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万章》靠人救济，靠人生活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这里谈「托」的问题，「托」就是寄托、寄附的意思。后世对于侨居在外地的人，两千多年来，习惯上都称他们「寓公」；尤其是国王，寄托在外面的，都算是寄居。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礼上，「士之不托诸侯」，知识分子是不能靠他国的诸侯生活的。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代表自己国家的文化精神，如果国家有问题，而寄居在外，不能依赖别国的诸侯而生存。现在万章问，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不敢也。」中国上古文化精神，如果一个诸侯失国——所谓失国，是一个国家出了问题，丢掉了，这个国家的诸侯，离开了自己的国境，而寄住在别个诸侯之国，那是兄弟之邦，这样还是合礼的。因为一个诸侯虽然失国，仍然代表自己祖宗的宗庙，还要筹划复国的，因而「托于诸侯」，这是合于古礼的。而「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祖国文化的精神，如果依赖于别国的诸侯，这是不合礼的，所以不可以，一定要自己求生存。
万章又问：「君馈之粟，则受之乎？」这句话问得很含糊，没有说明受者是一个「士」，抑或是一个失国的诸侯。只是说，当上面的国君赠送谷米时，接受不接受？孟子说：这种馈赠，可以接受。
万章又问：士之托于诸侯，尚且非礼；而今可以接受国家的馈赠，这又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见到下面任何一个老百姓有痛苦、有困难，一定要救济的；在现代说来，社会福利救济，是要照顾国境内的每一个人，所以国君给的，都要接受。这就像一个家庭中，给儿孙们的，都要接受，因为长辈对晚辈，有照顾的责任。尤其一国的领袖，对全国老百姓都要照顾；在一个机构中，负责人同样要照顾到全机构的每一个同仁。
万章说：国君的救济，可以接受，赏赐却不能接受了，这又是什么道理？这种情形，我们今日看来，也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中国古礼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这也是生活的规范。以现代的情形来做譬喻，比如越南阮文绍政府有人来到台湾，我们救济他，他可以接受；如果我们最高当局对他特别的「赏赐」，在我国古礼上说，他不敢接受。
万章说：我斗胆再请问老师，他为什么不敢接受？
孟子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谋生的技能，这是中国上古文化的精神，现代也如此。古代像孔子与孟子，为了生活，什么职业都做。前面曾说过，孔子为了生活，当过会计，也管过牛羊，那是他为了谋个人生活。但是若要他出来当宰相做官，这是社会、国家、天下事，关系到人类祸福的事，他可要慎重考虑了。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要以两种方法来处理。但后世的人，将事业与职业混为一谈，有的官做得大、地位高的，不一定在做事业；有的人没有做官，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他是在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为人类，乃至为未来的千秋万代而建立不朽的事业。而他的职业，可能只是挑葱卖蒜的小民，与他的事业、人格并无关系。所以给人看门、守夜、做清洁工的，都是他谋生的正当职业，如果没有正当的谋生职业，只是依赖上面的赏赐，则不可。
同样的道理，假如无职业，而靠政府的赏赐或他人的救济过日子，就是「不恭」，是对自己不恭敬，对人生的观念搞不清楚。人有头脑，有身体四肢，应该尽力靠自己活下去，不可以完全依赖别人生活。
《孟子与万章》供养，培养，畜养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孟子他们师生二人，还在继续辩论这个问题。万章说：上面如果有馈送，就接受下来，这样经常的接受，可不可以呢？实际上这种辩论，万章是针对老师说的话，希望孟子接受别国君主的帮助，为什么不要呢？
