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姜太公的故事
历史上的人物，多被后世忘记，能被后代所知而又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有姜太公。实际上姜太公并不姓姜，姜只是他祖先的封邑，一个地名。他姓吕名望，有一部明代的神话小说《封神榜》，影响了我国民间的风气六七百年之久，内容是写周武王革命，推翻殷商纣王的战争，其中神话非常之多。也许在现代的青年看来，认为写得不够好，因为那还是明代的白话文体，民国早年的青年，都非常喜欢看。
例如说，周文王有一百个儿子，其实只有九十九个，最后一个是收养来的，名叫雷震子，也是战死的，成为天上的神，就是雷公。他有翅膀会飞的，专门做惩罚恶人的事。所以民间有传说，凡是被雷殛死的人，都是恶人，纵然今生不曾做恶，也是前生做过大恶。后来怕雷公打错了人，又派一个电母来，两手各拿一面镜子，一面发蓝光，一面发红光，当雷公要打死人之先，由她先照一照，看清楚才打，这就是闪电。也许女人比较细心，所以这项工作，由一个女性的电母来负责。
小说中描写，天上的神，都下凡来帮武王的忙。除了像关公这个后世汉代成的神没有份之外（现在有人说，关公当了玉皇大帝），道教的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乃至于佛教的准提、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孔雀明王等等，都出来帮武王。连儒家的也有来帮忙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劫数，所以都出来了。周武王革命成功以后，天下太平，凡是战死的人，包括三教的人，都来等姜太公封神。最后把所有的神都封完了，却忘了自己，等想到自己时，所有的位置都满了，没有办法，只好封自己为社稷坛的坛主，当土地公，做最小最小的神。所以民间有句歇后语：姜太公封神——好处都给了别人。
实际上，这部小说，说明了道家的精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道家的人生原则，功成了，也有名了，赶快退下来，这也是天地自然的法则。例如一棵木瓜树，长大以后，结出木瓜来，摘下来吃，味道很甜。树老了再也长不出木瓜，就成为枯木，砍下当柴烧，变成灰而四散，就是功成，名遂，身退的自然法则，万物也都离不开这个法则。姜太公封神，也是这个法则，功成而不居，一切佛、菩萨、神仙，都要靠他封，由他发一张文凭才能去当什么神，而他并没有为自己留一个好位置。
大家看这部小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出它的精神。姜太公那么大的功劳，万古以来盖世功勋，比谁的功劳都大；可是，他只记下了别人的功劳，而忘记了自己，这就是姜太公的伟大处。
再看《封神榜》上叙述姜太公的坐骑，就是他专用的交通工具，很妙。在小说中，各人的坐骑都介绍了，如哪咤三太子，就是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儿子，金咤、木咤，哪咤是老三，削肉还母，析骨还父后，用莲花把他的尸首拼起来，复活了不能走路，就脚踏风火轮，比谁都跑得快。好像上古时代，中国就发明了摩托车。
这些地方，如果仅把它当做神话看，意味就仅此而已。进一步看，就发现中国古代的科学幻想，非常之高明合理，许多幻想，都在千年之后，见诸实现。比起今日那些西方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来，眼光远大得多。
再看姜太公的坐骑，叫做四不象，既不像老虎，又不像狮子，什么都不像，又什么都像，麒、麟、狮、象、豹各自的长处它都有。这又是哲学的意味，象征一个人的修养学问，要想做到四不象那样高明，是最难的，只有姜太公做到了。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做什么就是什么。
假如说，倒霉的人要供奉一位“倒霉祖师”，那就是姜太公，他从出生直到七十九岁，都在倒霉之中。穷得没有饭吃，去卖面粉，突然来一阵龙卷风，把他的面粉吹得无影无踪。后来改卖豆豉，这是黄豆煮熟了用盐渍过的东西，却突然会长出嫩芽来。又卖咸鱼，也会变成臭腐的生鱼。以致老太婆守了他一辈子，挨了一辈子的饿，再也守不住了，只好跟他闹离婚，另谋生路去。他离婚以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就到渭水河边去钓鱼了。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仍然不改变他的作风，绝对不用歪歪曲曲的手段，仍然是讲道德，守直道，用的鱼钩是直的。所以后世也有一句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者回头走。这也是中国文化中，读书人的一种人生哲学。
他最后钓上了一个周文王，这时姜太公已经八十岁了，而周文王比他年纪更大，已经九十多岁了。周文王是由于祖宗托梦给他，所谓“飞熊入梦”，他醒后用卜卦详梦，卦中指出有姜太公这样一个圣人，找他帮助自己，天下可以得到太平。结果在渭水河边把姜太公找到了，请他当自己的老师，于是请姜太公坐上车子，周文王自己推车。九十多岁的人了，推车是相当辛苦吃力的。推了一阵以后，姜太公问他推了多远，周文王说八百零八步，姜太公说：你推了这样远，已很辛苦了，也就够了，才没有让文王再推下去。回去以后，周文王请他当军师，把三军部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切都归他管。于是他帮助周朝革命，把纣王打垮，建立了周朝八百零八年的天下。到孟子的时代，周朝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
这是虚构的小说，没有读过的人，不妨读一遍。它的文字，是明代的古老白话文，读起来也许文艺的评价不高，但是用智慧去读，就可以看透其中所涵蕴的科学与哲学的道理。每一件事物，都别有含意，真是意味深长。如果读出来其中的味道了，就会看了又想再看。
在正史的记载，周朝革命成功以后分封，姜太公封在齐国，是土地最贫瘠的地方，他走到半路上，一度不想前去就国，连这个诸侯都不想当了，住在旅馆里三天，没有继续往前走。可是高人上面有高人，姜太公已经很高明了，可是他所住的旅馆那位老板，已经一百多岁了，是一位比姜太公更高明的有道之士。这一天早上把姜太公叫起床来，对他说：我看你乖乖地就国去吧！姜太公说：我这么大的功劳，只给我这么一个烂地方，我将来怎么去养活老百姓？旅馆老板说：这是天子的命令，你辛苦了一辈子，最后怎么可以做违抗命令的事呢？于是骂了姜太公一顿。姜太公经他这一骂，悟了！立刻就国。以后用海水晒盐做商业，所以到孟子的时代，齐国仍然是天下第一的富强国家。
介绍了姜太公的故事，回来再讨论《孟子》本文。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慎子逢君之恶
孟子说，周公是皇帝的兄弟，封在鲁国当诸侯；姜太公盖世的功劳，封在齐国当诸侯。当时中国有的是土地，而这两个人功劳那么大，中央封给他一千里，也不怕没有土地，不封一千里，五百里也可以，但仍然守法，依照规定只封给百里。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不管功劳多大，人人要守法，诸侯封地规定百里，不问功劳多大，还是只能封给百里。而现在鲁国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有五百里，是受封当年的五倍了。
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朝的文化，是周公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诸侯各国之中，鲁国的文化最为深厚，也是在春秋与战国时代，最不会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到了孟子这个时代，连鲁国的土地，都已扩充了四倍，却还是当时扩充最少的。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当时的风气败坏到什么程度了。
孟子说：鲁国是代表中国王道文化的中心，现在土地扩充到五百里了，请问你慎先生，假使有一天，中央政府又出了一位圣明天子，周朝又恢复到初年的制度，对于鲁国该怎么处理？是请求再增加土地呢？还是守法把四百里土地退回去，只保留百里？
孟子又说：没有理由地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扩充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讲仁义的人，推行仁政的国家，所不愿也不能做的事情；更何况你想出兵打仗，以杀人的手段，来侵略别人的土地，这样应该吗？
最后他提出积极的意见对慎滑厘说：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大臣，一个高级干部，应该以仁道来辅助领袖，使他留万古仁圣之名；帮助老板去侵略别人，并不是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
