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章章句（下）
《孟子与万章》四种典型的人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好像在这里自言自语，又提到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这几个不同类型的人，好像并不是万章提出来的问题，可是却放在《万章》篇中。为什么孟子这几段话会放在这里？读古书要另外带一只眼睛，才能看清楚他背后的意义。
以现代的编辑技巧而言，这种手法也非常高明，前面说的是尧舜，讨论君道；接着是谈伊尹几个人，讨论臣道；后面接着，万章问友道。在万章提出友道之前，孟子这里又列出四个典型人物，谈他们的立身出处，这是孟子自己说的，并没有人问。宗教家的教化方法也是如此，如佛经里，有些是佛自说的；有些是受教的人有疑惑提出问题，而佛加以解说的；有些必须受教者问到时，佛才可以说，也才应该说。所以这些说教的方法，都有其很深的意义存在。
其实，关于伯夷的问题，在《公孙丑》上下章中，已经讨论过了，现在为了四个不同典型人物的并列，又在这里作一次重复的讨论，这就是编辑的手法，读者要另具慧眼，才能看到《万章》篇中的重心所在。当然，如果不好好用心去读，还是找不出重心，必须在读完以后，再加以寻思，把全书融会贯通，就会找到他的要点了。就如一串珠子，放在盘中，看来似乎散乱，但能看到那串珠的线头，轻轻一提，就是一串彩色排列有序的念珠。也等于医生治病，下针即可得穴道。所以，这时的《孟子》，看来不再像一段一段教条似的，前后随便倒置，而是气势一贯，脉络相连，组织严密的好文章；也是一则处处有交代，前后相呼应，循序发展的好故事。甚至可以将它改写成现代小说或剧本。
现在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伯夷这个人，不看任何不好的东西；一切不好的声音，他也不听。当然，五官、四肢、心意所能接触的一切不好的色、声、香、味、触，他都不去接触，心中也不起坏念头。在立身出处上，凡是他认为不够格的领导人，就不跟这种人合作，不为他做事。他本来是纣王的宗族，因厌恶纣王的无道而离开了；对于下面，认为不够资格由他来领导的，他也不愿做这个地方的长官。只有在天下治平，社会上轨道，可有作为的社会，他才出来做事；生逢不可救药的社会，他就退隐。因为他不愿在横行霸道的政权与社会势力之下住下去，也不愿意与愚痴的乡巴佬相处，他认为如果处身在这种环境之中，就如同穿了大礼服，却坐在污泥地上一样的难过。
孟子把伯夷这个人的思想、个性、人格，描写得一清到底，绝对的清高。世界上的确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清流派」，伯夷就是代表人物，看起来古怪，几乎不近人情，可是他只顾自己一味地清高。
孟子说：当纣王为殷商的天子时，伯夷逃开了，住到北海的海边去，可能在现今山东烟台一带，乃至于靠近韩国的海边住下来。他在这种边区，少与人往来，也看不见政治、社会的阴暗面；眼不见为净，以等待政治的安定，社会的澄清，就是这样的退隐了。
孟子说：伯夷这一种清高的风范，对社会发生的影响，是使冥顽不灵的人，个个都廉洁起来。有些生活行事严肃、懦弱的人，憨头憨脑的人，有自卑感的人，表面上傲慢的懦夫等等的人，也能够立志。这是孟子所说的一种典型，不妨名之为伯夷型，或伯夷格，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是伊尹型，大部分都是重复《万章》上篇中的话。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说：伊尹讲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这个人，平和通达，谁当老板都一样，我都使他变成圣人。任何一个老百姓，都是好老百姓；任何一个部下，都是好部下。因为，这一切都在于我如何去辅导、运用，使他们能发挥才能。太平盛世要去做，乱世社会，更要努力去做，这就是佛家大乘的精神。伊尹是这样的一个理性知识分子、士大夫，自认天生有他的责任，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放弃努力。
下面孟子再把柳下惠作为第三类型的人，加以说明：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大家都知道柳下惠这个人「坐怀不乱」，这里孟子说柳下惠的人格是不会受污染的，老板乱七八糟，也没有关系，待遇虽少，仍然替他做事，老板是老板，我是我；小官可以干，大官也可以做。有好的人才，就把他推荐出来；做好事，有功劳的人，也毫不隐瞒替他宣扬，但是不乱拍马屁。假使有人忘记了他，被放在冷冻库里，他也没有牢骚，心里也不怨恨。穷困的时候也不自卑，和愚痴的乡巴佬在一起，也可以相处得很好，因为这些人天真、说老实话，虽然说粗话，但对他们有些友爱，不忍心离他们而去。柳下惠认为：你是你，我是我，朋友混蛋，我不混蛋，你脱光了在我旁边也没有关系；你虽然脱光了，可是我还是衣冠整齐哩！你的污点，到不了我身上来。
所以柳下惠又是另一种人格，能学到他的这种人格和作风，就算原来很小器、锱铢必较、心量不宽的人，都会把器量放宽，尖刻的人也会变得敦厚起来。
下面第四种，是孔子型：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说走就走，刚刚看到情形不对，米都洗好了，连饭也不煮，立刻就走了。
孔子在齐国的时候，齐景公想用孔子，便和他的宰相晏婴商量，晏婴说了一些理由反对掉了。这消息一传到孔子的耳中，孔子立刻就走。后世误会晏子排挤孔子，其实孔子和晏子是很好的朋友，晏婴知道，如果孔子被齐国留用，将来一定会身败名裂的，所以为了爱护孔子而反对。孔子后来赞他：「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时晏子已经死了。因此，孔子之离开齐国，是齐国想用他，他不能也不愿被用，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情形不对，马上就走。
