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告子》谁是关键人物
孟子还了淳于髡一拳，可是淳于髡也不是好缠的人物，他听孟子这样自我标榜，就露出一点他的看家本领，滑稽挖苦的味道来了。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他说：当年你们鲁国——文化的中心——周公的后代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做宰相，有学问，有道德，旁边还有两位贤人，子柳和孔子的孙子子思。可是鲁国一天一天衰弱下去，领土被剥削，幅员逐渐缩小。由此看来，历史证明，他们这帮书呆子，讲道德学问，理论是高，实际上对国家政治，毫无用处。
他这些话，等于说这些贤人，都是饭桶。当然，他没有直接骂孟子，他骂人是转了十七八个弯，让听话的人听了去头痛。他指的是鲁缪公的时代，可是连孟子的老师子思都骂进去了。双方的对话都很尖锐。
孟子说：这个话很难讲，百里奚是虞国的人才，而虞国的诸侯，不知道用他，结果百里奚只好放牛。秦缪公知道这个名人，就把他从楚国的俘虏中弄来做宰相，结果秦国称霸。同样一个人，能否建立功业，还要看老板好不好才行。
孟子几句话就把问题推开了。可是他们两个，不正面讨论现实问题，不明讲孟子的去留，都讲历史，借历史的故事，来辩论目前的现实问题，所谓借题发挥。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只在研究历史，好像两个老太婆见面，只说张家长，李家短，不说你的儿子怎样，我的女儿又如何，这样可以免得在现实问题上闹僵，下不了台，但能知道对方的意向。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覩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淳于髡又说：从前卫国有位很懂得制乐谱、齐声合唱的王豹，当他在淇水为首长的时候，黄河以西一带的人，受他的影响，都很会齐唱。我们齐国还有一位很会吟诗的绵驹，他住在高唐的时候，我们齐国西边的人，受了他的影响，也都很会唱诗。我们齐国以前还有两位大夫华周和杞梁，他们在庄公伐莒的时候，同时战死，而他们的妻子，都哭得很哀痛。后世流传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就是杞梁的妻子。此事影响后来全国的妇女，在丈夫死时，都哭得非常哀痛，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风俗。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乃至于有的富贵人家，或因身体不支，或因年老体衰无能哀哀痛哭的，也要雇请善哭的女人，披麻戴孝，在死者的灵前，呼天抢地，代替她去号啕大哭，表达心中的悲痛。女性的职业哭丧，是唐朝以后才有的，这种哭丧者的风俗，自杞梁的妻子开始流传下来，也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
淳于髡举了这几个例子以后，说出一个道理来。他说：老先生，一个人内在有真正的本事、学问、修养，就会在外面表达出来，做得出来，是可以看见的。如果说一个人，有理想，出来做事却没有成果、功绩，对不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贤者。换言之，会吹牛的，亦要吹出一个成果来，你孟老夫子吹了半天，一声不响就卷铺盖跑掉。大概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有本领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一定看得见。
淳于髡等于说，你孟子不是一个有本领的人，如果有本领，我一定看得见。他当面说孟子不是圣贤，没有本领，使孟子面子上很下不去，淳于髡这种话真厉害，讲得相当严重。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怎样答复他呢？他只有讲老实话，但还是讲当时的历史，不讲现实。他说：孔子当时在鲁国作司寇，只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还是住在国内。后来又为什么离开了鲁国？因为齐国的诸侯齐景公，认为如果鲁国再用孔子，不需要三年，鲁国将成为霸主，各国都无法与鲁国抗衡。于是和宰相晏婴商量，想办法离间鲁定公与孔子君臣的关系，送了一班女乐——漂亮的歌舞女郎到鲁国，把鲁定公迷住了。孔子当然反对，但天下最厉害的是美人计，这班美女一到，孔子再反对也没有用，而且又使鲁定公不高兴，所以孔子就要离开鲁国。
但他若在这个时候出国，在鲁国这个周公后裔的礼义之邦，就表明领导人鲁定公一定有重大的失德之处，将来历史上一定记载，孔子的去国，是鲁定公的大过错，而不是孔子的错。孔子为了这个原因，不能离开鲁国，而心里痛苦得很。刚好，此时国家举行祭祀大典，孔子也参加了祭礼，依照古礼，祭祀用过的肉，应该分送到与祭的大臣们家里。可是鲁定公被女乐们迷住了，没有把祭肉送到孔子的家里，于是孔子吩咐学生们准备行李，计划出国。他借这一件小事出去，为鲁定公保留面子，说是因为鲁定公觉得自己和学生们并不重要了，所以出去考察，周游列国，以免暴露了自己国君迷于女色的失德不仁。不知道的人，以为孔子只是为了分不到冷猪肉而出国；稍微明事理的人，也只是以为孔子是为了礼仪上的问题出国而已。
孟子把这故事说给淳于髡听，等于说，不是我老孟想离齐国，是你们齐国的国君，对我已经没有礼貌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冷板凳坐不了，只好走了。
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个大人君子，他做人处世的方法，不是你们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我有当年孔子一样的处境和心情啊！
当然这是个机密，淳于髡还不知道，听了孟子这些话，只好点头说“原来如此”了。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读书人的品格
孟子与淳于髡的谈话，指出了古代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方面，所表现的人格行为的规范。
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论，在中国文化五经的《礼记》中，有非常重要的《儒行篇》，是有关读书人做人做事遵循的行为标准，等于佛家菩萨道的入世标准。这是今日读书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应该拿来一读，作为平日言行参考的。
孟子当时的这一作风，影响了中国后世三千多年来，读书人的高尚行为，后来的《高士传》一书，就是记载历代读书人的高风亮节行为。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情操的诗词也很多。