孟子举出鲁国的末代君主缪公为例，对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事，加以说明。缪公经常派人问候子思，也经常送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他。子思最初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基于礼貌而接受了；到后来，缪公常常送东西，子思就不敢再接受了。但是他对国君，还是不失礼貌，依照对君主、尊长、祖先、父母的古礼，朝着北方，遥遥磕头再拜，表示谢意。子思并且说：现在才知道，我的国君常常这样派人来问候，又常送东西来，并不是尊敬我，只是在养我罢了。因此他告诉送东西来的人，回去报告缪公，以后不要再送东西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国君就没有再用这种方式送东西了。
孟子说：这件事的道理是，鲁缪公如果认为子思是一个贤人，而欣赏子思，为什么不交事给子思做？或者把子思当做一般平民，亦无不可；又为什么对子思在外表上如此有礼，好东西不断送来，但既不见面，也不向子思请教？这就不是「悦贤」之礼了。
从孟子所举子思的史实，就知古代的中国文化，在士的行为上，首先应该建立自己的人格，也就是说，一个读书人，要有良好的人品。生活固然重要，但丧失人品、气节的生活，是不能接受的。又所谓「尊者赐，不敢辞」，像子思的情形，并不适用，因为子思不是鲁缪公的臣子。
如大家所熟知，孟尝君门下三千客，所谓好客、养士，但实质上是以「犬马畜之」，有钱的人没事做，找些人来玩、谈话。在满清的时候，这类被养的人，被称为「清客」或「门客」，他们尚清谈，做事则懒洋洋的。像明末一位很有名的陈眉公，学问很好，著作很多，也有功名，可是不出来做官。但在清初的王公大臣们的筵席上，经常有他在座，所以名气很大。当时恭维他的人也很多，但也有人反对他。有一个才子因为反对他，曾经作了一首诗讽刺他，最后两句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像这类清客、门客，历代都有，现在也有些老板，尤其是小开（小老板）之类的，专门有一群人陪着去喝咖啡、逛夜总会、上舞厅的。这些人可算是现代清客，在满清的小说中，又称他们为「篾片」，就是拿在手里玩玩的。像二三十年前，有些中外军人，虽然并不骑马，却终日手执一根马鞭，拿着玩的。古代的养士之风，致使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人家座上的清客，因为在清谈的时候，需要他来调剂情调。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恋爱故事。大家都知道，司马相如因为文学好，后来做了官，当时文学好的人不少，汉武帝都给他们官做。司马迁在结论里说，「以优伶畜之」，这句话将历代皇帝都说尽了。例如满清的翰林院，皇帝把那些翰林们，当歌女、戏子一般来养着的，皇帝高兴了，就找他们来，作作文章，吟吟诗，娱乐一番；不高兴的时候，就养在那里，反正给很高的名位，翰林们也乐得清高自赏。
《孟子与万章》李白的清平调
像李白那么好的学问，在唐明皇的心目中，不也是「以优伶畜之」吗？有一次唐明皇喝醉了，和杨贵妃两人在沈香亭赏牡丹、喝酒，玩得高兴的时候，就吩咐太监，去找李白来作诗，著名的「清平调」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作的。李白后来的遭遇不好，就是因为他懂这一套，所以当太监奉皇帝的命令去请他时，他故意喝得醉醺醺的，可是谁知他是真醉还是装醉？问唐明皇找他干什么，唐明皇要他作歌，他要求皇帝命令杨贵妃为他磨墨，最得宠的太监高力士替他脱靴，这时唐明皇正在兴头上，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作了三首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沈香亭北倚栏杆
李白作完了这三首诗，把笔随便一抛，唐明皇看他诗作得好，立即叫人把笔拾起来，留着做纪念，并且叫乐工们来配歌谱。
当时，杨贵妃、高力士两人侍候这醉鬼老半天，当然心里恨得牙痒痒的，可是这时唐明皇正在高兴的时候，又正在大加赞赏李白，所以有气也发不出来。而且乐工一配上曲谱，由杨贵妃唱出来，非常好听，尤其诗中的句子，实在写得好。像「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一句，就是描写杨贵妃的美丽，意思是说；看到天上的云彩，就会想到杨贵妃所穿的衣服，是那么高贵、华丽、飘逸、雅致、多姿多彩；看到牡丹花，就想到杨贵妃容颜的艳丽、亭匀、娇媚、温柔，花也为之逊色；真是马屁拍到了马心里！所以杨贵妃也非常高兴，简直沈醉在李白的诗句中，吟唱不已。
最后，高力士劝杨贵妃不要唱了，告诉她这是李白骂她的，他说李白的诗中「可怜飞燕倚新妆」，把你比做赵飞燕，而赵飞燕是祸国的妃子呀；他诗中又说「名花倾国两相欢」，也是说你美是很美，可是这美是要倾国的呀。杨贵妃听他这么一说，再也不唱清平调了，从此李白也就慢慢倒霉了。可是李白是否有意骂她呢？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很难找到客观的证据下论断。但依据当时的客观情形看来，李白很可能是故意借酒装疯，作诗暗中影射的。
从这些历史上的故事看来，帝王们对于一些文学家、艺术家们，的确是「以优伶畜之」，给他们官做，养着他们好玩的。
