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天爵人爵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这里孟子告诉我们人格的修养。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现在的人，求的只是“人爵”中“公卿大夫”以外的第三样：钱。
“爵”是爵位，权威的位置。在宇宙间有两种大爵，一种是“天爵”，是形而上的位置；一种是人世间的位置“人爵”。一个人有高尚的学问道德修养，包括“仁、义、忠、信”等，随便哪一条，要坚信不移，不但人格修养要能做到，还要“乐善不倦”——这四个字很重要，只向好的方面做，不怕打击。做好事，有时候做得灰心，遇到打击就不再干，还是不行；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虽受了打击，还是毫不改变，毫不退缩地做下去，这是“天爵”。这种人，上天给他什么位置，就不知道了，因为上天的爵位，有很多等级。“公卿大夫”，是官做得大，以现代来说，当首相，当总理，当行政院长，或者是有钱，像世界航业巨子欧纳西斯，就是人间的爵位。
中国上古只以道德为做人的标准，“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古人的修养，是成就“天爵”，不问“人爵”如何，来也好，不来也好，听其自然。现在的人，连“人爵”也不修了，只求“钱爵”，认为学问有什么道理！有钱最好！所谓“有钱万事足”。几十年前，小孩读书的课本，先读：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因为时代变了。但是在我看来，还是读书高，因为读书求“天爵”的人，根本没有考虑现实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无常，只是一个历史偶然过程，从历史上看，这种史实太多了，偶然遇上，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庄子说的：“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在人群中看起来，得“人爵”的人了不起，但在形而上看起来，是小人一个；而形而上看来的圣人、菩萨，在人世间既穷又困，他们却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所以人生有两个大道理，一为得“天爵”，一为得“人爵”。
我们从历史上看，得“天爵”的人，释迦牟尼是一个，孔子是一个，孟子是一个，耶稣也是一个，这类都是得“天爵”的人。耶稣虽然被人定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流出来的血是红的，不像四果罗汉，流的血是白的，这表示他被钉死的痛苦，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可是他并没有难过，为了救世人，代世人赎罪。在佛教的观点上，他就是舍己为人，无论如何，他这个念头是非常伟大的。
又像孔子，想救世而救不了，他自己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弹琴，人家骂他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忙得野狗一样到处跑。可是他是万世师表，永远不倒的圣人，所谓“天爵”也。至于释迦牟尼，有现成皇帝不当，出来修行传道而当了教主，在当时他并不是为了当教主出来的，教主是后世捧他的。他的精神和教化，永远长存，这也就是“天爵”，是人生的价值。
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准备走向哪条路，事先要看清楚。青年朋友不要忘记，“钱爵”（前脚）固然重要，后脚更要留心，不要只顾“钱爵”（前脚）而后脚退不了啦，没有退路了。
孟子感叹：现今的人，“修其天爵”，满口仁义道德，并不是真的，只是一种手段，以求达到个人成功；等到个人的欲望满足了，也就不谈修养了。这种人属于昏瞶，不要只把他当小人看，他最后一定彻底失败，自取灭亡的。
孟子的感叹，是对齐宣王而发的，也成了预言。他说了这话后，不到一百年，战国结束了，所有当时的英雄人物，都成过去。孟子当时的那些王侯，包括齐宣王，那些威风的人物，对孟子不礼貌，看不起的那些人，而今何在哉？可是孟子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他说“天爵”重要。人类的历史文化，逃不出这个法则，中国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试问有谁能半小时内说出二十个皇帝、五十个宰相、状元的姓名？所以在“人爵”中的“公卿大夫”又有什么意义呢？
“天爵”与“人爵”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像孔子，连不读书的人都知道他。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学圣人之道，应该效法的是什么人。“天爵”和“人爵”二者，你该走什么路子？孟子都告诉你了。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人贵自立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这是讲做人，有修己以俟天命的意思。在佛家讲做人是自利然后利他，自己连做人的标准都达不到，站不起来，也就不必谈利他了，因为任何利他的事都不可能做到。所以要先求“天爵”，然后自利，再说利他。
