必须要从教育的宗旨和内容说起。同时更需要从基本教育——中小学的教育说起。关于过去童稚开始接受教育的情形，我们已略如前面所讲，虽然并无明文规定它的宗旨，大体上都是以人格的养成为教育彻始彻终的精神。至于上下二千年来教育的内容，都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主要中心。除此之外，虽然另有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一类的书，也只能算是辅助性的读物。自从西风东渐促使教育改制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以“经”、“书”为主的一贯教育，始终还是一仍未变。尽管有人表示反对。但过去数十年来的确是如此。后来由改制而注意到小学教育的课本，根本撇开旧套，从教习儿童的识字教育开始，但还是走的《礼记》文化的老路线，采用“小学”、“训诂”的精神，配合西方文化的看图认字的教学方法，因此而有了“人、手、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初级小学课本的出现。从此而再演变，便又改的课本，作为小学“小猫三只四只”、“猫儿叫，狗儿跳”一类低年级的读物。再往后的一再改变，便到了现在的“开学了！开学了”、“老师早，老师好”的课本了。可惜我手边资料不够，如果资料齐全的话，就可以把这几十年来所有课本内容的改革，作有系统的研究，那么一定会发现许多道理和足资反省、检讨的地方。如果有人拿这资料作一篇《二十世纪中国中小学教育课本的改革和文化思想之演变关系》的论文，保证一定可以拿到一个学位。
当时有关这些课本的改革问题，都是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尤其须要根据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学”、“儿童教育心理”等等学理的依据，并无随便乱来的嫌疑。至于人格养成的教育，则只归公民课本去负责（旧式的公民，叫作修身）。大家都是身历其境，都有受过这一教育方式的实际经验，不必再作详说。尤其像我们列入上一代的老少年们，亲自有过新旧不同的教育经验者，对此看得更为清楚。必然承认新时代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开启国民知识和普及教育的效果，的确迥非前代可比。但是知识并非就是“学问”，人格养成和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栽接，并非有了知识就能成功的。尤其对于儿童教育来说，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为了配合当前时代的需要，大体上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国家民族“承先启后”的百年大计。旧式的教育，虽然也没有明文确定是为这一目的而教育，但几千年来的一贯精神，实在是与此目的相契合的。
现在为了面对当前时代的需要而传授知识和技能，那么，所有教育措施，就只看时代的趋向、社会的需要而决定教育的方向。因此，就无法以教育思想来开辟时代而领导新时代了。尤其为了“语”、“文”合一而采用的课本，对于知识的传授和传播，收到眼前的功效确实不少。但是距离中国文化的本位，就愈来愈远了。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宝库，都在上下五千年的古典书籍里，但是古书都用文言写成的。我眼见现代的青少年们，虽然爱好中国文化，有心要想研究中国文化，基本上就读不通古书，打不开这个上下五千年宝库的锁钥，因此只有望洋兴叹，左顾右盼的尽是一片茫然了。
以考试为学问的流弊
并且最不可解的，我们现行的小学课本，与中学、大学并非都能衔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拚命教儿童们背诵现行课本上的许多大可不必要的知识，来准备月考和期考。因此弄得有心“望子成龙”的家庭，比较上进的子弟，“三更灯火五更鸡”背书作功课，比起科举时代的考功名、背“八股”，更加严重。当时为了考功名，背“经”、“书”，背了以后，一辈子受用不尽而学无止境。只要问一问，我们现代六、七十岁以上有所建树的老少年们，请他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哪一个的学问知识不是从这种旧教育方式中打下基础。可是现在我们花费了无价可比的下一代童年时代的时间和精力来背课本，弄得头脑呆板，眼睛近视，背熟了以后，除了应付一级一级的考试以外，便等于毫无用处。一考上了中学，小学读的书就等于白费。考上高中，初中的书是白读了。考上大学，中小学的书等于无用。大学毕业以后，踏进各阶层社会来做事，无论如何专门，也会感觉到所学与所用，完全毫不相干。除非还要为一辈子的考试再接再厉，那才还有些用处。因而，正常情况下，或者在大学毕业以后，才需要正式开始重新读书求学。