这一段是孟子说明，慎子是“逢君之恶”，鲁国的诸侯并没有想要去侵略别人，而是慎子去怂恿起来的。等于几十年前的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初，日本有许多学者、文臣，都极力反对，因为自幼学中国文化，思想观念，尚知仁义。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发动这次战争，结果是害了自己，害了中国，害了全世界，直到现在。
在同样的原则下，历史的故事，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在重演。所以不要认为孔孟之道很迂腐，我们是身历其境的人，今日的青年，是不能了解的；我们则深知，日本当时是违反了孔孟的这个原则。当战争爆发之初，日本的一位哲学家，东京帝大的教授跳楼自杀了，他说不忍心看到将来自己的国家灭亡。最后他的预言真的说中了——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假如不是我们以德报怨，不是“先总统”在四强会议中主张保留天皇，并且不要求战争赔偿的话，今日何来日本？这位教授就是根据这一个原则而自杀的。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助桀为虐的人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接着说：现在一般做大官，当高级干部的人，都是“逢君之恶”，用种种的手段，以各种借口，去扩充国君的欲望，去侵略别人的土地。等于说慎子，自认为会作战，有军事天才，挑拨鲁国的诸侯，实行军国主义的政策，口里说，为国君扩大领土，使财政经济发达，成为霸主。现在的人认为，这样是国家最好的大臣；以中国文化而言，这不是“良臣”，而是“民贼”。
所以后世说，孟子是站在帝制的民主政治立场，以民为中心的。他说一个大臣，做高级干部的，对老板要有好的建议，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做违背天良的事。一个国家的领袖不“乡道”，不以实施仁政为目的，一味地只想富国强兵，而大臣去帮着他“辟土地，充府库”，这就是像助夏桀为虐一样。
他又说：有的大臣，认为自己能够像苏秦那样，替老板邀约许多诸侯来，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去侵略别人，一定打胜仗。现在人认为他是“良臣”，古代则认为他是“民贼”，因为这样，只是帮助暴虐的国君，造成领导的错误。
最后他说：现在时代的风气，大家都说不要落伍，应该跟着时代走，但是现代社会的败坏风气，如果不能改变过来，向良好的路上走，纵然有人说把这世界都交给我，全球的财产也给我，“不能一朝居也”，而我连一天也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样的世界，实在看不下去了。
孟子始终以人类的文化为重点，这些话，看来好像没有多大道理，等到经过一番人生历练，懂了事，尤其是研究历史以后，再拿出《四书》来读，那真是意味无穷。不过体会这种味道，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不知道要看过多少人的血泪辛酸，经历过多少变乱忧患，才会懂得历史，懂得古人所说的道理。
再看看历史，慎子这一型的思想，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南北朝时代的五胡乱华，各个政权的突起，都是违背了孔孟的原则，所以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久。后来南唐五代，几十年间，也经过了十个国家的兴衰起落，也无一不是违反了孔孟的这个原则。
再看汉、唐、宋，这几个延绵百年以上的大时代，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完全符合孔孟之道，但仍然部分符合了孔孟之道，而且以实行孔孟之道为标榜，所以能够持续政权达几百年。
其中宋朝天下，也称赵家天下三百年，实际上三百年当中，差不多一半时间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辽、金、元，相替侵凌，西北还有夏，这是文人政治天下，那么可怜！所以一定说文人主政就怎么好，并不尽然，一定要文武并重。
北宋的徽、钦二帝都被金人俘虏，后来南宋联合元把金人打垮；元回过头来吃掉宋朝，这段历史很热闹。所以研究宋史，一定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今日的青年，欲了解未来的中国，需要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和南北宋包括辽、金、元的历史。金朝的末代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完颜亮，曾被封为海陵王。他气魄很大，根本不把南宋放在眼中，派人到临安偷偷绘下当地风景做屏风，并把自己立马雄姿，绘在吴山第一峰上，并题了一首诗说：
万里车书尽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就是说天下由他统一了，文字、语言都统一了。混同是东北有一条江，名混同江，天下都是他们混同江上人的了。在长江南岸，怎么还有一个宋朝呢？这是不可以的！我要提百万雄兵打到西湖来，站在吴山的最高峰上，俯视临安你南宋的京城，睥睨天下。真是好大的口气，也就是慎子这一型人物的口气。
后来他果然率领了六七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南侵宋朝。这时岳飞已死，却被宋朝的一个文人虞允文，在采石矶，一战就把他打败了；在退到瓜洲的时候，被一个部下杀死。他在统兵南侵之前，他的太后再三劝阻他，他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太后，并杀了几百宋朝的文武官员，然后南下。结果被一个部下杀死，也是因果报应。
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很多，希望青年们把“经”与“史”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哲学思想和政治哲学的道理。
下面转到另一个主题。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了不起起不了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这是一件非常妙的事情。白圭这个人，在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曾经标榜过他。这个人赤手空拳，白手成家，发了大财。他做生意的原则是“人弃我取”，别人不要，跌价的东西，他就收买，到了这样东西涨价了，他就卖出去，大赚一笔，由此而发大财。而他的生活，省吃俭用，和现在乡下的土财主一样，一个馒头都不愿意多吃，要留到发酸才吃；一件衣服补了又补还是穿，就这样白手成家。
有一句俗语：“白手而置千金，必有过人之长。”财富如此，学问也是如此。一个人没有读过书，后来绘画很好；或者从来没上过学校的人，后来学问也很好，都是“必有过人之长”。人有恒心，有毅力，一定成功，因为这种人一定有头脑，有思想。白圭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有一套经济哲学思想。
因此他对孟子说：我认为经济思想、财政政策要改，税捐由现行的十分抽一，改为二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哪一个国家把财经交给我，我一定能够办到政府财税收入够用了。你以为如何？
孟子对他说，你这个思想，这种办法，是野蛮人的办法。我且问你，有万户以上人口的地区，只有一个人做陶器，可不可以？白圭说，不可以，一个人做的陶器，数量太少，不够一万户人家用。
孟子说，像没有开化的“貉”地的野蛮民族，一切文明设施都没有，过着原始生活，也没有政府机构、公教人员，他们的酋长向部落抽取二十分之一的税，当然够用了。现在我们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有国家，有文化，有政治制度；教育要教育的经费，办社会福利要有社会福利的经费，保卫国家要军费、治安经费，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可不可以取消了这些，恢复为原始的社会呢？你刚才说了，一个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制陶器，就会不够用，难道要我们回到原始的社会中去吗？
