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娄章句（下）
71、中国的地域观念 72、子产施小惠 73、知识与学问的区别 74、君臣不能相处 75、名臣的言行 76、有能力的人该如何 77、宗教家的精神 78、留宽前面路79、以“义”为准 80、君臣相处难
《孟子与离娄》中国的地域观念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这一节中提到的几个古代地名，大致可以考证出来，但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确，则不能确定。
考据家们的说法，「诸冯」是山东的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以为就是《春秋》中所写的「城冯」这个地方，那里有冯山、冯村这类地名，所以近似这里文中的「诸冯」。至于「负夏」一地，夏字读「古」字的音，也叫做「负暇」，曾有「曾子吊于负夏」一语，被指作是春秋时的鲁国地方。在汉代时设置了瑕丘县，故城在山东省滋阳县之西。《史记·五帝纪》中说「舜就时于负夏」，注为卫地。先后所属的卫、鲁虽为两国，但在一个地方。舜「卒于鸣条」，据《书序》说：「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考据家说，现在山西省安邑县北有鸣条岗，就是舜当时的鸣条，也叫高侯原。而「岐周」与「毕郢」，都在现今的陕西省境内。
中国地域广阔，依现代的地理观念，五族一家，都是中国的土地，都是中国人。但在春秋上古时代的地理观念，东、南、西、北各方，界限分得很严格，这也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大问题。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一问题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或将更存在于未来。虽然说民族文化统一，国家统一，但是千年来发生的变乱，以及人事上的纠纷，都在这个「地域观念」的范围之中，没有自觉，没有解脱。
如果游历了更多的地方，生活经验丰富，阅历深了，尤其在政治社会中生活久了，就可以发现，在某一地区，就会因「地域观念」遭遇到歧视。
例如当年抗战期间，各省的人避乱而进入四川，在当地的四川人就歧视他省人。因为在地势上四川在长江上游，于是四川人对于不论来自何处的他省人，一律称为「脚底下人」。在广东，也称他省人为「外江佬」；在台湾也有外省人、本省人之分。对于一九四九年前后从大陆来台的人，统称为「外省人」、「上海人」或「阿山」。在大陆的江苏、浙江一带，也称他省人为「外路人」。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称北方人为「侉子」；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叫南方人为「蛮子」。
许多地方的人也被他省人给个绰号，如称四川人为「耗子」，称湖南人为「骡子」，称江西人为「老表」。其中虽然有的也并非轻视的谑称，如「侉」的本意为华的借声，华字也写成荂字。河北、淮南一带的人，也对山东人称「侉子」，本有「华夏人」的意思，到后世则泛称北方人为「侉子」，就成了歧视的谑称。江西人对陌生人称「老表」、「表嫂」，正如北方人之互称「老乡」，原为对人的亲切恭敬之称；他省人称之就成为含有歧视、轻视的意思了。类此歧视，各地都有，乃至一地之内，东乡看不起西乡，南村瞧不起北村。就台湾人而言，也有「草地人」、「后港人」、「内山人」之称，对于南部人或居在山区的人，好像都不足挂齿。
但我们在国家民族遇到外力入侵的时候，却都能够一致御侮，非常团结，看起来似乎这种地域观念无关宏旨，不大要紧。可是，在内部求治、求建设时，就常常由于这种「地域观念」而闹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于整个国家的建设与进步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历史。
现代研究政治、历史的人，似乎还没有正视这一问题，而古人早已经注意到了，只是没有很显著的题目来具体地专门讨论而已。
其实，西洋欧美各国也都存在这种地域歧视，研究西洋欧美文化，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好像看起来是个小事，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对于自己祖先，是犹太人、日耳曼人或撒克逊人，在提到那个「根」时，对于同根与非同根的人也有观念上的差别。
所以，这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性，这种「地域观念」，站在宗法社会的立场来看，是一种非常好的观念；可是站在民族国家团结的立场而言，则是一种很大的弊病。平常表现在语言、生活上，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是小事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则非常之大。