有一次和一位学师范教育的同学谈天，偶然讲到这些问题，我问他说：“我们现在教育的真正价值在哪里？”他叹了一口气，笑着对我说：“为了考试”。由小学考中学，中学考大学，考研究所，考出国，考种种和种种的考。考过了一生，然后方有资格称“显考”和“皇考”。这真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幽默。考试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创作制度，法良意美，素来为外人称道赞誉的。谁知到了现在，一考之弊至于如此，因此而形成现在青少年们的思想与心理潜在的抗拒意识，也是相当严重的因素之一，的确不能掉以轻心而疏忽置之的。如果以时代观点，从西方文化的教育制度来讲，无论欧、美各国的小学教育，其课本与作业，也有考试，但轻松而活泼，收效的现象也绝不像我们的情形。至少目前美侨在我们这里的教育，也可以值得借镜而窥见其一斑的。
新式与旧制小学的差距
其次，讲到有关几十年前小学教育制度的内容和现在的情形，更会使人引起教育史上的沧桑之慨！如果一定说现在的老少两代存有“代沟”或“代差”的话，所受教育制度内容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过去的小学，由旧式到新时代，制度还未十分完备。小学教育，便有“初级小学”与“高等小学”之分。如果再向前推，又有旧制的“高等学堂”之别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由清末以来的教育改制资料，便可知旧制的“高等学堂”，它的性质相当于现在的完全中学。再进一步，便是旧制所称的“大学堂”了。至于综合旧制的“初级小学”和“高等小学”来讲，它的性质，等于现在的完全小学。但在几十年前的小学，由初级到高级，不但对于西方文化的英文、算学等基本教育，已经列为必修而有相当的程度，而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教授，大体上还是因袭旧式的精神，保持传统的读书风气。因此倒退回去几十年来讲，那个时代一个毕业于“高等小学”的优秀学生，他的知识程度、学问修养和见解，比起现在一个毕业于完全中学的学生，实在高明得多。如所周知，在这个时代几十年来很多对国家社会有建树的人物，无论在党政、军事或文化教育、工商各界出人头地的，他的学识基础的深度，都是由于旧制小学和依照旧式读书的教育成果。其实，这是我们这一代老少年们大家心照不宣的老实话，我相信他们大家也都有同感，只是不肯出之于口而已。
我们现在社会安定、经济进步的一代，国家花了经费，普及了国民教育，何以在完整的国民教育制度下，反不如其初也？而且反因教育的普及，促使青少年思想与心理上的彷徨，这又是什么原因？实在值得深思反省。老实说，这几十年来，如果只靠普通学校教育的方法，恐怕中国文化的精神，早已沦陷无遗了。当然，我所知不及的地方，或许很多，但是，如果这一代中，真正亲自接受过新旧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和军事学校教育的，或者对我所说会予首肯的。
教育与文化的中空
这一两年来，有些从大学和研究所毕业的同学，进入社会工作以后，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文化以及中文修养方面，太过贫乏，甚之，因此而影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愈来愈肤浅。希望我们读过旧式“书院”的老少年们，根据真正“书院”的精神，参酌西方研究院的长处，试办一个可供读书讲学的地方。此事看来很好办，但事实上，有许多的困难无法解决，同时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最主要的，我还是振作不起疏懒惯了的个性，平常徒托空言，不肯积极地见之于行事之间。所以一再因循，得过且过。
最近，许多大学毕业的同学，碰到初进大学的同学，向他们讨教求学的方向，以及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因为这些青年考进了大学之门以后，才开始觉悟到必须“反求诸己”——研究中国文化的精要。但因为由小学到中学的十多年时间，浪费了青春的精力和智力，死背了许多无用的知识，对于中国文化，所有的是一片非常可怕的“空白”。现在进入大学，比较有些自由读书研究的机会和时间，但又不知如何入手，如何找出一条简捷易晓的捷径，以及如何迅速地弥补过去的“空白”。