我们由历史上的许多故事，就看穿了历史上的这些内情。再看孟子，他是引用子思的话来答复万章的，可见司马迁写《史记》，也是看穿了上下古今的历史，原来不过如此而已，而这一思想的启发，在孟子之前，子思就已经说出来了：「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你鲁缪公心目中，不过把我（伋）当宠物一样看待，养着玩玩的。如同现代人养什么北京狗、贵宾狗、腊肠狗似的，物质的待遇是很高，但没有真正的礼貌与恭敬心。
万章一听孟老夫子这样答复，把话说到正题上了，也越说越明了，于是就问：假使一个国君，「欲养君子」，要怎样才算合礼呢？
万章这句话里的「养」字，应该作「供养」解释。「供养」是下养上，恭敬地养，是合礼的。上对下的养是培养、抚养，那就不必太讲究礼貌了。如果既不是供养，又不是培养或抚养的另外一种「养」，那就属于很难听的「畜养」了，就像家里养一只哈巴狗一样，所以就叫做畜养。
孟子说：以子思这件事来说，第一次君王赏识他，对他恭敬，以师礼待他，因为鲁缪公是国家的君主，子思不能失礼，所以再拜以后接受。这样一来，后面跟着送东西的人可多了，以现代官制来比喻，就是英国的首相，美国的国务卿，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以及各院部会首长，听说女王或总统给某人送了东西，大家都纷纷跟着送。如此一来，子思先生对于这些人，虽不下跪，至少要作揖，于是天天站在门口，迎迎送送，打躬作揖都来不及了，这简直是侮辱人。这是孟子用子思的故事，来说明人情世态的一面。
《孟子与万章》赵州和尚的待人处世
在佛家禅宗记载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唐代的著名禅宗大师赵州和尚，皈依他的弟子很多，当时唐代的一位宗室赵王，王府就在赵州，他也皈依了赵州和尚。有一天，赵王来看赵州和尚，他正在打坐，有人向他报告王爷来了，他闭着眼睛打他的坐，直等这位王爷到了他的面前，他才张开眼睛说：你来了，请坐！他是以对待弟子的态度接待这位王爷的。但他仍然讲了两句客气话：「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尽他当师父的一分礼貌。赵王当然说，师父你不要客气了，我们作弟子的应该来拜候你的。
王爷回去后，第二天派王府的太监，送了许多东西来，小和尚在山门外远远看见，赶紧报告师父。赵州和尚听了立即赶出山门外老远去迎接，还请那位送东西来的小太监吃素斋，说不定还送一个红包。小和尚们看到这情形，还误会这位师父太势利了，前天王爷来，没有带礼物，连禅床也不下；今日听见送了许多东西来，对一个小太监竟如此客气。等客人走后，小和尚便问师父，您这样做法是什么道理。赵州和尚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不懂事，要知道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啊！这些小人，如果不好好接待，回去乱说一顿，可真会破坏我和赵王之间的道义之交啊！
赵州和尚，就是如此透彻了解人情世故！所以佛家说，先要透彻人情世故，方能作一个出家人。当然，懂佛法的出家人，一定懂世法；不通世法的人，也一定不通佛法，这是一定的道理。
子思也是这样，国君待他以师礼，送东西来，他可以说，放在这里吧！而其他的人送来，他就不好意思这样说了；纵然不一定到大门外去接，至少在客人离开时，总得送到门外，打躬作揖道谢。也许还要等他上了车，关上车门，发动马达起步以后，才回身进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碰到烈日或雨雪的天气，就更受不了，子思认为，这样「非养君子之道」，所以只好连国君送的礼也辞谢不收了。
孟子这段话，就是说明人生处世的分寸和道理。一个人处世，要有一定的分寸，多一分不可，少一分也不可，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规矩、人格、风范。
换言之，做人做事，要有一定的范围标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对不同的人物，处理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孟子说到这里，也等于批驳了万章，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化精神，绝对不可以马虎。
《孟子与万章》舜所受的培养
