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正子时的平旦
什么是“平旦”？就是标准时间的凌晨零分。再正确一些，就是地球自转，当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好对准半夜的时候，就是“平旦”。假如把地球当作一个西瓜，在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下刀，一刀笔直地切进去，在出刀的那一面正对准太阳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刀这一面的“平旦”。这就是进入正子时的时候，也是当地标准时间。夜间十一时至凌晨一时为子时，而十一点至十二点为夜子时，十二点零分至一时为正子时。现在，全国实行的标准时间，不是夏令日光节约时间，是中原标准时间。
所谓中原标准时间，过去有时是以北京的时间，有时是以南京的时间为准，但中国幅员广大，离开中原东西方，当地时间与中原时间就会有差距，距离越远，时间差距就越大。如台湾和日本两地的标准时间，就会相差一小时，如果到了新疆、蒙古、西藏，就会相差一个时辰以上，所以最标准的时间，是当地的标准时间。现在拨电话到气象局对时，方便多了，但所报出的时间，仍然是中原标准时间，与当地标准时间，仍有或多或少的差距，如花莲与台北的时间，就有实质上的差距。
过去在大陆，因为幅员广大，都是采用当地的标准时间，大家对时，采用放午炮的方法。有许多城市，每到当地正午，或用古炮或用铁铳，放一声午炮，轰然一声巨响，城郊皆闻，大家便在这时对正各自的钟表。当地标准时间的求得，是用日晷测日影而得。所谓日晷，现在台北新公园博物馆后面有一个，那是固定的，假如经过地震等等移动了位置，可能还会发生偏差。最可靠的日晷，是用我们五千年前就已经发明的指南针制成，在指南针上，正对着南北向，放一根线于日光下，看到这线的影子，完全与指南针吻合时，就是正午时，也就是钟表上的中午十二时正。这样对准的时间，就是当地的标准时间，用当地的标准时间来计算时辰，最为正确。
这是以一天的时间来计算十二个时辰，一年的十二个月，亦以子、丑、寅、卯……十二地支来表明昼夜的消长盈亏，而这一种昼夜消长的计算，又以二十四节气最为标准。所以宋代深通《易经》的《河图》《洛书》，先天象数之学的邵康节说，“冬至子之半”，月令上十一月的冬至节，是正子月的开始，修道的，学佛的，做工夫的，要特别注意邵氏的诗：
冬至子之半 天心无改移
一阳初动处 万物未生时
在月令上是冬至节，在一天中是正子时，这时就是“息”。人内心做到无念，空灵的，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加上想，没有妄念，呼吸达到不呼也不吸的境界，这是生命的正子时。做工夫如能随时做到这样的境界，那么随时都在“活子时”的当中，这样自然会长生不老，返老还童了。这时是“天心无改移”，自己的心也不动，天心与人心合一，是天人合一境界。“一阳初动处”就是一阳生，有人以为打坐时，身上东跳西跳就是阳气；那不是阳气，是神经反应，“平旦之气”就是一阳初动这个气。
到了这个时候，不善也不恶，不好也不坏，所谓“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人做工夫到这个境界，对于道的了解，也就差不多懂了。
他又说：“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由此了解到，所有白天的行为，都是残戕我们自己生命的，白天的欲望、妄想特别多，非常忙碌，之后又用酒色两把斧头砍自己，生活等于死人戴了刑具，在那里受罪。所以出家人就不受这个罪，身上不戴枷了。家者枷也，在道家来说，就是一只笨猪，上面盖一个东西就是家；如果结婚，就在“家”字旁边加一个“女”字，牵着这只笨猪。如果把中国字都拆开来解释，就毫无味道了。
孟子说：人有许多烦恼，等于戴许多刑具，反反复复的，就是“生活”，至于“夜气”——就是“平旦之气”，生活在都市中更可体会到，深夜中到旷地上，就感觉到“夜气”非常清凉、宁静。当然，白天心身都过度劳累的人，这时叫他起床，头脑昏昏的，只有“昏气”，哪里会有“夜气”。所以孟子又说：“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行为的修养，心理的修养，心身内部不能保存这一股清明之气的时候，孟子没有说离死不远，只能说跟禽兽差不多了。他这不是骂人，实际上人本来是动物的一种，他说，一般人看坏人，虽然形体上是一个人，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动物，和禽兽差不多，只是以“人”称之而已。
孟子的思想中心，人之所以为人，什么叫圣人？什么是有道之士？就是自己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修养的话，人性天然的善，天然的清明便丧失了，只能算是一个动物而已；既然是一个动物，就无所谓才能与不才能的问题了，这是违反了人之真性情的道理。
我们看到《孟子》这一段，由修养的工夫，讲人心人性本善的问题，非常敬佩。这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他的确经过了高度的修养而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后面的《尽心》篇，讨论明心见性的道理，同这一章专门讲养气工夫的道理，的确都是非常切实的。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如何才有成就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这是孟子传给我们的修养工夫，欲学儒家的明心见性，他在这里全都说了，说得非常切实。第一要体会“平旦之气”，加上我所说“平旦之气”的情况，大家要特别注意。
孟子这里说“苟得其养”，就是养气。儒家说“养气”，道家说“炼气”，佛家说“修气”；儒家说“存心养性”，佛家说“明心见性”，道家说“修心炼性”。对于心性之学，非常奇怪，三家的见解都相同。修气也好，养气也好，炼气也好，怎么修？怎么炼？怎么养呢？要经常保持自己心境的宁静，所谓没有妄想，把呼吸自然之气，修养到不来不去“息”的境界，那么生命永远年轻，自己就在成长；失去了养气的境界，生命就衰老死亡。
孔子也讲到这个道理，他说：“操则存”，“操”就是修持，念念都在定慧中，把握住这个境界就成长；“舍则亡”，放弃了，散乱了，就完了。这个境界的修养工夫，要“出入无时”，不被时间拘束，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任何时间，任何环境，都在静定中，这是要看内心的修养，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如空空洞洞，这空空洞洞就是一个方向，要“一切不管，放下就是”。孟子说，孔子这几句话，就是由养气到达养心的境界。
这一段非常重要，是孟子讲学问修养的精华，应该熟读熟记。