某种主义的思想，认为要走“回复到原始社会去”的路线才对。尤其是像“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人力代兽力耕田”、“挑灯夜战”等等，都是这个走回原始的想法，乃“貉道也”。可以说，历史为我们证明，这是走不通的。
孟子说，一个国家的财经政策，抽税的比率，轻于尧舜时代，比尧舜时代抽得更少的，社会不会进步，不过是小野蛮与大野蛮的分别而已。但是，如果重于尧舜之道，把税拼命加重，也是错误的，这等于夏朝最暴虐的亡国皇帝桀，个人为了纵欲、享受，而把税赋加重，造成了民不聊生。
非常有趣的，在共产思想刚输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青年，竟然误认为这就是上古井田制度的精神。
讲到井田制度，中国历史上也有两个人，曾经想要改变当时的现成政制，而恢复井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财产公有，取消私有财产制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
王莽要恢复古制，实行公田制度，他把孔孟的思想搞错了。宋朝的王安石，也是这个思想，实行青苗法，最后失败了，而且最惨。宋朝的理宗虽然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书呆子，他的谥号所以为“理”字，是因为他学问很好，讲道理，对于理学、二程、朱熹他们这一派的孔孟之道，非常相信，对宋代五大儒非常尊敬。他是好人一个，用的宰相是贾似道，是秦桧以后的第一奸相，比秦桧的威风还大。皇帝准许他一个月只须上三次朝，参加三次中央的会议，见到皇帝也可以不拜。
许多趋炎附势的人，对贾似道更是大拍马屁。有一则很著名的故事，他在杭州的葛岭，盖了一处田庄别墅，规模非常宏大，亭台楼阁，山水湖沼，找些羽士美人，在里面斗蟋蟀玩。落成的那天，他带了许多门客，都是朝廷的大官，包括六部部长之流，跟在他后面，到处参观浏览。他说，什么都好，就是不闻鸡犬之声。这时就突然有犬吠声，大家觉得奇怪，哪里突然跑出狗来，循声一看，原来是一位部长级的人，在那里学狗叫，向他讨好。拍马之道，就有这样厉害。
贾似道这个人，历史上骂他是奸臣，老实说，他有理想，有才具，可是书读坏了，在南宋那个战争的时代，还要恢复公田制度，收成政府得六成，人民得四成，调查普天下的土地和人口，重新分配。就在同时北方的敌人要打过来了，他还在搞这些事，这就是书读迂了。所以当时有人作了一首诗：
三分天下二分亡 又把山河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 也应不似旧封疆
他说中国的天下，三分已经两分都被异族占领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版图，你还要一寸一寸地去量，想要合理分配。你这样去量，也不可能把领土量得多起来，你老兄上欺天子，下瞒老百姓，去秘密议和；你不设法收复土地，却在这局促的江南量来量去。纵然把一分土地量成了一亩地，也不是那些失去的旧河山，并且还可能把这最后的土地也送给人家。果然，后来送给元朝了，这是贾似道的胡涂。
《孟子》这一段，所讲白圭经济思想严重的错误，由此可以知道，历史上的错误事件，实在又多又严重。
所以我常劝年轻人多读历史，但不希望像现代史学家们那样的读法，抓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说上一大堆，而且多半侧重考据，某人的年代如何，某事的真伪怎样。像这样研究历史，对今日及后世，没有多大补益。读历史，不要为了得学位，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做人做事。即使去做一个小主管，一个校长，乃至一个寺庙的主持，也要懂得历史，知道依据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去处理人和事。
孟子固然指出了白圭经济思想的错误，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却很佩服这个人。司马迁也不是乱佩服他的，白圭的白手起家，赤手空拳而成巨富，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前面说过的，他“必有过人之长”，的确有了不起的地方，令人不能不佩服。
可是，一个人的了不起，还是有其限度的。所以，当一个人获得了不起的成功时，自己要忘记自己的了不起，要赶快谦卑下来。如果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以后，不忘记自己的了不起，甚至由一件事情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便以为自己事事都了不起，那么就会成为“起不了”。可是人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这是年轻人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千万不可因一事之成功，便自满傲慢，这样必终归失败。切切记住这几句话：人到达“了不起”的时候，要忘记自己的“了不起”；如果不忘记自己的“了不起”，就会“起不了”。
这位白圭老兄，就犯了这个不忘记自己了不起的错误。他是了不起，成功了，可是成功以后，以为自己很伟大，好像什么都懂！所以对国家的财政，也大提其意见，其实他的意见错了。
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劝告学经济的青年，毕业以后，不要到银行做事。他说，年轻到银行，为他人数钞票的结果，是圈圈越画越多，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新，心脏越来越狭。意思是说，看惯了金钱数字的人，心量就越来越窄小了。他的这几句话，一时视为名言。再看贾似道的“又把山河寸寸量”，也正如数钱，几角几分几厘，都在那里计算，心量非常狭窄，所以当时有些人，被他整得很惨。白圭也是这样，白手成家，心量一小，也就小看了天下事，小看了他人。当他的经济思想被批驳了以后，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来。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禹王的神话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从这段话看来，白圭好像是孟子的朋友。这位有钱人，能和孟子交上朋友，还是很了不起的。
他对孟子说：如果由我来改革国家的水利工程，我比禹王还要做得好。他这个牛皮可吹得大了，人只要成功到了那种地步，不管什么出身，都会昏了头，变成“起不了”啦。从这句话，可知他发财以后，拥有许多土地，为了开垦，可能也兴修了一些灌溉的水利工程，筑了些堤岸渠圳塘堰之类的设施。由于他自己也是生活刻苦，又能与僮仆同苦乐，大概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迅速，于是他就认为自己能够治理全国的水利，比禹王更好。
今日的青年人要注意，将来一旦回到大陆去，水利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解决。中国大陆的水利，不像台湾，即以黄河一条河流的水患来说，就烦透了人，三年五年就出一次问题。渐渐的，长江的淤沙已多，河床上升，也要出问题。中国过去的读书人，为民族国家利益最留心的，就是农田、水利两件事。中国是农业立国的文化，农田水利，对国家仍有深远重大的贡献，还是要留意。工商业的发达，固然重要，但还在其次，先要将农业立国的基础打稳，才谈得上工商业，至少也得齐头并进。
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就是因治水而牺牲。因为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自请处分。但他劳碌九年，非常辛苦，仍有部分小功，皇帝不忍心处分，他便投水自尽；可仍于心不甘，变成一个水里的怪兽——黄熊。注意，不是熊字，这字的下面只有三点，是只有三只足的龟。所以禹王永远不提这个名字，这是他最伤心的。而禹王治水的本事，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来的；当他父亲鲧治水时，大禹是反对父亲的治水计划的。古人讲孝道，向父亲提出建议后被斥责，他只有暗暗地哭，不敢再讲了。鲧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治水办法，和现代有些人的办法一样，北水南调，南水北调，这里筑堤，那里筑坝。禹认为不行，水是防堵不了的，要顺着水性治理，要阻挡也挡不住的，所以不能用筑堤防的方法，只能疏导，让它流走。但鲧用防堵的方法，九年之中，全国水利还是给他做成功一半；但最后仍然是垮了。
白圭说他来治理国家的水利，会比大禹还好，倒不是存心吹牛，而是犯了一个错误，以自己一点农村水利的眼光，来看大禹的治水问题。
所以孟子对他说：老兄，你不要随便讲话，你错了！禹王的治水，是顺水之道，他到处开山，把几条大河，疏导入海，真是奇迹。尤其黄河长江的工程，后世的水利专家们，到实地去研究，认为简直不可想象。上古时代的人口并不多，即使以几千万的壮丁，用十三年的时间，恐怕未必能够做到。