一般人，先求富贵，靠人提拔。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哪个人不想贵，不想地位高？现代许多人都喜欢上电视，在电视上出名，这都是富贵功名。可是“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我们自己的本身之中，有一个最贵重的东西，没有去找，因为不愿用自己的头脑，去建立自己的人格；只想靠别人帮忙，升官、发财、出名，真是可怜。要知道“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一般人认为这人了不起，所贵重的只是他的“知名度”罢了。只要“知名度”高就是好的，并不问他为什么有“知名度”。
但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别人今日看重你，明日亦可以轻视你，像赵孟这个晋国权威大臣，他给谁官做，谁就有官做；给谁富贵，谁就能富贵。可是他一不高兴，也随时剥夺了你的富贵，甚至把你关起来。把他当作靠山又有什么用？到底不像人格、学问，那是自己建立的，不是求人求来的，这才是真的贵。靠外面的因缘凑合起来的功名富贵，是不能算数的。
孟子再引用《诗经·大雅》章《既醉》篇中“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的诗句说：有一种情分是请人吃饭，准备酒肉，当然这是普通一般人；而了不起的人，则以道德、修养、学问，使人能有所成就，所以不愿像普通人那样，贪图别人所给的酒肉口腹享受，而没有仁义的修养。有了人格、道德、修养，在学问方面有了好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了，千秋后世都会崇敬。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于边疆之事，直到现代为止，那些地区对于中原过去的人，还是说“你是孔明那边的人”，而肃然起敬。这就是有了“令闻广誉施于身”，有了道德修养学问才是人格成就，那不是人家送的一件漂亮衣服；外面穿的衣服虽漂亮，这漂亮是假的，一时的，要内在真正的美丽才是真的，也是永恒的。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这一段，文字很简单，不必多作解释。就是说，在本质上，行仁道可以消弭不仁，就像水能灭火一样。又如个人学佛学道，学好了可以成圣人，在社会上仁道行通了，就不会有不仁的人。但是在个人修养上来讲，不能一蹴而就，像有人学佛打坐，一次就想入定，二次就想悟道，三次就想成佛了。这就是“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这样救火，不但救不了火，反而使火更大。以这种态度、观念来做学问，讲修养，虽然想求仁，结果反而更不仁。以这样心理求道、修道，不如不求道不修道反而更好一些。人心贪多务得，求几天道就想成佛，这贪心多大！这种心理求道，非失败不可。至于社会上的人，行仁义的太少，不仁的人太多，就像用一杯水，想去浇熄一车子燃烧的烈火一样，也就是说，想把这不仁的社会，一下改变为仁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如果因此认为仁本来就胜不了不仁，那又是错误了，持这种观念的人，就是不仁之中最不仁的了，这种想法也终必灭亡。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接着说：稻子、麦子、高粱、粟米等五种谷类是好粮食，如果种下去没有收获，又有何用？我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五谷为粮食的根本，最为重要。但是今天下种，就想明天收成，后天就端到饭桌上食用，绝不可能，一定要等它成熟。不熟的五谷，还不如那种相似谷类的荑草、稗草。其次是做饭，要看煮熟没有，不可以米刚下锅，尚未蒸熟就吃。所谓的仁，也是一样，重点是成熟没有。一般人修道、做学问也是如此，就像饭未熟就拿来吃了，没有用的，一定要下工夫才行。
最后他作结论：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羿是上古三代以前有名的武将，他的太太，就是相传人类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嫦娥。羿求得了长生不老的灵药，可是还差一样药引子，要到天山以北的白玉江中找。于是，他叫妻子嫦娥守住已得的药，自己去找药引。但在他回来时，发现嫦娥已经飞向月球去了，因为她在附近找到了药引。当时羿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武功也很高，尤擅于射箭，在百步之外，拉满了弓，可以射断一根头发。那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大地上极热，遍地苦旱，他射下了九个太阳。我们要注意，那是大禹治水以前的事，当时中国的河川湖海形势，是不是现在这样，乃至于台湾是不是尚在海底，或与大陆相连？他射下的九个太阳，是不是现在一样的太阳，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和现在一样？这些中国古代有关地球物理的资料，都值得研究，可惜我们没有好好运用。
羿这个人的确是有的，在几十年前，就曾有射箭高超的人，在第一箭射出后，第二箭追上去，射中第一箭的箭尾，破的而入；也有玩两支手枪的，第一枪发出，第二枪射中了先发的子弹。
孟子说，羿教人射箭，一定教人拉满弓，射中目标；跟他学的人，也一定要跟他学到拉满弓的本事，才能射中红心。做学生的，一定要学到和老师一样，但在禅宗而言，这还不够，禅宗祖师说：“见齐于师，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学生的学问、道德，和老师一样，但是老师经验多了很多，学生还差一半。所以希望自己教的学生，超过了老师，这样文化才有进步。