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孟子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可能在当时也因地域观念发生了问题事件，而且是大事件。
关于地域问题，中国以前有两部大书，一部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另一本是顾亭林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读者通称之为二顾全书。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介绍了各地方的人和民族性及一般通性。假使国家有事，要训练某地的人作战时，应该如何训练、领导及指挥，一切都需要了解。在唐宋的时候，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所以将、相各有不同的产地。南方出思想家，如庄子、老子等，北方出教主，如孔子。
地区不同，气候、水土就不同，产品及人物更不同。「橘逾淮而枳」，淮河这边的橘子，到对岸种下去就变成了枳；北方的瓜到南方种，就变小一点；哈密瓜如今在台湾也已种植，但是吃起来，和地道的哈密瓜就相差很远。所以地方性不能说没有关系。
如果以地方性的观点来看历史，中国几千年来直到现在，由于宗法社会负面的流弊，以致地方派系的问题仍旧存在。我国近代文化，武的方面，军人思想没有脱离《三国演义》的范围——纵横天下，割据城池；文人则没有脱离《儒林外史》中的现象范围；社会形态没有脱离《水浒传》的范围；一般人的思想没有脱离《西游记》的范围；地方性没有脱离「他是哪里人」的范围。很可悲！这就是有关于「地缘政治」的大问题。
曾经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反正是中国人。孔子说：「丘乃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必问籍贯了。
地域观念是个很讨厌的问题，到了满族入关，这个问题更严重，虽然历史上说是种族问题，我倒觉得是个「头发问题」。满族入关之初，大家投降，对于异族的统治都很驯服，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到了规定汉人要剃头发的时候，出了问题，「尽忠保发」的人非常多。在前几年所谓的青少年问题中，大家也热烈讨论青少年留长发的问题，令人觉得奇怪不解，头发的长短，与他们的学问道德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实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同是一头毛发，满族入关时，许多人宁可死，不剃头发，不梳发辫。可是推翻清朝以后，汉人收回了天下，要剪去发辫时，又有许多在清朝曾经有过功名的人宁可留着发辫，做清帝国的遗民、忠臣。这多奇怪！至于现在，头发剪短了又说不好看，留长了又认为讨厌。
像这些往事，都是大事不争，却为几根头发争得如此厉害，结果小问题影响大问题，这不是很奇怪么？满族入关剪头发，遭到大家的激烈抗拒；雍正所著的《大义觉迷录》问世，书中也引用了《孟子》这里的一段，说明都是中国人，不必分种族。《大义觉迷录》这本书，不能说没有理由，因为当时为了这个头发问题也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们现在讲了这许多说明，都是为了推论孟子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虽然事隔几千年，但人类的思想很幼稚，几千年前谈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孟子说，舜是西夷之人。夷，不是外国，所谓夷、戎、蛮、狄，按当时的分法，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南方为蛮，北方为狄。这种分法，是以文化水平做标准，认为四方的边疆为落后的民族，是未受中原文化教化熏育的人。孔孟思想是不谈种族思想的，而是文化水平的观念，超越了宗法思想的地域观念。所以当时指的东夷，是指中国东方边区的人，并非是像后来称日本为东夷的种族观念。
孟子说，舜是东方边区的人，文王是西方边区的人。现在我们看山东到陕西，这个东方与西方，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下可朝发夕至，几个小时就到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古代，这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走路要数月之久才能到达；即使骑马，也有个把月的路程，非常困难。舜和文王二人虽来自不同地区，相隔一千多年，但都是治理国家的大圣人。而他们的「得志」，不是做了官，当了皇帝，而是能实行他们救世济人的大志，并没有受到地理区域观念的限制。