孟子继续说，「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尧有九个儿子，都交给舜指挥，跟着舜做事；并将两个女儿，不分大小，一起嫁给他。而且，不但为他解决了生活问题，还选拨了许多干部听他指挥，管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当时是在大禹治水之前，遍地洪水，农业还没有奠定基础，仍是半农半牧的农牧时代，牛羊畜类，为重要的生活资源。所以尧给舜安排的牛羊、仓廪，等等，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源、经济设施都完备。换言之，给他房子、车子，也有家室，有干部，有生活资粮，有生产设备，一切都为他准备了。而这时舜的身份，既不是政府的顾问，也不是参议，更不是师长，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尧只是委托他为额外的私人助理，处理一些事情而已。这就是培养，现代的名词为训练。
「训练」一词，最初出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术语，几十年前有前辈们说，「训练」这两个字不能用，因为在日本是用之于养马、养狗，对动物才叫做训练，对人怎么可以说训练？「训」字已经不大好了，再加一个「练」字，更不恰当。所以尧这样对舜，不能说是训练，而是培养历练，使他增加经验。
尧培养舜，等他处理政治的经验够了，后来就「举」，提拔他，把高的位置给他。最初只是为私人助理，没有位置，因为官职是国家的名器，给他位置，就是给他权力；而私人助理不一定有权力，等到他经验够了，才给他权力处理事务。后来一步一步，给他二三十年的时间，累积经验，一直到尧一百多岁时，自己精力实在不够了，才把帝位让给他。
现代的知识分子，又算什么呢？只要报上登一个小广告，征求人才，随便一个小职位，也许只是一个抄写的工作，应征的常有百把人，说不定大学毕业生有一半。在一个失业者来说，抱了满怀希望，拉长了颈子等待，结果只有一人入选，而百多人又堕入失望的深渊。甚至有的征才单位，连回音也没有，让人长期地处在等待的痛苦之中。由此看来，今日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悲哀。
所以现代教育，的确要注重职业教育，因为一般普通教育，在大学毕业以后，谋生技能都没有，吹牛的本事却很大。今日的青年应该知道，时代不同了，职业重于一切，去解决自己生活的问题，必须自己先站得起来，能够独立谋生。学问与职业是两回事，不管从事任何职业，都可以作自己的学问，不然，大学毕业以后，「眼高于顶，命薄如纸」八个字，就注定了命运。自认为是大学毕业生，什么事都看不上眼，命运还不如乞丐；没有谋生的技能，就如此眼高手低，那是很糟的，时代已经不允许这样了。
《孟子与万章》见国君的条件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他们师生的辩论，一直没完，还在继续下去。而且万章的问题，越来越直接，也越明显了。他问：老师，你周游列国，到每一个国家，都不去拜访他们的国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
万章说：那么好了，你自己说的，居住在那里，算是那里的一个市民，国家有命令要你服役，或做某一件事，必须要听命令。现在国君要召见你，派人叫你去见面，而你借口生病等等原因而不去，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孟子说：在客居的国家，虽然国籍不同，但「往役，义也」，为社会服务是应该的；「往见，不义也」，至于国君召见，就应召去见了，好像是为了谋图一官半职似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可以去见。再说，你们的国君，又是为了什么要召见我呢？
万章说：可能是知道老师你学问渊博，多闻广见，为了向你请教；也可能是为了老师你道德高尚，有所心仪，想跟你见见面。
孟子说：假如说是为了我学问渊博，有事想要问我，那是向我请教，按照中国的古礼，就算是天子，也不能下命令召见老师，这是传统文化的师道尊严；更何况你们齐国的国君，还只是一个诸侯，假如他认为我有道德，也不可以下令召见，从来没有听说曾有国君，下命令去召一个贤者的。
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就是鲁国缪公与子思的故事。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们，都是讲权力、威势的，对人所持的态度，都是「老子我的威权大」，都是以气势凌人的。不过，孔孟始终维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道德，并且建立人格的教育。虽然，鲁缪公想见子思的时候，也是用召见的姿态，所以子思不去见。
鲁缪公派人来对子思试探性地询问说：古代千乘之国——约等于现在一个省大小的诸侯——想和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知识分子做朋友，在上古的礼制上，是怎样说的？子思很不高兴地说：古时候的人只曾经说过：有一件事情，要请一个知识分子去做，把权力交给他，给他一个职位去做事，哪里有说做朋友的？