《告子》这一篇，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对孟子有一种批评，一种幽默的讽刺，但事实不然。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为说明一个真理，而引用的譬喻，和几千年以后的现代所用的譬喻，出入很大。因为千年前的譬喻，在今日看来，犯了逻辑上“引喻失义”的毛病；就是所引用的譬喻，对主题的说明，往往并不恰当。例如佛学《楞严经》上的“七处征心、八还辨见”，对明心、见性两方面的辩论，所引用的譬喻，以现代的科学立场来看，也有些或小或大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指佛或圣人，对真理没有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一般人所能接受的知识范围有限，而他所引用的譬喻，也只能限于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知道的科学理论或事实，来为某一真理辩论——比如以单引擎螺旋桨飞机为譬喻，也许五百年、一千年后的人看了，会笑掉大牙，因为以后的时代，可能肩膀挂上两片翼，就能飞行了。所以后代看前代，很容易笑前代的人。
现代的人，只穿一件和以前短褂相近，襟仅遮臀，袖不过肘，敞开领口的香港衫，到任何地方去也是合礼的。所以，这些善或恶，只是行为、形态的，是随时间、空间的演变而演变的。有时，同样的行为，东方行得通，西方行不通；在南半球是善的，在北半球是恶的。而孔孟所讲的至善，与佛家、道家以及所有宗教家、哲学家所谓的至善，都不是行为形态的善恶，而是形而上本性本体的善恶问题。
中国文化，尤其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所谓诸子百家，各种思想学说，非常之多；但归纳起来，大致上只有儒、墨、道三大家。自唐代开始，就换了一家，而为儒、释、道三大家，墨家就被剔了出去，但墨家的精神，实际上已融入后世儒、道两家之中了。自此之后，儒、释、道三家，谈修养的学问，观念几乎完全相同，儒家主“存心养性”，佛家主“明心见性”，道家主“修心炼性”，实际上都是由“心”的修养，进入到“性”的境界，把心性分作两层来处理。
儒家的心性之学，则更偏重于孟子。孟子在前面说，人性本来是善的，他以牛山濯濯譬喻，说明山上很好的林木，由于人为的砍伐而成为一个光山，比喻人性本善，因后天人为的习惯而变坏，所以他提出了“良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常说人有良心或没良心，这“良心”一词，是孟子在这里首先提出来的。所谓良心，就是善良之心，孟子说到“良心”要如何修养。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孟子》一书，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尽心》章，是来自前五篇谈到的“养气”，这里要讲的，是他养气的具体方法。
孟子的“养气”，等于道家的“炼气”，也等于佛家的“修气”，也等于瑜珈术的修炼气脉。由此可见，自上古几千年来，至少是东方，自中国、印度、阿拉伯至埃及这一圈，差不多半个地球的文明，所讲人类的修养方法，很多都是相同的。由此也可以推论，在上一个冰河时期，地球分裂，地壳下陷，多数人都丧失了生命，逃过这一灾难的是极少数人。这少数人，因为分散辽远，不得互通往来，虽语言不同，文化流传有异，但基本的真理，大的原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详细研究的专题，在这里无法说透，只好暂且搁下。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息与平旦之气
孟子提出来，人真正的修养是养心，培养天然的善良心性，与身体的修养，是连在一起的。首先是“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这个“息”，普通只当作休息的息；其实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易经》的文化思想，大家常说“消息”一词，例如与人相遇时，问起“有什么消息？”这是指马路新闻的消息。消息也是一个现象，和佛学上说的“生灭”同一意义，息是成长，消是散去，这是《易经》“盈虚消息”的观念。人死了，叫做消失了，没有了，而在《易经》的“本体观”上看来，与佛的“本体观”差不多，认为生死是两头的现象，人虽死了，可是能使人生长或死亡的本体功能，并没有动。
所以今日之死，也就是明日之生；今日的时间在不断消失，而明日的时间正在到来；现在死亡，也即下一次生的开始。现在看生命是活着的，而实质上就是庄子说的“不亡以待尽”，活在这里的目的，只是等死；假如说活一百年，也是在等一百年的最后那一天。所以这一个存在，就是消；相反的，形态上“息”的时候，本质上也是成长的时候。
此外，佛学对“息”的解释又不同，有时候用“息”来代表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名为“一息”。学“小止观”的，学打坐的，有数息观，就是一呼一吸之间，数为一息。
在“息”的中间有没有停留？就是静止不呼不吸的时候，我们看刚出生的婴儿睡眠，就有这个现象。婴儿的睡眠，需要约十六个小时，十一二岁约十一二小时，二十岁以上约七八小时，年纪越大，需要的睡眠时间越少，老了整夜都睡不着。但是，老人在一夜的睡眠中，真正完全睡着的时间，连一两分钟也不可能，只要几秒钟的睡着就够了。所谓真正睡着，是整个脑神经完全休息，绝对休息，同死了一样。
一个很疲劳的人，开始躺下去时，还有呼吸，像拉风箱一样，甚至打呼，看起来是睡着了，实际上一部分脑神经并没有休息，还在活动。人在醒时为幻想，睡时为梦境，每人每天睡时都在做梦，只是又随时把它忘记了，醒来便误以为无梦。真正完全睡着时，脑神经全部绝对休息的人，呼吸也停止了，这就是“息”；如果用仪器测验，显示板上一定没有曲线，只是一根直线划过去，此时，他正在安详熟睡之中。
大家谈修养的人，双腿打坐，欲求清净无念，但是没有到达这个境界，连初禅也够不上。佛学的道理讲得好，听了很高兴，可是平时自己修习，没有在心性上达到这种境界，则没有益处。这个境界并不是昏迷，这是“息”的道理。
再由各家的这些有关知识，来讨论孟子所谓的“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孟子是说，当心性在昼夜之中，随时达到这样安详、息的境界时，就自然了解自己本性善的一面。这时候生理上保持“平旦之气”，那是一种朝气，从正子时经丑、寅、卯到上午六时正，这一阶段为“平旦之气”。练气功的人，要在这个时间用功，所以养气是要永远保持这个“平旦之气”，也就是“夜气”，这是生理部分。
在心理部分的养气，则养到随时保持清明“平旦之气”，不呼也不吸，进入“息”的境界，心理上不起善恶的念头，这时，自己心的善良面目就找到了。这是孟子的真实功夫，在中国文化而言，学佛，学道，学儒，这一部分的修养就是基本；这一部分没有学好，就是基础不稳定，都不行。