例如唐朝末代的高越，他在二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很有才名。有一次他经过山西一带，当地有一位藩镇，就是所谓雄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掌有地方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每每自创制度，未必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有自立为王的味道。这位藩镇见到高越，非常高兴，有意留他下来为自己做事，并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没有明白说出，但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暗示。刚好有一位名画家，画了一幅老鹰高飞在天空的《鹰扬图》，请高越在上面题诗。
中国画的画家，不论是画山水、翎毛、花卉、虫兽、鬼神、人物，不但要画得神肖，而且要有深邃的涵义，包含浓厚的哲理。画家多半同时又能够作诗、题字，即便短短两个字的画题，也有其深长的含意，所谓诗、书、画三绝。所以这样的画，是艺术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更是表达思想、意境的哲学作品。最主要的是人人都看得懂，都有感受，都起共鸣。
绘这幅《鹰扬图》的人，大概没有在画上题诗，于是高越就题了一首诗，也表达了自己的意向。
雪爪星眸世所稀 摩天专待振毛衣
虞人莫谩张罗网 未肯平原浅草飞
他是以画上的老鹰自比，意思是说这画上的老鹰，雪白的爪子，明亮如星的眼睛，是世上少见的，它只是暂时栖息在此，随时准备振翅高飞。管理山林的人，不必去张罗网，想把它留住，因为它是不肯在草地上飞的。意思是说，我志向远大，不会留在这个浅草堆中。
再看孟子当时，淳于髡虽代表齐国那样地挽留他，孟子如果是用诗来表达，也同样会说：“未肯平原浅草飞。”就算你齐国的君王来请我当宰相，我也不会在乎的。因此我们又想到陆放翁的两句诗：“花经风雨人方惜，士在江湖道更尊。”这是中国的哲学。我经常说，中国的哲学史，研究起来非常难，诸子百家只是一小部分，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特别多。因为中国文学，不像西方文化。西方的诗人只是诗人，而中国的读书人，都会作诗，如果不会作诗，别说考不上最起码的秀才，连作贡生、廪生、童生的资格都没有。因此，文化的基础不同，读书人作文、作诗、作词、作赋乃至为歌，就会把许多人生道理、哲学思想，统统写在作品里面了。
陆放翁这两句诗，也是名句，他说，花虽然好看，可是人真正爱惜花的时候，是花经过风雨的摧残之后。在孟子而言，当时如果在齐国真的出来当政，以后是不是能在孔子之后，被称作亚圣，万代千秋在孔庙里享冷猪肉，就很难肯定了。因为他同孔子一样，一辈子没有从政做官，因立德立言才有后世的尊崇，这就是“士在江湖道更尊”了。
这也像青年人，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时候，身价就高，这位小姐，说不定会成为将来的第一夫人；如果一订婚约，价值就已经定了，连男朋友都没有了。这也就是“未肯平原浅草飞”的意思。
再看孟子在平陆，受了齐国宰相储子的礼，不去道谢；而在自己的家乡，受了任国季子的礼物，则去道谢。这个谢与不谢之间，就大有道理，表面上不易看出。世间事，如果不深懂这些道理，分寸之间就很难处理，或处理不当。这类事，在佛教中，尤其是禅宗之中，见得很多。像百丈禅师，被马祖扭一下鼻子，就开悟了；或问一声念佛是谁？被问的开悟了。这些是不管行为，不牵涉道德行为这一面，属于禅宗的顿悟法门。
其实，读书人的高品格，在禅宗中屡见不鲜，如唐代雪窦禅师，是禅宗很高的祖师，学问也高，声望也高，他的禅理哲理都表现在诗文中。当时皇帝的宗室王者，请他吃饭，但是，他素来不出门，如果有居士请他应供，他也绝对不去。请出家人吃饭，或送礼叫做“供应”，出家人接受叫做“应供”。有一次一位王者请他，十分恳切，无法推辞，只好虚与委蛇，说过几天再去。但雪窦第二天派人送一首诗给这位王者：
居士门高谒未期 且隈岩石最相宜
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出家人对于在家学佛的人，不论他在人世间社会的地位如何，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称居士。这首诗是说：你的门第那么高，我一直未能去拜谒，像我这样一个穷和尚，在山上与岩石为伍比较合适。至于说你们想来问道，要我说法，佛法像太湖一样，汪洋浩瀚，深不可测，月亮照在太湖中，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到处都是佛法，何必问我？我又能向谁去说呀。
由这些地方，我们回头再看孟子，当时有多少机会啊！只要他点头，要钱有钱来，要官有官做，可是他就是不点这个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儒行”，一个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精神。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作人的进退之道
居士门高谒未期 且隈岩石最相宜
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出家人对于在家学佛的人，不论他在人世间社会的地位如何，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称居士。这首诗是说：你的门第那么高，我一直未能去拜谒，像我这样一个穷和尚，在山上与岩石为伍比较合适。至于说你们想来问道，要我说法，佛法像太湖一样，汪洋浩瀚，深不可测，月亮照在太湖中，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到处都是佛法，何必问我？我又能向谁去说呀。
可是，青年人要注意，不可错解这种精神，而变成了傲慢。如果没有孟子的风格、道德、学问而自鸣清高，官亦不要，钱也不要，老实说，你想要也没有人给你，你因此饿死也活该，没人同情你。所以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人家送上来的礼，绝对不贪图；合于道德的才要，不合道义的则不要。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儒行”的另一面。宋代的诗人李宗勉，有一首诗：
经行塔下几春秋 每叹无缘到上头
今日登临方觉险 不如归去卧林丘
李宗勉是南宋的诗人，文学修养高，人格也很高。他走过杭州的六和塔有感，作了这首诗。六和塔与雷峰塔齐名，大家都知道雷峰塔，因为小说或戏剧中的《白蛇传》，白蛇娘娘白素贞，与法海和尚斗法失败，被法海关到了雷峰塔。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孙传芳南侵，占领杭州的那一天，雷峰塔突然“轰隆”一声塌了，于是民间传说，孙传芳是白蛇的儿子，转世前来救母亲的。这个民间故事，至今并没有人写成小说。