一个工艺的匠人，在教导别人时，“必以规矩”，必定是按规矩教的，学习的人，也一定要照规矩，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如果以为自己很聪明，不必依规矩，一定不会成功，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亦终必亡而已矣。”所以要想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要走老实踏实的路子，基础上必须依照规矩，不可自作聪明。
《告子》的上篇，从人性的问题，讨论到这里。有人或者会问：人性是人性，谈到拉弓射箭，那和人性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正是人性问题。举例来说，普通人跟人学修行，想明心见性，在初学的时候，能依规矩去学，或者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就是结论。
孟子与告子（下篇）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圣人的笨学生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 ，则不得食；则紾之乎？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任”是任国，在齐楚之间的一个小国家。某国的贤人屋庐子，名连，也是孟子的学生，曾着有一部书，谈《彭聃之法》。
任国那里的一个人，遇到屋庐子，听说他是孟子的学生，想来一定很高明，表示佩服，于是向屋庐子请教：“礼”——守规矩，以及“食”，这两件事，哪一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人一定要守规矩。
这人又问：“色”与“礼”哪一样重要？“色”字在这里，是指男女之间的事，就是现在说的“爱情”。这人就是问：爱情重要呢？还是守规矩重要？屋庐子说：“当然礼重要。”
这个任国人说：好！那么我再问你，如果讲“礼”，守规矩，饭都给人抢光了，自己一定饿死；如果不守规矩，先抢来吃了再说，就不会饿死。难道一定守规矩，让自己饿死吗？如果要遵守“亲迎”的礼，照现代台湾的规矩，要付十万元聘金，还要三千礼饼，的确娶不起，就没有老婆了。如果去乱爱一个女的，或钓一个来，抢一个来，就马上得到老婆。难道一定要去赚十几万元，否则一辈子当光棍吗？
屋庐子被他问得答不出话来。然后他到孟子的家乡，报告孟子说：我们被人问倒了！他详细报告了孟子，向老师搬救兵。
孟子说：这个问题很好答复的，你为什么答不出来呢？你没有把主观的立场和客观的条件弄清楚，舍本而逐末；你把客观的环境当主观，你逻辑头绪不清楚，才会答不出来嘛！一块一方寸的木头，我可以使他比百层大厦还高，你信不信？你不信，我到百层大厦的楼顶，把这块木头举起来，是不是更高？我们说黄金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金戒子比一车子的羽毛重吗？一个客观的现象，就把你吓住了，你碰到逻辑问题就昏了。
讲礼义，要看重点在哪里。把重要和次要情况在礼上做比较，当然弄不清楚。例如剿匪，打进去了，发现土匪已逃，但刚做好的饭菜在那里，又正是吃饭的时候，难道还说，这是别人的饭菜，要讲礼，不能吃，还是去追土匪吧，结果饿死了。这对吗？强盗留下的饭，当然可以吃，不必讲礼了。
娶老婆也是一样的道理，要看轻重大小，是会有伸缩的。有许多青年谈恋爱，因为双方家长反对，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年龄到了去公证结婚不就行了吗！一定要讲礼，等到父母同意，这就是孟子说的，“色”与“礼”的比较，要看孰重孰轻。孟子这时候，一定对这个学生生气，骂他这么笨！替我丢人，你赶快去答复他，对他说：假如你哥哥那里有钱，带一把刀去把哥哥绑起来，就拿得到钱，才有饭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饿死；那么你要不要去绑他？你讨不到老婆，可是隔壁有个女孩子，跳过墙去把她抢来，就有老婆，你要不要跳过去把她抢来？
我现在发现，凡是圣人的学生，都是“笨”字号的人物，看看这屋庐子有多笨！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想当圣人的笨人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曹国原是周室制度下，属于“伯爵”等级的一个小国，在山东境内。曹交是曹国国君的弟弟，一个风气闭塞地区的小霸王。有一天他到了孟子的国家邹国，因为孔孟常说人人可以为圣人，那时公认大圣人皇帝就是尧舜，他于是跑来问孟子。一开头就这样问：你说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皇帝圣人，有这个道理吗？孟子说：对呀！是这样呀！
这等于佛说的，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结果突然有一个人跑到佛殿里，问道：法师，你们说，一切众生都是佛，是不是？法师一定说：是。于是那个人就坐下来，对法师说：你叩头，我是佛，你得拜我。曹交似乎就有点这个味道。
这位老兄又问了，他说：我听说文王有十尺高，汤也身长九尺，而我身高九尺四寸，应该当皇帝；可是，我只会吃饭，是一个饭桶而已！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当圣人皇帝？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孟子碰到这些问题，也是很讨厌的。他说：你问的这个问题真好玩，身材高就可以做圣人，哪有这个道理？你自己要去修啊！有人的力气，连一个小鸡也抓不住，读书人死啃书，身体太弱了，看见小东西都发抖，去抓鸡，鸡展翅一飞，再想追上去，就喘气跑不动了，那是因为他没有力气。有的人一手可以举起一百斤来，那么他是有力气的人，像秦国的勇士乌获一样，能举起千钧重鼎来。人并不怕没有力气，别人力气尽管大，你慢慢去练习，最后虽然举不起一百斤，也可以举八十斤。功夫是练出来的，所以圣人也不是立即可以做到的，需要慢慢修养，慢慢学习，细水长流，也可以做到。