他们二人所处的空间、时间既远且久，但是他们治理中国「若合符节」，都达到最光荣、最标准、最道德、最全面的理想。一如兵符、使节的相合，丝毫不差。可见中国的历史是以文化为中心的，不管先生、后生，政治、文化的大道理只是一个。
孟子为什么说上面这些话呢？如果将战国时代七国分疆的战争加以分析，许多仍然是基于地域观念上的纷争。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成语：「楚才晋用」，直接的意思是南方楚国的人才给北方晋国去用了。后来，一个人为别的国家做大事业，都用「楚才晋用」来形容。深一层看，就是地域观念，为自己的人才惋惜，而有吃醋的味道了。而楚也者、晋也者，都是尊周天子的中国人，所以孟子说这一段话，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由于地域观念而起了争执。
《孟子与离娄》子产施小惠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子产是孟子以前的人，孔子也曾称赞过他。他是春秋时郑国——现今河南一带有名的宰相。他负责郑国政治的时候，有一天乘车马外出，看到老百姓欲渡溱河及洧河，但缺乏过河的工具。而他身为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用自己车马把老百姓送过河去。子产的作风爱民，也很仁慈，孟子将这一件历史上的故事用来说明为政之道。
不过，孟子认为子产是一个大政治家，可是他这种做法不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行为，只是让老百姓感谢的一种小恩小惠而已。如果是一个大政治家，交通不能畅通，是因河道的水利没修好，立刻要修水利，筑桥梁，畅交通。到了冬天，十一月水干涸时，赶快建筑小桥梁，使老百姓随时都可以行走。十二月农闲的时候，再征集民力，拓宽桥梁，使车子也能随时往来通过，人人都享受到交通的便利，这样才是大政治家的做法。相反的，对几个人的帮助，只是临时的、有限度的小恩惠，使人感大德而已。作为一个领导人，或校长，或厂长，都该具备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譬如一个校长，对某几个学生特别教导、特别照顾，固然是好，到底不是一个校长的风范。如果在学校行政上见到了差错，就要整个改变过来才对。
所以一个大政治家，如果他的施政是平等的，普遍地使大家都得到利益，当自己外出的时候「辟人」也是可以的。所谓辟人，是古代皇帝出宫经过的地方百姓要回避，不许在路上。沿途百姓房屋都要关窗，不可以偷看。如被侍卫发现，一枪刺过来，死了也活该。后来县令出来也要鸣锣开道，锣声「当」的一响，老百姓就要让路，或站在屋檐下，也不敢抬头。如果官大的，老百姓还得跪在地上不敢动，这就叫「辟人」。子产用自己的车马去给涉水的人坐了过河，人有那么多，哪里渡得完？所以，一个大政治家，如果企图让全国人人都得到个别的小恩小惠，这是做不到的。应该注重的是谋大家普遍的福利，而不是施小恩小惠。
正如清代打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胡林翼，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好杀？他说：「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一个坏人为害地方，使整个地方的人家家受害而啼哭，不如把他杀了，让他一家人哭，而整个地方得到安宁。也就是说，受少数人的恭维，不如得全民的爱戴。
《孟子与离娄》知识与学问的区别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这一段是说明一个领导人行君道的原则。
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在上位的人，如果对下面的人看得像自己手脚一样重要，那么下面的人也就把领导人看成是自己的心腹或主宰一样。反之，上位的人把部下看成犬马，只是一种可利用的对象，出门要狗守门，要马代步，那么部下对于这样的领导人也和对普通一般人一样，没有真的感情、道义存在，只是利害关系而已。如果领导人把部下当做泥土草芥一样，平常踩在脚下，部下就看领导人像仇人一样了。这第三种情形，眼下很多，上下之间彼此都不好，社会的事故就多了。
像孟子这段文字，人人看了都会叫好，可是叫好归叫好，必须事到临头照这个道理去做才行。所以须得把这个道理会之于心，用以做人、做事，才算是读通了，才算有学问，才算是成功了。成功不一定是升官发财，并不是公司开得大，那与一个人完成学问无关。只有完成了自我教育，拯救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成功。
