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万章》古今对接班人的不同观念
孟子说，尧老了，一百多岁才把全国的政权移交给舜，而且还没有完全脱手，自己仍然摄政，从旁协助。直到舜有了二十八年的行政经验，「放勋」就是尧，才去世，那时已经一百多岁了。全国的老百姓，因为非常爱戴他，就像死了父母一样的悲痛，三年当中，全国没有举行过音乐演奏。孔子曾经对尧、舜那时的制度，有所感叹说：这体制不大好，上天没有两个太阳，国家的元首只能一个。当时舜既然接了天子位，又带领天下各国诸侯，为尧服三年之丧，尧等于一个太上皇，这看起来，国家相当于有两个元首了。
但这是孔子当时没有想到的，因后世的政体，国家元首有正、副二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帝制时的副元首就是太子，所谓的王储。到了民主时代，元首更明定有两个，一正一副。这一点，孔子三千多年前没有想到。不过没关系，孔子还是孔子，圣人就是圣人，这些小地方，不足为孔子之病。
我们注意的是，过去的学者，每认为三代以上，禅让天下是民主；可是我们要知道，民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假如随便选一个人当国家元首，上台不到三天，可能就亡国了，毫无经验是不行的；搞政治不但要有道德，还要有经验。试看尧对舜，不是尧不肯下来，是因为辛勤培养，小心带领舜二十几年才放心。因为与国家、天下、老百姓的祸福有关，责任太大了。所以不但尧不放心，舜也不放心；后来舜把帝位禅让给大禹，也是一样，先给大禹多年行政上的磨炼。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一句话点穿了：「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上古的道德政治，禅让天下，并不容易，并不是像后世想象的禅让，搭一个高台，两个人爬上去，我把天下交给你，我就走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孔子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在后世小说中，常常引用。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良好的政治体制精神，所主张的就是统一。在《论语别裁》中，我曾引述一段亲身所经历的事。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来访问我时，曾说对中国文化非常敬仰，他能用中国话背《大学》、《中庸》两书。但是他发现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大学》这部书，只有尊卑上下纵向的伦理观念，没有横向的社会人际关系观念。他举出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纵线，没有社会的横向关系。
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那是他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入了解；至少也是教他中文的老师，没有教好。我告诉他，《大学》中的「齐家」就是社会关系，他听了我这句话愣住了，问道：「齐家」与「社会」有什么关系？我说：这就是你研究中国文化，需要了解的。因为中国过去的家庭，都是以族姓（宗族）为一家人的大家庭，唐朝所标榜的所谓五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等的家庭，对于族姓家庭来说，已经算是小家庭了，以「三代同堂」最为普遍。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每代有五六个儿子，兄弟妯娌，加上许多孙子，随随便便一个家庭就是几十个人乃至几百人。拿现在部队的编制来比拟，比一排人还多，再大一点的家庭就是一连人。
在古代还不止是五代同堂，更是聚族而居，宗族连起来，就是后世的祠堂。王家村，李家村，城东何家，水西刘家，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宗族在文事方面设有义学，经济方面设有义仓，武事方面设有陈寨、黄堡、邓家楼子，等等。在朱、毛江西革命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村落碉堡，他们硬是无法攻进去。后来被整肃的「左派」文人巴金、万家宝（曹禺）等，所写的小说如《家》、《春》，剧本如《雷雨》、《北京人》，等等，也都是描写大家庭中的阴暗面，这些大家庭就是一个社会。中国齐家的家，并不是结婚以后，离开兄弟姊妹，连两老都丢开的那种西方小家庭的家，而是要齐一个家族的家。家族、宗族就是一个社会，怎么说《大学》之道没有注意到「社会」呢？
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又问我一个问题：他研究中国历史，也觉得奇怪，例如战国时期、南北朝、五代、元朝，乃至于清朝，都被外族统治过。而西方的国家，如果一经外族统治，则万劫不复，从此完了。只有中国，被外族统治没有关系，而且每经过一次外族统治，反而更加庞大。他问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我对他说，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道理，这是文化的原因。自从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化、文字统一了，之后是政治的统一，君王帝制的统一体制。君王政治的好与坏，那是另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因为配合了文化、文字的统一，使我们这个国家绵延了几千年，将来也永远不会断绝的。而西方的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文字不能统一，思想不能统一；所以几千年来，永远有小国存在。但是，也由于许多国家存在，互相竞争，才有今日科学文明的进步。
我们在春秋战国以前，也和现代欧洲、美洲等各洲一样，东一块，西一块，许多小国分据各地。后来因为文字、语言、政治的统一，文化一统，成为一个统一庞大而永不会被征服的国家。虽然现在还保存了许多地方的方言，但是仍然能够相通，因为文字相同，文化一致又统一，所谓「山河一统」，这一观念的作用非常之大。
在这里，孟子提到孔子所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想，就是统一。中国文化的「一」非常重要，《易经》的数字，也始于「一」。老子也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都表明了对「一」观念之重要性。修行的人，也要一念专一，才能定慧成就。
《孟子与万章》上古的君王与亲属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前面说到统一的问题，但有关整个的问题，还没有讲完，所以咸丘蒙紧接着又提出来问：舜当君王以后，尧是退位的君王，在民主政治来说，他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但他的身份也等于是平民了，「舜不臣尧」，尧不向舜称臣的道理，我懂了。但是根据中国文化，像《诗经》中所说的：整个天下，没有一寸不是「王土」。
「王土」相近于现在民主时代的公有土地；但在君主时代的公，是王室的公，这个公有的土地，一直到海边为止。但上古没有制海权，当然更没有制空权，所以现代的领陆、领海、领空，在古代往往包含在「领土」一词之内。如现代政治术语中，每说「领土、人民、政权为构成国家的要素」，其中「领土」一词，就包括了领陆、领海与领空。
孟子说，《诗经》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能用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人，因为担任了国家的公职，就只有公，没有私，因忙碌于公事而不得养父母，对于孝养父母方面，就不免多少有所缺失。咸丘蒙又说：如果这样讲起来，国家的大事，只让一个人去劳苦，其他的人，不共同负担责任吗？
孟子说：《诗经》的话，虽然是那么说法，但是不能以这个逻辑来做论点的，虽然担任公务，不免于私情稍有点妨碍。所以真懂得文学诗词的，不能只看文字，而忽略了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更不能因为文辞的表面，而忽略了他写这首诗的动机与目的。例如平时讲话，有时话的内容并不好，而本意——动机与目的是非常好的。例如父母往往骂孩子：「你不吃饭，我打死你」，这句话的内容非常凶狠，可是他的动机是教育孩子，目的在使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本意是非常慈爱的。如果将父母这句话，解释为狠毒的父母，那就是以辞害意了。