孟子说，子思的不高兴是有理由的，他那样引用古人的话做答复，就等于说：如果以地位来说，是位置不适当，你鲁缪公是一国之君，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是你的臣民，当然不敢和你做朋友，应该守你的政令，听你的管束。如果说是认为我有品德，学问好，而想和我交往，那对不起，你虽然是国君，想跟我学习，那我是老师，你又怎么可以说要与我做朋友呢？
于是孟子说：这样看起来，以一个千乘之国的国君，想和子思做朋友都不行，更何况是召唤他呢？
他举出子思这一段史实，来答复万章「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的问题。换言之，也等于对万章说，你们的国君想召见我，他算老几？我又是老几？他像叫唤家里的狗一样——「来福！过来！」我就会去吗？这是不可以的。
孟子又继续举出齐景公的史例来做答复。齐景公在春秋时代，还算是一位好的诸侯，他下面有许多好的助手，名宰相晏婴，就是在这个时代。
《孟子与万章》礼的重要
「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之所履，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在这段书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两句话，是中国文化的名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民族精神，和这两句话很有关系，大家千万要记住。
孟子说：齐景公准备去打猎，出发前，下命令召见「虞人」，就是负责照管园林野生动植物的人。可是他用的号令是召唤大夫的「旌」，所以这个园长不听命令，他没有来。齐景公认为他抗命，生气了，要把这个园长杀掉。可是晏婴在旁边说话了，他说不可以杀园长，因为没有理由。古代的大臣们，遇到意见不同时，常常当面与皇帝争论。齐景公说他不听命令，当然要杀他；晏子说，你是用什么信符去召唤他的？齐景公说：以「旌」呀！晏子说：你要打仗吗？为什么用召三军统帅的信符去命令他？召唤园长是用羊皮帽做信符的呀！齐景公知道自己用错了信符，立刻改用皮帽子，那个园主一看到就来了。
所以古人对于礼，非常重视。礼就是国家社会的制度，是不允许破坏的，上自国君，下至老百姓，都要共同遵守，也等于后世法治时代所谓的「不成文法」。
在古代，像这位虞人的召而不到，很可能就被杀了，不但帝王有此权力，就是大臣、大将，也有这种权力，一直到满清时代，仍然如此。如清朝雍正时代的征西名将权臣年羹尧，是由老师培养出来的，他对老师非常尊敬，后来他对儿子的教育，也极为重视，在家教的书房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相传每次吃饭时，即使在公务百忙中，他也一定要陪着儿子的家庭老师一起吃。这位老师欢喜吃豆腐，有一次，吃豆腐不小心烫了嘴，年羹尧怒目向侍候的人瞪了一眼。不一会佣人送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的是厨房一名厨师的人头，把这位家庭老师吓得饭也吃不下了。这是年羹尧过分使用权力了，但从中可以看到过去帝王时代，权力人物的威势，就有如此严重。
转回来说被齐景公以「旌」呼召的那个虞人，并非不知道不接受命令的结果，极可能被杀，但他为了坚守礼制，情愿冒生命的危险，因此孟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有志于国家天下，救世救人时，那么他做人做事，随时要准备穷死、饿死、困难死；也就是为文化、为学问、为理想而死。就像梁启超有两句诗所说的：「求仁得仁有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梁启超此人如何，在此姑不置评，但这两句诗，也就道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表示他在戊戌政变时，是准备随时赴死的。日本有一个和尚的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也是同样的意思。譬如蒋中正先生，因为他在日本念书时，知道日本人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训练军队时，常引用这两句诗。而这首诗，原是日本一个和尚到中国来学禅，出门时所写的，全诗是：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国人民以这首诗作为他们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梁启超的诗，则是较晚所写，两者的精神都是一样。但是，这种精神，最初则是见诸两千多年前《孟子》这里所说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话。所以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准备寂寞穷困一生，而想建立文化的精神与人格，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人见到富贵，人格就动摇了；但是一个勇敢的人，或侠义之士，喜欢打抱不平，喜欢仗义的人，却准备随时「丧其元」——丢了脑袋。所以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的忠臣义士，是要准备随时牺牲生命的。