新进的同学们发觉了问题，前期的同学们对此也同样不知所措，谁也不能昧着良心盲目地指人一条暗路，单靠“读经”就行吗？谁又不会“读经”呢？凡是多认识些中国字的，都说自己会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甚之，诸子百家之学，都可一目了然，无所不通。目今林林总总的学子，以及负责教育的，谁又不是博古通今，目空一切的呢！而且讲授人文思想的，提到中国文化，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外，便是“我”。然后便气“盖”万夫地褒贬诸方，肆意谩骂。提到西方文化，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以外，在中国，无论自己的洋文真的通与不通，除“我”以外，还有谁呢！结果呢？砍过程咬金式的三斧头以外，再要“扣其两端”，便是“空空如也”犹如圣人了。如今滔滔滚滚者大半如此。因而青年们，彷徨更彷徨，唾弃更唾弃，你说怎么办？
还有一位某大学的同学对我说：“我们学校的新决定，要把某一科的思想史，改作一年级的必修课。请问：你对此有无意见？”我说：“放在哪一年都可以，我无意见。不过，为什么有了这种动议？”他说：“因为要大家先对历史有了认识，才好选择自己的志趣，应该专攻那些学问。”我说：“如果照这样说来，大家在中学阶段都没有读过历史吗？如果在中学里已经读过历史，为什么到了大学一年级还要再了解一次历史呢？倘使本来已经知道历史，只是不知道历史上的学术思想史而已，那么，兹事体大，就非大学一年级的程度所能了解。照现在大学生的程度，恐怕至少要三年级才能开始研究。”总之，对于这个问题的本身，并不足以重视，目前教育的现况，都是似是而非，只要学校当局的“老板”们，随心所欲而不逾外行人规定，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由中学到大学的一段“中空”，又是谁该负其责咎呢？
再说中小学教育的“代差”
本世纪的六十年中，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忧患中度过多难的岁月。距今三十年前，我们还未实施国民义务教育以前，无论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旧制中蜕变改进，并未确定一个为国家百年大计，除旧更新的准确路线。虽然各省县照例有县立高等小学和省立中学的建立，但较为僻远的地方，仍未普遍地设立。因各地的知识分子，秉承中国固有文化思想的读书人，抱着读书救国的传统精神，起而私人兴学的，大有人在。但是，三、四十年前的小学或中学，无论是公立或私办，大多都在不今不古、半中半西的文化思想之回漩中，教育青少年们。人文思想方面，正是西方文化思想开始输入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也只是初步移殖新知，培养后进。除了东南和沿海一带，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之外，教会的势力也随着百年来的苦心经营，而伸入教育范围，此时已兴办新式学校，努力介绍西方文化，积极传授洋文。至于其他公私立中小学的学风，仍然还是停留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阶段。有些虽然不是完全以中国文化为主，至少也是偏重在东方文化方面。倘使只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说，三、四十年前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正处在“褪色”的阶段，还没有像这二十多年来，由褪色而变为“真空”。这种现象，只要深切体会我们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吸收的程度，以二十年做一阶段，从六十年前受教育，与四十年前受教育，以及最近二十年来受教育的人相比，就可很明显地看出差异。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化真有“代沟”的话，那么文化思想上的“代差”就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大可不必讳疾忌医而不谋自救之道。至于目前二十岁左右的大专同学，乃至再往前看看，还正在受小学教育的小朋友们，因传播事业和时代文明的发展，新的“代差”，又在更新的孕育中成长。为“国家百年大计”、为“人类文明前途”，亲身目睹这些历史文化演变的现象，使人对于“成己成人”的千秋事业，不禁四顾彷徨，毕竟如何才能向历史任务作一交代呢？
六十年来演进中的大专教育
由以上的大要，了解了六十年来中、小学教育的概况，再回顾一下本世纪中我们的大专教育，更有“概乎言之”之况了！我们在前几次讲述中，对于清末民初教育制度变革的情形，已经约略提到它在历史上演变的大要。从一般性的大专教育来讲，大学方面，由京师大学堂改制成民国以来的北京大学之后，在北方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的建立。以后各省也分别设立了大学，例如云南、四川、山西、浙江大学等。此外，各地也有继起的私办大学，后来又有国立的各个大学。其他在东南沿海直接或间接由教会办的和私人创办的大学，在输入西方文化和传授洋文方面，素来便有一路领先、特别优秀的卓越声望。至于职业性的学院，除了医学、法政与交通等，要算师范学堂最为流行，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在政治、立法和建立新时代的教育方面，正在需要人才。此外，有关矿冶、蚕桑、纺织方面，也有少数的专校。但是，一切都还在建设性的新创过程，教育方法虽然很认真，制度还未完全确立，或多或少，总在不今不古、半古半西的成长阶段。特别是属于革命性的教育方面，又与一般教育分途。