这一段文字很容易了解，而且很多人读来都会发生共鸣。但要注意的是，人看书时容易将好的比成自己，看《三国演义》，每把自己比成诸葛亮，绝对不自比曹操，读经书也是一样。但书中的道理是否能进入自己的心中，成为自己的精神，落实于自己的行为上，这就是真学问了。这也是大家尤其是青年朋友们要注意的地方。读书时，对书中的道理懂了，可是当实际的状况临身时，能不能依道理做到，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在此，不在于认识字，也不在于解释文字。
我曾经告诉一些听讲的青年朋友，我这里不是学校，来这里混是不行的，我并不欢迎，我没有精神跟大家做游戏；如以在一般学校混文凭的态度而来，则大可不必费这个精神。对于书上的文字解释得出来，懂得书上所说的道理，那只是知识，不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将所懂的道理变成自己的精神、思想、行为，而且能实行、做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学问。知识处处都有，学问却要自己去做出来。
所以，青年人将来当上或大或小的领导人，或者成为人家的干部，这方面都是要注意的。孟子这里不止是批评领导人，也告诉大家如何做干部，才能两相配合。孟子等于说，第一等人如何做，第二等人如何做，第三等人如何做，都在这几句话中。
这几句话，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再翻过来一页，如果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这里就要对齐宣王做一番研究了。
在战国时，齐宣王这个诸侯很有福气，他的父亲齐威王是了不起的领袖，齐国之能振作起来、成为霸主之一，是由于齐威王的威武。在齐宣王的下面，他的儿子齐愍王虽然到晚年差一点，但起初也不差。齐宣王位于时代的中间，正是齐国的鼎盛时代，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各方面的贤能才俊之士，都曾经在齐国逗留过；孟子、荀子这些名人也都去过。他养了那么多的人才，自己又一辈子享福，虽然打过几次仗，打得也不错。
所以孟子希望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人王，能像武王一样成为圣人。但孟老夫子注定是要吃瘪的，因为齐宣王所领导的国家没有忧患，不曾遭遇到多大的困难；而齐宣王本人，样样好，和孟子谈话时打机锋打得很厉害。孟子要他行仁义，他说：不行呀！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最后说，你孟老夫子的话我都懂了，不过我有大欲望呢！就和孟子猛打太极拳，打得孟子没有办法。
齐宣王确是一个聪明皇帝，像孟尝君这些人，都是他的青年干部。可是，这样一位诸侯有没有缺点呢？同样有缺点。孟子上面这些话是对齐宣王而说的，齐宣王到底是太子出身，天生有当侯王的资格，这类人我名之为历史上的「职业皇帝」。这种职业皇帝都有自卑感，试看历史上那些开国的领袖，像汉高祖、唐太宗，他们都没有自卑感，而他们的子孙一定有自卑感。
多数职业皇帝对于大臣、大将，会心存畏惧——对文臣，则怕学问好过自己，而不拥护自己；对武将，怕他们仗打得好，功太高，兵权太大难于控制。所以历史上这类「职业皇帝」的毛病很大，越到后代越不懂事，国家就常常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自幼居住在深宫之中，成长于宫女、宦官之手，不知民间疾苦，齐宣王也是这样一个皇帝。
其次，孟子也等于暗示齐宣王：你对我不重视，我也就不理你，因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而「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都是相对的。也许孟子心里还有许多锦囊妙计，但都没有告诉他。
可是，齐宣王是一个聪明人，不愧为战国七雄中的名王之一。尽管孟子讲他不好，打了一拳过来，他接住马上反击：「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他是问孟子一个礼的问题。中国文化注重礼，以法治精神来看，中国一部《礼记》等于三千年来宫廷的宪法，是后代一切法律的母法，也包括了天文地理、生活规范。这里，齐宣王提出有关礼的问题来反问孟子。
齐宣王所谓的「旧君有服」，我们先要知道，到了战国时代，虽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那只是一个空架子，并无实权，后来甚至弄到几乎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实质上，各诸侯国雄踞一方，相互侵战，所以是地方分治的形态。在当时，若有人在甲国做官，后来这人离开甲国到乙国去做官，甲国的国君仍是此人的旧君；如果这位旧君死了，这个已经离开甲国而在乙国为官的人还要为旧君戴孝，这是当时的礼制，也是非常被重视的事。
现在齐宣王就问孟子，在什么条件下要为旧君之丧戴孝？如果甲乙两国是处在敌对的形势，而敌对归敌对，个人在礼制上还是要为旧君戴孝，这是为什么？