所以对于诗也是这样，要以我们高度的思想，去推论他的本意，知道他写的动机与目的，才可以了解古代文字的原意了。如《诗经》中《大雅·云汉篇》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原意是指周朝统一天下，没有遗漏一个老百姓。换言之，在周朝这一政治体制之下，都是同一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人不是周的人民。如果我们照它表面字义解释，那就变成说周朝没有遗民，都死光了！
实际上周朝是有遗民的。「遗民」这一名词，是孟子首先在这里说出来的，后世也称做「逸民」，逃逸、放逸的意思，也就是隐士之流。例如伯夷、叔齐两个人，就是周之遗民，他们是前朝商纣时代的子民，因为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里吃野菜，隐居。所以，根据史料来说，周朝绝不像《诗经》上所说的，没有遗民；不但有遗民，而且还不止是伯夷、叔齐两个人。周朝到成王之后，政权建立将近一百年了，还有「殷之顽民」，就是殷商时期留下来顽强不肯投降的人；又如周朝封的宋国，也是殷商之后。
再说，周朝封纣王的叔父箕子于朝鲜，就是现在的韩国，所以韩国的国旗，是取自《易经》，中心一个「太极」，干、坤、坎、离，四卦布于四角。箕子推行的五行八卦文化。影响了韩国的文化发展，他们也就是箕子的后裔。周朝封箕子于朝鲜，也可以说是封殷商的遗民，只是不好意思说放逐，目的是把这些人送得远远的，给他们一个范围，要他们去自谋生活。
所以研究历史就可以发现，孟子到了这里，也没有办法说得很透彻、露骨，他当然懂，可是不好意思多说，就到此为止了，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他的意思就是，假如相信这两句诗，就会认为周朝没有遗民了；也等于说，这两句诗虽是这样说的，难道周朝就真的没有遗民了吗？诗尽管如此，但文字的记载，不免有点出入，如果望文生义，就更偏差了。
到这里，对于舜是不是一个真孝子的问题，孟子作了一个初步的归结。他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人最大的大孝，是尊敬亲属，而亲属中最亲的是父母，因为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一个孝子，如果连亲情都没有，就根本不可能孝于天下、国家、社会。而尊亲最到家的，「莫大乎以天下养」，一个人当了君王，以天下之大的最高尊荣，来孝养父母，当然可以称为大孝子。因此以天下来养父母，也就是最大的、至高无上的孝养了。正如《诗经》上说的：「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这种孝思，可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也就是孝的真实含义。
我们读《孟子》到这里，会有一种感想，假如孟子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会说：孟老夫子，你讲的理由都对，可惜你所讲舜当时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事实，历史上仍找不到记载的文献。
《孟子与万章》刘邦封的太上皇
我们再看后世，孔孟时代的春秋战国不谈，就在战国以后的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上台以后，先把他自己的假父吕不韦整掉了。汉高祖当了皇帝，并没有先封父亲什么官，对母亲倒蛮尊敬的。他大封天下以后，还是他粗野的那一套平民文化，开口说的就是「三字经」。那时中国的文化，经过秦始皇的一把火，再经过项羽更大的一把火，已把中国的书，几乎烧完了；而原来六国的知识分子，也已几乎死光了。所以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一两百年间，中国文化是荒芜了。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政治、朝仪制度都没有，还是靠叔孙通这个读书人建立起来的；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逐渐将中国文化恢复建立起来。所以，在那段时期，文化的命脉非常危险，几乎要断根了。当然，在此情形之下，仪礼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也很差，所以汉高祖的父亲，住在皇宫之中，不知道自己算是老几，不知如何自处，别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皇帝的平民父亲。
于是，有人告诉汉高祖的父亲，明天早上皇帝下朝回来的时候，你拿一把扫帚，在皇帝的门口扫地，做清洁夫，就有办法了。汉高祖的父亲，就采纳了这个意见，第二天照做，汉高祖一看见就急了，问道：你老人家怎么在这里扫地？他父亲说：你是皇帝，我是老百姓，在你宫里不扫地干什么？汉高祖可真急了，可是皇帝的爸爸该是什么官位，历史上又找不到先例；想了半天，于是封他父亲为太上皇，也是中国的第一位太上皇。以后历代帝王，都沿用了这个制度。
中国文化中关于家庭、家族、政府、朝廷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几乎只有满清这个朝代，吸取其精华，建立了更完整的制度。尤其是最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孔孟在这方面的思想与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例如乾隆也当过太上皇，而把历史上几千年来宫廷的毛病，都革除掉了。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以天下养」，造成家庭的尊亲之义，超过一切。上朝的时候，皇帝至上，皇太后乃至太上皇，不能干涉政治；可是下朝以后，要到后宫去向父母跪拜请安。一进内廷门，皇帝的权威完全没有了，如果太上皇或皇太后一声叱喝：「跪下」，皇帝就得口称「儿臣」跪下去，太上皇或皇太后也可以用拐杖打他；可是出了内廷，则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仔细研究清朝的这些制度，可以说集古今良法的大成，坏处并不多；但是因为强调了尊亲之义，家庭权威之高，演变成为末期的皇太后干政。这种尊亲的孝养，也就是根据孟老夫子这几段文字发展出来的。究竟上古时，大舜的父亲是不是《孟子》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无从知道。在历史记载上，并没有这种资料，不知道孟老夫子读了什么「秘籍」，然后他又没有传下来，所以只有他知道。
最后他引用《书经·大禹谟篇》上的话做结论说，舜上朝的时候，诸侯都站在那里，诚恳又恭敬，并有一点畏惧感的行礼。瞽瞍也在那里，和大家一起行礼，但是态度很自然。依据《书经》的这项记载，所以说「父不得而子」，虽然舜是瞽瞍的儿子，但既已当了国家的君王，他就代表国家，在处理公务，代表国家精神的时候，即使是父亲，也不可加上私情，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就可以马虎一点。
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中国帝制的一种优良精神，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想到我的一个同乡，在中华民国的几十年历史中，他也是相当有名的；可是家乡的人说他不孝，因为他常常连父亲的信都不回。后来经过求证，发现他并不是不孝，而是乡人们误解了他。因为他父亲常常写信为别人讲情，或推荐人做官，他虽写信给父亲，说用人是为国家用人，不是为家乡用人，请父亲不要再推荐人了。可是父亲常因情面难却，或者不懂其中道理，仍常写信介绍，于是他只好把信搁置不回。家乡的人便说，连父亲的信都不回，真不孝，就这样骂起他来了。
由这一件现代的小事，也就知道古书上所记载的，古代公私分明的严肃精神。关于尧舜的问题还没有完，下面万章又提问题。
《孟子与万章》上天创立了公天下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上古的时候，尧、舜、禹这三代，是帝位禅让的公天下，禹之后，由儿子启接位，变成了家天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家天下，是夏禹的儿子启开始的，现在这一段是讨论公天下与家天下的问题。万章说：听说，尧把天下政权交给了舜，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万章进一步问：舜本来是一个平民，后来却当了天子，这又是谁给他的？孟子说：那是天意也。
万章又说：既然是天意，难道老天爷下了命令，或者当面告诉他的吗？这两师生之间辩论，针锋相对，也很尖锐的。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老天爷并不会说话，只是在人事上表示出来而已。万章又追根究底地问：你说上天是以人事来表示，那上天又是怎样表示的呢？这个万章也很会问，徒弟打师父，一拳又一拳打出来，硬把师父逼向角落去了。