由旧式教育转向新式教育
面对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们，大概描述了这几十年来教育的趋势，虽然笼统讲了中、小学和大专的情形，但是绝不能拿诸位同学现在在此地受教育的经历，来看过去五、六十年或三、四十年的情况。否则，便会使我们要讲的主题——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完全脱节而毫不相干。我们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叙述现代史上教育演变的情形，正是为了层层剖剥有关现代青少年思想与心理问题的因果关系。也许大家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由果推因，便会知道自己是如何成长壮茁在这个安定幸福的社会中，同时也可由此而体会到“忧患兴邦，逸乐亡身”的道理。
几十年前，我们读书求学可没有像诸位现在那么容易。现在政府实行义务教育，并有奖励求学等政策的规定，又加社会安定、国民经济平稳、交通方便，所以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专和研究所，都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可是前一辈的老少年们，就与现代青少年们大大的不同了。尤其像我们这些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不老不少的老朋友们，讲到读书求学的故事，真有不胜今昔之沧桑感慨。
几十年前，像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少年，先在家里接受了旧式读经书的“家塾”教育，既不是像现在青少年为求职业、求学历、求出路而接受教育；更不是为了“科举”、考“八股”以博取功名。我们从小先要接受旧式教育的动机，那是传统历史文化上旧观念的习惯所驱使，同时也是受了旧观念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所影响。因为当时在新旧社会形态的变革时期，许多乡下人真还弄不清国家教育政策的方向。除非有些在通都大邑的人，得其风气之先，才真是为了读书救国，为了学问而学问地接受教育。现在反省起来，说句老实话，我们当时的读书受教育，有意无意，或多或少，都是因袭三千年来的旧观念，不外乎由“光耀门楣”、“读书作官”的动机而来。当然仍有少数杰出之士属于例外，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观念，也正如现在大家潜在意识的观念一样，是为了求学历，拿文凭，好找职业，好谋出路。只是时代不同，观念的名称改变，实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在根本的心理意识上，完全相同。
新旧读书方法
我们当时旧式读书受教育的方法，是“读古文，背经史，作文章，讲义理”，那是一贯的作业。那种“摇头摆尾去心火”的读书姿态，以及朗朗上口的读书声，也正如现在大家默默地看书，死死地记问题，牢牢地背公式一样，都有无比的烦躁，同时也有乐在其中的滋味。不过，以我个人的体验，那种方式的读书，乐在其中的味道，确比现在念书的方式好多了。而且一劳永逸，由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等基本的典籍以后，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年摇头摆尾装进去，经过咀嚼融化以后，现在只要带上一支粉笔，就可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要，并不太过外行，更不会有“空白”之感，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的父母师长，保守地硬性要我们如此读书。