至于他离开鲁国的时候，口里说走，留了几个月都还没有动身，天天说：我要走了，还是没有走，因为那是他父母之国，不忍心离开，所以「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这是孔子。
所有的这些人格典型比较下来，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他做任何事，都有他的分寸，该多一分的他加一分，该少一分的，他减一分，绝对不会马虎。
几种人格的典型，都放在面前，看我们要做一个哪样的人。另外，还有一种人格的类型，要我们来评估了，那就是孟子本身的人格。孟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大家研究《孟子》以后，不妨给他一个评价。
下面是孟子为他们四人下的评语：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说：伯夷是「圣之清者」，清高到极点。伊尹是「圣之任者」，对天下有责任心，治世要救、乱世也要救，好人要救、坏人更要救。这是大乘菩萨道，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到处都能与人和平相处，和而不同，同流而不合污。孔子则不同了，是「圣之时者」，他看时事对与不对，时间、空间，环境需要不需要，该或不该，能或不能，综合起来，再决定出处做法，这是「圣之时者」，所以孔子是这几种人格典型的「集大成」。
后世元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大成」一词的理念，应该是根据这里来的。所谓「集大成」，就是「金声而玉振之」，成语「金声玉振」就是出自此处。用现代的话讲，「金声」就是现代人说的：「某人的人格响当当的」；「玉振」则是清楚的，不是胡涂的、混浊的，是玉敲出来叮叮响的声音，清脆而播送得很远。有道德修养只是圣人的一半，更要有道德的行为，又有高远的智慧。智慧譬如巧妙，圣譬如力量。智慧是般若，要灵活运用；圣是功夫，要一点一滴做出来。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这一段是讨论周朝分封建国的政治制度问题，这里只有这样一点资料而已。关于各朝代政治制度问题，我国有专书讨论，如《十通》等一类的书，可以研究参考，所以在此不多讨论。
下面这一段，是万章提出来的友道问题，就是君道、臣道，一路讨论下来之后，开始讨论友道。友道就是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道是讨论一个人处世之道，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该怎样自处。
这一段可以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内则》、《儒行》等几篇连起来研究。《儒行》、《内则》两篇，就是阐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交友，人与人之间该怎样相处的道理以及重点。
《孟子与万章》交友三原则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万章这里提出的问题很简单，「敢问友」，就是向孟子请教，朋友之道应该如何。
孟子告诉他说：交朋友之道，人与人之间相交，第一要「不挟长」，不以自己的长处，去看别人的短处。例如学艺术的人，见人穿件衣服不好看，就烦了；读书的人，觉得不读书的人没有意思；练武功的人，认为文弱书生没有道理，这都是「挟长」，也就是以自己的长处为尺度，去衡量别人，这样就不好。第二「不挟贵」，自己有地位，或有钱，或有名气，因此看见别人时，总是把人看得低一点，这也不是交友之道。第三「不挟兄弟而友」，就是说朋友就是朋友，友道有一个限度，对朋友的要求，不可如兄弟一样，换言之，不过分要求。一般人交友，往往忽略这一点，认为朋友应该一如己意，朋友事事帮忙自己，偶有一事不帮忙，便生怨恨。在另一面，对一个朋友不帮忙还好，越帮忙，他越生依赖心，结果帮忙他反而害了他，所以「不挟兄弟而友」。
这三个要点，非常重要，每人如略作反省，就会发现，自己常会犯这三种毛病。
在相反的一面，「不挟长」就是并不因为对方有长处，想去沾一点光。「不挟贵」，也不是因为对方有地位、有钱、有权势才去交这个朋友，企图得什么便宜。例如民国初期五四运动后，因为胡适之是倡导五四运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出名，便有一个文人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胡适之并不认识他，直到现在，「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常被人引用，去讥评趋炎附势、脸上贴金的人。「不挟兄弟」也就是说，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却口口声声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熟得很。」这叫做交浅言深，也是不好的作风。
「友也者，友其德也」，交朋友是为道义而交，不是为了地位而交，不是为了利用人而交，也不是为了拜把兄弟多，可以打天下，或如江湖上人「开码头」，「扬名立万」而交。交朋友纯粹是道义之交，不可有挟带的条件。常有年轻人说：「我们同学很多，将来可成为一帮」，这就是挟带了条件，已经不是真正的友道，只是利害的结合。孔子说，朋友的道义，是彼此规过劝善，不是专说好话。其次，朋友有「通财之义」，「患难相扶持」，不是富贵相扶持。其中以「通财之义」最难做到。自古以来有句俗谚「仁义不交财，交财不仁义」，可见通财之义更难。