孟子又说：我们和老前辈一同走路，让老前辈走在前面，自己就会走在老前辈的后面。虽然自己走路很快，还会跑步，但是和父母走路，一定要跟在父母后面走，不能说要父母跟在自己后面跑，这就是“弟”的意思。走在长辈的前面就是不礼貌，走慢一点，难道做不到吗？有的人不懂礼貌，走在长辈前面。
不过要注意，现在三楼四楼没有电梯，和年老的人一起下楼，遇到楼梯又窄时，青年人要走在前面，以策安全，预防老人家跌跤，可以挡住。礼仪是因时间、空间、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通的，原则是礼貌、谦恭、守规矩、爱护别人。又如陪前辈到一处陌生地方，也要先招呼一声，走在他的前面带路，这些都不是做不到的，只是不去做。
孟子又对他说：你说要做到尧舜，而尧舜也不过是讲“孝”、“弟”而已，这很简单，你这位先生只要做到穿尧的衣服，读尧的书，学尧的行为，换言之，只要穿圣人的衣服，读圣人的书，学圣人的行为，慢慢就可以变成圣人，这是潜移默化。假如你穿那个暴虐帝王桀的衣服，学桀的言行，你当然就变成桀了。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曹交听了这一番话，心服了。原来的他，大概是挺胸突肚，两手抱胸很高傲的样子，现在改变过来了，对孟子躬身垂手地说道：是！是！你说的是。接着他又说：我要去看你们的国君，可以向他借一幢房子，我愿意留下来，当你的学生。
孟子并不想收这个学生，但是他毕竟是孟子，没有这样明白表示。他说：道是天下的公道，天下的大路，这没有什么难懂，你懂了就好，每个人都可以成道，就看自己肯不肯用功。你回去吧！世界上并不是我孟子一人才有道，世界上高明的老师很多，你去找吧，一定可以找到。
可见孟子的高明，他不愿曹交留在这里做学生，要他回去，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关系很大。表面上是孟子不愿收这个学生，实际上是对他好，因为曹与邹这两个地方，交往有了问题，孟子眼光远大，看得清楚，他如果留此人在这里，两个地区之间一旦发生战争，曹交就成为流浪人了。但不便明告诉他，所以叫他赶快回去，把他送走了。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亲情之间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公孙丑在这里，和老师孟子，讨论两首古诗——《小弁》和《凯风》的怨亲有关问题。“弁”读音为“便”，如“弁目”、“马弁”。现在有许多字，国语的读音和原来的古音，相差很远。音韵学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们在这里不多作讨论了。
这是一首周朝有名的古诗。春秋时候，曾因晋国的太子申生，被后娘逼害，发生了政治上的大问题。而周平王宜臼，在当年被周幽王废掉太子之位时，他的师傅作了《小弁》一首诗。现在公孙丑提出来问，他说：齐国的学者高子说，《小弁》这首诗，是“小人之诗”。孟子说：这是怎么说的？公孙丑说：他说因为这首诗，全篇都是埋怨之辞，都在发牢骚。
这样说起来，假如说是发牢骚，那么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是发牢骚！如果以发牢骚来看，没有任何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不是发牢骚的，《孟子》全书也都是牢骚。
所以孟子说：这位高老先生好顽固，固执他的错误成见，他对于诗的意义，诗的道理搞不懂，没有弄通。比方说吧，越国人要拉弓射我，我们和朋友说起这件事来，一定是谈笑风生地讲，因为问题隔得很远。又例如现在我们谈国际问题，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闹得非常激烈，我们是在谈笑中去叙述，因为他们的争端，和我们毫不相干，不关痛痒。
孟子举相反的道理说：假如是自己的哥哥，要拉弓来射杀自己，那就不会用谈笑的轻松态度来说这件事了，而是痛哭流泪地说了，因为痛苦、悲伤之故。《小弁》这首诗，的确是埋怨，是牢骚。怎么会不牢骚？父母、兄弟，骨肉之间，闹成这个样子，心里有多痛苦！多悲伤！这种感情的流露，是合乎人性的，有什么错呢？因为他有这种真情的流露，就说他是牢骚埋怨，是小人，那么人就不能流露情感吗？如果流露了情感，就是小人吗？这位高老先生的头脑，未免是水泥做的，如此顽固，简直不通嘛。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公孙丑又问：《凯风》这首诗，又“何以不怨”呢？
《凯风》这首诗是卫国的，是七个兄弟之间发生了问题而作的。
孟子说：《凯风》这首诗的写作，只是兄弟之间的小毛病。在家庭兄弟夫妇之间，随时会吵架，闹一点小意见，彼此之间要原谅，如不能原谅，今天结婚，明天就会离婚了。一个团体中，朋友相处，如果从小地方去挑毛病，一天也处不下去。而《小弁》这首诗的写作，是因为父母兄弟之间，问题太大了，如果不发牢骚，感情不表达出来，就是亲情已经完了，准备分手了，何必再发牢骚！
但父母、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为了一点小毛病就怨恨，这种心理状况，“不可矶也”，就像流水中的一块石头，激起愤怒的浪花，不可以让它扩张。否则小地方不合，就变成了怨恨，做人都成问题。亲属之间，如果心理上越疏远，不孝的心理就越大；如果小事情当大问题来解决，这个不孝也越大。所以孔子说舜是“至孝”的人，是第一个孝子，因为舜是被后娘赶出家门的，前后曾九次被赶出来，甚至到了五十岁，当了宰相回家，对后娘跪下来，还是被赶出去。最后，尧准备请他当皇帝了，陪他回来看父亲，尧还对舜的父亲瞽瞍说：你把儿子教得好，他非常贤能，这都是你的功劳，现在我打算把帝位让给他。瞽瞍听了这番话，眼泪掉下来了，舜看见很难过，抱着父亲为他舐眼泪，结果瞽瞍的眼睛复明。这一下，他对儿子好起来了。所以舜这才是第一大孝子，并不是从美国回来，给父亲一百美金，就算是大孝子。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墨道”的侠义精神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