所以他说：“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的心理、生理不能保持平旦夜气的清明，身体就病了，那就差不多只是一个动物了。人能无病无恼，就是最快乐的事，是大乐，佛与佛之间的交际话，就是“少病少恼否，众生易度否”，可见这是两大困难，因为没病没恼很难，度众生也很难。能够保持平旦的夜气，就少病少恼；能够保持“平旦之气”的境界，本性清明面就出来了。
因此孟子郑重告诉我们，身心两方面修养的重点。认识了这个道理，用这个方法去修养，一切就会在成长中。中国人后来所说的，欲修长生不老，基本上也是从这里着手。如果身心上失去了这种境界，“无物不消”，只有向死亡的路上走。
最重要的，是孟子引用孔子所告诉我们的修养方法。孔子说：修养的功夫，“操则存”，掌握、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也就是掌握自己的定力，如果自己不能掌握自己，那也完了，跟禽兽差不多了。养心炼气，要在行、住、坐、卧之间，随时把握得住定的境界才行，如果放弃了它，就立即没有了。所以修养的境界，完全是由“心行”来的，不是靠盘腿打坐，如果念念散乱，念念忘失了这个境界，就不必谈修养，那是在放，在舍，放出去了，没有修养。
学佛也是一样的，所谓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就是“操则存”，在佛家讲，“操”就是修持，所以戒、定、慧要自己把持住。这个基本修养，各家都是一样的，人类文化的基本求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孔子如此讲修养，只是“操则存，舍则亡”，还是不够，就像现在的青年参加联考，在考前天天用功，晓得了“操则存”；考完以后，一放松又全部忘记了，于是“舍则亡”。所以“操则存，舍则亡”并不能修养成功，我常说，做任何一件事，欲想成功，一定要发疯，不到快发疯的阶段，是不会有成就的。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之成功，都是如此。学佛也是如此，重要的是在了解道理，认识了这养气的经验以后，“出入无时”，一出一入，来去、生灭，就是那样来往，“莫知其乡”，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就像《金刚经》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根本就无所住，无所不在，普遍的存在。《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息与平旦之气
孟子提出来，人真正的修养是养心，培养天然的善良心性，与身体的修养，是连在一起的。首先是“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这个“息”，普通只当作休息的息；其实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易经》的文化思想，大家常说“消息”一词，例如与人相遇时，问起“有什么消息？”这是指马路新闻的消息。消息也是一个现象，和佛学上说的“生灭”同一意义，息是成长，消是散去，这是《易经》“盈虚消息”的观念。人死了，叫做消失了，没有了，而在《易经》的“本体观”上看来，与佛的“本体观”差不多，认为生死是两头的现象，人虽死了，可是能使人生长或死亡的本体功能，并没有动。
所以今日之死，也就是明日之生；今日的时间在不断消失，而明日的时间正在到来；现在死亡，也即下一次生的开始。现在看生命是活着的，而实质上就是庄子说的“不亡以待尽”，活在这里的目的，只是等死；假如说活一百年，也是在等一百年的最后那一天。所以这一个存在，就是消；相反的，形态上“息”的时候，本质上也是成长的时候。
此外，佛学对“息”的解释又不同，有时候用“息”来代表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名为“一息”。学“小止观”的，学打坐的，有数息观，就是一呼一吸之间，数为一息。
在“息”的中间有没有停留？就是静止不呼不吸的时候，我们看刚出生的婴儿睡眠，就有这个现象。婴儿的睡眠，需要约十六个小时，十一二岁约十一二小时，二十岁以上约七八小时，年纪越大，需要的睡眠时间越少，老了整夜都睡不着。但是，老人在一夜的睡眠中，真正完全睡着的时间，连一两分钟也不可能，只要几秒钟的睡着就够了。所谓真正睡着，是整个脑神经完全休息，绝对休息，同死了一样。
一个很疲劳的人，开始躺下去时，还有呼吸，像拉风箱一样，甚至打呼，看起来是睡着了，实际上一部分脑神经并没有休息，还在活动。人在醒时为幻想，睡时为梦境，每人每天睡时都在做梦，只是又随时把它忘记了，醒来便误以为无梦。真正完全睡着时，脑神经全部绝对休息的人，呼吸也停止了，这就是“息”；如果用仪器测验，显示板上一定没有曲线，只是一根直线划过去，此时，他正在安详熟睡之中。
大家谈修养的人，双腿打坐，欲求清净无念，但是没有到达这个境界，连初禅也够不上。佛学的道理讲得好，听了很高兴，可是平时自己修习，没有在心性上达到这种境界，则没有益处。这个境界并不是昏迷，这是“息”的道理。
再由各家的这些有关知识，来讨论孟子所谓的“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孟子是说，当心性在昼夜之中，随时达到这样安详、息的境界时，就自然了解自己本性善的一面。这时候生理上保持“平旦之气”，那是一种朝气，从正子时经丑、寅、卯到上午六时正，这一阶段为“平旦之气”。练气功的人，要在这个时间用功，所以养气是要永远保持这个“平旦之气”，也就是“夜气”，这是生理部分。
在心理部分的养气，则养到随时保持清明“平旦之气”，不呼也不吸，进入“息”的境界，心理上不起善恶的念头，这时，自己心的善良面目就找到了。这是孟子的真实功夫，在中国文化而言，学佛，学道，学儒，这一部分的修养就是基本；这一部分没有学好，就是基础不稳定，都不行。
所以他说：“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的心理、生理不能保持平旦夜气的清明，身体就病了，那就差不多只是一个动物了。人能无病无恼，就是最快乐的事，是大乐，佛与佛之间的交际话，就是“少病少恼否，众生易度否”，可见这是两大困难，因为没病没恼很难，度众生也很难。能够保持平旦的夜气，就少病少恼；能够保持“平旦之气”的境界，本性清明面就出来了。
因此孟子郑重告诉我们，身心两方面修养的重点。认识了这个道理，用这个方法去修养，一切就会在成长中。中国人后来所说的，欲修长生不老，基本上也是从这里着手。如果身心上失去了这种境界，“无物不消”，只有向死亡的路上走。
最重要的，是孟子引用孔子所告诉我们的修养方法。孔子说：修养的功夫，“操则存”，掌握、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也就是掌握自己的定力，如果自己不能掌握自己，那也完了，跟禽兽差不多了。养心炼气，要在行、住、坐、卧之间，随时把握得住定的境界才行，如果放弃了它，就立即没有了。所以修养的境界，完全是由“心行”来的，不是靠盘腿打坐，如果念念散乱，念念忘失了这个境界，就不必谈修养，那是在放，在舍，放出去了，没有修养。