再说六和塔，也是很有名的，塔侧是之江大学，基层的面积约有一两百坪，高七层，成六角形，每层塔檐的每一个飞檐，都悬有“铁马”，现在叫做风铃，终日叮当作响，别有风味。
李宗勉题六和塔的这首诗，意思是说：多年来我常在塔下经过，每次都恨自己太忙，没有办法到塔顶上去。过去到塔顶去是很费脚力的，不像现在有电梯，到了日本上东京塔，走进电梯，一按电钮就上去了，不过这并不好玩。上六和塔，硬是要一层一层爬上去，爬一层，浏览一层，经过了一番辛苦，到了顶层，四顾俯瞰，钱塘江滚滚东流，尽头处，水天一色，美不胜收。但李宗勉别有怀抱，他说今日我总算到了六和塔的塔顶，站在上面才知道，越高越危险，不如回家去吃老米饭，在小树林里摊张草席躺下，还更安稳自在。
这是他考取了功名，做了大官以后，感觉人生平淡才是好；正如没有发过财的人想发财，而真正发过大财的人，才知道钱财如粪土，有大钱的真痛苦。
宋代另有一个邵经国，原来也是做大官的，因为看透了官场中的得失成败而归隐的。也作了一首诗，劝好朋友退休：
闻道先生欲挂冠 先生何日出长安
去时莫待淋头雨 归日须防彻骨寒
已遂平生多少志 莫令末路去留难
二疏毕竟成何事 留取他年作画看
他说：我好几年都听说你不干了，你哪一天回去啊？一个人上台容易下台难，要在恰到好处时，下台一鞠躬，赶快走，不要等到下大雨的时候，淋成落汤鸡才回来。
以前香港有个电影女明星林黛，死后用铜棺装殓，上万的人前往凭吊。我说她死得正是时候，真是有福气，正是“去时莫待淋头雨”，年轻、漂亮，在演戏生涯的巅峰状态时走了，会长时间被人怀念。如果她活到八十岁，变成老太婆之后才死，古人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世界上没有人欣赏迟暮美人的，这就是人生哲学。
所以他劝朋友，现在该下来了，现在不下来，等到冬天才下来，那就太寒冷了。你平生的志愿已经实现了多少呢？不要等到最后，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落得进退两难。人生做事，不晓得自己的分寸，就很危险；做生意也是这样，如不及时改变，等到开始走下坡时，就来不及了，在末路上去留就难了。
最后两句，是指汉代的疏广、疏受两叔侄，二人官至太傅少傅，上朝时一先一后，做了五年，正在被人羡慕，荣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辞职回家，善终天年。用这个故事，劝他的朋友及时引退。
还有个宋代的名臣裘万顷，他有一首诗，感慨更多了，讲到了人生哲学，这还是太平盛世中的感慨：
新筑书堂壁未干 马蹄催我上长安
儿时只道为官好 老去才知行路难
千里关山千里念 一番风雨一番寒
何如静坐茅斋下 翠竹苍梧仔细看
他说，家里刚刚盖了一间书房，墙壁还没有干，就骑马到京城去赶考功名。年轻人，一脑子的前途无量、功名富贵、升官发财，样样都好，样样都要。人到老了，才知道人生路途艰难。少年考取功名，为官几十年，是什么味道呢？“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真是名诗名句！如果是现在，别说千里关山，纵然是万里关山，喷射机三两天就可以来回。可是在古代，一离开家出门，越走越远，那时邮政也不发达，越远就越惦念着家；而所经历的事，更是“一番风雨一番寒”，整个人生经验，无不在风雨寒冷之中。当然也就越做越怕，想来想去，还是卷铺盖回家吃老米饭好。农村社会中，回到家里，如乡下人说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万事不管，没有责任，看看树，种种竹，多舒适！
了解了这些，再看到孟子答复淳于髡的话，就知道他的抱负，对人生的看法，在齐国是不可留的，也就是“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孟子要回家了，淳于髡责备他，道义上有救国家、救社会、救世界人类的思想，但是几十年来为什么没有做？没有结果？孟子最后答复，“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个君子大丈夫的所做所为，一般人是不会了解的。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孔子的秘密
下面这一段，是有关历史哲学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牵涉到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几千年来，影响很大。
这一段话，也等于答复了淳于髡以后，对齐宣王作一个间接的批评。他这一段话很长，可以摘出来，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我们还是分作几个小段来讨论。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这几句话妙不可言。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关政治哲学，始终是两个路线，互相消长，一个是王道，一个是霸道，这是几千年形成下来的原则。以后世的观点来看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史，同样也可以归纳于王道与霸道两个范畴之中。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千古不移的定则。
我们中国的上古史，如果以尧舜时代为分界点，向上倒推到黄帝的这一阶段，太久远了。对于这一阶段的上古史，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敢下一定论，连孔子也不敢下定论。孔子也有注重证据的科学精神，没有历史资料的，不作定论。所以他着《书经》是自尧开始，因为尧以前的历史，无法确定，所以《尧典》为《书经》之首。
称尧、舜、禹为三王，是孔、孟的历史哲学观点，而传统中所谓的三皇，就很古远了，为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每一个皇，都代表中国的上古史，他们是几个兄弟，每个人都统治了十二万年。后来的统治者，至少也统治了八万年。他们的寿命，都是十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这种账就算不清了。所以最后只好把它删掉，归入神话中去。
真正研究哲学或科学，多半追溯到前一个冰河时期，等于现在美国有些书，说人类的祖先，是从地球的中心出来的。中国甘肃的崆峒山，黄帝陵寝的后面有一个洞，无人敢进，据说如果进去一直往前走，经过三四个月，可以从南京出来。据说地下都是相通的，连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轩辕氏，都还活在那里。
在西藏，布达拉宫后面有一个洞，被封住的，谁也不敢进去，假如进去，可能连骨头也没有了。据说这个洞的出口在北极。