只有从中国上古的科学神话上看，可以做到。神话上的说法，又是女性的伟大，禹王治水，主要是得了瑶池圣母——王母娘娘的帮助，还有伏羲氏、轩辕氏帮忙。给了他两个宝圭，比现代的X光、红外线、紫外线还厉害，只要用这两个圭一照，地心都为之照穿。后来华山的龙门峡，如果以现代的技术去开山，要动员一百万人用炸药去炸，才可能炸开。禹王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母娘娘帮忙，把各路神仙都请来了，结果由“巨灵之神”帮忙。大禹请求舜下命令，自龙门峡起，一直到海口为止，所有下游的老百姓，在若干天以内，统统搬到高地上去，然后由巨灵之神，站在那里，两脚跨开站稳，用两手将一座山用力撑开，只费了半个时辰，就开了龙门峡。
现在有一本书出版，叫做《上古神话演义》，完全是说三代的神话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有学问的，完全根据《山海经》等书写的。
不过开龙门峡这件事，的确是一件疑案。禹王自己，后来也用了神通，他开衡山的时候，觉得麻烦王母娘娘这些神仙们太多了，这次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这次他要自己开，到衡山去施工。他的两个太太，是九尾玄狐成仙后生的女儿，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只有四天的婚姻生活。这时两个太太去看他，并且要告诉他，第二个太太已经怀孕了。可是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谈话，叫两个太太在山下等他，在开好山以后再谈。于是他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并吩咐两个太太闭上眼睛，不可以向山上去看他。上山后他摇身一变，变回他的本命元神——一个大熊，用尾巴打鼓开山。他的二太太年纪轻，不相信丈夫能够打鼓开山，姐姐告诉他，听丈夫的话不要去看，不知道就不要去知道。可是这个年轻人硬是睁开眼睛去看，没有看见丈夫，只见一只大熊，用尾巴打鼓，两手执斧开山。她想我的丈夫原来是一只大狗熊，一气之下，站在那里化成石头了。大禹开了山下来，看见大太太在哭，问起原因，原来二太太已经变成了石头，知道她看见了自己的元神。于是说：好！你既然不愿看见我，那么你走你的，把儿子还我。所以弄开石头，把儿子抱出来。因此禹的儿子名启，是开启石头得的。
中国的上古史，就是神话史。上古史上说我们的祖宗是从天上下来的，不是像达尔文所说是猴子变的；猴子只是达尔文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是天神变的。
现在再看孟子对白圭说的话。
他说，你老兄治水，把自己的水利筑好，把水放到邻国去，邻国遭水灾了，你这样叫做懂得水利吗？水利是为天下的老百姓利益而开发的。所以孔子对大禹的治水，也无话可说，大禹治水，不但是为天下万民，也是为千秋万代谋了福利。
今日中国人有饭吃，也是受了大禹治水的恩惠，甚至包括台湾。据《山海经》的说法，大禹不但到过台湾，甚至南美、北美、欧洲、北极他都去过。因为王母娘娘派给他十六名大将，天上七名，地下九名，他的部下有一个人会养龙，他有两条龙为坐骑，要到哪里，骑上龙背就去了。所以治天下的水利，能够十三年成功，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才，是办不到的。换言之，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自然科学。例如有一种科学的交通工具，是真实的，在《史记》中就有记载，现代西方人用来到山上滑雪的雪橇，我们中国，远在禹王时代就发明了。他若到泥沼地带，就用泥橇，一滑就如飞行一样，滑出去了。这不能不承认他的科学头脑。
孟子到这里，从人君之道，说到人臣之道，再说到社会的进步繁荣以后，再说到人心思想的问题，战争的问题，经济思想的问题，种种问题都来了。下面加一句孟子平常所说的话，作为转接。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他这句话，只短短的七个字，但问题来了。
这个“亮”字，古人的批注，与“谅”字同，就是胸襟宽大，原谅别人，能容人。但下面“恶乎执”，一个真有学问道德的人，绝不执着，不固执。这解释也有道理，真聪明的人绝对不固执；固执的人，不但不聪明，还是笨蛋中的笨蛋。
不过我的解释，因为下面有“恶乎执”，上面这个“亮”字，不必去解释与“谅”字同，“亮”字就是“亮”字，如果“亮”解释成“谅”，那么“亮”就变成“不亮”了。
有一个笑话，清代名臣左宗棠，喜欢自比为诸葛亮，而号称小诸葛。他以一介书生出身，平回疆以后，威震西北，出将入相。一次和一位老朋友谈话，谈到得意处，他摇头晃脑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含义是我就是诸葛亮一样，有那么聪明。虽是自吹，倒也高明而含蓄。不过因为左宗棠脾气不大好，怨他的人也不少，他的这位老朋友学问也很好，但并不全部赞同他，听了左宗棠这句话后，就故意讲到一件左宗棠办得很笨的事。左宗棠听后拉长了脸，闷声不响，于是这位朋友说：“此诸葛之所以为猪也。”
所以孟子这句话，“亮”就是“亮”的意思，以“谅”字来脚注，是多余的。如果硬如是解释，那也是“诸葛之所以为猪”了。
“君子不亮”的意思是，一个真聪明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聪明人，“恶乎执”，因此不固执成见。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徒善亦足以为政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有一天，马路新闻说，鲁国准备请乐正子出来当政做宰相。消息传到了孟子的耳朵里，他就说：我听到这消息，如果是真的，那我要高兴得睡不着觉了。大家还记得，乐正子是孟子的学生，曾经挨了孟子好几次骂。如今大家听见孟子这样说，心想你这位孟老夫子，原来私心如此之重，听见你的学生要出来当宰相了，会高兴得失眠。大家心中虽这样想，但不好意思说。可是，公孙丑是孟子自己的学生，就问起来了。
他说：老师！你把我们那位老同学乐正子，看得那么强啊！他那么棒吗？孟子说：他并不算强！
公孙丑说：那么他的智慧很高啰？孟子说：他智慧也不算高。
公孙丑说：那么是因为他学问很渊博，书读得多，什么都很懂吧？孟子说：什么都没有。
他说：老师！你把我们那位老同学乐正子，看得那么强啊！他那么棒吗？孟子说：他并不算强！
公孙丑说：那么他的智慧很高啰？孟子说：他智慧也不算高。
公孙丑说：那么是因为他学问很渊博，书读得多，什么都很懂吧？孟子说：什么都没有。
公孙丑似乎有点吃瘪了，他说：老师！你老人家说，听到他出来当政的消息，会高兴得失眠，一夜都睡不着，这是为了什么？孟子说：我告诉你，这些长处他都没有，乐正子的才具是中下，他就是品德好，节操好，善良的本性好。
公孙丑又提出问题来了，他说：老师！做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仅仅是个好人，道德好，没有本事行吗？
孟子说：我告诉你，人只要品行好，道德好，就是治天下第一流的人才，更何况去治理鲁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
老实说，孟子这几句话，其中有很大的感慨。我们看到春秋战国，乃至于后世任何一代，在战乱的时候，一般人所希望的人物，都是要有道德，不希望有本事。这个时候，社会上所需要的也是道德，有本事而无道德的人，只有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危害世界人类。
在现代，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训练出来的青年，每个人的本领都很高明，可是我经常教青年们，宁可作为一个老实人。将来社会上成功的人，一定是老实人，因为人人的手段都很高明，自己能不耍手段，老老实实，最后就成功了。因为老实人喜欢老实人，好人喜欢好人，玩手段的人亦喜欢老实人，坏人亦喜欢好人。大家都在玩手段，有一天尔虞我诈到了极点的时候，老实的好人就成功了。
所以孟子对公孙丑也是说：你要知道，在这个时代，人心大乱大变，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真正是行仁政，讲人道，讲民主，讲自由，好善的，天下人将“轻千里而来”，都不嫌路远，而向这个道德仁政的地方来。相反的，在这个时代，人人都耍手段，玩本事，如果再来一个不好善的人当政，不但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治好，即使是别的人，也会“訑訑”。这两个字，现代在球场上还可以常常看得到，就是当对方的球员打得粗鲁的时候，或者裁判执法不公时，在观众席上，就会有人发出“嘘嘘”之声，所谓“开汽水”。这种类似开汽水瓶时，大量气体迅速自瓶口喷出的声音，包含了责备、攻讦、厌恶、鄙弃许许多多不友善的意义。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打丫鬟骂小姐