孟子说：天子可以推荐下一任的人给上天知道，但是不能要求上天一定把天下给自己所推荐的人。注意！这是圣人的话，一般人祭拜时，往往祷告说：菩萨！你一定要给我父亲和我儿子福报。菩萨啊上帝啊都是上天的一个抽象的代号，像这样的祷告，就是求私情了；上天是公平的，是不讲私情的。所以可以为人祷告，不可以要求，你的要求上天是不听的。在佛教道教及各宗教里，也只能替父母忏罪，只有祈愿，把自己的愿望，祷告给上天知道，不做要求。如果上天听我的要求，那这上天也太重私情了，也就不该叫做天了。
孟子又继续引申到人事上来说，例如诸侯可以向天子推荐人，大夫可以向诸侯推荐人，但同样的道理，不可硬要求天子、诸侯给某人当诸侯或大夫。孟子以上下三个阶层，来阐述一个道理，这就是言语文字逻辑的技巧，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说明公天下的意义，而堆积排列起来，就显得整齐、严肃，而且强调了语气。
他申述了一番理论，又回到尧舜的本题说：以前尧自己考察了舜，的确够资格作继承人，才向上天推荐，上天也接受了。他又交给舜许多事情去做，看他做事对不对，成绩好不好，各级诸侯及社会上老百姓都认为舜做得对，而接受了他。换句话说，「天听自我民听，天心即民心」，人民接受了他，也就是天意给他。
年轻人读《孟子》读到这里，觉得「天呀天」的，啰啰唆唆，干脆说全国的人都同意他，是民主的政治，这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天呀天」的而不说人？实际上都是人；为什么不像现代的说法，讲是民主的？其实，孟子这里所讲的，等于现代政治哲学所标榜的最高的民主精神，但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也不是现代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各式各样的民主政体；这只近似西方民主理想、政治哲学最高的精神，但大不相同。
孟子这里所说，人心就是天心，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民主，绝对不能有私心，绝对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做抉择，其中包含有宗教性的信仰，哲学性的理念，由形而下而通至形而上的内义。现代世界各国的民主，只是属于形而下的，是由人类社会的观点而设想的；但孟子这里所讲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是形而上与形而下贯通的。
在《孟子·梁惠王下》，可以看到，「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这类话的意思是说，群众的看法，有时候是盲目的或情感化的，不是理性的。在《论语》中，孔子也有类似的话，而现代欧美式的民主，则是情感化的。一个国家的成败，付托在这种情感化的民主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孟子始终不提「民主」这类名词，而是在那里「天呀！天呀！」的，叫了半天的「天」。
《孟子与万章》人神合一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现在我们看孟子怎么讲「天」。
万章也和我们一样，打蛇随棍上，一直追问下去。他说：「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老师你说尧把舜推荐给上天，然后又推荐给老百姓，究竟是怎么个推荐法？你说了半天，都还是理论嘛！有什么具体的事实？孟子说：尧教舜去祭天，一切鬼神都来享受。
这件事，史料上找不到，是孟子在这里这么说的。从前中国人清明祭祖，现在台湾的拜拜，也保持这种风俗，是以一桌酒席，摆在祭祖的香案前。有的说，小孩子可以看见，有祖先或什么鬼神来了，穿什么衣服，什么鞋子。在大陆，长辈过世，举行家祭时，上完了酒、菜、牲、汤、饭、茶这些供品，要「止乐」，停止音乐；「灭明」，把孝堂的灯烛熄灭；「合帏」，把孝堂的帷幕放下来，整个孝堂也许有百把人，都鸦雀无声，静肃到绣花针落地可闻。大约持续五六分钟，于是奏《蓼莪》三章之乐，这是《诗经·小雅篇·小旻之什章》中，孝子痛不终养的诗。要用笙、笛、箫等管乐器演奏二三十分钟，然后才复明、启帏、奏哀乐、举哀、视馔。接着全体孝子、孝媳、孝孙们，穿了孝服，手拈浸了油的红纸煤，点了火，哭哭啼啼，去看那些食物，死者来吃过没有，吃了多少。据说，有时也会少了一片鸡，半块肉，或者移动过的样子。至于是不是老鼠、蟑螂乘寂静时来偷吃，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孝子们的心目中，这就是「享」。
由此而知，中国古代的祭祀，是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与西方的宗教祭祀不同。西方的宗教政治是绝对的，只有神，没有人；中国的古代政治，只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与人合一了。研究东西方文化，对于这一点，千万要了解清楚。几十年来有些人写中国哲学史、政治史，往往在这些关键地方，说不清楚，认为中国古代的祭祀或神教政治，都是迷信观念，其实这都是没有透彻研究而下的断语。
祀，也是宗教，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由先民的宗教思想而来，但是各有不同之处。远的且不去说，只看在台湾高山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泰雅族也好，阿美族也好，排湾族也好，曹族也好，对于他们的始祖，都各有一个宗教式的神话。中国则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西方民族，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以研究中国上古史，另有一套，孟子这里所说的「百神享之」，就是在祭祀上得到了感应，这也就是「天受之」的用意。
《孟子与万章》得民心则得天下
孟子说：尧教舜办事，他办得非常好，百姓都能够「安之」。这个「安」字，是非常难办到的。看中国书，研究中国的思想，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主张与思想，两相比较的结果，发现中国人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安居乐业」两句话十二个字，就把西方人所有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说尽了。无论什么政治主张、政治制度，做到了这两句话所说的境界，就做对了。相反，若人人都能过安定的生活，做到安居乐业，哪一个主义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人人安居而不受任何的扰乱，这就太难；但任何一种主义都很难达到使人安居乐业的目的。人人能够乐业也很难，所谓做一行，怨一行，为什么会怨？除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外，更多的是宏观的社会原因所造成。
中国的民族性，只求自己能够安居、乐业，谁来管我都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时代，实在太短暂，太少了。
我们常常在神庙中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看来好像很迷信，事实上，这两句话包括了四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做到。没有风灾，没有水灾，年年气候都很好，没有天灾人祸，国家太平，老百姓个个安居乐业，若要达到这个境界，是多么的难。为了希望努力达到这八个字的目标，因此又产生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做到「替天行道」。行什么道？爱全民，真正的仁孝，这就是天之道，替天所行的是这个道。
所以孟子说：舜因为做到了「百姓安之」，就证明全民接受了他，这可以说是上天给了他天下，也可以说是全民给了他天下，并不是尧私相授受，因为看中了自己的女婿，便私底下把江山送给女婿。舜在没有接位以前，辅助尧管理全国的政事，已有二十八年的行政经验了，这是一般人办不到的。
有人或者会认为，一个人当二十八年宰相，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哪有当不下来的？其实，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事，还真难做。难在上面有错误，全要自己承担；自己做得好，功劳又要归于上面，而好处是全国老百姓的。任劳已经很难了，上面有过错，下面也有过错，都要自己去承当；任怨更难，上下的埋怨，也集中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自己不能有怨。这是非常难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不妨把三千年来，历朝的宰相统计一下，其中最好的宰相，做了多少年，当时国家的政治又如何。如此一来，就会知道孟子赞叹「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的道理。