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这一段是叙述孟子和宋牼对话的一个历史故事，说明孟子处世的态度，也就是师道、臣道、做人处世的态度。
在孟子当时，处处都牵涉到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同时也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哲学，乃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宋牼这个人，按照朱熹的批注，认为宋牼就是《庄子》中所说的宋钘。宋钘实际上是墨子学生中的领导人，勉强来比，就像现代大学中的代联会主席。
墨子的学问思想是特有的一派，而他所教育的人才，在当时是有组织的，也可以说在当时是和党派、帮派相似的，但是，我不认为与现在的党派、帮派一样。我曾经讲过一个关于社会学的题目，“中国五千年来的特殊社会”，这种特殊社会，在墨子以前就有，但是自从墨子开始，其形态更为具体而且更见明显。
墨子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关于他的学说也有专书，他的思想是“非战”——反对当时的战争，反对自己称帝称王，以武力侵略别人的土地。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绝对的博爱，爱自己的兄弟父母，亦要同样爱别人的父母兄弟；爱自己的儿女，也爱天下人的儿女；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兼爱的思想，实际上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主张“仁”，那只是原则，而墨子讲的兼爱，则是具体的作法。
在政治方面，墨子是“尚贤”的，绝对主张贤人的政治，不可以私相授受，有道德、学问、人格的人，应该出来做事。“尚同”也是墨子的主张，可以说是大同思想的实施，所以他的学说，有很多长处。他本人学问渊博，学生很多，本事也大。他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脚尖，尽其所有，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救人类，都可以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彻底牺牲，奉献出来。
由上古文化流传下来的学派中，孔孟是尊崇尧舜的；墨子的精神，则是走大禹的路线，有功则是德，效法大禹治水的精神，真有功劳，就是道德的完成。大禹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国那么大的洪水，黄河、长江，九州岛的洪水，由他治理好，天天赤着脚到处跑，晒得又黑又瘦，腿毛磨光了，不成人形，辛苦得很。墨子走的就是这个路线。
墨子的得力学生，在当时称做“巨子”，当时各国都有巨子，势力非常大。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或其他活动，但对任何国家的政治，都会提出善意的建议。
例如，当宋楚两国，正酝酿一次大战的时候，墨子就到楚国去，劝楚国不要打仗。当时楚国著名的公输般，就是后世我们工程师的鼻祖鲁班先师，已经发明了许多新的武器。墨子说：你这些武器全没有用，假使你不相信，你可以拿来和我的武器比一比。公输般把他的新武器拿出来，墨子一看就说，你这个是云梯，我有办法破掉你这项武器，于是以另一种武器克制了云梯的力量。公输般把他的全部武器拿出来，都被墨子破解了，公输般没有办法了，最后说：墨先生，你了不起，可是我最后一样东西还没有拿出来。墨子说：你不必拿出来，也不必说，我早已经知道了，你最后的一手，是把我杀掉。但是，我告诉你，我既然敢来，就不怕你杀了我；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来，而我的许许多多学生，都是各国的巨子，他们的学问本领和我一样好，甚至比我更高明。你今天杀了我一个墨子，将来会有千千万万的墨子起来，对付你楚国，绝对不会容许你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次的宋楚之战，于是无形中消弭了。
墨子的学生，经常做这一类的工作，中国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就是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这个侠义的义，和孟子所说仁义的义，有所不同，而是帮助困难的人、痛苦的人、弱小的人。认为这些是应该做的侠义，这也就是墨子的精神。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墨子与帮派
我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认为墨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儒家、道家，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就有这种侠义精神的成分。后世的《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墨子的精神，甚至于描写盗寇的《水浒传》，所谓的忠义堂，也是墨子的精神。现代写的武侠小说，乃至帮会组织，也都属于墨子的精神。