从齐宣王的这一问题上，可见他又在和孟子打机锋。孟子讲了三等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不作正面的讨论，提出这样一个「旧君有服」的君臣关系的问题来，可谓是针锋相对，其辞锋也是相当犀利的。
从双方的对话中推断，他们这次的谈话，大概孟子是在齐宣王面前为人说情；可能齐国的某一旧部被齐宣王干掉了，请孟子去说情。孟老夫子当然不会去替他说私情，于是对齐宣王谈了三个等级的君臣相处的形态。齐宣王一听他的话，就懂了个中由来，所以提出古礼中这个「旧君有服」的问题，来和孟子谈道理。于是，孟子就说：
「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君臣不能相处孟子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旧君有服」的礼制，有一个礼法：凡是做部下的，对上面谏劝、建议，被采用实行了，则所施行的政治功在国家，利在社会，人人都能够获益。但是如果因故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尽管这个「故」是与国君之间不合的原故，也是「讽而去之」。
这个「讽」字，并不是挖苦，而是「微辞托意」，以婉转的话、轻描淡写的态度和方法，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近似现代所说的「点他一下」的意思。例如，过去历代的名王，与大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好的时候，他们很懂礼貌，会婉转地对这个大臣说：我看你多年来也很疲倦了，是否需要休息休息？这也就是讽字的内涵。为大臣的听了这句话，明天就赶快打报告辞职。如果对大臣说：你明天写辞职报告来，那就不叫做讽了，而是「疯」了。
古代当君臣不能继续相处时，有道的名王们便「使人导之出疆」，不是由自己告诉他，而是由他人转告，要他休息一些时候，或出国考察、游历一段时间再回来；如果留在别国做事也是可以的。
「又先于其所往」，同时对于这位大臣要前往的地方，先为他做好生活上的安排，使他生活没有问题。
「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这位大臣出国以后，超过三年还不回来，然后才把他的功绩官位以及所封赠的财产收回来。例如现代由政府供给的官舍、车辆等，不是这位大臣的财产，所以应该收回。
这是上面对下面，要三度有礼，给了三次反省、改变态度的机会。首次派人告诉他，第二次他真的离开了，还安顿他在外面的生活，如果他住在外面三年还是没有改变，不回国来，这才取消他的职位待遇。
「如此则为之服矣」，在上面的君王做到了这样，君臣之间的感情就如父子一样，无微不至，虽然政治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这份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旧君死了，自然应该服丧的。
《孟子与离娄》君臣不能相处
孟子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旧君有服」的礼制，有一个礼法：凡是做部下的，对上面谏劝、建议，被采用实行了，则所施行的政治功在国家，利在社会，人人都能够获益。但是如果因故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尽管这个「故」是与国君之间不合的原故，也是「讽而去之」。
这个「讽」字，并不是挖苦，而是「微辞托意」，以婉转的话、轻描淡写的态度和方法，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近似现代所说的「点他一下」的意思。例如，过去历代的名王，与大臣的意见不合、相处不好的时候，他们很懂礼貌，会婉转地对这个大臣说：我看你多年来也很疲倦了，是否需要休息休息？这也就是讽字的内涵。为大臣的听了这句话，明天就赶快打报告辞职。如果对大臣说：你明天写辞职报告来，那就不叫做讽了，而是「疯」了。
古代当君臣不能继续相处时，有道的名王们便「使人导之出疆」，不是由自己告诉他，而是由他人转告，要他休息一些时候，或出国考察、游历一段时间再回来；如果留在别国做事也是可以的。
「又先于其所往」，同时对于这位大臣要前往的地方，先为他做好生活上的安排，使他生活没有问题。
「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这位大臣出国以后，超过三年还不回来，然后才把他的功绩官位以及所封赠的财产收回来。例如现代由政府供给的官舍、车辆等，不是这位大臣的财产，所以应该收回。
这是上面对下面，要三度有礼，给了三次反省、改变态度的机会。首次派人告诉他，第二次他真的离开了，还安顿他在外面的生活，如果他住在外面三年还是没有改变，不回国来，这才取消他的职位待遇。
「如此则为之服矣」，在上面的君王做到了这样，君臣之间的感情就如父子一样，无微不至，虽然政治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这份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旧君死了，自然应该服丧的。