学佛也是一样的，所谓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就是“操则存”，在佛家讲，“操”就是修持，所以戒、定、慧要自己把持住。这个基本修养，各家都是一样的，人类文化的基本求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孔子如此讲修养，只是“操则存，舍则亡”，还是不够，就像现在的青年参加联考，在考前天天用功，晓得了“操则存”；考完以后，一放松又全部忘记了，于是“舍则亡”。所以“操则存，舍则亡”并不能修养成功，我常说，做任何一件事，欲想成功，一定要发疯，不到快发疯的阶段，是不会有成就的。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之成功，都是如此。学佛也是如此，重要的是在了解道理，认识了这养气的经验以后，“出入无时”，一出一入，来去、生灭，就是那样来往，“莫知其乡”，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就像《金刚经》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根本就无所住，无所不在，普遍的存在。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圣人为何爱下棋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这段话，孟子是在齐国时说的，讲心性的修养，讲到人。他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难怪，齐宣王的没有智慧，正如天下有一种植物，本来是很容易生长的，可是把它在太阳下面晒一天，吸收一天的阳光，然后又把它放到冷藏库中去冰冻十天，它当然不能再生长了。我很少看到放在冷藏库里不加理会的植物，还可以生长起来的，如果还希望它长芽，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由这一段，可见齐宣王向孟子问过心性修养之道。可是今天许多人读书，都像齐宣王那样，今天刚学，明天就想成功；就像学佛的，今天刚学打坐，明天就说气也没有动，心也没有通，不学了。其实都是偶尔坐一坐，然后悠哉游哉去玩，号称自己在做工夫，都是如此一曝十寒，而想成佛，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连“易生之物”都不会生长，更何况是学问、修养！学问和修养是用功夫累积起来的，不能像齐宣王那样，把可生长的东西晒一天，又放到冷藏库中冰冻十天，这样老早就冻死了，再晒百年也再晒不活了。
孟子又举“弈”为例证，“弈”就是下棋。下棋这种娱乐，我们中国发明最早。前面说过，尧发明围棋以教育儿子丹朱，周公发明象棋，以教侄子周成王。其中尧发明围棋的历史背景，是另有一段辛酸的。
本来，唐的帝王是尧的哥哥挚，因为他是长子，也就是太子，自小在宫中长大，娇生惯养，不知民间疾苦，所以接位以后，把国家治理得不好，便将帝位让给了尧。尧见自己的哥哥，因太子出身，养尊处优惯了，只知调皮，不能做大事，深引为鉴；想到自己的儿子也是太子了，为了避免走向同样的路，于是对于太子的管教，非常严格。当他到外面出巡的时候，还给太子规定了课程。可是当尧回来的时候，太子因为失眠、过度疲劳与紧张而夭折了。古代的史官注重史实，不论帝王将相，权力多大的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秉笔直书的，错的就写错，对的就写对，所以历史上写下了“尧杀其子”四个字。用什么杀？教育太严格而杀的，所以后世就说他犯了错误，忘记自己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
因此对第二个儿子丹朱，尧修正了教育方法，放松了一点，可是丹朱这孩子很调皮，又犯了错误。可见圣人很难做，尤其教育子女更不容易，管紧了就死掉，放松了又会飞掉。当时南方的国家进贡来一种布，是火不能烧毁的布，尧和皇后都舍不得用，丹朱却拿来撕成布条，通通烧光。于是皇后要尧对丹朱加以管教，丹朱却说是研究试验，看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尧告诉他，这种布是整块才不会燃烧的，别人已经证实过了，你却不相信。
假如照现代西方文化来说，这孩子很有科学精神，别人是别人的证明，他自己还要亲自实验才相信。于是尧改变方法，教他下围棋，在后世的佛家，对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教他打坐，因为他一定坐不住的。就算像孟子一样，要他养平旦之气，也是做不到的，一定要拿一个东西给他玩的。在修养上来说，就是心里想一个东西，念一个咒子，也等于下棋一样，也就是制心于一处。
周公教成王也是一样，成王年纪小，调皮，不听话，周公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教成王下象棋，使他的心性不外驰，制心于一处，稳定下来，恢复到平旦之气。因此看来，圣人都讲究下棋，也是有其养心的道理。所以孟子以下棋来比喻，说明用以作为修养的方法。
他说下棋是一个“小数”，就是小玩意，假使下棋的人，不专心致志，就不能到达最高的境界。例如奕秋这个人，因擅于下棋而得名，是享誉全国的国手。假使有两个人同时向他学下棋，其中一个人，完全听老师的话，另外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可是在他的心里，却想到打猎，当一只雁子飞过上空，如何用弓箭把它射下来。这两个同学，在棋艺上的成就，便会相差很远，因为一个是专心致志，一个是心有所偏。以智能来说，是否学得好下棋，不是智能高低的问题，而是专心或不专心的关系，专心则成就大，不专心则成就小。
孟子这里所讲养心之道与养气的方法，如果与哲学文化作一比较，从春秋到战国，几家都是一样的，庄子也是如此说，只是表达方法不同。比孔子年纪还大一点的老子也如此说，所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就是这个道理。这两句话不可依文释义，以为“不勤”就是不要勤劳；意思是说用力也不好，放松也不行，重点在“绵绵若存”，细水长流，永远这样下去。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鱼与熊掌舍生取义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也是名言，出自《孟子》这里。孟子说，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当然，熊掌是名贵的菜，中国人讲究吃，所谓山珍海味，最珍贵的是龙胆、凤肝、熊掌。因为熊不容易捕到，尤其在平原地区更少见，物以稀为贵，真的吃起来，并没有特别鲜美可口之处。可是两样好菜上来，只有一张嘴，贪多嚼不烂，没有办法，两样不能同时吃，只有不吃鱼，选择熊掌来吃。这是孟子的嗜好，也许有人宁可吃鱼，不吃熊掌，因为各人所好不同之故。