下面两段文字，等于是《告子》上下篇的结论。孟子指出中国文化中《礼记·儒行》篇的精神，说明一个知识分子，受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养成，尤其对于立身出处的认识，更为重要。
所谓立身，就是长大成人以后，在世间做怎样的人？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格？
所谓出处，等于走出大门，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就要好好选择方向，往什么地方走，怎样走。也可叫做出身。
所谓“品格”，品与格是有分别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规格，纵然是爱笑、爱哭的人，也是他的一格，笑为笑格，哭为哭格。杞梁妻善哭，哭就是她人格中的一部分。有的人方正，有的人随和，这都是“格”。人品则不同，例如有人视富贵如浮云，看到功名富贵来到，并没有什么高兴，反而讨厌；如果请他尽义务帮忙一件事，他却很高兴，这就是人品。
出身与出处也有连带的关系。例如现在社会上很喜欢谈到青少年的出路问题。也许有的人抱持一个“有路就出”的态度，俗语所谓“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钱可赚，叫别人爷爷都可以，甚至鲜廉寡耻、违背良心的事都去干。有的人则不计较待遇，只求有学习的机会，增加人生的历练，能进德修业的事才做，这就是出处的问题。孟子这里所说的出处，是一种影射。
所谓影射，以前有句俗语说：“打丫鬟骂小姐”，本来是骂小姐的，但不方便直接指着主人身份的小姐骂，于是就把仆人身份的丫鬟拉来揍一顿，一边打，一边责备这个丫鬟的错误。但事实上，这些错误都是小姐造成的，所以这些责骂的话，便从丫鬟的身上，投射到小姐的身上，小姐同样有挨骂、受责备的感受，间接收到教训小姐的效果。挨打的丫鬟，实际上只是小姐的替身而已。
戏剧中有一出《打龙袍》的戏，是根据小说编出来的。剧中叙述包拯执法如山，宋仁宗的生母，由于后宫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互相倾轧，而被撵出了皇宫流落在民间，连眼睛也哭瞎了。仁宗当了皇帝以后，却没有下命令去把生母找回来。有一次包拯出去办案，坐在轿子里，突然吹来一阵龙卷风，把包拯戴的官帽吹跑了。在古代，官帽吹掉了是不吉利的，像丢了大印一样，可能构成犯罪，要丢官的。于是随行的衙役们拼命去追，发现官帽落在一间民房的屋顶上，丝毫无损。包公觉得很奇怪，于是亲到民房去查，才发现了仁宗的生母，也就是当今的皇太后。
于是先接回去奉养，因为不方便突然去报告，而且怕仁宗不相信。等到元宵节，皇帝招待文武百官赏花灯的时候，他也带了这位双眼失明的老太太去观灯。最初，仁宗和一些官员，觉得瞎子怎么看得见嘛，好奇怪。因为仁宗相当慈悲，所以也有人在猜想，也许是一桩大罪案里被告的母亲，包老黑故意把她弄来，以便请仁宗发悲心特赦的。到了观灯的时候，这个瞎眼老太太，就详细数说她当年陪老皇帝赏花灯的情形。仁宗听见觉得奇怪，就把她找来问话，她流着眼泪，说出当年被迫害的一段秘密，并道出了仁宗身上的特征。这时仁宗“噗”的一声跪下来，认了母亲。
包拯老臣，认为仁宗有不孝之罪，跪下来请求皇帝接受国法的制裁，以示范天下。一番大道理，说得仁宗无话可说，只好接受国法的处罚。包拯判决，应该揍他一顿，但是皇帝是打不得的，于是想出变通的办法，让皇帝脱下平常所穿的龙袍来，由包拯在这件衣服上抽几鞭，以代替皇帝挨打。这也就是龙袍影射了皇帝的意思。
这个故事，同时也影射了国法超越一切之上。一个国家，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必须要守法，否则国家社会就会纷乱。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君子的进退
现在下面讲的这一段，就是孟子的影射。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的学生陈子，提出一个问题，请教老师。他问，一个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肯出来做官？
中国古代，由十人之中，选一个优秀的人出来，给予他文武兼修的教育，叫做“士”。等他学成之后，给他一个官位，出来为国家做事，就叫做出“仕”。
这些都是三代以上，尧舜的时代的情形。尤其是舜，当老百姓时，还在种田的时候，交了许多朋友，都是第一流人才，第一流道德。等舜当了皇帝，这些人都溜掉了，隐去了，到处找不到。在中国文化中，这一类人为隐士，高尚之士，功名富贵不为所动。现代的人，如果好朋友当了皇帝，心里想：正好，他当了皇帝了，明天一定来找我，于是坐在客厅里等。如果不来，至少要诅咒他一顿。古人不是如此，反而隐开了。
如果要请一个人出来，为国家社会服务，领导人一定是亲自去请，一直到民国初年，也还保持了这种良好的传统。例如一所学校的校长，要聘请一位老师来学校任教，先准备好聘书，由校长亲自携带，穿了礼服，到这位老师家中拜候，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恳请他来教育学校里的子弟。请来了以后，在行政事务上，校长做校长的事，老师教老师的书，校长见到老师，还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口称某老师，互相为礼。这是中国文化尊师重道的精神，校长只是一个家长而已，一如家庭中的家长主妇一样。
中国的家庭主妇，好像永远低一辈，丈夫的同辈友人来了，总是跟着自己孩子的口气，叫伯伯叔叔，就是那么谦虚有礼；所以校长也是跟着学生的口气客气地称老师。不过，现在又不同了，家庭主妇对丈夫的朋友，照样叫老张、老李的。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些地方的演变，很多、很快也很大，如果把这些数据搜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而从这些演变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可悲之处，因为失去了礼仪，失去了道德，失去了人类品格的标准，甚至于失去了人性。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往下演变，一些年轻人讲的“隐语”、“黑语”，我们就听不懂了。而现在的校长，自认为是长官，视老师为部下，认为部下应该听我这个长官的。这种观念一形成，不只是师道无存，教育的效果，也受到严重的不良影响。
所以古代，对一个知识分子，不但“有礼”，还要敬之，出于内心的恭敬。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其中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是“迎之、致敬、以有礼”。小说上写的，刘备到了诸葛亮的茅棚前，诸葛亮还在睡觉，刘备就站在门口等。左右的人要去叫醒诸葛亮，刘备阻止他们，不可去打扰他的睡眠。等了半天，诸葛亮还没醒来，张飞在旁边气大了，认为诸葛亮太藐视人了，有什么了不起，要进去一刀把诸葛亮杀了，也被刘备骂了一顿。
“有礼”的形态很多，但是，现代大学聘请教授，花一元新台币，寄一张聘书出去，聘书后面还有一张小条子，是要受聘的教授盖上图章寄回去，叫做“应聘”。好像我给了你一碗饭吃，对你是皇恩浩荡，你得谢恩似的。这叫什么“有礼”啊？我也曾接过这样的聘书，把它搁在一旁不予理会。之后来了一个职员，再三说好话，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是落后的，顽固的，但我还保留一点传统文化。最后，为了免得这个职员为难，无法交差，才签收了。后来上课的时候，训导处派人来教室点名，我就硬把他轰出去。我说我讲课，如果要靠你点名压迫学生来听，可见我教得不好，那我不要教下去了；如果我教得好，学生自然会来，用不着压迫他来。
我自小读书以来，从没见过需要用点名来逼学生上课的，如果老师教不好，自己会卷铺盖走路的。那时的大学，学生水平都很高，同学们穿件长袍，两手在西装裤袋中一插，腋下夹一本书，就晃来听课了。老师在上面讲课，可以不翻书本，背得出来；下面的学生也照样背得出来。虽然他们不一定满腹经纶，起码也是一肚子鬼主意。如果老师在上面一句书背错了，学生马上在下面指出来：老师！这一句好像不对。那时候用不着讲概论，上课是在那里彼此讨论，内容记录下来，就是概论。现在真奇怪，研究院的博士班还要上课，尤其是中文系，现在博士班的课，就是我们几十年前，十二三岁时读的书，而且当时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没想到现在成为博士班的课程，教育竟退落到这个地步。