孟子再举出古人的几个交友的例子来，阐明他所说的「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的友道三原则。
他首先举孟献子为例：孟献子是鲁国当年的第一位大权臣，他是百乘之家，古代的百乘之家，富比诸侯，权位等于鲁国的副国君。但是他在友道上了不起，他有五位真正的朋友。孟献子是周朝以来，几百年的世家出身，古代贵族永远是贵族，享有读书的特权。那时的社会，读不到书的人，永远读不到书，因为那时的书不像现在，可以随便买得到。那时尚无纸笔，古书的文字是用刀刻在竹简上，一片一片的，像现在我们手上的这部《四书》，就可能要堆积满满二十坪的面积。普通人谁读得起书？所以知识分子的家庭，子弟代代相传，永远是知识分子；平民欲想读书，比奴隶想发财更难。孟献子出身一个贵族家庭，所谓百乘之家，至少饲养四百匹马，当然有很多驾车的人。像这样的家庭，财富、权位都到了极点，可是他只有五个朋友。
照说，这样的家庭，朋友该很多，如战国时，孟尝君门下三千客，这都是朋友啊！都靠他、吃他的。而孟子和孟尝君是先后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孟子没有说孟尝君在友道上了不起，而只提孟献子有五个朋友？
孟子说：孟献子五个朋友之中有乐正裘和牧仲两位，另外三人忘记了名字，但这五个人是有道德、有学问、不求功名富贵的。君王想和他们交往做朋友，他们也不来，却和孟献子作了朋友，这就可见孟献子之不平凡。孟献子和他们交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有道德、有学问；他们五人本身既无财富，也无权位，也没有把孟献子家的富贵放在眼里。
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士大夫的精神，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像尧舜时代的许由，尧去找他，请他当君王，许由赶快逃到溪水里洗耳朵。另一位隐士巢父，正牵着牛在溪边准备喝水，看见许由洗耳朵，就问为什么洗耳朵；许由说刚听了人家说了一番脏话，所以来洗耳朵，并把尧找他当君王的事告诉巢父。巢父说你洗过耳朵的水，牛喝了嘴都会脏，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喝水。像这一类人的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标榜的高尚人格。孟献子的五个朋友，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物。
孟子说，孟献子和这五个人做朋友，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家世富贵权位，纯粹就是好朋友。这五个人看孟献子，也不管他的家世，只认为孟献子这个人够格、够条件作朋友，有味道，所以成为朋友。如果他们心目中有了孟献子家世的观念，也早就不和孟献子作朋友了。这就是孟子说明交朋友的「友其德」的原则。
孟子说：不但孟献子这样的世家交朋友有如此好的榜样，就是一些小国的诸侯，也有这种情形的。费国的国君惠公，是周朝分封诸侯时所封的公，当时有公、侯、伯、子、男几种不同的等级。到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诸侯们违反了这个制度，自己开始称王、称霸了。孔子着《春秋》，微言大义，就是批评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而费国之君，此时仍自称惠公，是遵守当时的制度的。他自己说做人原则：对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不敢说是朋友，仍尊为老师；对于颜般这个人，却是朋友，不是老师；还有学问很好的王顺、长息他们，那只是我的部下，替我做事的，我可以命令他们。所以他在「师道」、「友道」、「臣道」方面，十分分明。
《孟子与万章》朋友与政治
曾子曾经说过：「用师则王，用友则霸，用徒则亡。」孟子的这种观念，也是继承孔子、曾子的思想，而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定论。如汤之于伊尹，周文王之于姜太公，都是以师道相处；汉高祖之于张良，则在师友之间；刘备之于诸葛亮，则是以友道相待。所以用师道相处则是成王，成功最大；以友道待贤能的人，则可称霸；至于用徒，那就谈不上了，那只是爱用听话的人，只有让被用的人听自己的。用友则不同，可以相互讨论研究的；用师则更不同了，那就不只是讨论，老师说了就算数的。一个当皇帝的人，要听一个老头子的话，要听他说「你非这样办不可」，那还受得了！这种修养就很难。在感情上最痛快的就是用徒，只晓得当面「山呼万岁」，指东便东，说西就西，错了他也跟着错，绝不提出正确的意见。用这样的人虽痛快，可是有什么用？所以用徒者亡。
孟子又说：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但像费国这样的小国之君有如此的典范，在大国之中，也有如此懂得友道的。就像晋平公对于亥唐这个贤人，也是一样，他去看亥唐，亥唐说请进，他就进去；说请坐，他才坐下；请他吃饭，他也就和亥唐一起吃饭。虽然吃的只是普通的素餐，他也照样吃得很饱，因为怕亥唐说他吃惯了宫廷中的山珍海味，嫌弃亥唐的素餐。但是，他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晋平公并没有请亥唐「出山任职」，权、位、财富，一样也没给他。
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亥唐是一个贤者，是不愿出来做事的隐士，所以晋平公只是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和他交往，并没有以一个国君的身份和他做朋友。这只是私交、道义之交，不涉及公谊。否则的话，如请他做官，给他权位、财富，他可能和许由、巢父一样，要跑到溪水里洗耳朵，反而失去了一个贤人朋友。所以晋平公和亥唐这样的交往，是以一个读书人尊贤，不是以一个国君的立场。