换言之，有两个人各有所长，都是自己所欣赏的，如果希望一人兼二人的所长，是做不到的，那是天才中的天才，极少数的少数，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孟子这两句话，后来引用的人很多，如清朝的诗人兼史学家赵翼，学问很好。中国有一句话，是研究诗学的人必须了解的，所谓“诗穷而后工”，诗作得好的人，一定是穷，人穷了，倒霉了，诗便作得好。所以诗人没有不穷的，如杜甫、李白；文章也是一样，也是“文穷而后工”。其实这并不是天经地义，只不过是牢骚话，富贵人的诗文，不是没有好的，不过较少而已。
这位赵翼就引用了孟子这句话作诗说：“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他最后是说，自己一辈子作诗，诗既没有作好，人也不算太穷，但是事实上，他诗也好，人也不穷。我也经常引用这两句话，一个人要想修道，就不要读书；书读多了，散乱心就生了，知识越多，烦恼越大，所以一切知识都要丢掉。但是，做学问就不同了，每样事物都要知道，更不能空，所以我也感叹：“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成仙又怕空。”真难办！这就是人的心理。
孟子则拿这个道理，作另一番发挥，而建立起中国文化的精神。
他说：谁不想活下去？“生”，是人人的欲望，希望长生不老，五百年、一千年的活下去更好；但是“义”，也是人人所需要的，广义的，道理、真理，人格建立的真理，伦常建立的真理，都是“义”。到了这两样不能兼得的时候，宁可不要生命，不能损失人格，不能违背真理而生存在世界上。
后世受他这个思想影响的人很多很多，为大家所熟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临死时写了四言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于是他舍生取义，脑袋让元朝拿去了。通俗的说法，脑袋有什么了不起，重只不过六斤半而已，不管大小都是六斤半，所以一般人俗话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充其量六斤半拿下来。”意思就是，大不了杀头丢命，也就是舍生取义了。
我们千万要注意，“成仁取义”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点，尤其青年朋友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文化中心，要传诸于后代生生世世。当然，这也不是孟子的发明，我们列祖列宗的传统文化，就是这个精神，我们民族这一文化精神，也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像岳飞、文天祥，乃至于关公，这一代忠臣孝子，中国历史上人伦的文化，都是由这种精神一脉相传下来的。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欲望比生命重要吗
他说：生命活下去，是人类最大的欲望，最基本的要求，即使给一个人千万元，要他去死，也不会有人接受，因为活着是无价的。
可是人的欲望，却有比活着更大、更重要的。例如，死后可以成仙，另得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人人都愿干了，那就舍生而去。所以人还有比贪图活着更大、更重要的欲望。
历史上有很多造反的人，社会有很多作奸犯科的人，虽冒生命危险，在所不惜，所谓“大不了丢掉六斤半，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这种思想，就是莫名其妙地被欲望所驱使，忘记了自己生命的宝贵。
由此可见人类欲望的可怕，善的一面是想要生到天堂，生到极乐净土；做坏事的人，观念一样，死就死了，死了再说，非要达到痛快的目的不可。因此孟子说“故不为苟得也”，向善的一面讲，我们不能苟且偷生，当活着没有意义的时候，宁可不活。
他又说：谁不怕死？我也和大家一样，很讨厌死，但是有时候，活着所受的痛苦，比死还更难过。例如，生活在有些地区被迫害的人，那不是人过的生活，宁可死掉。历史上的忠臣孝子，都有这个思想，“所恶有甚于死者”，不合理，不合义，很可耻地活着，比死还更可恶。
像我吧，平生最不会唱歌，年轻时朋友要我唱歌，我就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唱歌最难听，每次唱歌，都让人听死了。有一次这唱歌人被控致人于死，第一次判了无期徒刑，第二次判处死刑，坐在牢里等死，与另一个死刑犯同监房。二人互相谈起案情，那个死刑犯听了，跪下来求他做做好事，唱一支歌，以便死在他的歌声之中，免得次日受杀头之苦。不料他一开口唱歌，另外那个死刑犯又跪下来，求他不要再唱下去了，他说：听了你的歌，比死还难过。
孟子在这里，并不是鼓励别人自杀，而是说，与其无意义、不合理、不合义、羞耻地活着，不如死掉。因此，古来的忠臣、孝子、义士，舍己而救人，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都要去干。
孟子说生死之间的道理，也就是儒家教我们勘破生死的关键，与佛家了生死的关键是不同的，但方法虽不同，基础是一样。现在孟子所讲的，是以人伦之道来讲的，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人文文化。
他说世界上的人，活下去的方法很多，如果他最大的欲望是活着，为什么不用可以活下去的方法？例如说，吸烟会得肺癌，抽烟的人就是不去戒烟；或者说学习静坐可多活几年，他也明明知道是真的，但又推说太忙，不去修习。
同样的，人人都怕死，但对于有危险性的事情，偏偏不小心谨慎，偏要去做，人这就很奇怪了。
所以说，由正反、善恶，两方面的生死现状看，有很多例子，如犯死罪的人，何必去犯这个罪呢！在医院中，也有许多本来可以不死的，因为自己不保重而死了。
他说，人的欲望，似乎比生命更重要，其实生命真的很重要，可是却被欲望骗住了。相反的，有些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为众生、为社会、国家而牺牲的。
孟子说，这个生死之间的道理，从正反两方面来说，不但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把生死看得很淡，其实每个人都把生死看得很淡，都莫名其妙。有些爱喝酒、爱打牌的人，都是欲望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所以有人打牌打到一半，就死在牌桌上了。只有贤明的、明了道的人，对于生死的意义认得清楚，始终保持自己的本性本心，建立自己的人格，不受嗜好、欲望的影响。尤其学佛、学道的人，更是如此，不丧失心性的本位，甚至于以身殉道，以生死来消除对道德的障碍。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财富饮食礼义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他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了可维持生命，“箪”是竹篾或苇草所编成的圆形小筐，和日本人的便当盒差不多，用来盛食物。在民国初年，交通不便的地方，这种器皿仍可见到，俗称“蒲包”。像轿夫、脚夫、苦力之类的，带在路上吃的，名为“蒲包饭”。“豆”，也是一种古代盛肉或羹的碗，形状近似西方人用来喝白兰地酒的高脚玻璃杯，木制的名“豆”，竹制的名“笾”，陶瓦制的名“登”，同时也是祭器。如果在极饿的时候，吃了这一点食物，就可以活下去，否则就会饿死。