美国现在研究这一类事的书很多，而且以各种证据证明说，空中所发现的飞碟等飞行物体，就是地球中心的那些人，看到我们地球表层的人太不成话了，所以飞出来侦查。有的人失踪，就是被他们带去了；被带去的人可以长生不老，经他们训练了三个月，又飞回来侦查。他们觉得地球表层的人，如果再闹下去，将会不得了，他们就要出来干涉了。
这一类新书，大家读过没有？这种书多得很，假如没有看，就真的很落伍了。古书既不念，新书又不看；既不学古人，又不懂现代人，可叹！
不管如何，西方的这些说法，都是中国道家几千年前已经说过的话。中国道家素来就说地球下面是相通的，现在西方正想用科学方法求证。
像“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广西的桂林与阳朔县为邻，那里的山，都是从平地上突起奇峰的，水也是碧绿的，风景很美。著名的桂林七星山下的七星岩，由向导点着火炬在岩洞中游览，慢慢流连，差不多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走出来。就算走马看花地匆匆而过，也要花上半天时间。另外还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岩洞，有人说，都可以通地下的那个世界。据说，曾经有人在鸭子的身上做一个记号，放到桂林的一个山洞中去，几天之后，这只鸭子，却游行在湖南的湘江之上。
这类中国神话，如果用英文写成小说，拿到美国去出版，一定是畅销书。现在的时代，越说鬼话，越有人听，也越赚钱！
我们讨论三王的问题，谈到中国上古的神话史，其实真正学科学的人看来，一点也不神话。我不是学科学的，但是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科学也包括在内。在我看来，这些神话，绝对是合于科学的，而一般人没有看通这个道理。像道家的学说，在古代就曾经有人实验过，而且有的实验成功，获得证实。但是后人把它看成虚幻的神话，把它摒弃了，没有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再进一步的研究，这是十分可惜的事。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尧、舜、禹三代，仍然不是太平盛世。那么怎样才是太平盛世呢？这就要看《礼记》中的《礼运篇》了，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三民主义所标榜的“大同世界”，只是《礼运篇》中的一小段，所以要研究大同世界的思想，必须读《礼运篇》的全文。
这篇书上说，有一天孔子靠在走廊的栏杆上，喟然一叹，身旁的子路等学生们，看见老师这样伤感，就关心地问老师，为什么悲叹，孔子说：我悲叹这个时代。我们引用一句文学的话来说，“江水东流，一去不回头”，历史是永远拉不回来的，物质文明越进步，人类的痛苦越大。
学生们听了孔子的感叹，感觉奇怪，就说，有这么严重吗？孔子说就有这么严重。学生们就问孔子，老师你认为怎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于是孔子就说到上古时代的太平盛世，人类是如何幸福地生活着。人类生活在那么美好的社会，也不会有什么经济问题，个人不必有发财等等欲望，于是孔子说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其实，大同世界的境况，已经是退化一点了，但还是太平的。
再下来，到了尧舜的时代，文化越进步，思想越聪明，工业越发达，物质欲望越提高，人类痛苦也越大。这是《礼运篇》的整个精神。所以真正中国文化哲学的太平盛世，并不是指三王，因为三王之中的尧舜，是德治，以道德来治天下的，不用法律。
最早的法律，是自舜开始的，舜制定了象刑，象征性的刑罚。例如有人犯了罪，做一顶特殊的帽子给他戴上，使人知道他是犯过罪的。到了周文王时代，他看见老百姓犯罪，自己反而哭了，又不能不处罚，就在地上画一个圈，在若干时日内不许犯罪者超出圈外。像这样的时代，已经不能算是太平了。
在周文王以前的夏禹，时代就已经变了，所谓以功立德，有功就有德，人类开始崇尚功绩了；而这个“以功立德”只是招牌，招牌的反面，则是武功。
如果是真正的武功，也还不错，像汉高祖、唐太宗，都是以武功定天下；到了后世的帝王，连武功也没有了，只有“偷功”、“抢功”而已，这就完了。
因此，依照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观点看来，人类的苦难，会越来越大，因为道德的规范不同了。过去的道德是宗教性的，东方、西方都是一样。譬如中国人怕因果、怕轮回、怕下地狱而不敢做不道德的事。现在没有这一套了，现在的道德是经济性的，以“有没有价值”来作为衡量道德的法码。有价值就道德，没有价值的就不道德，道德观念的标准已经变了，这一变易，本质上的差距就会很大。现在的道德以价值作标准，我预言一百年后，也许道德不再论价值，而问是否需要，需要的就是道德的，不需要的就是不道德的了。到了那个时代，就更糟了。
先了解到这些，就可以读懂《孟子》，知道他为什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母教的影响
五霸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孔子着《春秋》这一部书，是一部法律哲学史的判决书，是对历史上五霸的判决书，指五霸犯了人类历史的罪，他们所作所为的影响，使社会风气变坏。所以《春秋》的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郑伯是第一个提倡霸主政治的人，霸主政治的风气也从他开始。
这一篇是说郑伯使用手段，已经不是道德的政治了，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使用手段。可是这一篇的精神，孔子指出来，政治的败坏，是由家庭教育，尤其是由母教的败坏开始的。
孔子曾经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说，后世的人，是从《春秋》这部书中了解我；也会由《春秋》而责怪我。但是几千年以来，还没有看到，谁由《春秋》了解了孔子。今日我揭穿了孔子的秘密，虽然他在文字上，没有明白责备郑伯的母亲武姜，但谈到母教问题，他把“郑伯克段于鄢”，放在《春秋》第一篇的安排，就是指家庭教育的问题，尤其是母教最为重要。
有母教，才有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败坏，影响了整个社会教育的败坏。春秋时代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的败坏，是由郑伯的母亲开始。对自己所生的儿女有偏爱，尤其女性对儿女有偏爱，无形中就影响了这个失爱的大儿子，对母亲用手段，对兄弟用手段，这个罪太大了。孔子把这篇放在最前面，真是妙极了，他的重点也就在这里，因为母教的败坏，家庭的失和，然后才有霸主思想的兴起。
讲到五霸是三王之罪人，想到清朝有一位秀才郑板桥，字写得好，独创一格，画竹子画得更好。他曾经批评三教的后世弟子说：“和尚是释迦的罪人，道士是老子的罪人，秀才是孔子的罪人。”郑板桥的批评，就是由《孟子》这一段话引发而来的，话也说得不完全错，这是研究学术连带的话题。