平日读书，像读到这样一句，然后再去联想、观察历史上的事迹，才能把这句经书读通，才能「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可以「意逆志」而有所得了。不然的话，看了这种书，就觉得没有多大道理，甚至还会认为，如果自己能当二十八年宰相，那可是高兴死了。
《易经》也讲到这个道理，以干卦代表国家元首，以坤卦代表相；坤主顺，而顺是最难的。所谓顺，并不是只接受上面的意见，而是要上下平顺，下情要上达，上面的主意，要向下贯彻，才是完整的顺。所以孟子极力赞叹舜，认为他是非常难得的。
他又说「尧崩」，舜率领全国，服了三年的丧。中国文化，身份不同的人过世，各有不同的名词来表明。皇帝死了为「崩」，皇后或诸侯死为「薨」，其余「沮」、「死」、「夭」、「逝」、「捐馆」，等等，都有差别的，这是中国礼仪。不像西方人，伯母、姨妈、舅妈都是一个称呼，统统一样。中国则要分得清清楚楚，有一定的称谓，也各有一定的礼仪，丝毫不得混淆。
舜服丧三年后，并没有宣布哪一天就皇帝位，并且迁到远远的河川南岸去，希望尧的儿子丹朱，能够继承天下。舜自己避嫌走开了，认为自己不能以女婿的身份，篡丈人的天下，把内弟压下去，可是尧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肖并不是坏，肖是像的意思，不肖是不像他父亲那么好，并不是不孝。所以尧发明了围棋，用来教育儿子，可见丹朱这个人，心念不定，喜欢到处乱跑，只好教他下围棋，希望他可以安静下来修心养性。像现在这个社会，有些人说「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身」，丹朱也就是这个情形。
舜虽然避开了尧的儿子，迁到南河之南去了，但是全天下还是归心于舜。一般诸侯，仍然向舜报告事情，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报告；有诤讼的也到舜这里来，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诉讼。天下都歌颂赞叹舜好，没有人去歌颂丹朱。舜只好接位了。所以孟子说，这是上天给的，不是尧与舜个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后世皇帝登基上台，每用「天与人为」四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假如，尧死了以后，舜就践天子位，立即住到尧的宫中去，把尧的儿子逼走，那算是篡位，不是上天给他的了。孟子借《泰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对万章说，上天怎样去看、去听呢？是从全国人民身上去看去听，既然「天与之，人与之」，全国人都拥护，这也就是天命所归了。
《孟子与万章》夏禹为何不禅让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孟子这个学生万章很厉害，他和老师辩论尧舜禅让的问题，大概不大好意思再辩论下去了，看来他心里似乎还没有折服，所以又扯到另一个问题上去，提出来问孟子。
他说：老师你说的，上古时代，尧禅让给舜，舜又禅让给禹；尧、舜、禹三代是公天下，是三位贤君。可是我听说到了禹的时代，道德就已经衰落了，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所以禹不把天下传给贤人，而传给自己的儿子。有这个事吗？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上天要给贤人，就给贤人；要给他的儿子，就给他的儿子。私心并不一定就是不对的，难道只许别人的儿子贤，不许自己的儿子贤吗？遇到自己的儿子也是贤人，那也只有给自己的儿子了，也就是给贤者。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后世的人会说孟子好辩，如果在现代，他当辩护律师的确很好。
孟子继续说：「昔者，舜荐禹于天」，禹跟着舜作了首相，有十七年的行政经验，而且又把中国尧舜时代患了几十年的大水灾，治理好变成大水利。舜死了以后，禹也守三年之丧，一切都依照舜以前的规矩，并且为了避舜的儿子，而迁移到阳城——山西一带去。可是民间的情形，还是和尧死后一样，都不跟从舜的儿子，而跟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禹荐益于天」，伯益这个人，也是作了七年的辅相，禹死了，也是三年之丧，这一套都是跟以前一样，照古代的礼节，伯益也避开了禹的儿子，迁到箕山的北面去。但是老百姓并不跟他走，而是跟从禹的儿子启。这就没有办法了，因此形成后世帝位传给儿子的风气。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尧的儿子丹朱是不肖之子，大舜的儿子也是不肖，不像他父亲那么好。舜帮助尧治天下，禹帮助舜治天下，都有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相当于一世的长久时间，也是半生岁月的行政经验。对下面而言，老百姓因他施政而得的恩惠太多了；对上面而言，跟天子所学的经验，也太多了。这种经历，得来实在不易，对于上下之间，不同意见相互交错的调和，历经三十年的磨炼，顽铁也成了精钢。
「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禹的儿子启，本身很贤，能够敬一切的人，敬一切的事，承继禹的道统，秉承他父亲治国治事的精神。关于启的记载，古代另有一种标点法，就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
伯益是大禹选择继承天下者中的一人，伯益虽帮忙禹治天下，但历练少，行政经验只有七年，尤其古代交通不便，老百姓真正接近他、受过他恩泽的，时间上还不够。所以用舜、禹、伯益三个人历史上的纪录来研究，就知道与时间、行政经验有关系，时间加上行政经验，差别就很大了。
这也说明了，做人做事非常重视经验，经验就是修养，也是学问。经验多了，成功已有一半；如年轻人有冲劲，但没有老年人的经验，成功的成分只有三分之一。如果因一股冲劲而成功的，那是天命，非人事也。年轻人的冲劲和老年人的经验，能配合上了，那就非成大功、立大业不可。至于他们的儿子，贤或不肖，孟子说「皆天也」，这是天命，所以三分人事，七分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全部做到的。
孟子又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什么是天？不可思议，讲不出来的，可是确实有这样一种作用，等于佛家说的「业」、「因缘」。缘又是什么？讲不出道理，不可思议！这就是天；什么是命？莫名其妙就撞上了。有的人，笨蛋一个，可是他发了财，他并没有什么本事，什么理由呢？只好归诸命。例如许多年轻人，生来祖宗父母就有许多家财遗留给他，而他的学问经历人品都不及他人，这就是命，孟子解释到这里，只好向天与命投降了。
孟子精彩的道理来了，他接着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一个平民老百姓，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只凭个人的努力奋斗能得到财富、权力，而拥有天下的，他本身的行为道德与功业，必须达到和舜、禹那样的高，并且具备了学问、能力等等。仅仅如此，仍是不行，另外还要有个助力，因为牡丹虽好，尚须绿叶扶持。这也如我在《论语别裁》中提出的，李斯的老鼠哲学，像谷仓中的老鼠，因有所依恃，才能壮大自己。
所以孟子在这里说，一个人纵然有才具、学问、能力、道德，而没有依靠，还是不成的。像孔子，才具好，学问好，能力好，道德好，可是他只能教书，不能有天下，因为没有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
《孟子与万章》继承家业的一代
孟子说，关于「继世而有天下」的人，等于上代做好的一锅饭，下代一下子就把整锅饭端了去，由他独自享用了。那些太子们，就是吃这种饭的人，汉高祖的儿子、孙子，都是如此，把汉高祖煮好的饭，端来吃就是了，这是为「天之所废」的。因为吃现成饭长大的人，往往成为失败的祖宗，就像桀、纣一样。
所以为人父母者，不能给孩子们太多享受，孩子们太享受了，就等于「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实际上不是「天之所废」，而是父母害了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必须要培养孩子自立，扶助他站起来。
所以孟子说，像桀、纣这两个坏的，都是因「继世而有天下」，为「天之所废」。也因此，大禹推荐的伯益，不能有天下；伊尹、周公都不能有天下，只有辅助汤和武王来治天下，自己不登上最高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立场。