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几千年来，在被斥责侮辱下的食物，有很多人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如果是把食物放在地上，用脚踢过去，就是讨饭的人也不吃这碗饭。所谓“君子不受嗟来之食”，就是说对于以怜悯而施舍的食物，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碗呕气饭。这不是吃饱与饿死的问题，这是人格、气节的道理。
古代这类的人很多，例如明清之间所看到的，好多乞丐的诗也作得好，对于饮食与生死的问题，有很高的见地，经过研究，这些人都是学禅而得道的。其中有两位，看来是明朝的遗老，满人入关以后，便隐姓埋名，不肯出山做官，而且走避他乡，最后宁可沦为乞丐。当死在路旁时，还留下诗来，都是好诗，其中一首说：
赋性生来是野流 手持竹杖过通州
饭篮向晓迎残月 歌板临风唱晚秋
两脚踏翻尘世界 一肩担尽古今愁
而今不受嗟来食 村犬何须吠未休
看来他的修养境界，比出家人还高明，所谓“两脚踏翻尘世界，一肩担尽古今愁”，这是何等气魄！硬是圣贤气魄，即使是英雄也做不到。最后两句，“而今不受嗟来食，村犬何须吠未休。”正是孟子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固有文化的精神。最后一句却是他临死的时候骂人的，意思说：我已经要走了，你们还在这里乱叫，叫个什么劲！
在中国文学上，这种人称之为诗丐，是不愿留名的。他的诗很多，都是好诗，学问修养如此之好，诗如此之好，可是他讨饭过日子。他还有悟道的诗亦很好，可是这里不讨论诗，我们只是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饮食生死之间的道理。
孟子说，假如有人给我们这许多财富，可不要见到钱，眼睛也红了，就随便接受；必须分辨礼、义，假使不合礼义的，看都不看一眼。有些人为了都市中美好的房屋，“宫室之美”；有些人为了家庭儿女生活，“妻妾之奉”，因为自己怕穷，看见富贵摆在前面，便迷惑了。像三十多年前，抗战刚胜利的时候，一般人搞昏了头乱发财，叫做五子登科，即是妻子、房子、车子、金子、儿子都来了。有一个人在南京有一条街的房屋，不到十年，来了台湾，穷得躲在人家厨房吃冷饭，还向小主人讨一份小差事。所以要辨义与不义，不要说什么五子登科，纵然是百子登科，如果不义的，也不接受。所以钱财、物质的享受，合不合义礼，要弄清楚。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这是孟子的文章，本来一句话说完了，他每一样举两个例子，会写文章，玩他的才气。苏东坡专门学他的，嬉、笑、怒、骂，两句够了，偏要写六句，大家称之为“孟体”。上面已经说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在这里只要说“此三者”三个字就够了，他偏要写上六句。年轻人读到这里，觉得重复累赘，架床迭屋，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孟子为了多赚一些稿费。
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为了财富、虚荣，贪图物质享受而动心，根本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操守上已经失去了本心。
这种操守行为，在佛家就是所谓的“办事定”；失去了操守的行为，在心性上是散乱，是不对的，在行为上是大妄行。行愿的行就是大定，普贤的十大行愿，要多么大的定力！认识清楚，才能身体力行。打坐能定，下座以后不能起心愿而定之，是不行的，能在心愿境界而定，就可以到达孔孟的道理，老庄的道理。佛法大小乘也是一样的，在我个人看来，没有两样，也就是孔子说的，“操则存，舍则亡”。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学问与知识不同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一般人对于“仁”的解释为“博爱之谓仁”，这是韩愈的话，他的这一观念，是来自墨子的“兼爱”思想。后世的儒家，尤其理学家，经常引用韩愈这句话来解释“仁”，为什么不用儒家自己的祖师爷孟子说的“仁，人心也”来解释呢？孟子并不多解释，直接就指出来了。但是，有一派宋儒，硬要用韩愈的话来解释。
“义，人格也”，“义”是人格，人的行为标准，人生所走的道路。“仁”是心的用，博爱、慈悲，永远保持清明，养其夜气，宁静。
前面曾经说过，读《孟子》这本书，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和我们现代所处身的这个世界，风气败坏是一样的。孟子也提到那个时代的青少年问题，在较安定的社会中，青少年赖皮、堕落；社会不安定时，青年人则凶暴。现在一般社会的风气，也是一样，行为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旧的被破坏了，新的没有建立，乱得不得了，没有路走了。而且，比孟子说的还更糟，不懂得“自由民主”的真精神、真意义，只是拿了“自由民主”的招牌，来“放心而不知求”，不晓得求内在的心性建立根本。所以孟子说：“哀哉！”这样的时代，几乎无法挽救。
孟子说：养鸡养狗，放出去了，鸡犬不回来，还会赶快去找；可是人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散乱得很，也不知道找回来。孟子这种话，是在那里痛哭流涕而说的，如果金圣叹批注《孟子》这本书，相信他一定在这里大批：“此之为孟子之痛哭流涕者也！”
孟子这一段的结论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叫做学问？我在《论语别裁》中首先提出来，大家不要搞错了，以为知识就是学问，事实上学问并不是知识，知识最多只能算是学问中的一部分。我看大学毕业的人，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只是专业训练的一种学位而已，只表示已具有了某项专门知识，但并不见得就有了学问。文章写得好，只是文学好；诗作得好也只是诗好；绘画好也只是绘画艺术好，不算是学问。一字不识的人，他做人做得对，做事做得对，这就是真学问。学学问问，问问学学，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学问以人格行为为基础。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古今有一共同目的，就是养成完美的人格，以人格教育为第一，这才是学问的道理。所以孟子也在这里说明，不在书读得好不好。