孟子再举尧舜之间的友道。舜是尧的女婿，但在有岳婿关系之前，两人之间也是朋友，后来变成了君臣与翁婿的关系，最后才让位给他。
孟子说：当初舜见尧的时候，尧已经赏识这个人，想要他做女婿了，所以「馆甥于贰室」——古礼对女婿也称「甥」的，称「婿」是后世才有的。「贰室」就是副室，是帝王尧的副室，在尧隔壁的房间——古代君王的女婿，也称驸马，不是可以随时见到岳父的。在国家的体制上，驸马只是一个臣子，如果没有授给官位，还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且驸马是不许干预国家政治的，所以认真说来，驸马是很可怜的。
从前听说公主要选驸马下嫁，一些可能被招为驸马的人家，每向祖宗磕头，请求保佑，千万不要让公主下嫁到家里来。如果公主下嫁到家里，视为倒霉，每天吃饭的时候，公主坐在首席，公公婆婆反而要在一边陪侍，这种滋味，很不好受的。而尧居然将自己的副室让给舜居住，已经不把他看成女婿，两人谈得来，尧欣赏他，把他当一个朋友接待。开饭时，两人也一起吃，可见舜的学问、道德、见解，使尧十分欣赏。许多事情，舜都提出好的意见，尧都接受，两人是以友道相处。尧与舜在初期的交情，是天子和普通老百姓的友道关系。这些资料，在别处找不到，只有《孟子》这里提出来。当然，他是应该有所根据的，不会乱编故事。
最后，孟子列举了这几则友道的榜样，作了结论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这是孟子为友道下的又一个定义，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尊敬下面，就像尧当时对舜尊敬一样。尧的身份是君王、丈人、老前辈，但对舜以礼相待，没有以上级老前辈的身份对待下属，这就是「用下敬上」；以在下的态度，把他提高到平等看，这就是「贵贵」。前一个「贵」字为动词，后一个为名词——舜虽为下属，而尧看他是贵重的，因而就以贵重待他。「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这就较次一等了，因为自己仍居上位，为了尊贤而谦虚下士，尊敬别人，在下意识中，不忘自己身份之贵。但「贵贵」、「尊贤」，道理是一个，不过做法有差别。
《万章》中前面提到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几种典型，这一段又谈友道的问题，孟子在讲友道时，进一步说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标准。其用意反正还是告诉万章，我自己绝对不会出来的，因为万章总是想说服他出山。
《孟子与万章》与人交往，礼尚往来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又问到交际问题。交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友道、臣道的交往范围较严谨，而交际的范围则广泛，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属于一般普通性的，不一定是君臣、朋友之间的交往。
万章问：一个人与他人交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换言之，该以什么心理去与人交往？
孟子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有恭敬的心理，不要儿戏，不要马虎，不只是表面打躬作揖的礼貌，要出自内心的恭敬诚恳。
万章再问道：「却之却之为不恭」，这句话是什么道理？现在我们流行两句成语，所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如果只讲这两句成语，是很有趣的。例如，你送食物来给我吃，我说：「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吃你的，我难为情；不吃呢，对你不恭敬。还是吃掉吧！
却之不恭的道理，就是这样，有时过分的推辞，与轻易地接受一样，都是不恭。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经常会遇到中国文化中「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的情形。每当收到人家东西的时候，接受嘛，心里难过，为什么又花钱买礼物送来？退回去吧，他又会多心。这种时候，就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孟子与万章在这里讨论，不谈「受之有愧」，只讨论「却之不恭」的问题。要看送来的东西，是否合理，是否合礼；如果不合礼仪或不合道理，就要「却之」，不能接受。譬如一位小姐，认识一位男士，见面一两次，这位男士就送一枚戒指，硬拉小姐的手指给她带上。这时这位小姐是「却之不恭」呢？还是「受之有愧」呢？这就要慎重考虑了。如果既不合理，又不合礼，当然婉谢退回，甚至还拂袖而去，骂他鲁莽。这种事，却之才是恭的，受之倒是不恭的。所以恭，不只是外表的恭敬态度，更是内心的庄严，对自己重视，对朋友尊重。
孟子说交际的原则要「恭」，但是万章马上针对这个观念提出一句「却之不恭」来问老师，究竟是何道理。
孟子答复他说，「却之不恭」这句话是用在「尊者赐之」的场合，也就是当长辈、长上有赐赠时，不可拒收，所谓「尊者赐不敢辞」也，否则便是「不恭」。当然，应用这个原则，还要考虑两点，一是对方是否为「尊者」长辈；二是在收受之前应在内心考虑一下：「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即如果我收受了，是合「义」、「理」呢，还是不合呢？经过考虑，如果认为不收受就是不恭敬，那么就不可再推却了。