孟子这里举出来齐景公的错误，而一个虞人，宁愿冒死亡的危险，去纠正国君的错误，目的在使自己的国君，成为历史上的名王，而自己并无私心；同时也使自己国家的国民，知道遵守礼制，所以他准备牺牲，而不听这个命令。孟子这两句话，也就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了。
孟子对于齐景公与这个虞人之间的故事，也非常赞叹。孟子赞叹的重点，并不是虞人不听命令，而是赞叹他所以不听命令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他宁可舍身取义，以维护文化精神与国家制度的情操。万章又问：上古时候，国君呼召虞人，真正的礼制，应该用什么作信符？
孟子说：用「皮冠」。上古帝王出来打猎的时候，换戴另一种帽子。中国古人戴的帽子，等于现代军人的阶级，以不同质料与形状的帽子，表明身份地位。帝王在打猎的时候，换戴皮冠，所以召虞人用皮冠，召庶人用「旃」，召士用「旗」，召大夫用「旌」。
「旃」、「旗」、「旌」这三种东西，都是古代旗帜一类的标志，而形状与质料，有所不同。「旃」是用帛练制成旒，像古代皇冠上，垂下来的冕旒的样子，共有十二个，镶缝在旗边而垂下来的。「旗」是在旗上画龙，并且有铃，旗边也镶缝十二个旒。「旌」，则是在旗杆的顶上，悬挂五彩羽毛撕成的穗子，也有人叫缨子，状如苏武牧羊绘图中，苏武手中所持符节上的那种穗子，这种旗则称为「旌」。
孟子对于上古的制度，好像一部活辞典似的，一一答复出来，可见他满腹的学问，而且不是普通的学问，是实用的学问。如果一个国家请他办事，他立即可以将制度规章建立起来，根本不必多加考虑。古时候士大夫的学问，这些都是重要的部分。
孟子列举了这些礼制后说：所以齐景公错了！以对大夫这么高级干部的礼仪，用到一个虞人——公园园长身上，所以这个虞人宁死也不从命，他是对的。同样道理，以召士的标帜去召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敢随便接受。况且你们现在的国君，下达一个命令要我去看他，随便叫一声，我就要去吗？对不起，我不会去的。因为一个国君想见一位贤人，召见的方法不合规矩，不合礼仪，不守制度，等于是一方面请我去，一方面自己又把门关了起来。
他又说：义，合乎道理是道路；而礼仪是大门，只有君子走这条大路，进出这个大门。《诗经》上记载说：周朝文化鼎盛的时候，不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在文王、武王建国时，像宽阔、平坦、坚固的大道一样；而且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是笔直的，不转弯的。所以君子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坦直大道，小人则仰望着去效法。
万章这个学生很厉害，当孟子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又问了。他抬出了孟子最佩服的孔子来，指出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生活行为的《乡党》篇中，所说的一件事，他说：鲁国的国君下命令召孔子，孔子不等到车子准备好，立刻就跑路赶去了，依你的说法，孔子也不合礼制了。
孟子说：你又错了，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他有官职在身，所以「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他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在他晚年闲居读书的时候；他那时有官职在身，负有责任，所以非去不可。
《孟子与万章》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最后告诉万章说：人交朋友，一定是意气相投，看到对方，也知道对方交的是什么朋友；看到对方交什么朋友，也可以知道对方是何等样人。一乡的善士，他的朋友也是一乡的善士；一国的善士，他的朋友也是一国的善士；天下的善士，也一定去和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范围慢慢扩大。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胸罗万象，尤其是一个好的国君，纵然与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还是不能满足求贤、求善、求好的欲望，于是又与古人论交，那就是读古书。