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中包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五霸是在春秋时代，到了孟子已经是战国时代了。春秋战国这两代四百多年间的战乱，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个阶段，所以孟子责备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他又骂当代的诸侯：“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只是五霸，而是有七雄，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个大国，是五霸的罪人，比五霸还不如。孟子尽管骂，是骂那些做君主的人，和我们不相干；下面就骂惨了，把当公教人员的知识分子读书人，都骂进去了：“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大夫”就是做官的，知识分子做官又称士大夫，古代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不做官就不必读书。那时的教育，就注重在政途上，所以他说现在做官的知识分子，都是诸侯的罪人。下面是他说的理由。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什么是封建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诸侯，是古代的一个政治体制，名为封建制度。可是大家不要盲目地鄙视封建两个字，人云亦云地用这两个字骂人。
其实中国古代的封建体制，是真正的民主，详细说起来，又是一个专题，因为与现代一些学者的见解相反。别说年轻的一代，对封建制度的内涵、精神、哲理及其演变，不甚了然，即使现在八九十岁一辈的学者，也没有把书读透彻，只是以前人的意见为意见，前人错了，他跟着错，前人没有弄清楚的，他也不去弄清楚，任其胡涂下去。从孟子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封建时的民主精神。
中国古代政治封建制度的精神，“天子适诸侯”，中央天子，这个大当家的并不好当。尧的时代，每十二年适诸侯，到各地方去拜访地方首长，当然地方首长要以特别的礼节欢迎。但是，天子绝对不接受招待，诸侯如果招待天子，天子要马上还礼的。尧十二年出来一巡，全天下各国走遍，这就是民主精神，在名称上叫做“巡狩”。
舜就是在巡狩途中死亡的，死在湖南。后来传说舜的两个太太，因为哭丈夫，血泪落在当地的竹子上，变成了湖南的一项特产——斑竹。其实这是误传，舜死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岁了，他的两个太太，就是尧的两个女儿，至少也有八九十岁了，两个老太太，纵然尚在，也无法去找丈夫了。实际上是舜的两个未婚女儿去哭的。史书上是说“舜之二女”，后人把“舜之二女”混淆了，认为是二妻，才把这件事扯到母亲身上。
到了舜的时候，改为五年一巡狩，禹的时候，则为三年一巡狩。至于各地的诸侯，两三年甚或每年，要到中央向天子“述职”，报告自己在国内所做的行政措施。现在报纸上，常有大使回国述职的新闻，“述职”一词，就是来自上古的政治制度。
当时是农业社会，主政的人，春天出门到各地视察，万一哪里出问题，像种子不够，耕牛不够，中央政府要帮助补贴；水利坏了，派人修建；秋天收成的时候，如果遇到灾荒，中央政府也要免税赋，还要拨粮拨款救济。
天子巡狩到了地方，看到荒地开垦出来了，农业发达；老年人有所归宿，过着悠闲舒适的晚年；有道德学问的人，受到尊重，生活安定；替国家办事的公务人员，聪明智慧超过万人的“俊”，超过千人的“杰”，都是第一流人才，在适当的位置上做事。古代的土地多，皇帝奖励，就将土地连人民，拨给这个诸侯。
近三十年来，大家在台湾，看不到地广人稀的情形，过去在大陆就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在东北，自清朝开始，设三个省治，叫做东三省；抗战胜利后，划分为九省，还是地广人稀，而且土地肥沃。山东人遇到凶年穷岁，无法生活下去时，就出关去了。年轻夫妇，背一个大包袱，出山海关，跑到东北平原，向远处一望，无垠无际，发现了未开垦的处女地。然后登门求见，地主知道是由关内出来开垦谋生的，就送一匹马、一条牛、够用的农具和粮食，甚至还有繁殖作种的家畜家禽。开垦的人领来，到荒地上搭一个茅棚住下，展开了垦荒的工作，九年以内，不必完粮纳税缴租谷。九年以后，地主也宽厚得很，要开垦的人，看收成能缴多少租谷，他就收多少，各凭良心，绝不会争执，互让互助，淳朴敦厚。在西北地区，尚未开发的土地也多得很。
所以我很感叹，今日台湾的青年，一旦回到大陆去，将如何面对？对大陆的情况，都不了解，都以台北市的头脑看世界，看全中国。现在二十多岁的人，差不多都是“台北头脑”，这是特制品，限台北使用，拿到外面，不一定通行。台湾的物质生活太享受了，“富岁子弟多赖”，赖皮的青年多，努力的少。
古代天子如果到了一个地方，看到土地荒芜；对年老的人没有照顾好；有才能的人没有工作做；头脑聪明，没有真道德、真学问的欺压老百姓的小人在位，那天子只有“让”。所谓“让”，等于我们对一个部下说，老兄，你太不行了，不是骂，是一种婉转而又严重的警告。如果定期的“述职”不到，第一次降级；如果再不到，土地、人民、权利就取消了；第三次还是不到，就派宪兵、警察的部队，把他抓起来了。
这是上古的时代，天子对诸侯，只是宣讨他的错误，并不用兵去攻打。三次不遵守命令，已经九年了，还不改过，才不得已抓起来。而诸侯与诸侯之间，彼此反对时，没有权力责罚对方，只有陈兵到边界，如不能协调，才打仗。
孟子说，五霸已经没有道德了，他们搂住有权力的诸侯，彼此成立联盟，发展个人侵略的欲望。所以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历史在退步了。
人们常说时代进步了，我认为要看以什么作标准。如果以物质文明作标准，时代是进步了；如果以人文文化的道德作标准，时代则退步了。像我个人，生活经验很多，曾经过原始生活，当年在西藏、西康边界，住的是山洞，蹲在地上，抽出腰刀，割生肉往嘴里送。好朋友选块肉给你，张开嘴就得吃，如果皱一下眉就算失礼。吃得满手的血就向衣服上擦，所以穿的衣服都发亮。手上沾着的油往脸上抹。从来不洗脸，如果脸洗干净了，雪山过来的风一吹，就变成老人，脸皱得像干的橘子皮。那种生活，到现在还使我怀念，精神上的自在，比现在物质文明的都市生活好得多。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五霸之罪人
孟子再说到当代的诸侯，是“五霸之罪人”的事证：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他说，春秋五霸，第一个成霸业的是齐桓公。齐桓公第一次与诸侯联盟，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会”，在葵丘这个地方大会诸侯。