其实，这第二个原则也是一般的收受原则，如果是合礼的尊者之赐，所谓「尊者赐，不敢辞」，就要收下。年轻人遇到伯、叔等父执长辈，送给东西，不能退回给他说：我不要，这样东西我已经有了。如这样说，多扫长辈的兴，所以自己实在已经有了三件，还是不可以说出来，因为长辈是以为这是好东西才赐给你的，那就收下来，让长辈高兴一下也是好的。甚至可以学现代西方人的规矩，收到别人的礼物，当众拆开来，让大家都能欣赏，虽然自己已经有了，或者并不适用，也要表示自己正急需这样东西，而且称赞它的美好。
他们师生二人，就一直针锋相对讲下去，像在打机锋。
万章继续说：拒绝收受别人的馈赠，似乎不太好做，自己心里判断着「其取诸民之不义也」，如果接受不合礼不合义，或是东西来路不明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心中虽拒绝，口头不说出拒绝的真正理由，以「他辞」，委婉地加以拒绝。是否可以这样呢？
孟子对这疑问似乎没做正面回答，只是提出孔子的做法「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来说明。事实上等于告诉他的学生，对于动机不纯的交往，来路不明的东西，对于一切不义之财，都是不合「道」、不合「礼」的，那就断然拒绝吧，何必扭扭捏捏以「他辞」去拒绝呢？
《孟子与万章》孟子的真意，朱熹的怀疑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万章再就具体事例追问下去，说到「御人」之赠。
「御人」在现代语中，像是四川人所说的暴客、暴老二、土匪、强盗，所谓杀人越货的匪徒，强梁霸道，这就是「御人」。但这两个字也可分开，「御」是强夺，是动词，与人字合起来是抢劫别人的意思。
这是万章的假定，他说：假定有一个人，在国境之外抢了别人东西，回到国内，却与你作道义的交往，也很有礼貌的把东西送给你，这时候是否接受？
比方现在有一个人，在境外抢了别人的东西，回到台湾来，和你成为道义之交，又很有礼貌地把抢来的东西送给你，只说刚从境外回来，顺便带了点土产，给你做纪念，这样可不可以接受？
万章的这一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妙。因为这个「御人」，是在境外抢别人的东西，换言之，并不是抢你我自己人的东西，不管他是盗、窃、骗、占而来，反正与全国人无关。这样的东西，可不可以收？
孟子说：不可，绝对不能接受。根据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书经》上《康诰》中说的，蛮横霸道地杀了人，又强占了人家的东西，一点也不知怕死，对这种人，社会上没有不愤恨的。有这种行为之人，根本不必再教导他，就可以正法了。
他们师生两人讨论至此，竟然说到与强暴之人交往的事情上去了，他们到底是指什么来说的？这些话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好像说来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这就像作文章一样，非常对题，绝对不是随便说的。
孟子紧接着还说：「殷受夏，周受殷」，商汤伐桀，推翻了夏朝，成立了殷商的帝王政权；武王起来革命伐纣，推翻了殷商的政权，成立了周朝的政权天下。而现在这种以攻伐为手段的事更厉害了，所以这种来源的礼物，应该不可以轻易地接受。
对于这段书，宋儒朱熹有批注。对于朱熹，我还是很尊重他的，因为他是夫子，夫子总该尊重的；不过不对的地方，也就是不对。对于孟子的这段答话，朱熹的批注认为，文句中一定掉了字，或者有多余的字。朱熹虽然早于我们一千多年，如果站在今日大学的讲台上讲课，而我是他的学生的话，我也一定举手要求发问，对他说：朱老师！你讲得不对，这段书没有多余的字，也没有掉什么字。因为《万章》篇他们师生之间的对话，一路都是针锋相对的用机锋语，讨论到这里，已经到了巅峰状态。第一，万章再三希望老师出来从政，孟子答复了许多理由，可是双方都在打太极拳，推来推去，不做正面的打法。到了这里，万章突然使出了「大洪拳」，虎虎生风，迎面打出，正式的发问了。他说：许多人固然是抢了人家的东西，可是「御人于国门之外」，并没有超过范围，这就是指当时战国七雄，都是自己称王，所谓齐宣王、梁惠王、秦昭王，等等，都是兼并弱小的诸侯，扩充自己的霸权抢来的天下，可以说这都是不义的。
这就是庄子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偷人一个带钩，被抓住了是处死；偷了别人的国家自己就称王。「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自己当了王以后，又讲起仁义道德了，叫人们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否则就要坐牢。所以说，五霸七雄的天下、王位，是谁给的啊？都是抢来的，都是「御人」。
万章知道孟老师这种心思观念，想说服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段问话，等于劝老师说，这是人家自己去抢的，又不是你去抢来的；而且人家现在干得很好了，来送礼给你，请你干，你为什么不干？可是孟子还是说不考虑。
孔孟之道，是以国家民族的千古文化传统精神之发扬光大与持续为前提，以伸张正义为责任，对于不合理、不合礼的事，写历史的都以孔子的《春秋》笔法，加以「贬词」，绝不将就。所以孟子引用《康诰》的话，认为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绝对不接受。
因此他也说，即使是汤、武的革命，严格讨论起来，在历史哲学上，还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话说回来，朱熹对于这段话，真的不懂吗？我看他是懂得的，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宋朝开始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严格地说来，是抢了柴家的天下而得来的帝王。朱熹是宋朝人，在当时是不便讲的，只好说可能在这里掉了字。如果朱熹真的不懂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他这位「夫子」的招牌，可要动摇了。