如果要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正人君子出来，为国家社会做事，必须要“有礼”。“礼”的型态很多，不一定要照古礼，依照现在的礼也可以。就是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等，他们也各有他们自己的礼，用他们的礼也可以。
孟子说：做到了“迎之、致敬、以有礼”这三点，就表示，将依照被请人的意见，去办天下的事，社会的事，或这个机构的事。因为这个领导人，了解这位知识分子学问好，意见很高明，所以能配合这种意见。
就如刘备三顾茅庐，那不是诸葛亮摆架子，而是试试刘备是不是能做到“迎之、致敬、以有礼”。结果刘备做到了，于是见了面，坐下来谈论天下大事。诸葛亮告诉他，天下三分的大势已定，你只可得其中之一，所以应该走什么路线，如何如何……刘备说，一切照办，听你的。小说上写刘备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什么话都听他的，什么意见都照办。
但在正史上面记载，刘备用诸葛亮，三顾茅庐有之，刘备谦虚亦有之；但并不如小说上写的，诸葛亮居然腿翘得那么高，刘备谦虚到“言听计从”。假如刘备真谦虚到如此程度，这一页历史就不会三分天下了。
孟子说第二种情形：“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出来做事以后，那个领导人在礼的方面，表面还是做得很好，并没有怠慢不周的样子；可是你所讲的话，他不听，不采纳你的意见去付诸实行，那么他那种礼上的周到，也只是表面的敷衍，内心并没有诚恳恭敬之意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只有辞职不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像这类事情太多了，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开始时有一位军师名钱江，据说也是清朝中叶的诸葛亮，上通天文，下懂地理，练达人情，这种人物每代都有。太平天国起义之初，都是他的计划，后来看到情形不对，在洪秀全“礼貌未衰，言弗行也”的情形下，就辞职走了。后来到朝廷这一边，帮助曾国藩。清代的一种税捐制度——厘金，就是他创制出来的。
当时清朝政府，要打太平天国，国库空虚，财政支绌，经费不足，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都没有钱。于是钱江提出计划，开征厘金税，以千分之几的税率，在水陆码头，向行商起征。这种制度，一直实施到民国初年，抗战以前，易名为“统税”，当然税法上也有若干修正，直到直接税的实施，才完全取消。
一个读书人，本来有他的抱负，如果抱负不能开展，理想不能实现，就不必当这个伙计，当然就走了，这是第一等人。
次一等情形，虽然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领导人仍然对他“迎之，致敬，以有礼”，做到了这三点，心理上还是有诚意的，也有恭敬之心，此时则可留下来待机，但这已经有偏重情感的味道了。如果说，礼貌上已经有慢待的迹象了，那么就赶紧卷铺盖走路吧。
最差的一种情况是，尽管学问一肚子，可是早晚两顿饭都没得吃，想离开也没有钱，走不了。这情形被上面的领导人知道了，认为虽然他有一肚子学问，他的那一套思想观念也很有道理，可是客观形势的影响，没有办法走他那个路子，实行他的理想。不过让他在我们这里挨饿就不好了，传出去也不光彩。于是叫办总务的每月送些钱去，给他一个名义。像这种救济性质的钱，也将就接受下来，这是“免死而已”。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三种不同的人
这是孟子大体上，对于去就问题，对知识分子所作的人格分类，共有三种情形，也是三个等级的人。这也和我以前说过的，上海闻人杜月笙所说的话相似。认为世界上有三等人，第一等人是有本领，没脾气；第二等人是有本领，有脾气；末等人是没本领，可是脾气来得大。
孟子从自己生活经验中体会的结果，所说的这三等人，第一等人有学问有气节，不是你给我官大钞票多，我就会出卖自己，我就是我，顶天立地大丈夫，我来跟你做事，是为了实行一个理想，不合理想，“则去之”，宁可当和尚去。历史上这种人很多，唐宋许多高僧，都是这样出家而成道的。唐代的诗僧贯休，诗作得好，学问好，最初很受南越王钱镠的尊敬。一次请贯休作诗，他当场一挥而就：
贵逼身来不自由 几年辛苦踏林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光寒十四州
莱子衣裳宫锦窄 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年名上凌云阁 岂羡当时万户侯
这是贯休的名诗，“一剑光寒十四州”，因为江浙两省十四州，都是钱镠所统辖。他看了非常高兴，可是这位盐贩出身的南越王，还要求贯休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他野心勃勃，还想侵略他人，扩充领土。可是贯休听了以后说“死也不能改”，拂袖而去，他的脾气就这样大，真是有本领，有脾气。也只有贯休能够如此，因为他是和尚。在古代，出家人是世外高人，对皇帝也只是合十为礼，不必跪拜，官府也不能给出家人过重的罪刑。而且他的诗并没有错，钱镠的权力所及，的确只有十四州，诗不能改，州也不能添，就预言他只有这么大的权力，想再大也大不起来了。
后来贯休又到四川去了，当时四川也是一个国家，四川王王建，和李后主一样，也是一位风流才子，诗也作得好。贯休画的十六罗汉，就是在四川画的。贯休见王建，也有两句名诗：“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全诗为下：
河北河南处处灾 惟闻全蜀少尘埃
一瓶一钵垂垂老 千水千山得得来
秦苑幽栖多胜景 巴渝陈贡愧非才
自惭林薮龙钟者 亦得亲登郭隗台
后来中国文学界，根据这两句名诗，对贯休和尚叫出了一个“得得和尚”的外号。这是说他远自东南，几千里外，竹杖芒鞋，一步一步，跨过云贵高原，进入四川盆地。只这“得得”两字，便道尽了跋涉的辛苦，也描写出了那高人飘逸的风致。可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穿的是皮鞋，该写成“橐橐来”，如果是坐车或乘飞机，则是“隆隆来”或“呼呼来”了。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学问、有才能、有人格，也有他的脾气，不对的时候，拂袖而去。不过现代的衣服是窄袖、短袖，尤其夏服，无袖可拂，就只好甩手而去了。现在一般人也有一句俗话，就是“拍拍屁股就走路”。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这地方脏兮兮的，我坐了这段时间，把我的裤子都坐脏了，算了吧，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起来拍去所沾的脏东西，走我自己的路吧！
陈子问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则仕”这段话，前面说到是一种影射，是谁影射谁呢？老实说，陈子提出这个问题来，也就是对老师的一种试探，看看孟老夫子，在什么条件下，才肯出来做官。陈子也许是受了梁惠王或齐宣王的请托而来，也许是陈子自己的意思，觉得老师你何必如此坚持己见，他能每月送几万块钱给你用用，也就马马虎虎算了。
孟子因此才对他说出这些道理，也就等于告诉他，我孟子不是为了吃饭或升官发财，来向这些君王求工作的；我是为了救社会，救世界，救人类，所以想帮忙一下。可见孟子周游列国，只想教育人，其他什么也不想干。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动心忍性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有一天，孟子大概跟学生们说话，举出一些从艰困中长大，而有成就的圣贤来。
首先谈到圣王舜，是种田出身。在中国历史上，耕田出身的帝王有好几个，现在提到的是上古的舜。在上古的宗法社会中，非常重视世系观念，虽不像古代印度有严格的阶级观念，但对于家世是分得很清楚的。舜在四五十岁以前，原来在乡下做稼穑之事。不过他的人格、学问，名满天下，因此尧很有礼貌的，亲自把他找来，不但两个女儿嫁给他，并且把九个儿子都交给他，做他的部下，跟他学习。同时也把政治交给他管理，增加他的政治经验。几十年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商朝的傅说，是历史上的名相，在他没有得志的时候，是做水泥工的。周朝的大臣胶鬲，遭逢殷纣的乱世，他本是贩卖盐鱼出身。“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管夷吾，虽是读书人，却是齐桓公的俘虏，而且是齐桓公的冤家。被俘以后，幸有鲍叔牙的保举，而得为齐国的宰相。