这种社会的形态，从战国以后，经秦汉以迄清朝末年，甚至到抗战胜利以前，这种精神，在今日海外的华侨社会，仍然存在。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这种特殊的社会，就有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中央等五方。例如项羽下面的名将季布，有一次在和汉高祖的战斗中，汉高祖落败，季布乘胜追击，季布的马头和汉高祖的马尾，已经相连，只差一点，就可以把汉高祖杀死，或者生擒过来。幸亏，汉高祖终于逃过了这次危险，但已恨季布入骨。汉高祖当了皇帝以后，知道季布并未战死，也没有被俘，于是通令天下，悬重赏，缉拿季布，如果有人捉到季布，可以封王；如果窝藏他的，则全家有罪。这时季布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到山东的大侠“朱家”的家里做佣人。过了三天，被朱家看到了，从举止仪态上看，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奴役，晚上把他找来，问他究竟是谁？要他坦白说老实话。季布这时知道已经无法隐瞒，于是对朱家说：我就是季布，你把我绑送到刘邦那里，可以封王，又可以发财。朱家笑笑说：你这样逃亡不是办法，跟我去见刘邦。刘邦当亭长出身，还没有发迹时，和朱家这些人都是一起喝酒打牌的朋友，朱家当然能够以老朋友身份去见他。
于是，要季布化装成车夫，替朱家赶马车，直奔长安。当然，以朱家的名声，一路上通行无阻，还有人远迎远送的。过去在大陆的帮会领袖，并不是想象中的一脸横肉，动辄脸红脖子粗，伸出胳膊肌肉鼓鼓的那样的人物，也不像今日在社会上乱闹事的青年，他们都是生活非常朴素，非常讲道德，对人也是客客气气的。
他们到了长安，萧何、陈平，这些地位高的文官、武将，都是朱家的朋友，纷纷请他吃饭，问起他到长安的原因。朱家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为季布而来的，季布是一个人才，为什么要缉拿他呢？招降他为自己用不是很好吗？现在还有些边远地方，没有完全平定，像季布这样的人才，如果他向南方投奔到越国，或向北方投向匈奴，岂不是培养了一个大敌人吗？何不取消通缉令，给他一个官位呢？这些文臣武将听了觉得很对，报告汉高祖，刘邦听说是朱家说的，就照办了。最后季布还是做了汉朝的大将。
从这些历史片断看到，在汉代初年，墨家精神仍然存在，不过并不称为帮会或帮派，而叫做“墨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收拾这种局面，由于当时有游侠郭解，经常拔刀相助而杀人，于是汉武帝就把他杀了，但以后的社会反而比较乱了。汉高祖是深懂安抚特殊社会人物的，汉武帝到底是职业帝王出身，不吃这一套，社会因而就成了问题。所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对这个题目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等于研究现在的美国历史，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是怎么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移民在这里的生活形态，以及独立之前的政治制度，都有什么关系？或者研究所谓“三K党”、“黑手党”等等，为什么依然存在。
墨子下面的巨子精神，来源如此久远，影响到后世的每一个时代，甚至中华儿女的血液中也存在这种精神。有时候墨子的精神就出来了，这是特有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
例如，在孟子以前的时代，秦国有一个巨子，只有一个独生子，犯了国家的法令，依法非杀头不可。公文送到秦惠王面前时，宰相报告，这个犯人是某巨子的独生子。秦惠王便派人把这个巨子召来，告诉他依法本来非杀头不可，因为知道是独生子，特赦了他的罪，让巨子把他的独生子带回去管教。这巨子当面谢了秦惠王，可是，他把儿子带回去以后，还是把儿子杀了，送消息到秦惠王那里说：这孩子做的事，国法可以赦免他，可是墨家的家法，不能赦免，所以还是依家法处死。
所以老式的社会，几十年前的青、洪两帮中，完全是儒家、墨家的精神，讲究的是仁义道德，规矩比外面社会的法令还严格，不对的立即处理，家法绝对不能犯。这是说墨家巨子们的精神。
宋牼，就是墨家的巨子，所以他有墨家的精神。
有一天，宋牼准备前往楚国，半路上在河南、湖北之间的石丘这个地方，和孟子碰了面。孟子称他为先生，他的年纪比孟子大，是前辈，所以对他很恭敬。尤其墨家的巨子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道德、学问也好，有一方影响之力。所以孟子就问他：“先生将何之？”
对这个“之”字，大家要注意，“之者至也”，在这里是“至”的意思，就是到哪里去。但现在的青年往往只把它看做一个虚字。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已得了硕士学位，在教书，他的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请他批改。这篇论文中有“卦之”一辞，我这个硕士学生，把它改成“之卦”，然后送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把这个硕士学生骂了一顿，因为“卦之”是对的，从这卦到那个卦，就名为“卦之”，而他反而改错了。这就是“之”字的运用。
像古诗中“之子欲何之？”现在年轻人读古文，读到这种句子，一定要大骂，一句话五个字，用了两个“之”字，开头“之”，结尾也“之”，在说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你要到哪里去？在古文“子”是客气话，孔子、孟子，就是孔先生、孟先生，“之子”就是“你先生”，“之子欲何之？”就是你先生要到哪里去？所以读古文，不可把文章中的“之”字，全看作是虚字，那样就会卦之、之卦，弄不清了。