几年前，有些大学生来向我抱怨，如何不满现实，我告诉他们说，连米长在哪一棵树上，你们都不知道，还在这里不满这样，不满那样，假如把国家交给你们治理，结果不出三个月，只有两个字——亡国。自己一点人生经验也没有，在那里乱想乱批评，毫无用处，也毫无道理。治国不是简单的事，自己在社会上规规矩矩做人，能站起来都不容易，何况为社会、国家、天下办事，更不是简单的了。
年轻朋友们自己要反省一下，你为朋友办事办好没有？办得完全美好的有几件？三五同学在一起时，做到真正和睦、精诚团结没有？三五个人的团结都做不到，两人在一起甚至吵上三天，还想治理社会、国家、天下，真是谈何容易！所以高明的人，先要自知，然后才能知人。老子更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别人，还比较容易做到；世界上明白自己的人绝对不容易找到。了解自己的人，才算是明白人，那就开悟了，开悟也就是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本来面目。伯益、伊尹、周公包括孔子，「不有天下」，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还缺少老天一半的助力，所以这个天下不能拿。
孟子继续说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的历史故事。伊尹被后世的史学家推举为中国第一个贤相，实际上，第一个贤相应该是舜，第二个是禹，第三个是伯益。如果说没有做皇帝机缘的贤相，那伊尹算是第一个了。伊尹不但是贤相、名相，也可以说是圣相。
「伊尹相汤」，所谓「汤武革命」，伊尹相汤革命，汤拥有了天下，汤死以后，他的第一个儿子太丁，未立就死了；由太丁的弟弟外丙接位，但是在位只有两年，又死了。再由太丁的另一个弟弟仲壬接位，只有四年，也死了。最后由太丁的儿子太甲上台，都由伊尹为辅相，他这时已经是五朝老臣，这些继帝位的君王们都是他教育大的。他可以像对孩子一样责骂他们的，所有大权都在他手里。可是到了汤的孙子太甲上台以后，这位「继世而有天下」的皇帝，把祖宗好的政治成规风气，一概破坏了。伊尹就召集诸侯，政府高级干部，废了这个年轻不懂事的太甲，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名词而言，就是实行了罢免权，把太甲罢免了。
在罢免太甲以后，伊尹年高德劭，是五朝元老重臣，行政经验丰富，而且大权在握，如果他自己坐上君王的位置去，那并不困难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太甲，送到埋葬他祖父汤的桐山去，软禁起来，让他面对着祖父的庐墓去反省。这样反省了三年，太甲在那里「自怨自艾」，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正如李后主的词中所描写的：「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一个人关在那里，连一个鬼都不来看他。尤其当过君王的人，一旦落到这个地步，其寂寞凄凉，更比平常人多了不止十倍，充其量物质生活比常人好一点而已。他在这三年之中悔过，在学问、修养上做工夫，完全接受伊尹对他的教育。
伊尹的伟大就在此，有现成的君王不当，却是尽力地保护、教育太甲，等太甲改过以后，学问、修养都有了成就，还是把太甲迎回到首都来就位，天下还是你家的，这就是伊尹！所以成为千古的贤相。做这种贤相，比做贤君还更难，因为把太甲放到桐山去的时候，自己能对天子的尊荣权力不动心，这是很难很难的。
周公与姜太公辅助武王，统一了天下，武王死了，武王的弟弟周公，又辅助侄子成王上台即位。成王当时年轻，不听话，周公于是发明了象棋，教导成王。但是整天下棋也没有用，后来还是把他暂时废了，自己摄政。这一下不得了，全国都传出谣言，说周公要篡位。实际上，周公也是文王的儿子，在后世兄终弟及的习惯下，哥哥死了，弟弟即位是可以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则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宗法社会的制度，是立长子，传给长房的。在周公摄政三年期间，谤书满箧，全国反对他的文书很多。他的另一个兄弟，封到蔡地的，甚至起兵要反对他，这一切他都容忍了。几年以后，成王教育好了，他又把成王接回来就位，自己不再摄政。所以白居易有四句诗说：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士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许多人死得太早，死的不是时候，往往把一生的冤枉带进棺材里了，可见做人处世之难。所以孟子说，「周公之不有天下」，和伯益辅助大禹的儿子、伊尹之辅助殷朝商汤的孙子太甲，是一样的。孔子说，尧舜禅让是公天下，夏后、商汤、周文王继世以有天下。代代相承的天下，有公天下有私天下，但精神是一样的。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不管是公天下也好，民主政制也好，帝制的私天下也好，只要是造福天下的，造福国民的，就是对的政治，否则就是不对，这就是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最高精神。
孟子所说的君道，始终围绕在尧舜身上打转，到禹为止，禹以后的君道，他不提了。这是为什么？道理在哪里？在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后世许多人也没有太注意，自认直承孔孟道统的宋儒也未必真的了解。宋人有不同意孟子的，像前面所说的两句诗：「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在孟子当时，周朝已到危亡的时候，周天子做得很失体统，天下只有六国争雄，周天子的地位，已不被诸侯所尊重，甚至他本身还不如现代的里长。我们有句成语「债台高筑」，就是孟子当时的周赧王做出来的事，负债太多了，无钱可还，有人来讨债，便搭一座很高的台，自己爬上去，使债权人无法也不敢爬上去讨债。一个中央政府的天子，到了这个地步，比清朝末年的宣统皇帝更不如了，如何能够统一天下呢？
在这种情形下，还要孟子去尊王，去秉春秋大义，教各国诸侯去保持周朝文化，那比诸葛亮辅佐阿斗还难。历史已经到了该演变的时候了，孟子不好意思提倡革命，只有特别强调尧舜的公天下。他已经知道姬周王朝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了，这个是关键。孟子只以天下、国家、民族文化为中心，不以周朝是否能继续政权为中心，所以他提倡公天下。反正都是中国人，哪一位高明哪一位上去，不要再打了，已经打了三四百年，天下的老百姓，已经受不了啦！
孟子力赞尧舜的道理即在此，不会有错。几千年以来，大家对孟子的这些言论，骂的骂，讪笑的讪笑，可是对于这种言论的关键，及孟子内心的思想所在，都没有了解，也指不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说得明白了。孟子所作的这些论辩，可以说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就是不好意思把内心的话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君道者，如此而已矣！他认为，无论诸侯也好，平民也好，只要能够起来，使国家天下太平，他都赞成。孟子是忧国忧民的，如果他晚生一百多年，生在汉高祖的时代，他一定又会感叹，生的时代不好，遇到刘邦这样一个老粗了。
前面所说的，都在中国文化中君道为主的范围，从这里开始，则说到臣道与友道的道理。这里首先讨论的，是中国第一位贤相——伊尹的问题。
《孟子与万章》臣道的标准人物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
万章又问老师说：根据历史以及一般人的传说，商汤时代著名的首相伊尹，最初只是一个平民，没有办法接近高高在上的君王，便以做得一手好菜的厨师名声，乘机接近商汤的。由此看来，汤似乎是现代人所谓的「美食家」；汤与他先谈烹调术，再谈到其他，发现他有大才，因此请他为辅相，是不是有这回事？
这是一个历史的传言，根据《史记》以及其他历史的记载，多半是这样说的。不过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述，又略有不同。据《史记》的记载，伊尹在未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可是没人赏识，他便投奔到有莘国一位诸侯那里做事。这位诸侯的女儿，嫁给汤为妃子，古代一个诸侯的女儿嫁给天子时，还要带一些男女佣人，视为妆奁的一部分。当时伊尹就想办法，列身为男佣人，随着陪嫁过去。像这种以人口为财产的风俗，在几十年前人口稀少的边疆，仍然保持着，富贵人家的仆人、家僮、丫鬟等，是可以买卖的。因此伊尹以菜做得好，得汤的赏识而接近了汤。
历史上有两位名相的出身，成为疑案。其中一个是伊尹，另一个是傅说（音悦），也是商朝人，是商代中兴之君武丁的贤相，据说是以做泥瓦工出身而获得武丁的欣赏。本来英雄不论出身低，如果认真讨论起英雄的身世来，许多名帝王贤相的身世，也都是不可以深究的。可是，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当一个人一旦有了声望、地位或财富，就会成为大家挖根挖底谈论的目标、攻讦的目标，甚至把此人祖宗八代、九代、十九代的事情，都挖出来谈。相反的，一个无钱、无地位、无名气的人，即使倒毙在路上，也无人去查他的身份。这在现代新闻学上，谓之「新闻性」，前者放一个屁也有新闻性，后者路倒而死，也无新闻性，这真是人性的一大讽刺。