孟子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义正词严的，他说，纵然是殷、周的革命，也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所不辞也」这四个字，在这里用得好极了，是绝妙的机锋。这四个字，可以解释为商汤、周武他们居然就这样干下去，而不知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也可以解释为像殷、周这样的革命成就，不必再挑剔了，因为他们后来有功德，对国家民族的确有贡献。所以古文有时候很妙，虚字眼的运用，正如禅宗所说，「如珠之走盘」，很难下断语。
不过孟子下面的两句话「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分量更重了，意思是说，现在的社会，越来越糟糕了，传统正义文化精神没有了，「如之何其受之」，等于说：这种情形，怎么可以随便接受人家的赠予呢？这是不应该接受的。
因此，顺便想到清朝雍正时期的一件事：雍正三年，在整治年羹尧时，蔡埏是第一个公开揭发、弹劾年羹尧的人，并不遗余力地清查年羹尧的财产。年羹尧被赐死后，雍正将没收来的年羹尧的房屋、奴婢，还有金银绸缎，等等，赐给御史蔡埏。蔡埏说，年羹尧的房屋是国家赐给他的，奴婢是隶属于内府的人，而金银财产皆不可问之物。佛经上说：「审己功德，量彼来处」，我不能接受这个赏赐啊！于是坚决辞而不受。雍正听了大为赞赏，这也是「如之何其受之」的道理。
再看下文，更为明白，因为孟子自己作了更明白的解释，而朱熹说是掉了字或有衍文，如果引用孟子一句话的说法，就是「不亦异乎」？好奇怪哦。
《孟子与万章》王贼并称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万章这位难缠的学生，到这里又要套住老师的话去诘难了，他话题一转就转到实际政治社会上去了。他说：「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现在诸侯们所有的金银财宝，无非是从人民口袋里拿来的，与盗贼无异。但这样得来的不义之财，拿去赐赏他的宾客、朋友、部下，只要礼貌周到，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即使再有德行的君子，仍会接受这种馈赠的。这也是不义之财嘛！请问老师如何解释？
万章这一诘问，等于将老师的军，真够厉害的；而孟子这位老师，确实高明，他不正面答复诘难，只举出一个比喻来，申明个中道理。他说，如果现在有一位真正行王道的君主，看到诸侯们如此不仁，你认为他应把诸侯们统统抓起来杀掉呢，还是先加以教导，如有怙恶不悛者再行诛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孟子没有讲出来，书上也没有记载万章如何答复。但显然的，这个答案明白得很，当然是「教之不改，而后诛之」。这么一来，与前文所说的杀人越货犯，不论任何朝代，都不必再教化即行正法，似乎有所不同。
因此，根据这个比喻，孟子就下结论了：「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在原则上来说，凡是「非其有而取」的，都可谓为「盗」。孟子这个说法，只是就其性质的最高原则而说的，然而就具体事实而言，两者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关于盗行的哲学很妙，释迦牟尼佛讲到盗戒时，「王贼并称」。他指出说，假设人有一元钱，自己只能占有到五分之一，因为王拿去一分，贼拿去一分，生病用去一分，家里的人用去一分，只剩下一分由自己支配。而且这一分也是只有使用权，并非所有权，这是释迦牟尼佛对财富的观点。再看自己享受的这一分，说不定放在口袋里又掉了，所以钱财是不可靠的。
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内涵，也有「王贼并称」的意思，凡是不合礼的地方，王贼是相等、一样的。正如明代民间流传的一首诗：
解贼两金并一鼓 迎官两鼓一声锣
锣鼓听来总一样 官人与贼不争多
孟子又怕不够深入，再举孔子为例。
孔子在鲁国也做过官，接受了鲁国的官位，所以孟子说：「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猎较」两个字，据历代的解释，在国家要举行大祭的时候，大家喜欢出去打猎，看谁打得最多。并将猎来的动物杀了，拿去祭天地鬼神。
读《孟子》到这里，总觉得这种解释不通。古人认为「猎」即打猎，「较」就是比赛，「猎较」就是打猎比赛，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啊？不但朱熹如此解释，连《十三经》都如此说。我经过仔细研究，对于这一解释，另有观点，因为这几句话的意思，等于说孔子做了鲁国三个月的司寇，有权下令杀人，所以孔子一上来，就把少正卯杀了。千古以来，对这件事都存疑，到底少正卯犯了什么罪？孔子当时曾经宣布过他五条罪状，但是后世还是存疑。而孔子出来做官，鲁国人也不是因为尊重孔子的道德而请他，而是大家在竞争，像打猎一样，在利害上比较打算一下，才请孔子上台的。孟子的意见认为，这样不合礼的事，照说孔子是不会接受的，但是鲁人「猎较」，孔子在这个时候，也「猎较」一下，出来比较一下，将就一次，如能上去把国家天下弄好，也是好的。所以孟子说，孔子是为了救世救人，才委屈自己，去「猎较」一番。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在救世救人的大前提下这样做，还算可以；不过，随便接受人家的赏赐，则不可能，不会接受。