这时齐桓公的威风，凌驾天下，周天子已经成了傀儡，天下诸侯，不听他的，只听齐桓公的。齐桓公之所以能成霸，是找到了好伙计管仲。管仲当了宰相，一匡天下，一下子就把齐桓公高举成了霸王，他的灵魂就是管仲。
在葵丘大会时的礼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先杀牛、羊、猪，祭祀天地。写好联盟各国共同应该遵守的条约，但没有像后世一样的“歃血”为盟。葵丘之会，没有歃血，没有发誓，很礼貌，很文明，只约定五件事：
第一条：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不孝的人以外，不杀，这是不随便杀人；诸侯已经确定的继承人，不可以随便换；不可“以妾为妻”，元配不能随便废掉。
第二条：联盟以后，各国要尊敬贤人；有才能的子弟，要予以培养教育。这是提倡道德，以改善社会风气。
第三条：要尊敬老年人，使老有所养，要爱护小孩子，好好培养下一代；要爱护出门在旅途中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第四条：官位不可以世袭，这种世袭的制度，是后来才有的，在上古文化中，没有这种制度的。大概在孟子时代以前，已经开始有了这种情形，而且出了毛病，所以管仲在草拟条约的时候，提出了这一条。关于一般行政，不能专权，要公开；同时公务员的长辈亲属，不能干预公事；用人要用人才，不能随便杀公务人员，要尊敬他们。
对于“无专杀大夫”，后世宋朝做得最好。赵匡胤创下的赵家三百年天下，最尊重大夫，所以宰相和皇帝，是坐下来谈话的，有时候意见不对，宰相可以把公文推回去，也只有宋朝如此。后来明朝和尚皇帝朱元璋，不管你宰相不宰相，与他意见不合时，当场就在朝廷上，拉下去鞭打。所以对士大夫最不客气的是明朝，有点蛮干。
第五条：不可以随便破坏水利，也不可以只顾自己，而将洪水排泄到与盟的邻国去；当盟国遇到荒年时，要开放谷仓去救济，让他来买米，不可以乘他国荒年而囤积居奇；国家做了重大的事情，如开辟土地，建立都市等等，都要向周天子报告，尊敬中央政府。
齐桓公成霸主后，约定这五项，等于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当时非常公平。在几千年以后看起来，除了妻、妾问题以外，还是非常公平合理的。
在这五项条款以外，同时宣言：这次国际大会以后，加入契约的国家，不准彼此侵略，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要闹意见。
自从这次盟会以后，当时国际之间，就真正安定了几十年，没有发生战争。这也是管仲了不起的地方，以一个书生，捧了一个齐桓公，就做了这么大的功业。孟子骂五霸是三王的罪人，齐桓公是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已经是三王的罪人了，还能够做到这样的功业，而且，五项条约，也都有道德的观念。
孟子说：现在各国的诸侯，对于以前齐桓公所订的那五项条约，一项都没有人做到，所以我说，今日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了。
战国的诸侯们为什么这么坏？孟子说，老板们之所以坏，是因为用的伙计太坏了。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秦桧逢君之恶
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长君之恶”意思是说，现在那些做官的士大夫们，专门喜欢拍马屁，拍长官、领导人的马屁，因而增加了长官的罪恶，这罪还算小，有句俗话：“千错万错，拍马屁没有错。”例如老板喜欢附庸风雅，搜求古董，买来些赝品，还自命行家，部下反而去称道他眼光好，是鉴赏家，这就是“长君之恶”，罪还算小；问题在“逢君之恶”，那就罪大了。所谓“逢君之恶”，是老板有那么一点犯罪败德的意思，还不敢做出来，而部下去满足他这个不正当的欲望。例如，一个首长，想以权势弄钱，可是又不敢弄，有聪明的部下，揣摩出他有这种心理，想办法替他弄到这笔钱，比他所希望的还多。甚至最初不给他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更得上司的欢心。这就是“逢君之恶”，这种罪可就更大了。
大家都知道，秦桧害死了岳飞，实际上真是天大的冤枉，秦桧之害岳飞，只是“逢君之恶”而已。
希望岳飞不要打仗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岳飞为国家对敌人打仗并没有错，而宋高宗身为皇帝，他虽有不打仗的心思，可是讲不出口，无法叫正在前线打胜仗的岳飞向后撤退。事实上，岳飞越是打胜仗，宋高宗的心里就越是着急。而秦桧揣摩到了宋高宗的这种心理，才对付岳飞的。
因为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两位老皇帝徽、钦二宗，被金国俘虏，羁留在北方。而岳飞打仗所用的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归二圣。”这口号的确响亮，堂堂正正，义正辞严，很能鼓舞民心士气。可是，岳飞一旦成功，实现了这句口号，把徽、钦二宗两位老皇帝接了回来，目前已经安坐在皇帝位置上的高宗，又坐到哪里去呢？他不能说：老岳呀！你不要打了，你把我父亲和哥哥接回来，可把我摆到哪里去呢？岳飞对这个问题，没有想过答案。所以岳飞的口号喊错了，如果是“直捣黄龙，还我河山”，高宗心里还舒服一点，但“直捣黄龙，迎归二圣”，高宗听来，多么刺耳，心里的苦水又吐不出来，脸色却变了又变，难看极了。秦桧懂得了老板的这种心理，所以把岳飞杀了。岳飞精忠是精忠，可是政治头脑，似乎差一点。
秦桧的罪过在哪里？我们再看一件事：徽、钦二宗，父子二人，原来是皇帝，那种生活多舒服，结果成了俘虏，囚禁在北方，这种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他们被俘北上时，一路上都作了诗，那种痛苦，比李后主还要痛苦万倍，生活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之下。
南宋末年，有一个头衔为昭仪的宫廷女官，等于皇帝的女秘书，名王清惠，当元朝大将伯颜打到临安的时候被俘了。解到北方的路上，填了一阕《满江红》词。大家都能背诵岳飞的《满江红》词，悲壮感人，认为了不起，可是这位昭仪的确文学修养相当好，她的这首《满江红》，更是了不起。原词是：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承恩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后来这阕词，传到南方来，文天祥看到以后，喟叹说，这位昭仪填的这首词太好了，就是最后“同圆缺”三个字不好，可能她的意志不坚定，万一元朝的皇帝要她的时候，她会改嫁了。可是王清惠后来并没有投降，元朝的皇帝问她，究竟要什么？她说希望能给她一个完整的人格，允许她出家去当女道士，她会生生世世感激他的恩惠。后来果然如愿，道号冲华。所以后世有人说文天祥要求太苛了。
到了清朝，有一位诗人名舒位的，作了两首诗为她辩护，写得很好。原诗是：
其一
边月分明绝调弹 乐昌破镜不成圆
南来汉使蛾眉老 北去萧娘细马寒