接下来，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很不客气了，他说：「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现在就不是这样了，部下好的建议，君主不采纳；陈述的理由，也不接受，以至于他很好的理想不能实现，老百姓得不到利益，而对国家的政治也就无法有所贡献了。
「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万一意见不合想离开，就要被抓起来、关起来，乃至被杀。如果到了别的地方，君王也要想办法让他无法生存；而且当他一离开的时候，就没收他的财产。
「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像这个样子，就不是君臣之间的相处了，而是冤家；像对待强盗、仇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为部下的，离开了就离开了，已没有真感情存在，旧君死了就死了，又何必为他带孝呢？
《孟子与离娄》名臣的言行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这几段应该是相连的，与上面一段也是相连的，可是又被宋儒给圈断了。我们还是应该一贯地讨论下去。
孟子说明了「旧君有服」的问题以后，再郑重地告诉齐宣王另一个相关的道理。
在中国古代专制时期，无所谓宪法，也无所谓「罪刑法定主义」，因为掌握生死大权的是皇帝。只凭他一句话，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被处死的时候，还要「谢主隆恩」；「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由宗法社会形成的观念，无罪而被杀的情形非常普遍。
可是后世一般人，把中国文化中丑陋的一面都加到孔、孟身上；这是不对的，孔、孟不应该负这个责任。我们在这里就找到了明证。孟子对齐宣王提出来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如果一个「士」无罪而被杀，也就是随便杀了中下级干部，那么高级干部、做大官大夫级的人们都可以离开这个国家。「无罪而戮民，士可徙」，如果随便杀了无罪的老百姓，则干部们都可以离开这样的国家。这种情形，在我国历史上，乃至西方的历史上，多得是，可以写成一部可歌可泣的书。
看这段话，可见孟子正在为齐国某一人说话，可能是齐宣王准备做随便杀人的事，所以孟子站在师道的立场和他力争，因之继续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切后果都要归之于上面的领导人。
元朝的张光祖写了一本《言行龟鉴》，列举了历代名臣的言行。后来到清朝朱桓又编了一套《历代名臣言行录》，也是依据《言行龟鉴》精神写的，其中就有不少地方说一切好坏皆归之于领导人的道理。在《言行龟鉴》中，引用宋代学者刘皋话：「毋以嗜欲杀身，毋以政事杀人，毋以货财杀子孙，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这也是秉承孔子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对领导人所讲的话，规劝领导人不要放任自己的爱憎欲，以免害了自己。像吃、喝、嫖、赌一类的事，乃至功名富贵，都是欲望；不要为了满足欲望，最后把自己的命送掉。
什么是「不要以政事杀人」？做官的有权力在手，假如做事不用智慧，做了错误的事，等于无形中杀了天下人，那就是以政事杀人。集聚财产给自己的儿女，实际是害了儿女，这就是「以货财杀子孙」。最后一句，也是最重要的：「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例如十九世纪西方传过来的一些新学说，大家不加深思熟虑随便信奉、学习，并把它们变成了学术思想和政法社会的最高指导。这就是以学术杀了天下后世，因为不知道为害天下多少年，杀了天下多少人。
这就极力说明，凡是一个领导人，有地位、有权威的人，即使是一位学校的教师，至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权威的，学生再不听话，也是受教师影响的。这就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刘皋所说的话，实为千古名言。尤其在政治上、学术上居领导地位的人，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人，贻害后世极为深远。
因之，孟子接着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这句话文字上非常简单，都可看得懂。但年轻朋友注意，什么叫做「非礼之礼」？就是不合理的礼，但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礼，这就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就是本来绝对不合理的作为，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又是一种道德的作为。