我常劝青年多读古书，不要以为自己学问够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问经验永远不会够的。古人著书立说，累积了多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穷毕生精力，到晚年出书，流传下来，我们如果不读古书，那才真是愚蠢，因为有便宜不知道捡。读了古书，就是历史的经验，是吸取古人付出辛酸血泪的数千年经验，供自己运用，所以何必自己去碰钉子，流血流汗，茹苦含辛再领悟出同样的经验呢？或者说，只是读他的书，而又看不见他的人，可以和他交上朋友吗？当然可以呀！我们由古书就看到他的时代背景了。例如读唐诗，就知道唐代之所以成其为唐代，那种淳厚、朴素、气魄，那是伟大，的确了不起。杜甫和李白的诗是好，而在文字技巧上看来，似乎不如现代的诗；但现代的诗作就没有唐诗的风格与气势，尽管堆砌，也没有唐诗的那种精神与气魄。
看古董也是如此，一个几千年前的陶器，看来似乎非常粗拙，远不如现代的陶器那么精致美丽。但现代陶器的精美，一眼看过去，就尽在这一眼之中，不耐久看；而一个古陶器放在面前，它的粗拙中，就越看越有意思，有气势，有韵味，有一种盎然的、深远的精神。
诗到了宋朝，如「云淡风轻近午天」，也的确是好诗，但只那么轻轻淡淡的，就没有唐诗的那一种浓郁情怀。后世下来，明诗、清诗更加不同了。文学如此，文化也如此，试看历代人物，气度、政治的制度，一看就知道，一代有一代的味道。过去历代都有不同，也是循历史的痕迹，渐渐变易而来的，所以从历史渐变的轨迹中，也就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尚论古之人」，与古人交朋友的道理。
清代中兴名臣左宗棠，在未得志前，连吃饭也成问题，但他的书房就有一副对联：「读书万卷，神交古人」，这种胸襟，这种抱负，是年轻人应该效法的，这就是「尚友」，也是与古人交朋友的意思。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尚友录》，现在改编为《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孟子与万章》孟子的真心话
下面是《万章》上下篇的结论了。孟子也和庄子一样的幽默，在《离娄》上下篇的总结论中，叙述了齐人一妻一妾乞讨祭余的故事，讽刺当时一些为权势利禄奔走，而不顾立身出处的人。这里《万章》最后的结论，他说自己的一段经历，表明他不出来就是不出来的态度，也是非常幽默而生动：
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齐宣王有一天问孟子，关于「卿」这一官位的态度，应该怎样才合礼义？
「卿」是古代的官位，也可以代表最高的顾问，也可以代表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如美国的国务卿——国务卿这名词，并不是我国的译文，最早翻译的是日本。有许多西方文字的名词，例如哲学、经济学，等等，都是由日本翻译过来，因为日本越古的文字，越多是我国的汉文字，所以我们中国人就随便捡过来用，成了二手货。
齐宣王这句话，问得非常严重，因为孟子曾经作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孟子是邹鲁人，不是齐国人，所以不是正式担任「卿」的位置。如果齐宣王正式用他为「卿」，他就变成齐国人了。他这一问，等于和孟子开玩笑。
孟子反问他说：请问大王，您所谓「卿」，是问哪种卿？
齐宣王被他这一句反击过来，吓了一跳，孟子本来是渊博的，所以宣王心里有点虚了，便问孟子：卿，还有什么差别吗？
孟子说：有大大的不同，有一种是「贵戚之卿」，是由国君的同宗亲族来担任的。如殷商的箕子、比干、周的周公，都是「贵戚之卿」，另有一种是不同姓的卿。
于是齐宣王问：就「贵戚之卿」而论，该当如何？
孟子说：如果国君有了大过错，「贵戚之卿」就要拼命劝阻，经过一再劝阻，这个国君仍不听的话，就是国君的不对了，那么就对不起，请这位国君下来，换个位置，由别人上来。
齐宣王一听这样的话，脸色都变了，也许发青了，当然，孟子气定神闲，坐在那里稳稳不动。齐宣王到底是一国之君，有他的修养气度，片刻过后，发觉自己神色不对，未免失态、失礼，现代说有失风度，所以态度又平和一点。
孟子却轻松地说：大王，你不要以为奇怪，你既然问起这个问题，我可不能和你说歪理，我是说的直话、正话。
孟子这样一说，齐宣王的神色完全变回正常了，然后又问「异姓之卿」该如何？
孟子说：「异姓之卿」，对于国君有过错，也是拼命劝告，如再不接受，对不起！下台一鞠躬，我要回家了。
这结论多妙！
所以读古书，要接连着读，就可以读出他的真正含义与精神所在了。如果依照宋儒这些古人所圈断的、割裂地去读，那就不是《孟子》，而是「懵子」，越读脑子越懵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