对于「猎较」一词，我的解释，是当时人事上的争斗、排挤、算计。并不是说孔子骑马去跟别人比较打猎，一箭射出去，射得了十只兔子，赢得了胜利，便回来当上了司寇。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古人对文字弄错了，我们不必以为古人一定是了不起的。若干年后，我们也成了古人，也会被人指出来当招牌的，所以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可能有错。所以我们读书，不要完全相信古人，变成「人云亦云」，而应该有自己的见地。
现在，我们可以推翻古人的错误解释了，可是在清朝或明朝以前的帝制时代，就不敢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会有危险。在那个时代，反对圣人是了不得的大罪，几千年来推崇孔孟是大圣人，怎能反对？这就是滔天之过了。民主时代，学说是昌明的，所以把一些古人的错误，要更正过来，不能让文化的精神错下去。
我们接着看下去，就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
万章说：国君的救济，可以接受，赏赐却不能接受了，这又是什么道理？这种情形，我们今日看来，也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中国古礼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这也是生活的规范。以现代的情形来做譬喻，比如越南阮文绍政府有人来到台湾，我们救济他，他可以接受；如果我们最高当局对他特别的「赏赐」，在我国古礼上说，他不敢接受。
万章说：我斗胆再请问老师，他为什么不敢接受？
《孟子与万章》孔子的作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万章一听到孟子说孔子「猎较犹可」这句话，好像打拳的，趁对方张开门户，有了空隙，立即一拳过去，对孟子说：这样说起来，孔子当时出来做官，可以将就现实，你老人家又为什么不将就一下呢？因为依你说，孔子当时出来做官，也是委屈了自己，走了一点点歪路，将就了一下，没有完全走直道。孟子说：孔子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走的是直道。
万章说：你刚说的，他出来还是要先打打算盘，先「猎较」一番，如果走直道，又何必「猎较」呢？
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这里「簿正」一词，现代的人不易了解，书上的批注有「未详」两字，也就是不清楚。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是刻在竹片上，名为简，简的上面挖了孔，用牛皮制的筋，名为韦的，把它贯穿在一起，拼拢来的一端名为簿。所以「簿」字的上面是「竹」字，孔子研究《易经》韦编三绝，把牛皮做的韦都翻断了三次。
孟子这里是说，孔子以正统文化的精神考察古代的文化，以祭祀为先，并不是以四面八方来的机会作为谋生工作，他是以文化精神来竞争的。
对于这一段，我的观点又与古人不同，古人除了以「不详」说明以外，另一批注，硬把「猎较」认定是打猎，说是因为祭品不够，所以要打猎。孔子先对一下数字，怎样安排，不以四面八方的饮食拿来做祭品。这种解释，有什么根据？「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应该是「不食嗟来之食」的意思，宁可饿死，也不能随便，只有以文化传统的精神去竞争才是正理。
万章说：既然鲁国这样对待孔子，孔子何不走开？
孟子说：孔子怎么可以走开？鲁国是父母之邦，是孔子自己的国家，他要在自己的国家开一个好的风气，造就善因。如果开了风气，大家并不接受，不能发生影响，行不通，这时当然只好离开父母之邦了。因为很伤心，所以犹豫不忍离去，拖了三年，不得已才到国外去。
孟子答复万章所问，说到孔子在鲁国做事及去国的经过，也等于把自己的心境说了出来，所以，孟子与万章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充满了机锋。
孟子又继续举出事证，说明孔子做事有三个方向，这些都是我们立身处世，值得效法的。
孟子说：孔子若准备出来做事，是认为这件事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是有意义有贡献的，这就是「有见行可之仕」。其次，有的时候，名义、地位都不计较，只当一个顾问、参议，甚至没有任何名义，他也可以在旁边敲边鼓，站在旁边协助，这是「际可之仕」。还有第三「公养之仕」，就是老了，退休了，国家供养他一点生活费，这一点，他就接受了。
孟子说，孔子当时在鲁国出来当司寇的时候，是季桓子请他的，那时他是认为对社会国家会有贡献，所以才出来。而上来第一是杀了少正卯，少正卯是当时鲁国有特别的名气，有特殊号召力的「闻人」，孔子知道他这种人，将来可能危害社会、国家和天下的老百姓，所以一上台就杀了他，免贻后患。大概孔子干了三个月，便被权臣反攻而下台了，可能也与少正卯这件事大有关系。后世反对孔子的人说，少正卯何罪要杀他？
大家不知道，孔子列举出来五条重大问题说: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一段在《荀子·宥坐》中的文字，意思是讲，如果一个人，通达世故却用心险恶，心性怪癖而又固执己见，言论谬误而善于诡辩，广为收集和善记别人的丑恶隐秘之事，包藏错误并混淆视听，这五大罪过，少正卯兼有，故诛之。
在这段记载里，同时提到了「太公诛华士」，这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也有记载，说的是姜太公封齐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人的对抗和阻挠，令出不行，社会局势很不安定。为了治理齐地，太公邀聘被时人称为「贤人」的华士出山，但华士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为标榜，拒绝了。为了以儆效尤，使政令通达，太公下令诛华士，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使局面安定下来。