像这样的事情，具有大智慧、大仁慈的大人君子绝不会干的。不但是政治方面，天下很多事，即使是普通人所做的，看来是在做好事，实际上并不是好事。表面上做了善事，再深入地分析，正是一件坏事，而且影响很大。所以儒家主张智、仁、勇三者并重，做一件善事，要有大智慧去做，不是简单的，千万不要做似是而非的事，不要以善因而得恶果。
这个道理，引证起来数据很多。例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是大家最熟知的两篇文章，都知道这两篇文章写得好；可是往往忘记了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刘禅——阿斗的毛病而发的。古人说读了前后《出师表》，感于诸葛亮的忠贞，眼泪鼻涕都掉下来。我觉得这样只读到了外表，还没有真的读懂《出师表》；它的深度内涵是指出刘禅的许多缺点。
一般人骂刘禅是扶不起来的，其实是扶得起来的。他后来之所以投降，是因为他很明白，诸葛亮已经死了，再没有扶助他的人了，只有投降才能安享天年，这是绝顶聪明的做法。他如果像李后主一样，「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的话，那么这个头一定会掉下来了。
由《出师表》可以看到，刘禅万事不管。在《出师表》中有一句话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句话的后面包含了什么呢？它指出来，阿斗在宫中自己有一个小圈子，在他小圈子中的人待遇特别好，而他与小圈子以外政府的人却隔开有距离了。当然有人为此而抱怨、说闲话，诸葛亮就训导他，宫中和外面政府各部门的人是一体的，待遇、人事要平等；自己搞一个小圈子，待遇不公，弄得一塌糊涂是不对的，就会被人批评。这是诸葛亮文章的高明，只要求阿斗做到一体，可见他没有做到一体，所以诸葛亮才有此要求。
在表面上，阿斗做得非常好，一切都拜托「干爹」诸葛亮丞相，要打仗，也由你去打；不打仗，也由你决定。他这种作为，应该说是一个好领袖，但是犯了一个「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的大错误，所以阿斗始终是一个小孩，不能成为大人，后世因此叫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
这是在上者的例子，等而下之的，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就太多了，有许多大臣也同样犯这种错误。
我们看宋史，韩琦的曾孙韩侘冑，历史上一直说他是一个奸臣；但是我看历史上所记载他的行事，应该是个忠臣，但为什么说他是奸臣呢？当时他主张要对金人反攻，和岳飞一样，希望收回失地；不过在政治上，有些措施是错误的，确实属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的行为。所以他上台做宰相的时候，有人送他一首诗：
收拾乾坤一担担 上肩容易下肩难
劝君高举擎天手 多少旁人冷眼看
这首诗很值得大家注意，可以说是人一生做人做事的道理。也有人说这首诗是送给贾似道的，不管送给谁，在人生哲学上是无关宏旨的，这个问题就让考据家们去研究吧。不过，主要的是诗中的道理是人生最高的哲学，尤其是青年人，应以这种人生哲学修养为基础；做生意也如此，开张固然很难，但搞垮了、收拾善后更不简单。
上面这些话，当然不是孟子一次对齐宣王说的，如果他一口气说上这许多刺耳的话，齐宣王一定受不了，不把他炖了吃掉才怪。在古代的帝王，烹人是常有的事情。孟子虽然不是在见齐宣王时一次说了这么多，不过写文章的人把孟子的这些思想编集在一起，的确是安排得很妙。
《孟子与离娄》有能力的人该如何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孟子继续上面的精神，延伸下去讲。这里「中也养不中」的几个「中」字，应该念「中了目标」、「中了状元」的中字音。「其间不能以寸」的「间」字与「间」通。
这几句话，文字很容易懂，仔细一想，孟子文章的逻辑分明，既慎重又恰当。
「中也养不中」这个「中」字，应作「行」字解释。「中」、「不中」，就是「行」、「不行」，能做不能做。在我国河南一带，对于有本领的人、能够把事做得好的人，平常用语就说「他中」，或者只一个「中」字。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古代中原的言语文字，那么《孟子》这部书很多地方就很难读明白，要用红笔改作「行也养不行」了。可是这只是现代语，如果在几十年前，把「行也养不行」的话拿到中原去说，中原的人也要听不懂了。例如，我们问河南的人，「这事行不行？」他说：「中」，意思就是行了，也是可以的意思。这是「中」在这里的含义。
「中也养不中」就是说，行的人要养不行的人，也就是能力强的人养能力差的人。