年轻人或者要以这个道理，似是而非的当作借口，不去读书，说是在做学问，所以功课不好。这是强辞夺理，在学校求学的学龄中，没有好好去读书，就是做人做事没有做对，就是没有达到人格行为的标准，又怎么会是在做学问？学问没有别的，“求其放心而已矣”。每天知道修行，找回自己的心，放在平旦之气中，此心永远清明，养成永远高洁的气质，这是中国学问的精华，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的精华。
不过“求其放心”这句话，一般的解释，是把放出去的、散乱的心收回来，把这心定住，这是一种解释。朱熹解释为把“放心”收回来，放在腔子里，我反对这一说法。腔子里的只是心脏，照他这么说，这种心也放进去，那种心也放进去，心脏岂不要爆炸？我单独的另一解释是“放心即放下”，“求其放心”就是求其放下，把一切的恶念、邪念、杂念、妄念放掉，保持夜气，那么正心、正念，自然回来了。而朱熹的解释，只说了一半，并未说得透彻。明朝有一个人写有《幻想诗》，其中有两句说：“一念忽回腔子里，依然瘦骨倚匡床。”幻想了半天，一念回来：“算了罢，这些都是幻想，还是一把瘦骨头，靠到床上睡觉去吧！”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养心与修身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说：假使有一个人，他的无名指弯曲，伸不直，可是并不痛，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是不好看。如果有一位医生，能把他这手指医好伸直，和一般人一样，那么，他只要有钱、有时间，不问多远的路，也一定要去医，目的只为使自己这只手指像一般人一样整齐。
人为了一只指头不好看，就会怕人家笑，而不怕路有多远，跑到别的国家去求治；可是对于自己的心、头脑、学问、智慧不如人家，却不会害羞，不像对待畸形手指那样去求治，这就叫做“不知类”。
人类应该是智慧平等、修养平等，而一般人却不知道，最重要的在心，并不在外面的形态。外形的正常与否，要与别人比较好坏，而心不如人却不知反省，这就不知轻重了，不是人应该有的。
前一段他说到放，这里接着说心的重要，也就是说，人人应该求其放心。放心之道，第一不使自己此心放逸；第二各种不必要的思想、烦恼，统统放下。假使不知道这样修养，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人，而活在人类中，该感到惭愧。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说，无论是种植两手合围的桐树，或一手可握的梓树，要想把树养好活长，就要想尽办法去培养；而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却不像培养植物一样去好好保养。
前面孟子是说养心，这里是说养身。难道说，一个人爱护自己的身体，还不如爱护一株草一棵树吗？当然不会。假如一个人种了一棵小树，而自己生病了，却对于自己的病不重视，先去培养这棵小树，我想不会有人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人类，一天到晚都在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是什么道理呢？“弗思甚也”，这只是不肯用自己的头脑，不会用思想罢了。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孟子上面说到放心，就是养心，是修心养性的道理，在佛家来说，也就是修行了。修行第一步先要治心，去掉心上的染污；第二步就是养形，这里孟子是说养身。孟子的养身方法，就是佛家的养气法门，前面孟子也说过：“养吾浩然之气。”这里是讲养身的重要。
关于养身，什么是人的身体？以现代科学的说法，粗略地解剖，有毛、发、爪甲、皮、血、肉、筋、骨、心、肝、脾、胃、肾、肺、膀胱、大小肠等等三十六样东西，再微细地解剖就更多了。可是没有任何一部分，我们不爱护的，因为都属于我们的身体，互有关连。所以孟子说“兼所爱”，于是对于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同样要保养它，没有哪一点不爱惜，每一尺，每一寸，都会去保养。那么人这样去仔细保养自己的身体，是什么理由呢？没有别的理由，只因这个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为了爱我自己。爱头发因为头发属于我自己；爱皮肤，因为皮肤属于我自己；怎样去保养，也要由我自己想办法。
可是，我们的身体，有重要的部分，有较不重要的部分；有大的部分，有小的部分。例如头是大的部分，头发是小的部分，头发掉了一两根不要紧，可是头很大，也最重要，不能掉。但是当年老头发差不多脱光的时候，早上洗脸梳发，看到又掉了一两根下来，就很自然地感叹：又掉了两根头发！对于小的，也感到很可忧，也看得很重要。
所以，人体的贵贱与大小，本来是没有标准的，随时间、程度的不同，自己对它的爱惜，也有所不同。由此我们了解，人身的修养也好，做人做事也好，要有远大的眼光，远大的见地，高度的智慧。“无以小害大”，人往往很容易只看小地方，害了大体。在机关、团体之中，人往往为了小地方而使团体受害。在一个团体中，一些人看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小的地方看得非常精明，对整个团体的大事就胡涂了。所以世界上大英雄少，有大智慧的人少，眼光远大的人少。掉两根头发有什么了不得？有人可偏要抹头油，染呀！烫呀！结果把头皮、头脑弄坏了，只好开刀医脑子，开刀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走了。到那个时候他“安”心了，不放心也“放”心了，所以千万“无以小害大”。
“无以贱害贵”，不要把不相干的事，妨碍了重大的事。大家做人做事要反省，因为随时随地，都会把不相干的小问题，妨碍了重要的大事。一对青年爱侣，或者夫妇之间吵架，往往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小事，由吵嘴而打架，由打架而自杀，这是“以贱害贵”。
所以“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大人与小人的差别，并不是个子小就是小人，而是说，修养、学问、见解、人品、道德欠缺，眼光小的，就是小人。个子尽管矮小，没有关系，只要有气魄，有眼光，有修养，就是大人。
孟子并举例说：譬如一个农场的场长，不去把树培养好，偏去培养一些杂树莠草，这就不够当农场场长的资格了，这就叫做“贱场师”。有的人，对于自己的手指非常重视，像弹钢琴的人，就非常重视他的手指，甚至于重价去投保险；可是在他的肩膀或胳膊上，生了一个疮，溃烂了，他也不在乎。
战国时的张仪，差不多也是这样，在他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在楚国被人陷害坐牢受刑，被打得奄奄一息，遍体鳞伤。他太太就对他说：你出去求功名富贵，结果弄到这个地步，全身没有一处是完整的，读书有什么用？还是好好守在家里吧！张仪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怕，只要我三寸不烂之舌尚存，获功名如探囊取物。这也是他只顾舌头，不顾全体了。