识字早知忧患始 作人何止笑啼难
曲中会有湘灵瑟 那署冲华乞女冠
其二
荆棘铜驼梦又成 美人消息出倾城
两宫华发应怜妾 三日春潮解避兵
丞相黄冠挥手事 将军碧血断肠声
玉壶无恙金瓯缺 四壁青苔万古情
读了这两首诗，虽然作者舒位，后她千把年，仍然是这位王昭仪的知己。昭仪原本也是妃子，只因为学问好，而做了女官，兼为皇帝的女秘书。她的《满江红》词里，就有“承恩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的自我描写。而舒位诗中“识字早知忧患始，作人何止笑啼难”确是名句，道出了人生大哲学，尤其是对王清惠的身世，一语道尽，全部说完了。对整个人生而言，不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也是无才便是德，一个人学问越好，知识越好，痛苦越大。他说你王清惠当初何必读书？假如不读书，只是一个普通女子的话，当俘虏、丫鬟都好，烧饭就烧饭，洗衣就洗衣，管他的。“识字早知忧患始”，有了知识，就开始有了痛苦，“作人何止笑啼难”，在这个国破家亡身被俘的时候，不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甚至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文天祥当初不满她《满江红》词中最后三个字“同圆缺”，认为她可能会变节，但后来证实她头上戴上羽冠，出家做女道士了。——因为女道士头上要戴帽子，所以称做“女冠”——于是舒位咏道：“曲中会有湘灵瑟，那署冲华乞女冠。”意思是指读她这首《满江红》词，这个女人会变节投降吗？以后出家去当女冠，已经退一万步了，可能有她不能死的理由。
他的第二首诗，更说到文天祥，“丞相黄冠挥手事”，据说文天祥被虏后，也曾向忽必烈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把自己杀死，一个是让他出家去当道士。宋代是盛行道教的，不过后世的人为文天祥辩护，说他不曾提出当道士的要求。舒位的诗中则这样说，意思是，一个女人能够不投降，去出家当道士，已经很了不起，不像你文丞相，想当道士那么一挥手的容易，你不能要求一个女性太苛了。“将军碧血断肠声”，兵败如山倒，在失败的时候，就是男子汉也战死了。“玉壶无恙金瓯缺”，王昭仪到底还是保持了她的节操，可是国家还是败亡了，现在剩下的是“四壁青苔万古情”，王昭仪当年的道观，也许只是四壁的青苔，留给千秋万代的人去凭吊了，这种感慨真是太深了。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高宗的烦恼
再回溯到前面徽、钦二宗被俘的时候，金人要秦桧做地下工作，高宗在临安做了皇帝，最初也曾想设法把父亲和哥哥接回来。要知道，世界上权力是比金钱更迷人的，有金钱不一定会有权力；有了权力，似乎不怕没有金钱。所以高宗一当上皇帝，就被权力迷住了。但他在临安，还是怀念在北方的父兄，常常拿了一把徽宗所画的扇子，在手上把玩，平常这把扇子，由一名亲信的太监保管，不许别人碰。有一次秋天到了，太监偷偷把这把扇子带回家里去玩，他有一个好朋友康伯可，是一名才子，这天到太监家喝酒，看见了这把扇子，问清楚就是高宗经常把玩，徽宗所画的那一把，于是设法把这太监支开，在扇子上写了一大堆字。等太监回来看见，吓得变了脸色，但也只好偷偷送回宫里去。第二天宋高宗要来这把扇子一看，问是谁在上面写了字，太监只有跪下来，照实招供是康伯可写的。高宗仔细看去，是一首诗，上面写道：
玉辇宸游事已空 尚余奎藻绘春风
年年花鸟无穷恨 尽在苍梧夕照中
这是康伯可有意写来谏劝高宗，不可以这样不顾父兄危难地继续下去。高宗读了以后，不觉眼泪掉下来了，也没有杀康伯可或那个太监。
对于宋高宗的罪状，还有一项证据。明朝张和仲所著的《千百年眼》这部书中记载：
宋高宗恢复不坚者，忌徽、钦北归，势力轧己也。按《朝野遗记》云：“宋和议成，显仁后（徽宗妃韦氏）将还，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弟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来迎，瞽吾目。’乃升车。既归朝，所见大异，不敢复言。不久，后失明，募医疗者莫效。有道士应募入宫，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求终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视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师，圣人也，知吾之隐。’设几而留谢之，皆不答，才啜茶，遽索去。后询其报德，谩曰：‘太后不相忘，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拂衣出。时上方视朝，仗下，急迹访之，不得。”观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钦宗在虏，宋止遣巫阪一迎，而不终请。中间，帝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鸠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两年，卒为虏奴箭死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于其亲，何太甚也！
这是高宗在临安——杭州建都，当了皇帝以后，民心志气为之大振，金人看了，当然恐惧顾忌，于是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向南宋求和，先把徽宗的一个太太，也是高宗的养母，送回到南方来。钦宗告诉这位太后，带一个口信给九弟——高宗，想办法把我们父子两人接回去，而且告诉他，我们回去，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退休下来，守一个庙宇——道教为宋朝的国教——到太乙宫这类道观中去当一个主持好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要求。换句话说，九弟还是做他的皇帝，只是要接我回去。这些话，就说得这样可怜。
这位皇后答应了钦宗的要求，对他说，我回去一定想办法要他接你们回去，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不然我的眼睛就会瞎掉。
可是这位皇后回到临安，看到当时的情形，完全出乎想象之外，大不相同，知道钦宗托她带的口信，说了也没有用，而且可能有害，不敢说出来。后来她的眼睛真的瞎了，皇后的御医治不好，于是公开向民间悬赏求医，也医不好。后来有个道士去应征，大概他和佛法的密宗一样，学了道家的法术，用根金针一挑，就在她左眼中挑出一层薄膜来，她的左眼马上复明，清楚地看得见一切东西。
这位皇太后要他再医右眼，道士说：太后，你曾经赌过的咒，不能不应的，这只右眼就让它看不见，来应你的咒言吧！