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生哲学的道理，再来看历史，两千年前的人，也和现代一样，万章也是如此咋咋呼呼地问起来了。他对孟子提出这个问题，好像是在说：伊尹当宰相的来路，也不是最清高的啊！他是用好厨艺的关系，才得向商汤靠拢的，是钻营而得宰相的，请问夫子，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伊尹当时是在有莘国的乡下种田，「而乐尧舜之道」，他乐于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纵然有人给他很高的地位，很高的薪俸，再给他一千辆四匹马拉的豪华大马车，甚至把天下所有的都给他，但如果属于非法的、不合理的，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是毫不加考虑的。不但如此，凡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他不会送人一个铜板，也不会收人一枚钱。
所以汤当时发现伊尹是一个大圣人，要请他出来，带了货币请他，这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礼貌。现在的货币是钞票、银元、铜板、镍币及金币等；古代的货币，有贝、帛。所以有人说朋友的「朋」字，就是由「贝」字而来。
说到货币，古代以贝壳为货币，在外面交朋友需要钱，将两串贝挂在身上，就代表了朋友的「朋」字。后世用帛又发展用黄金，如汉朝皇帝的赏赐，动辄黄金五十镒，现代看来很多，不过，现代有人考据说，汉代用的黄金，大部分为自然铜。例如唐朝法律有「赎铜」的规定，在某种条件下，死刑可以拿一百二十斤铜来赎罪，显见汉唐之时所谓「金」乃指铜而言。南北朝以后，货币也有用绢（布匹）的，皇帝赏赐大臣，常是「赐绢若干匹」的。至于钞票则是自宋代开始，到元朝已流行了。宋元之间还流行使用一种类似支票性质的东西，叫做「飞钱」。这些问题，如果要详细研究，可找「中国货币史」之类书籍来参考，《古今图书集成》都有收集的资料，这里只不过顺便一提。
《孟子与万章》伊尹是个厨师吗
孟子接着说：「汤使人以币聘之」，伊尹看见汤派人带了很多钱去请他，便大声地呵斥起来：钱又怎么样？皇帝又怎么样？你们想用大量的货币来诱惑我吗？我不干！我难道是为了金钱吗？我在这里种田，也是实行传统文化尧舜的精神啊。所以伊尹名利都不要，硬软都不吃。
汤接连三次派人去请他，伊尹都不去，后来他自己头脑转过来了，这样不出来是不对的，是自己错了。等于学佛的人，修小乘道的人，要到高山上人迹罕到之处，搭一个茅棚，万事不管独自清净潜修；而大乘道的人则要入世做事。伊尹本来想，就这样种种田，当一个隐士，行古道，保留中国文化。但细想之下，还不如入世做事，帮助汤成为一个圣君，为天下做一番事业，对老百姓也都有利。与其只想实行中国文化的古道，只想天下太平，不如自己将这理想付诸实施，于是他观念转变了，答应出来做事。
这些都是孟子所说的，有关伊尹出来当宰相的情形，与一般历史的记载，都有出入的地方。但是孟子是根据什么资料来说的，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上是说伊尹「负鼎以要（邀）汤」，就是带锅子去见汤；另一人叫傅说，「傅说版筑」，就是泥水匠。这种版筑的古老建屋方法，几十年前还在使用。前几年，在台湾的山区乡村中，也偶然可以看到。这种土墙房子，和现代的预铸混凝土建筑方法差不多，在地下的墙基开始，用两块木板固定如一木箱，高约一尺到一尺半，厚约一寸，长约五尺，将黏土、稻草或苎麻或猪毛和匀，倒入木箱中，洒以少许的水，用木杵像在臼中桩米一般，用力桩打至泥土完全结实。然后将两块木板卸下，一截墙就筑好了。再以这截墙为基底，又将那箱形的筑版架上去，再筑更高的一截。如此一截一截筑上去，到需要的高度，再架梁盖瓦，便成一栋土墙房屋。这种土墙房屋，如果不被洪水浸泡，外面涂上石灰，可保持百余年左右，经济而实惠。有的墙中加以浸过桐油的粗大青竹，功效有如钢筋，连台风、地震也奈何它不得，这就是版筑。
我们看到，孟子的学生在这里提出问题，对于伊尹负鼎要（邀）汤，为了出来做事而不择手段的行为，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是被知识分子轻视的，认为他们的出处有问题。
这种出处的问题，现代的青年不大注意了，以前的读书人则非常重视、注意而研究的。我们认为孟子的观点是对的，虽然历史上说「伊尹负鼎要汤」，说他背了一个煮菜的锅而成为宰辅，但孟子说他「耕于有莘之野」，说他实际上原本不想出来，志在当一个隐士。
为什么说他负鼎？鼎不就是古代的锅吗？这一点，连司马迁都无法考据，只好人云亦云，说他是做菜的；所以这里万章也说「以割烹要汤」，说他是拿菜刀锅铲的。其实负鼎是指他自己只有一口破锅，种种田，当隐士，在一个茅草棚中，守着这口破锅不肯出来。我们研究唐宋以后当隐士的情形就知道了。在禅宗的记载中，有些大禅师的折足铛，就是悟了道的人，住到深山里所用的三脚锅。那个锅断了一只脚，要垫上一块砖头，下面才能生火煮饭。傅说的版筑也是一样，自己筑一间土墙房子，上面盖上茅草，在那里当隐士。
再说负鼎，意思并不是做菜的，而且在古代，一个做菜的厨师，是不可能跟君王见面的，尤其是后代的皇帝，更不可能。御厨把菜做好，经过十几道转手，最后到了服侍皇帝吃饭的妃子或太监手上，还要马上用银筷子试一下有没有毒。所以厨师是不可能见到皇帝的。所谓「负鼎」一词，这个「负」，是负气，自负才能之负，不是真的背在背上的意思，负鼎就是描写伊尹守着一口破锅，始终不肯出山做事。后来，因为汤再三恳切地请他，他自己也想到应该出来，才答应出来，所以形容他是负鼎而出山。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孟子这里，说伊尹改变主意的理由，是一个重点。我们要注意，万章为什么会突然提起伊尹「割烹要汤」的问题？很可能万章在外面听到马路新闻，大家正在批评，这个时代如此纷乱，孟子有这样好的学问，为什么不出来做一点事？甚至要求万章，以学生的身份，去说动他的老师出来。所以他冒冒失失地到老师这里，企图说动孟子。可是万章又很会说话，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老师你就出来做官吧！因为孟子喜欢讲中国文化，他就转弯抹角的，把中国文化中，第一位贤相伊尹有关的这一段传说，一下子给提了出来，做一个试探，以免挨骂。如果孟子责备起来，他可以推说研究历史，如果孟子透露了愿出山的意思，他也可以乘机进言。
其实孟子早已知道万章提这个问题的本意，所以他说到这里，仍借伊尹之口说：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孟子说上天生这些人，是要已经悟了的人，去教化未悟的人；我总算在人类中有点头脑，算是悟了的，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先觉，也想教化别人，这个责任在我，我也不逃避这个责任。但是负这个责任，不一定要出来从政啊！传播文化种子，一样可以挑起这个责任呀！
这些话，都和禅宗的歇后语一样，前面说一个话头，后面的话是给听话的人自己去参悟，「非予觉之而谁也」，如果不由我去教化由谁去教化？这是话头，下面的话，就要万章去参了。
孟子又说：伊尹后来答应汤的要求出来，是他觉得对民族、国家、社会、人类有责任。看到天下的人，没有得到尧舜那样清明的政治，安居乐业的惠泽，就好像是自己把这些人，推到污水里一样，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古代真有圣贤之心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挑起这个担子来，以自己的知识、学问，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此他答应出来，并要汤出兵，推翻了夏桀，而救民于水火之中。
孟子结论说：不管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情形，乃至于未来的发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自己出身行为不正，却能够去纠正别人的。
从孟子这句话，我们会有很多感想。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在他们刚起来的时候，都有点乱七八糟，不正，而后来都成了英雄人物。但是，历史也是最明显的因果纪录，怎样得天下的，就怎样失天下；怎样站起来的，后代也一定怎样倒下去，这是千古不易的法则。历史上以不择手段而得天下，成功事业的，把时间一拉长来看，最后的因果，也是毫厘不差。我经常举的例子，满人以趁机顺手入关，孤儿寡妇，到中国来统治了三百年，最后撤走时，还是孤儿寡妇退回关外，岂不是毫厘不差！明朝、元朝、宋朝、唐朝，一路上去，都是如此。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不管是个人的事业，或者国家、社会、天下大事，出处一定要正，头正身才正。