孟子问宋牼要到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发动战争，又要打起来了。现在我准备到楚国去看楚王，想叫他不要打仗，因为打仗，老百姓死得多，国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太大，受不了。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就到秦国去看秦王，说服他不要打仗。这两个国家，总有一个听我的意见。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件事，会觉得很滑稽，以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身份，去看别国的君王，想叫他不要打仗，似乎是异想天开。所以要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的巨子们，就有这个力量，与现在的在野党派相似，相当厉害。他们去见那些国君，用不着登记，只要拿一张名片递进去，还非见他不可，不然他会发动整个社会反对。所以他要去劝他们不要发动战争，自有他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像现代的帮派那样乱搞的，他们的学问道德，都是在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程度非常高。
这就看到我们中国社会，从上古时代开始，几千年来，有一个特殊的形态，一直存在。后来到汉朝，就是门第观念，是儒家和墨家结合起来的。在宗法社会里，对于一件事情，如有一族的人反对，就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包括文化、政治、哲学思想、社会、经济等等的历史，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否则写出来的书就是外行，因为缺了这一环，就错了。
孟子听了他的话，很客气地自称名字说：我孟轲，不想请教你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只想听听你劝他们这两个君王不打仗，用什么主旨，准备怎么说。
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这两个国家打仗，损失都太大，没有一点利益，两败俱伤，以利害关系去劝说他们。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浮”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比”，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利益仁义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说：老先生，你的愿望了不起，想为人类社会消弭一场战争灾害。可是，你所提出的口号，你的主义错了。你以利害的关系去说动他们，即使说成功了，也会产生后遗症，因为你是以利为前提而说动他们的左、中、右三军之师，不打仗了，将士官兵都很高兴，退伍回家，可能还拿了奖金，因得利而高兴。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浮”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比”，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行客拜坐客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
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孟子居邹”，孟子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了。
“任”是一个小国家，在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有数百之多，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因为“子”与“男”是同一等级的，所以孟子在《万章》下篇曾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任”是一个属于子位的诸侯小国，处于齐楚之间。季任是任国国君的弟弟，因为任国的国君，到邻国去访问了，由季任留守，代理国君主政。因为知道孟子的生活条件不好，就送钱给孟子。在这个时候，另有别人送钱给孟子，孟子不受，而季任送的钱他接受了。在中国的古礼是“礼尚往来”，应该回礼的，但是孟子“不报”，没有回礼。
有一次，孟子在齐国的平陆（在前面《公孙丑》篇中，就有“孟子之平陆”的故事），齐国的首相储子，送钱给孟子，孟子也没有回礼。
后来，孟子出国去了，到了任国，特别去看任季子，当面道谢。可是，孟子由平陆到齐国国都的时候，并没有去拜访储子。中国的礼貌，是“行客拜坐客”，出去旅行，是行动中的人，要去拜访旅行所到之地的朋友，就是坐客。因为旅行在外的人，在到处行动忙碌之中，当地的人不便去打扰，这是合理的礼貌，现代的国际外交礼貌，亦是一样。不过行客拜了坐客，当行客离开的时候，除了有特殊原因，坐客应该送行客。
屋庐子看到老师对这两个人不同的待遇，高兴极了，心里想，这一下，我可抓到了老师的漏洞了，我可得问问他了。于是他去问孟子：老师，你平常教我们要讲道德，守规矩，你到了任国去看季子，因为他是任国国君的弟弟，而且正在代理国君当政。可是你到了齐国，没有去看储子，储子也送过礼给你啊！你只看国君，不看宰相吗？他这话的意思，好像说，老师你颇势利的嘛！
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书经》上记载，周公经营雒邑，告诉成王御诸侯之道的《洛诰》上说过，“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赠送礼物给人，在礼貌上要周到，送的礼物再多，吃的、穿的、用的，还有钞票，但是如果礼貌不周到，不诚恳，就等于没有礼，因为礼物的价值不能代表礼的厚薄。假使一个穷人来拜候，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送，虽然没有带礼物，但致敬诚恳，这就是最重的礼了。储子的馈赠，不成其为“享”的，就是说不诚恳。