“家塾”读书受“经”的遗风当然存在不了好久，时代的潮流到底很自然地打开了风气，马上就需要转进“学堂”（当时俗语称呼新式的学校叫“洋学堂”）去上学。但是，就以“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国民小学）来说，一个县里也没有两三个，有些地方隔一两县，才有个中学。虽然路途只隔十多里或二、三十里，可是要一个生长在保守性农村的子弟，基本上是先受旧式教育读书的小孩子，背上一肩行李和书箱，离开家园而进入“学堂”的大门，过着团体受教育的生活，其中况味，比起现在出国去读书，还要难过。如果由高等小学毕了业，有能力、有志趣，要再上进去读中学，那种气氛就像专制时代进省考“举人”一般严重。三、四十年以前，在守旧、保守的农村社会里，一个乡村没有几个中学生。当时，他们便等于是“洋举人”，风头之健，足以博得人们的刮目相待，或“侧目以视”，至于偏僻地方，一个县里能有几十个中学生，已是了不起的事。再能进读大学的，真是寥寥无几了。但是那时一个高等小学毕业生的学养程度，比起现在中学毕业的，还高得多。一个中学生，比起现在大学毕业的，也要胜出一筹。如果大家不说假话，当代多少知名之士，在各界有所成就的中年以上人物，很多都是在这种不新不旧的中、小学教育环境中成长自立起来的。尤其站在中国文化方面来讲，的确是如此，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从小学开始，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已经打了较好的基础，这是不必讳言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在几十年前，由农业社会转进工商业社会，因教育形式的不同，而使得这半个世纪中的心理和思想上，产生许多新旧的差异。
为什么当时读到中学的人那样少呢？这就涉及了当时政治、经济、交通、教育等等许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都是现代教育上的专题。现在追溯从前，只从经济方面来讲，当年的农业社会，较为僻远的地方，能够使一个子弟读完高等小学，在学费的负担上，已经非常吃力，如果要使一个子弟读完中学，在学费、路费（交通费）、住宿、膳费等的负担，如非“中人之生产”的家庭，实在很难负担得起。除了通都大埠以外，一般农村社会，除了要子弟读书作官来光耀门楣，否则，教育对他们而言，真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了。倘使再要上进去读大学，就等于满清时代的上京考“进士”一样的严重。因此那时候一个大学生，除了少数真正毫无出息的世家公子，或富家纨袴子弟以外，只要能够进入大学读书的，学识才能的程度，就远非今日的大专同学可比了。当然，大学生们也许会盲目地责怪上一代的老少年们对于国家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如果真能深切地研究、了解了我们国家在这半个世纪中，遭遇“内忧外患”的种种经过，便会体谅上一代的老少年们，是如何地运用不今不古、半古半西的学问知识，极其艰辛地撑持了这“六十年来家国，八千里地山河”的历史局面。在艰危变乱中，诚然不免忙中有错，何况世界上最难了解、最难判断的便是“人”和“事”。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可以引用两句古话来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才流都向考中磨
在这二十多年来，教育的发达和普及，远非从前可比。但是无论教师或家长，都感觉到教育水准的低落，一代甚于一代，而远不及从前。当然，其中原因复杂，不能只苛求于学校的教育，例如社会风气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家庭教育与家长思想的关系，整个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在在处处，都是整体连锁性的因素。不过，单以中学的教育而言，问题就颇为严重。历年来为众望所归的几个著名小学或中学，尤其是某些“女中”，为了争取“校誉”（以升学率的高低而定校誉的声望），大半时间，在教“考”。除了背考试题以外，就不知道什么叫教育了。而且功课的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多读课外的书。我与学生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同学们谈话，他们或她们在夜里作梦的时候，经常都还梦见“赶考”——被考或考人。除“考”以外，简直不知什么是学问。旧式考试考“思想”，现在考试考“记诵”。《礼记》有言：“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可是现在能记诵而善于考试的学生，家庭与学校，都认为是好学生。稍加活泼而稍富于才能与思想的，反而考得不好。而社会、家庭与学校，根本就抛弃诱导天才等的教育原理，很轻易地认为是坏学生——太保或太妹。所以这些不“太”而也被汏的青少年们，率性就抗拒到底，一路地汏下去了。家长期望于现在好学校的心理是如此，所谓好学校的校风恰也合于家长和社会的要求，你能说是有错吗？其谁之过欤！其谁之过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