所以孟子说：自己弯弯曲曲，耍歪手段出来，而想使别人正直，这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如果是以卑贱可耻的行为而成功的，那伊尹怎么可能成就圣君贤相之功？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于历史因果的定律，孟子有关伊尹的话，应该是正确的；他这两句话，说明了万章所说「伊尹以割烹要汤」是不可能的。孟子并不需要根据历史资料说话，他只需要根据历史的哲学来答复关于伊尹的历史问题。同时他也推翻了万章心里想讲的话，把他的嘴给封住了，等于无形中对万章说：你心里的话不必说出来，你是我的好学生，也不必轻易劝我出山，我是不会答应的。这些话，孟子并不需要明讲，所谓「尽在不言中」，师生两个人都很聪明，相互之间都在打机锋。
孟子最后作结论说：从古以来，圣人的行为与一般人是不同的，「或远或近」，这四个字意义深长，远、近，可解释为时代的远或近，区域的远或近，个人事业前途的久远或目前，或者去，或者不去，干或不干，「归洁其身而已矣」，都有一个标准，就是洁身自好，始终是清清白白的。不论出来当皇帝或当宰相，尽管功留万世千秋，而我还是我，出来时赤裸裸的，清清白白；回去时也是赤裸裸的，清清白白。不因地位、功名、富贵而染污了自己，这是圣人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孟子认为，伊尹只是以尧舜之道和商汤见面，两人共同负起改造历史的使命，从来没听说过伊尹是做得一手好菜，因为要拍汤的马屁，与汤接近而坐上宰相的位置，这不是伊尹的行为。孟子又引用《书经》上《伊训》中说的：「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伊训》是《书经》中《商书》的一篇，当太甲嗣位，伊尹以五朝三代的老臣身份，写这篇文诰来教训这位年轻继位的帝王。在《书经》中的文字，和这里的略有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书经》上的原文是：「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
孟子引用《伊训》的话——「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这是《书经》上的逸文，就是正史上所没有的记载。这是汤成功以后所说的话，等于汉高祖成功了以后，大封功臣时所说，功最大的是萧何、张良、陈平三杰，指那些冒矢石的武将，不过是他们三人计划中的「功狗」而已。汉高祖讲了真实话，但古人以道德为出发点，不能这样讲，所以汤在《伊训》中的这几句话，等于说，我很有幸，用高车把伊尹请来了。
《孟子》这部书，在文字上似乎容易懂，但也很难读，像禅宗的话头一样，需要参。万章一路下来，都说尧舜公天下，大禹传天下于子，历史上称为家天下，但他不谈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讨论汤武革命，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如宋代那位读书人的两句诗：「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这是一个问题。孟子在这个时候，究竟想干什么？他没有明白表示想要号召诸侯，把这位债台高筑的周天子推翻；但是，他也没有像孔子一样，主张天下尊周。所以读《孟子》的重点就在这里，孟子盛赞尧舜的禅让，紧接着就是讨论汤武的革命。
《孟子与万章》孔子的进退行止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瘫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有一天，万章又向孟子提出一个问题说：老师！有人说，孔子也是有问题的。他到卫国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外科医生家里；在齐国的时候，则是住在佞臣瘠环的家里，这是事实吗？
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国住得最久，所谓「子见南子」这件事，就是在卫国。当时的国君卫灵公，后世史家说他不太聪明，实际上卫灵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死后的谥号得一个「灵」字，也是不容易的。古代帝王，凡是谥号称「灵」的，都有点神经兮兮，但并不是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精神病，只是特别敏感，或者喜怒不易揣摩，有一点点神经质的样子，如汉灵帝等都是这样。对于粗暴不仁的，谥号则多用「武」字，如汉武帝、唐武帝等。所以卫灵公是相当聪明的，当时卫国的政治也相当修明，贤人也相当多。在古代，医生（古称巫医）是被人轻视的，每每和巫术放在一起，尤其以外科医生为甚。像痈疽这种外科是动刀的，为人们割疮，平常则是挑一个招牌，穿街走巷串村落的江湖郎中之类。
万章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所感慨的，好像说：老师，你既然不想出来做事，不想功名，那么就以前辈圣人来跟你比一比吧！于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自古迄今，观察一个人，往往就看他所交的朋友，所以年轻人出去，交游要特别慎重。像孔子这样的人格、修养、学问、道德，竟然寄住到一个外科郎中和一个佞臣家中，接受他们的招待。万章言外之意，是对孟子说，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前辈圣人，到了困难的时候，这样「明知不是伴，情急且相随」的事情，也干得出来。
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后世那些欢喜造谣生事之徒说的，不是真实的事。这就像现在有些文人，为了稿费而乱写的历史小说一样。事实上，孔子在卫国的时候，招待他的是颜雠由，虽然地位不高，却是一位正人君子。其实当时在卫灵公面前，有一个最得宠的大臣弥子瑕，他的太太和子路的太太是姊妹，弥子瑕和子路是连襟。弥子瑕既是卫国的权要，随时可与卫灵公见面，弥子瑕曾对子路说，请你的老师和同学们住到我那里去，卫灵公常到我那里，随时可以见面谈话，欲当卫国的宰相，保证可以办到。子路也曾经将弥子瑕的这番话，报告给老师，孔子听了以后，在我们想象中，他也许笑一笑，然后对子路说：人生的出处，自有天命的安排，我不想这样做，因为孔子是讲究正命的道理。孟子举出这些事例，然后说：「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孔子在进退之间，都有他的道理。
青年人要注意，在接受学校教育毕业后，到社会中去工作，第一步的「出处」很重要，走错了很难转回来，所以人一进一退，都要恰到好处。孔子在《易经》中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该进的时候晓得进，该退的时候立即退，该站的时候站，该躺下去的时候躺下，要做得恰到好处是很难的，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所以孟子说孔子，一般人说他在卫国和外科医生做朋友，在齐国和佞臣做朋友，这是别人诬蔑他、毁谤他的话，普通人都不会这样做，何况是孔子这位圣人。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就是无义无命了，孔子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孟子继续又举出一件史实来证明，他说，孔子在鲁卫之间最落魄不得意的时候，受到宋国的司马桓魋迫害，他讨厌孔子，准备把孔子杀掉，孔子得知消息，换了衣服，化装逃出来。
孔子当年已极有声望，周游列国时，虽然只带部分门人，但因有三千弟子散居各国，所以各国诸侯都存有戒心，谁还敢用他？更怀疑他是否是来造反或当难民的。历史上描写他过宋之时，逃出来在一棵大树的旁边休息，宋国的司马，略似现代三军总司令，那个名叫桓魋的，派兵把这棵大树拔掉。这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中国古代的文字，因为太简化了，的确难懂。桓魋要杀孔子，拔他旁边的一棵大树干什么？这种以文释义的解释，是不通情理的，读古文遇到这种讲不通的地方，就要加以研究了。
桓魋当时有兵权在手，是派兵要追杀孔子。我们知道，孔子深通六艺，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与御，分明就是武事，而「数」，并不只是现代的数学，而是包括了天文、地理、韬略，等等，可知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的。虽然也曾有人向他请教兵法，他说不知道，那只是一种推托之辞，因为他不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而主张行仁义以治天下。这次他从宋化装跑出来，也是保持这个原则，逃出来以后，为了自卫，选择地形把学生部署，以丛林为掩护。桓魋没有办法，就派兵去砍伐丛林，准备作战。孔子尽可能的不打，在桓魋的兵忙于砍树的时候，就乘机逃出来了。