“孙叔敖举于海”，孙叔敖这个人，小时候遇见两头的蛇，在当时的传说，凡是看见两头蛇的人，必定很快死亡。他看见了两头蛇后，把蛇打死了，不是因为恨这蛇而打死，他心中的想法是，我看见了，固然会死，但如果再被别人看见，也会死亡，这个蛇岂不是一个祸害，将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所以下手把这蛇打死，而且把蛇尸也掩埋掉，免得被另外的人看见而受害。只因这一善念，他得不死，而且慢慢贤名远播，消息传到楚庄王那里，就派人到贫苦的海边把他找出来做事。“百里奚举于市”，另有一个百里奚，是秦国的名相，原为虞国人，被楚人俘虏了，把他当奴隶买卖，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来，请他当宰相。
这些都是划时代的人物，是改变历史的人物。他们是从青年开始直到中年，都是吃尽了苦头的人，贫穷、走投无路，乃至做了犯人、俘虏、奴隶，终于能贡献才能，改变了历史。孟子举出这些人来，说明一个道理，也成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千古名言了。
凡是人才，大则对于人类、国家、社会有贡献，小则是一个好的校长、单位主管乃至于家庭中的家长，他们大概的出身、经历，都离不开这个原则。上天要给他担负一个重大责任的话，一定先使他经过一段非常艰难困苦的磨炼。
第一是“苦其心志”，这四个字，我们就受不了，所以一般人改变不了时代，甚至改变不了自己，只有做“阿”字号，阿斗一类的人物。“苦其心志”就是自己的理想办不到，也就是事事不如理想，随时碰钉子。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连机器好像也会跟你为难，有急事要打电话，不是对方的电话机故障，就是一直占线，你放下电话亲自赶去，对方的人又离开了。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幼年时穷到没有饭吃，去当和尚，又遇上大荒年，化缘也化不到，于是远离故乡，在南方各省到处流浪。有一天，躺在一个小土地庙中，准备自杀了，饿得昏昏沉沉睡去，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劝他不必自杀，去当兵。醒来想想，不去当兵也是饿死，反正只有这么一条命，去当兵纵然战死，也一样是死，至少有饭可吃，死了不会成饿死鬼。于是投军当兵，就一路上升，终于做了皇帝。
朱元璋在登基当了皇帝之初，对孟子很不佩服，连孟子在孔庙的亚圣牌位，都下令取消，不给孟子供冷猪肉。后来他再读《孟子》，读到现在这一段的时候，才改变态度，承认孟子的确是圣人，恢复了孔庙中亚圣的牌位，给他继续供冷猪肉。孟子如果没有写这一段的话，至少明朝三百年中，他就不能享受祭奠了。
所以一个人身体上的苦，也许还忍受得了，但那种思想、情感上的苦，一般人实在承受不了。
第二是“劳其筋骨”，这一点还比较好受。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个人一定要“劳其筋骨”。例如三国后晋朝的陶侃，这位出将入相的大儒，是长江以南的军事首长，威震江西、湖南、两广、闽浙。他每天早上，搬一百块砖头到房子外面，晚上又把这一百块砖头搬回屋子里，这就是“陶侃运甓”的典故。当时有人问他为了什么，他说不敢放纵自己。这表现了他的高度修养，因为他知道，在平常的时候，也要随时有应付战争的准备，防止社会的变乱。一旦有事，如果体能不够，遇到战乱，唯有死亡。
在抗战期间的流亡途中，曾经亲眼看到体能差的人，尤其是生长在江浙一带，所谓鱼米之乡长大的人，自清朝三百年来，安定优裕的生活，养得弱不禁风，跑不动走不快，多半死在途中。凡是看到那种斯斯文文，白皮细肉，少爷小姐型的人物，就知道是上海、苏杭这一带来的人，可能连米长在哪棵“树”上他也不知道，真是十分可怜。所以人要“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虽然饱一餐，饿一餐，也能无所谓。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部分经过这种挨饿的日子，几天不吃饭，算不了什么，那只好把裤带紧一紧，挺过去算了。
“空乏其身”，有时饿到只剩一把骨头，没有营养，所谓“叫花子命”，可又不至于死；现在台湾的青年，反而都是营养过剩。
“行拂乱其所为”，凡是所做的事，所有的行动行为，不管大事小事，样样都被客观的外来因素，搅得乱七八糟，不能成事，样样失败。甚而，你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孩子跌跤，你好心去把他扶起来，孩子的母亲却从门里跳出来，一把抓住你领口，给你两记耳光，说你踢倒了她的孩子，说不定还扭你上派出所，要你赔偿医药费。像姜太公未遇文王之前，卖面粉会遇台风，把面吹散；卖盐巴会突来一阵大雨，盐都被淋化流失，就是如此倒霉。
这就是说，一个有大志、做大事，能担当的人，“动心忍性”之难。心念动处，受不了的横逆之来，发一下脾气也不可以。等于唐太宗，相貌非常威严，当了皇帝以后，那些大臣们和他讲话，头也不敢抬起来，有威严的人脾气也大。但是唐太宗知道这是毛病，他就问魏征，这些人为什么老是低着头，魏征告诉他，因为陛下太威严了，他们看见你，心里就恐惧。于是唐太宗开始对着镜子学笑，以后和大臣见面时，就半闭起他闪灿着神光的眼睛，微笑温语和他们说话。这就是“动心忍性”，修养改过来，忍不住的也要忍，这就是佛学中所讲的菩萨道——“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天下人所忍受不了的事，要能忍得下；天下人所不能做、不敢做、不肯做，所吃不了的苦，要能做得到，吃得下，这就是菩萨道。地藏王菩萨下地狱就是这个精神，下到地狱中去救人，要等到地狱空了，那时才出地狱追求成佛。
把自己坏的行为、脾气，统统改得过来，这是“动心忍性”。
所以孟子说，历史上舜、傅说等等，这些人物，因为受过那么大的艰难困苦，才能够担当那么大的责任。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凡少年得志，如楚霸王项羽之类，公子哥儿出身的，几乎没有不失败的；成功者只有百分之五，失败的占百分之九十五。越是艰难困苦中出来的，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艰难困苦是一种最大的、最好的教育。所以“动心忍性”四个字，成为后世中国文化讲修养最重要的中心思想之一。人要在得意时“动心忍性”，对得意之事，看得很平淡；在失意时，也要“动心忍性”，无所谓失意，看得很平凡。
我在《论语别裁》中曾经指出，一般人“得意忘形”是要不得的，但有些人还可以做到得意而不忘形；最难修养到的是失意不忘形。有许多人平常修养很好，一到失意时，人的样子都变了，自卑感等等心理上的毛病都来了。所以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失意不忘形”，那就是“动心忍性”，是“儒行”。所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修养，成功不过如此，失败也不过如此，我还是我。
古人的名言：“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大英雄总是老样子，从乡下种田出来的，事业成功了，还是农夫的样子，这是本色。如果是一个真的名士，他自然潇洒，不是靠外型，而是内在修养的一种自然流露，这是“动心忍性”之间，应该如此。
为什么历史上这些划时代的人物，都吃过很大的苦头？似乎是上天有一种力量，故意在磨炼他，使他本来做不到的，要磨炼得能做到；使他本来不够、不能的地方，得以够，得以能；给他最坏的环境，造就他将来做最伟大的事业。
其实圣人、宗教家，如释迦牟尼佛，也是走过这个路子。他十几岁开始，自己走这条路，十二年的苦行，在雪山六年，吃的草菓，饿得肚皮贴着脊骨了，这就叫做“空乏其身”，空到这个地步，没有营养，三十一岁就满头白发了；后来下山，才重新恢复营养。现在的年轻人修道，又说营养不良了，又怨空气不好了，这还能修得成道吗？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察言观色多难与邦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再说：“人恒过”，这三个字，一般解释是“人常常容易犯错误”，不过和上面的文义连贯起来，可以作另一种解释为：“人往往容易做过分的事。”过分当然也是一种过错，就是说人在优裕的环境中，优裕了更想优裕。有一部黑白电视机看看也很好，又想要彩色的；有了十六吋彩色的，又想二十四吋大型的；有了大型的，还想挂在墙上银幕型的。人就有这种劣根性，常有过分的要求。
上天给人类吃许多苦，目的在使他改过自新；在人生的路程上，吃尽了苦头的人，就知道不可以做过分的事。