不过张仪所处的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因为当时学说思想，不像现在，可以写书出版，传播大众；当时是在竹片上刻字，传播流行困难，只有用言辞表达，游旅于各国之间，向那些君主们口头申述。所以在那个时代，舌头对于他们是贵重的，这也是他只顾舌头的原因。在今日，盲哑学校已经有手语表达，平常说话可以用手指代替舌头的功用，著书立说，纸张印刷，也方便之至，张仪如生在今日，也许对于舌头，比较不会那么重视了。这是张仪的故事。
孟子说：人只顾到身体的一部分小处，而忘记了大处，忘记了更重要处，这种人，就叫做“狼疾人”。
他说，“饮食之人”，贪吃的人，如喜欢抽香烟，吃河豚，告诉他有刺激性，会生肺癌，会中毒丧命，他不听，还是照旧吃。人就是这样，贪图小的，不顾大的。这一段大意是如此，其中的道理都很对，几个比喻都不错，可不要忘记前面重要的道理。孟子举这些比喻，是在告诉我们养生、修身的重要，我们一般人，理论上都懂，事实上做不到，也是我经常讲的：“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人都犯这个毛病。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大人与小人的区别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公都子问孟子，大家都是人，或为大人，或为小人，是什么理由？古文“钧”与“均”相通，“大人”与“小人”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解释了。
孟子说：眼光、度量、气魄、见解等等远大的人就是“大人”；只看到小处，眼光短浅，没有远见，只看到目前，思想、度量狭小的是“小人”。
公都子问：同是人类，为什么有的人识大体，有的人不识大体呢？
孟子说：这个理由很简单，“耳目之官不思”，不识大体的“小人”，是由于没有头脑思想。我们中国常说的聪明，耳的听觉灵敏为聪，眼睛的视觉灵敏为明。所以人的耳目很重要，一般人只管看和听，由于常被外界的物质、人事环境蒙蔽，就只看到眼前的那些状况，又不再加思索，就变成近视、短视，只了解小处，没有远见。“心之官则思”，“心”不是指心脏，而是指管思想的功能。人如果没有思想，只靠反应，只顾暂时，只比动物高明一点点而已。人是有思想的，“思则得之”，不思，则永远不会得，不会高明。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思想，这是上天给我们生命时，就给了我们的。“立乎其大者”，人之所以号称高于万物，就在此，其他没有思想，没有灵性的生物，是无法与人相比的。这也就是能为“大人”的道理。
孟子这里提出了“思”的重要。比孟子还早的管子，早就提出来：“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说明“思”的功能。孟子之后一千多年，禅宗极力主张“思”的重要，每一个问题，都要用思想用智慧去仔细研究，最后则豁然开朗。所以人没有思想不行，能思想再加研究，没有不通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搞通了以后，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想通的。
学佛的人，都说要除去妄想。一般人以为除妄想就是没有思想，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如果“无念”、除妄想就是没有思想，何必学佛，学禅宗！干脆学死人多好！死人就根本用不着想了。再不然，用麻醉剂，把自己麻醉了，不会思想，多好！所以，怎么样叫做“无念”，怎么样叫做没有“妄想”？大家都不用脑筋，也不“思之，思之”，以为盘起腿来不要想就是道了，真是大错特错。
人之所以为人，唯一高明之处，就是因为有思想，学佛为什么礼拜佛？我们知道，佛陀在中文的解释：“佛者觉也”，佛是觉悟了的人，觉悟了就是清醒了。又说“悟道”，悟了就是不迷了。迷一定昏，所以叫“昏迷”，这要搞清楚。
学佛的人要注意，八识心存在的功能，唯识的五遍行——作意、触、受、想、思，最后就是思。“思”不是“想”，想是我们脑子里，这个，那个，看书，逛街，乱转乱想的是想。什么是“思”？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心田就是“思”，心田非常清明，一点烦恼都没有，透剔明澈，非常清凉，没有杂念杂想的境界，那个心田就叫做“思”。平常“思想”是一个名词，实际上思是思，想是想，两者是分开的。所以宋儒程明道的诗说：“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那是真的。又如佛家密宗的观想，念咒子，就是“思”的作用，思想精神的力量，超越了宇宙的功能。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念之间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思入风云变态中”，超越了宇宙的作用，心愿的力量就有这样大。
比孟子更早，中国上古时代，儒道尚未分家，这个“思”叫做“精思”，就是说学道的人，要想修成超凡入圣的神仙，他的工夫就是“精思入神”，进入“神化”的境界。现在打坐修道，作白骨观就是“思”，后世的禅宗叫参话头，这个“参”实实在在就是“思”，是“精思”，就可以“入神”。精神思想的伟大功能，就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据我所了解，现代的青年，只是想而不思。不过，如果对一个年轻人说：“你没有思想。”他一定很生气说：我怎么没有思想！我很聪明，我什么都想得通。那不是思想，那是为了考试硬记的，硬装进去的知识。学问的成就是“精思”来的，禅宗叫做“参”。
所以孟子说上天给我们一个头脑，给我们与众不同的伟大功能就是“思”，人不知道发挥自己的思想，求得大智慧，仅仅靠别人说，别人教，又有什么用？这就是“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怎么“引”？就是禅宗说的，像牛一样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而已。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头牛，就要自己透过自己的智慧去思，这是孟子所说做修养学问的道理。换言之，如果能够做到儒道两家不易的原始文化，精思入神，就是圣人境界了。不用心去求一门学问，就没效果；但是心不要用歪了，不要用小聪明，要用大智慧，这就是“大人”。
这一段由前面的“放心而已矣”，讲到做工夫，讲到“思”的重要，然后讲人格的修养。孟子的学问中心，全在身心两方面；而全部的重点，就在养气。养什么气？养天地浩然之气。孟子养心之道重点在哪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