皇太后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件事是一件大秘密，除了她自己和钦宗以外，没有人知道，可以想见这位道士的道行之高。太后心想，这个秘密将来传了出去，历史上写下来多难听！马上派人去追这个道士，已经找不到了。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逢君之恶”之所以罪更大的道理。
孟子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中华文化历史哲学上，一个非常严正的问题。他指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当时战国时代的七雄等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再下来，当时诸侯各国中，在位做官的士大夫们，都在那里“逢君之恶”，为当代诸侯的罪人。所以孟子这些话，等于指摘当时社会上、中、下各阶层，都是历史的罪人。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已经变成这种情况了，等而下之，在后世每一个动乱的时代，都和孟子这里所指摘的差不多。以孟子这一个观念，来看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任何国家的动乱，不应该只责备上面少数的领导人物；动乱之所以发生，多半是整个的社会风气发生了问题，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崩溃所致。一个时代历史的演变，固然少数有力量的人，可以使它转移，但有时候亦非少数人转移得了。在转移不了时，后世以一个名词“劫数”来形容它，也就等于说，这种动乱的苦难，是由于全人类，或某一区域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气运所致。这类大的气运所趋，并不是少数人可以挽回的。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师出无名
孟子根据这个观点，再举出一件事实，加以阐述：鲁欲使慎子为将军。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这个时候，孟子应该已是晚年，回到他的故乡——邹地了，邹地是鲁国的附属地区。孟子对出兵这件事表示反对，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对方没有什么过错，就没有理由去攻击。对本国来说，鲁国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国家，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随便把他们送到战场上打仗，就是祸国殃民。而这样祸国殃民的人，“不容于尧、舜之世”。
孟子特别提出来，中国上古文明，以尧舜时代的政治为标榜，认为这样的侵略战是不可以的。有一句成语说“师出无名”，没有理由而去发动一场战争，是不可以的。纵然是现代的世界争霸国家，如美国与苏联之间，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怕的是“师出无名”，被世界人类唾骂与攻击。发动一次战争，必须师出有名，要有一个堂堂正正、站得住的理由。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七”事变，日本人在芦沟桥发动侵略我们的战争，也编造了一个令人听来颇为堂皇的假理由，借口他们的一个兵失踪了，武装搜索，侵入我们的领土来。然后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民族主义”，实质上都是胡说，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
战国当时的鲁国，准备派军事家慎滑厘为将军，出兵打仗，去侵略别国。
历史上有许多战争，像圣战、义战，都是师出有名，有其正当理由的。尤其是中国文化，并不是反战，而是对于战争的事，非常慎重，并不轻举妄动。只有为了自卫，或者救世、救人、救别的国家，才用这把刀，等于是医生手中的刀。绝不能为利己而去杀人，那是强盗手中的刀，所以中国军事哲学的道德，简单说是“武德”，而且这不仅是中国有，人类都信守武德。
孟子说：即使你能一战打败齐国，得到胜利，但想占领齐国的南阳，也是不可以的。
孟子在此时此地，的确可以站出来讲话，直言无讳地批评，因为鲁国是周朝式微以后，诸侯中文化最深厚的国家。孟子在齐国、魏国，讲话就比较委婉，态度客气一些，因为是看文化水平的高低，关系程度的深浅，说话的方式就有不同。这一段谈话，也许是在一次国家重要会议席上，面对面所说的。
慎子听了孟子这几句话，脸色一沉，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个道理，我就不懂了。这就是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精神，在会议席上，虽然发了脾气，心里很不高兴，甚而脸色都已经变了，可是讲话仍不能粗暴。慎子的这一措辞，口头上说不懂，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孟子的说法。
孟子说：我坦率地告诉你，依照现在的政治制度，管辖土地的划分，规定中央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土地，方圆要一千平方里。因为开始分封时，四方的诸侯，有两三百个之多，有的等于现在的一县，也是一国诸侯。如果周天子没有这么大的土地，则没有办法来接待这许多诸侯。而诸侯直辖的土地，依规定是方圆一百平方里，如果不到一百平方里，就不足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那时的周朝，在政治上统一，在文化上还没有完全统一，各诸侯国的风俗习惯，并不相同。
直到现在，中国因幅员广阔，山川形势各异，气候冷暖晴雨也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各地资源的蕴藏，开发的程度，生产的方式，在在都有其特点。这些因素，对风俗、习惯、语言，都发生了影响。如台湾保持了闽南的文化，而在闽南的漳州与泉州的语言习惯，又有差别，闽南与闽北、闽东、闽西，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全国统一的文化中，各地方仍然保持其特点。
孟子举出齐国与鲁国，这两个兄弟之国为例。
两国的第一代国君，都是了不起的人。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是周公旦的儿子，中国几千年文化，是周公奠定的基础。所以后世的孔子，常常做梦也梦到他。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姜太公望，是周武王的军师，他帮助武王统一中国，建立了周朝，被分封到齐国。当时的齐国还没有开发，属于滨海之区，地瘠民贫，是一个非常苦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