孟子说，孔子在最落魄失意又困难的时候，是住在宋国的一位贤大夫司城贞子的家里。司城贞子的身份是陈侯，陈国这时已经破灭了，但国家未完全灭亡，所以仍算是周天子的臣子。孔子在如此困难、危险的时候，宁可冒生命的危险，也不会随便去住到其他人家里。
最后孟子做结论说：「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据我所知道的，观察一个君王身边当权派的大臣，就看他所接待的，是什么样的宾客；再看他所交游的朋友，是正人君子，还是酒肉朋友，就知道他贤或不贤。观察一个远臣，就是远游的人，就看他住在什么人家中。如果说孔子在远游的时候，会随便住到像痈疽与佞臣这种乱七八糟的人家去，那孔子也就不叫做孔子了。
万章在这里为什么提出孔子住在何处的问题来？这又有什么相干呢？这中间就有可研究之处了。
这时，孟子也正是相当倒霉的时候，万章心里的话是在说：老师，你老人家迁就一点吧！对一些有地位、有办法的人，点一个头，多打一个招呼，你就有办法了，我们也就有办法了。可是，老师你就是不肯低头。万章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出口，只有举出孟子最佩服的孔子来举例；意思是说孔子临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变通，你既然这样捧他，就仿效仿效他也无妨啊。而孟子答复他的话，也非常的妙。
古人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成书，如果从文字表面上看，只是两师生讨论百年前孔子曾经住在哪一家的问题，这不是浪费吗？我们将他的上下文连贯来看，就自然就会发觉它深远的道理了。
万章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
《孟子与万章》百里奚助秦的多种说法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在这里，万章似乎在对孟子使用武功上的「谭腿」招数，一招接一招的打出去，好像孟子住在万章这位学生家里，经济力量撑不下去的样子，心里在发急，想说「老师，你老人家可别坐吃山空，到外面做个官吧！」的味道。这当然是一句笑话。反正，他总是希望孟子出山，用伊尹说不动，用孔子也说不动，现在他又提出春秋时候的百里奚来。
万章说，历史上说百里奚自己卖身，不过「自鬻」两个字，只是在《孟子》这本书上万章这样说他的。这两个字相当重要，「自鬻」就是自己卖身，等于说他当时穷困潦倒，虽然拿了一张毕业文凭，但到处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卖身了。
古人卖身的情形，现代三四十岁以下的人，没有看见过，不会知道。如果是年纪大的人，还是见过的。民初军阀盘踞北方的时候，黄河两岸，遇上水灾、蝗灾的荒年，当地的居民无以为生，「逃荒」到长江以南的鱼米之乡来，就有人自己卖身。乃至在抗战期间，西北、西南的边疆地区，还有穷苦的人出来卖身，他们用稻草像打结一样，但不将两端拉紧成结，编成一个圈圈，插在头上，表示卖身，给人家当奴仆。古代的奴仆，有时价钱很便宜，像抗战时边疆地方，无论男仆女奴，一包女人用的绣花针，就可买到一个奴隶。如果买年纪较轻，身体健硕的女奴，再加两根头绳就可以了。女人束发的彩色带子就叫头绳。在夷区中，有的俘虏被卖来卖去，一生被辗转贩卖，到最后欲想赎回，都难以做到。
万章说百里奚自己卖身，只得了五张羊皮的代价，就成了人家的奴仆，做割草喂牛的苦工。由于他把牛喂得肥肥的，被秦穆公看见了，问他用什么方法把牛养得这么好，于是两个人讨论畜牧学，后来秦穆公请他当宰相。但现在历史上我们可查到的数据，并不是万章所说的那样，历史上的记载是：「在周惠王丙寅二十二年秋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于诸侯」，他是第一位以客卿的身份相秦，而使秦国开始富强起来，他在诸侯之中，是有地位的宰相。
司马迁的《史记》则说，当晋国打败虞、虢两个国家的时候，虞国连国君都被俘虏了，而百里奚是虞国人，被虏后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的奴隶。百里奚就逃出秦国，到南方「宛」这个地方——即现在的南阳市，可是又被楚国人抓去了。这时，秦穆公知道他在虞当大夫时的贤能，就以五羖羊皮把他从楚国人的手里赎回来，当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了。秦穆公把他赎回来以后，和他讨论国家大事，他非常谦虚地自称亡国之臣，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家大事，结果两人谈了整整三天，秦穆公就把国家大政交给他。
在推举他的人之中，有一个是有远见的朋友蹇叔，百里奚在谦让的时候说，他得以脱离在齐国的穷困而到周去，也是蹇叔帮忙。周王子颓好牛，百里奚曾经为周王子颓养牛，等到颓要用他的时候，蹇叔阻止了他。周惠王二年，周王子颓作乱，到周惠王四年，颓被杀了，幸亏当年蹇叔阻止百里奚为颓所用，才没有被牵连进去。后来百里奚作了秦国的辅相，因为他是由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赎回来的，所以后世又称他「五羖大夫」。
百里奚当了秦国的宰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可是他离开家，和太太分别的时候，因为家里贫穷，他太太杀了一只孵蛋的老母鸡为他饯行祝福，可是连烹鸡的柴火都没有，只好砍下一个门斗——现在到乡下的旧式房子还看得到这种装木门的门斗——当柴烧，将鸡烹了给他吃。后来，他当了秦国的宰相，还未及去接他的太太，太太得知他当了宰相，就到秦国找他。在当时可不比现在，可以在街头拿起公用电话，打一个电话就联络上了，那时一个外国的贫妇，想见当朝宰相，谈何容易，连在门口多站一下，也可能被抓起来治罪的，所以等十年也见不了面。她实在没有办法，自己卖身到宰相府中当浣妇——清洁工，才看到丈夫坐在大厅上。她就弹了琴唱起歌来说：「百里奚，五羖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百里奚听到才想起了往事，查问之下，才和他的太太重聚。这首歌名为《琴歌》，也是一首有名的古诗，不过这是后汉时的应劭所写《风俗通》中的叙述，已经和百里奚相隔千把年了，而且是收集自社会上流传的民歌，它的正确性，也是可怀疑的。
孟子对万章这个说法不承认，他说：没有这回事，也是多事者说的。换言之，孟子在这里等于对万章表示，你想卖我，我就是不卖。
孟子说：百里奚是虞国人，并不是那么穷苦的，他也是虞国的大夫。在周惠王癸亥十九年的时候，晋国用「垂棘」，产玉名地所出最好的玉，以及晋国产马著名的「屈」地的良马送给虞国，向虞国借道路去打虢国。虞国的另一位大臣宫之奇表示反对，建议虞国的国君不要答应；百里奚则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知道虞的国君，不会接受这种意见，如果说了话，说不定自己要被杀的，所以他干脆不说话，跑到秦国去了。这时百里奚已经快七十岁了。
孟子一口气又接下来说：他到秦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还有这个体能、精力，来以放牛、喂牛的方法，去和秦穆公见面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方法不好，将来对他的声名会是一种污辱，他如果这样做，能算是智慧吗？他对他自己国家的国君，在国家危险时，都不说一句话而离开，这是他的智慧，但是他「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所以才去秦国发展他的抱负。他是这样极有智慧的人，还需要去卖身吗？他当时认清楚了天下大势，只有秦穆公还有作为，一眼看准了，所以就到秦国去，实现他的抱负，使秦穆公扬名天下，传于后世，这要大贤大智的人才能做到。至于自己卖身，连一个乡下人，稍稍爱好自己品德的人也不肯干，何况一个有修养、有学问的人呢？当他第一步站出来的时候，会不择手段吗？这样一想，就知道你们说的是民间传说，是靠不住的。
历史的记载，不一定与事实相符，有时候是写历史的人，对某一个人有主观成见。人想做到大公无私是很难的，例如唐朝的历史，当时有一位大学者王通，唐太宗以下的开国将相，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可是唐朝的历史之中，连一篇王通传记都没有。因为王通和唐太宗的舅子长孙无忌不和，写史的人惧怕长孙无忌的威势权力，而不敢写王通，所以有时连正史都靠不住，更何况万章这里发问时，一开头就是「或曰」，用了不肯定之辞，以现代语来说，是「闪烁其词」。也可能是万章由于存心想逼孟子出来，故意说百里奚是「自鬻」的。所以孟子答复的话，也等于是辩护时拿出来的理由，可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同时，他这样答复，是在替百里奚辩护，也是自辩，等于暗示万章说，不必再来游说我了，你希望我卖身给人，马虎一点站出来做事，我孟轲是不会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