屋庐子听了孟子的话，不待再多解释，就懂得孟子不去看储子的道理了，很高兴。可是别的同学还是不懂，就问他，老师怎么说？屋庐子说：还是老师对，因为老师住在自己的家乡，与住在齐国的平陆不同。季子在自己的国家代理主政，不能亲自送礼来，只好派使节送来；齐国宰相储子，送礼给老师的时候，老师是住在齐国的平陆，储子真正尊敬老师，应该亲自送到，不应该派人送来。所以他虽然派人送礼，并不表示对老师十分尊敬，老师用不着回报，并不是老师失礼。
由这一点看到，古人的所谓臣道、友道，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轻重，和礼仪之间的分寸，是有其道理的。古今中外，乃至于现在、未来，在国际礼貌上，自然形成了一种分寸，不可以草率。
就像卡特访苏联，访日本，为什么不到台湾来？因为没有邦交，这是他的为难处。乃至社会上，朋友的交往，在礼貌上，都有他的道理。什么叫做礼？我常说，礼是人类生活相处的一种艺术，就如同一幅很好的画，你不能在上面去乱涂一笔，那就破坏了整个画面。有人说礼貌是假的，试问哪一幅画不是假的！有谁把一座山、一泓水放到纸上去？可是画在纸上的山水，一看就是山水，而且比原来的山水面貌更美，如果再在上面乱涂一笔，整幅画就完了。
同时这也说明，孟子的立身处世，始终有他的分寸，不马虎，不随便。这一次屋庐子以为抓到了老师的差错，非去问难不可，想难倒老师，结果，还是没有把孟子难倒，因为他自己的学问不够。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两个高人过招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古代的名人淳于髡，他是滑稽的祖师爷。滑稽古音念“骨”稽，后世则念滑稽，积非成是，大家念成习惯了，我们就依习惯念吧。现在又叫做幽默，滑稽与幽默，似乎没有距离。淳于髡是齐国的赘婿，连姓也改了，古代宗法社会里，对于入赘改姓，是非常严重的事，会被人轻视，可是他并不在乎。而他对于当时齐国的政治、时代、历史有相当影响。他也做过使节，做事无一不滑稽，其实滑稽是他的妙用。齐宣王，以当时国际间霸主的威风，要杀人时，只要他一个笑话，一个滑稽动作，齐宣王的怒气就没有了，别人的生命也保住了。后来汉代的东方朔也和他一样，汉武帝那么大的威风，不管多严重的问题，只要东方朔一到，汉武帝脸上紧张的肌肉就松弛下来了，一笑之下，问题自然烟消云散。甚而在汉武帝给臣子赐肉时，不等主事官到，就私自割了一块带回家给太太。汉武帝不但不生气，反而赐酒一石、肉百斤，给他和太太吃。
齐国三代的君王，对淳于髡都很重视，虽然他言行无一不滑稽，但为人正派，提出政治上的意见，也都很正派，常常左右君王的决定。
在孟子和齐宣王谈得不太融洽，准备卷铺盖走路时，大概淳于髡来看孟子，这一段是两个人的谈话。
淳于髡说：有些人并不一定好名，并不一定想先使自己知名度提高，但实际上，一定先要有知名度，才会有实际的事业可做。名和实两件事，有了名就有实，所以有些人，爱惜自己的名比生命还更重要，目的不是为自己，因为名誉好，然后才有权力，才可以为社会国家做事，目的还是为别人。
有些人对名不重视，做官也没有兴趣，发财也不要，只管自己有道德，表示我有我的真理，我有我的人格，你用官位、钞票诱惑不了我。这些人把名实放在后面，只是为他个人自己，还是很自私自利。
这一下，可狠狠地给了孟子一棒子。
他又说：你在我们齐国的地位不低啊！皇帝把你看作老师，是国师，而且把你排在三卿之间，是最高的顾问；朝廷知道你学问好、道德好，可是你的名气，老百姓实在不知道。齐宣王对你很恭敬，可是在政治上你还没有做出一些事来，而你老先生现在却准备走了。你的理想既是救世救人，难道救世救人是这样自私自利的吗？
由此也可看出淳于髡这个人，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齐国，一方面也为了孟子，好像对孟子说，你应该做一番事，让大家得到益处才走。
这两位先生在一起很有意思的，两个人的嘴巴都够厉害的。
孟子回答他说：有一种人，不在乎地位高，自己宁可站在低等的位置上，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而在上面的人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他就离开，不愿为不道德的人做事，连下位也不要。像伯夷就是这种人格，周武王统一天下，他认为武王的革命是不合礼的，是不道德的，看不起武王，就义不食周粟——不吃周朝的饭，到山上去吃树皮树根，因营养不良而死，这是一种人格。
还有一种人格，像商汤时代的伊尹，只知道救世界、救社会、救人类，他不管那些臭规矩，五次去找汤，四次话不投机，最后还是当了汤的宰相，帮助汤治理好天下。那时，桀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坏君王，他也曾数次去找桀，只要桀王肯用他，他可以把天下治理好；但桀没有用他，最后商汤用了伊尹，把桀打垮了，建立了商朝的天下六百年。这种人以救天下、救人类为目的，自己个人的人格、名誉，不作考虑。第三种人是不问领导人如何，污君也好，官小也好，只要你交给他一个位置，他就会把责任做好，上面尽管滥，全国尽管滥，但是自己管的地方保持好，至少保持了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这是柳下惠。
孟子经常把这三个人，作为人格的典型。他说这三个行为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走的路线不一样，而目的是一样，都是希望对社会、国家、人类有所贡献，都是实行仁道。一个大人君子，实行仁义之道，何必跟着他人典型的路线走呢？人家走过的路线，我何必也去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