“困于心，衡于虑”，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人不能如意，在心理上处于痛苦、烦恼之中，逼着他去考虑，用思想去衡量，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运用智慧去克服困难，选择最适当、最合道德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冒昧、莽撞，才会谨慎而行。年轻人每说：“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天下哪有不难的事？我们的古谚说：“用心计较般般易，退步思量事事难”。对于一件事情，如果用心去考虑周详以后再做，才不会出岔子，容易做成功；不过，对任何事情，都要退一步想，对万一失败做准备。人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中，都经历过了，才能成功。一切都计较好了，认为考虑周到了，可以成功，这还不够，还要作退一步想，在万无一失中，如果有个万一的意料之外的差错发生，又当如何？有了事先的准备，才勉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天生的大圣人，可以不经过教育，不须经验而知道，这是天才。但是自古以来，只有“天才的专家”，没有“天才的圣人”。“征于色”，看了别人的态度，看够了人家的脸色，受够了气；“发于声”，再听听他的口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譬如你去应征一份工作，那位接见你的人，听了你的话以后，口里说“好好，有机会通知你”，而眼皮也不抬起来看你一眼，又去翻阅别人的资料了。这时你就该知道，已经没有希望，可以走路了。他的所谓有机会通知你，那只是一句客气话罢了。
有了人生经验的人，从别人的声容笑貌，小动作，微言之间，不待明白表示，就了彻事情的究竟。如禅宗的话：“东面冒烟，西面着火。”看见东面冒烟，就知道西面在烧火了。所谓见微知机，就是要有这样高的智慧；而一般人，一定要等到别人鼓大了眼睛骂他，他才知道别人在生气了。像这一类的人，世界上多的是。
我们读了这一段书，就深切感到世界上的人，有太多已被淘汰了。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其中之一临到身上时，不能“动心忍性”，经不起磨练，没有坚强的意志站起来，而自杀的，精神分裂的，消沈的，都下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成功的，能够创造划时代事业的，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渣子。我常劝人不必算命，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注定了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如建房子时下面的土地，为了历史的承先启后，靠我们来奠基。屋基墙柱下的泥土很难为，要坚硬、牢固，才能承受上面的重量，松了软了就不行，后代的文化要背起来，否则就被压下去了。
孟子接着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是政治哲学中千古不移的铁定道理。他前面的一段话，虽然是对学生说的，也是故意讲给齐宣王、梁惠王这些当时的诸侯们听的。在孟子的眼中，这些诸侯们，只不过是时代的渣滓，一下子就会成为过去的；认为他们不懂得人生，只是时代的宠儿，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并不是创造时代的英雄。孟子这样对他们讲，只是讲出人生的大道理，然后说出治国的政治哲学的定理。
“法家”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大家，是伟大的学问家；在孟子以后七百年，“法家”才成为专门名词。对于专门研究法律的，主张以法律来治国的人才称为“法家”。孟子这里所讲的，以及现代仍沿用的这个“法家”，是指有大学问、大修养的人。例如请人家写一副对联，一定说“请赐法书”；例如诸葛亮、姜太公，他们有头脑、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就是“法家”。并不是说他会画符念咒有法术，也不是说他有佛法、道法才算是“法家”。
“拂士”就是看到当老板的，有不对之处，或错误的意见，敢于拂逆老板的意见，纠正老板的错误，提出相反意见来的人。如果老板不改变的话，便拂袖而去。
我常告诉外国朋友，中国过去的帝王制度，是真民主，假独裁；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假民主，真独裁。例如今日美式的民主，事实上是大资本家在幕后左右一切，是真的独裁。所以讲到历史文化，对不起，美国只有几百年，而我们已经五千年了，他做我们的孙子都还差得远。历史文化是由经验来的，经验是不可泯灭的，五千年人事上的纷争，给我们留下来太多的经验了，这就叫做学问。
一个国家，想要治理得好，要有大学问、大修养、大智慧的“法家”，同时要有敢说话的“拂士”。古代有许多好的大臣，遇到皇帝下了有问题的命令，便“留中不发”，那真是为国家，为皇帝，也为自己。例如皇帝在发怒的时候，凭一时情绪上的冲动，未经过理智上的考虑，要重罚某人，而此人本不该受重罚的。于是当宰相的，就把这道命令往抽屉里一搁，不发出去。等到皇帝气平了，问起这件事，再说明理由退回去。有时皇帝对他也没有办法，尤以英明的皇帝为然。像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常顶得威廉二世回到内宫去摔玻璃杯，皇后问起来，威廉二世说，俾斯麦身为首相，要受满朝文武、全国人民的气，他只有到我头上出气；而我就只有在玻璃杯上出气了。这就是“拂士”，亦叫做拂逆之士。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团体，一家商店也是如此。例如说一个老板，在外面忙了半天回来，肚子饿了，叫人去买烧饼回来充饥，此人跑出去半天，空手回来，答说没有烧饼了。问他面包有没有？他这才再出去，又是空手回来说面包也没有了。老板已饥火中烧，对他说，我说过已经饿了，你另外买点饼干或馒头回来也行啊。所以只听话的人是不行的，要有拂逆之士，提出好意见来；不过领导人必须有宽宏的度量，这就要有真智慧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龚定盦并不是有预知的神通，只是读懂了历史，深知《孟子》这一段话的道理。所以多难兴邦，忧患兴家，贫苦家庭的子弟，大部分都有出息，不到三十年渐渐站起来。在台湾三十年，就看到这样的人发大财，也看到不少有钱人家子弟的失败。所以为人父母的，对孩子不可太优容骄宠，该给他们多些磨炼，否则是害了孩子。
孟子最后讲一句话：“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管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离不开这个原则。人越在艰难困苦中，越有希望，会奋斗，能站起来。尤其青年们，环境越舒服，生活越优裕，前途越有限，越暗淡。所以有大专刚毕业的同学来问我，他将来的前途如何，我告诉他，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因为他们几十年来，太舒服太安乐了，连天有多高，历史有多长，钞票是什么纸印的，都不知道，还不满意这里，不满意那里，这里埋怨，那里生气。这样的修养，这样的见解，这样的学识，那还不构成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吗？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孟子的教育方法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这是孟子为前面所有的文章作了一个结论，说明他周游列国，和几个君主见面，又不出来做事，所走的是师道，是推行教育而已。
这里“不屑”的“屑”字，古人解释为洁，是干净的意思，又解释为细小的意思。在这里是轻易、随便的意思，“不屑”就是不随便、不轻易。例如一个人的品德不大好，对于这种人，根本不愿随便和他谈话做朋友，就说“不屑与言”，也就是懒得理他的意思。
孟子说：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你们说我脾气大，有些诸侯，我看他们不起，根本懒得教他们，也不愿随便跟他谈，甚至连见面也不要。可是你们要知道，我看不起他们，也是一种教育，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方法而已；这种不理会他，就是给他一种打击，打击他也是一种教育方法。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不必等到和他说话，不等到正面教训他，只要遭遇到我这种不屑理他的态度，他就应该懂得去反省，找出自己的过错，努力去改正。所以这种对他的“懒得理”，也正是一种教育。如果不反省，也不会教得好，那就毫无办法了。
这就像禅宗的“打即不打，不打即打”，不愿意就是愿意，因为已经用这种“不愿意”的态度施教了，给了他一个刺激。假如这一刺激还不懂，那就是禅宗祖师的一句话：“此人皮下无血。”就是冷血动物，骂得再厉害，他也不会脸红。人之所以在惭愧时会脸红，因为心脏的跳动，受了情绪的影响而加速，压迫血液，充沛到脸上的血管中，脸变红了。挨骂而不会脸红，岂不是皮下无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