讲到这里，我们又想到东汉的时候，刘备入川，要诛杀蜀中名人张裕，诸葛亮问刘备：什么理由呢？刘备说了两句名言，「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千古以来，诛杀异己的关键所在。
孔子原来有三千弟子，而少正卯一出来，孔子的三千弟子，几乎有一半都被少正卯的谬论迷惑了。在当时而言，少正卯影响力之大，是不得了的，但又不是杨朱、墨子一流。固然，孔子杀少正卯，成为历史的疑案，但我们相信孔子的人格，他是无私心的。在当时，孔子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有出来从政的价值，所以出来做了司寇，掌管立法与司法；后来眼看良好的风气建立不起来，只得离开父母之邦，去周游列国了。
孔子出国以后，在卫国住得最久，等于是他的第二故乡，卫灵公对他也满恭敬的。卫灵公的大臣们，对孔子也很好，像卫国的贤人蘧伯玉，都是孔子的好朋友，所以孔子在卫国很受欢迎，在人际关系上也处理得很好。他并没有出来做官，而是从旁协助。
卫灵公之后的卫孝公，对他也很好，给他养老，孔子晚年也喜欢在卫国居住，所以是「公养之仕」。卫孝公就不像卫灵公那样了，对孔子虽然恭敬，但是属于例行的恭敬，没有特别之处；而孔子也不希望他有特别恭敬之处。孔子帮忙了卫国许多年，年老了该接受的公养就接受了。
这三点，是孔子一生对于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合理该接受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则一毛钱也不要。在礼制、道理上适合的，是恭敬；不适合的，有附带条件的，就是不恭敬，不要。这就是人生的行为哲学，行为的价值，也是尊重自己。孟子与万章的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反面看也很有趣，万章一步一步想诱请孟子这位老师出山从政，万章这样努力，是否是受人之托？是否是热心于救世、救时代？不知道。
《孟子与万章》读书人的自立之道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说：「仕非为贫也」，这句话非常好，推翻了宋儒以来，历代批注「不孝有三」之中的「家贫不仕」，家中贫穷不出来做官。孟子在这里就说了，绝对不会为了没饭吃而出来做官，这不是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精神。一个知识分子，穷得没饭吃，可以出卖劳力赚饭吃，但不能随便出山。
他说：不过，有时候可以将就一下。所谓有时候，是非常灵活的，上面所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三个要点，就是属于「有时候」；也就是说，在时间、空间，对人、对事、对社会、人类能有贡献的话，就属于「有时候」的条件，但仍然绝对不变更自己的人格节操。
孟子又说：娶妻也不是专门为了生养儿子，但有时候不免有这样一点观念。
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为了生活，出来做事，那不是为了求高位，如果生活过得去，则辞掉尊贵的位置，宁可「居卑」。
在四川成都，这座多年前号称「小北京」的名城，看到有些古老的大宅，门口有个门房，整日叼一根旱烟袋，坐在高椅上，遇到访客敲门，他在里面漫问：「你找谁呀？」「你贵姓呀？」「来过没有？」透过他的盘问才放行。权力既大，工作又轻松，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其他佣人还要巴结他，见面尊称一声「二伯」、「四叔」什么的。我曾经想，能做个这样的门房也很不错啊。现在看到一些大厦的管理员，也是这样的，比从前更舒服，可惜我坐不到这个位置。这就是后面所说的「抱关击柝」，就是看门的人。过去访客们对看门的，还要送一个红包，谢谢他的通报，可见他的权力。
孟子说，假如为了生活，并不求高位，也不要钱，宁可居下位，得温饱，看看门，管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工人来修理，又不要自己干，这多好，多舒服。如果只是为了生活，干什么都可以，譬如当守门的、打更的，工作多简单啊！
孟子说：孔子在年幼贫穷时，什么都干过，曾经做过会计，管账管钱，一毛不欠不赔；也当过地政事务的小职员，畜牧场的管理员，为人看管牛羊，因为做事努力，对事恭敬，所以牛也肥了，羊也壮了。孔子在年轻穷苦时，干过很多低位的事，因而经验老到，深知民间疾苦和基层的利弊。另如汉代的陈平、萧何等人，他们的政治见解、智慧，也都是从人生的经验中得来的。
孟子下面的两句话，要特别注意。他说：「位卑而言高，罪也」，常听到许多年轻人，讨论天下国家大事，听来令人厌烦。年纪轻，经历过多少事啊？不知天高地厚，这就是「位卑而言高」。甚至连「位」都没有，居然在那里讨论天下国家大事，如果把责任交给他们，不出三天就会出大事。所以「位卑而言高，罪也」，真是一种罪过。
其次，「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机锋结论出来了，孟子说：假如我出来，在齐国也好，在魏国也好，如果在他的政治体制中，「道不行」，改革不了，对他的国家社会没有贡献，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如果出来做事，而又不能利世利人，何必站出来！如果为虚名而站出来，那是最可耻的事。
看了孟子与万章的对话问答，就知道他们两人所说的，全部都是「机锋转语」，两人都没有明讲，但都知道对方话语中隐含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