好了，从这句话，青年人可以作歪曲的解释：老师！您不要骂我，你行，就要养我这个不行的。或者说：董事长，你行嘛！我不行才当小工啰，这是孟子讲的，行的该养不行的，那你养我是应该的呀！这种想法似乎不错，那么「才也养不才」，有才能的该养我们这些没才能的，所以一般人希望「有贤父兄」，有好的爸爸、好的哥哥，因为他们行嘛，可以养我这个无用之徒嘛，所以尽管享受，这就成了好吃懒做的最好借口了。
孟子还说：「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假使行的人抛弃不行的人不养，那么行的也等于不行，好的也等于不好；这样行与不行、好与不好的人都差不多了，没有多大的分别。
其实，这几句话的精神，并不是鼓励青年人依赖别人，变成好吃懒做，反而正是孟子秉承孔子责备贤者的《春秋》精神。也就是说，国家、社会、历史、政治的责任，是属于少数有能力、有学问、有思想、有权力的贤者。上天给了你聪明能力，就该替大家做事，不是让你去玩的。当然，四肢健全、五官俱备的人，也应该为社会上残障的人服务，帮助孤、寡、鳏、独的人去解决问题。如果认为那些失明的、跛腿的是活该，不去帮忙他们，那就不合乎人道的原则了。连人道都做不到，还谈什么仁义之道呢？
这一段话，孟子也是有所感而发的。如果我们把它和前面对齐宣王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那段连起来看，就很有意思了。由手足与腹心、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三个等级的君臣关系，一路看下来，连接起来研究，就会发现，孟子这时对齐宣王说的话，意思就是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能力，就应该为天下老百姓解决问题。所以说，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贫而无告的子民，不能抛弃任何一个愚蠢而孤独的人。
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每个自认聪明的人就要反思自省了。有能力的人帮助没有能力的人是应该的，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有才能、有学问、有聪明、有权力，不是用来对别人骄慢的，是应该用来为别人服务的；帮助那些「不行」的人解决问题，是人生的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不负起这个责任，而抛弃那些不行的人，那么好人与坏人之间、行与不行的人之间，就没有差别了。你有能力，而对没有能力的人说：谁叫你不行呢！死了也活该！这样就是抛弃了他，你虽有能力，也是不行，也是一个坏蛋。他虽不是被你杀死，而你见死不救，也等于间接杀人；所以你与他之间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
《孟子与离娄》宗教家的精神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这是讲人格的修养，一个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是不屑为的。
现代流行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宗教家的修养，也就是有出世修养的意思。对于世界上的功名富贵、权力地位，一切都要看得很平淡，都不重要了，这就是出世宗教家的修养。这并不是说天天上教堂祷告，或者天天烧香拜菩萨；因为那样还是有所求，如同信上帝、信佛的婆婆妈妈而已。所谓宗教家，是对于世界一切都无所求；以佛家而言，是对万事都空掉了，万事对于自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有不为也」，一切都不在乎，并不执着。
个人的修养到了这个程度，然后才可以「有为」，可以入世做事了。做事的时候，也是大公无私，自己没有私欲，一切都是为人；所作所为，「达而兼济天下，穷而独善其身」，都不是为己，只是为人，这就是「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的道理。
一般解释这两句话，认为是一种人格的修养，有些事该做的才做，不该做的则绝对不去做。例如，个人工作辛苦换来的酬劳、薪金，是自己分内应该得的钱，分毫必取；而那些贪污赃款，不是应该得到的，虽亿万黄金、美钞也不收受，就叫做「有为」、「有不为」。这是属于狭义的解释，扩大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先具备宗教家的出世精神，世上一切自己都不在乎；然后入世所做的，是为别人、为天下而做事。
《孟子与离娄》留宽前面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指出来中国文化力戒的事。他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一个人随便批评别人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想到后果？这是告诫我们注意个人的基本修养。我们人常常喜欢批评他人的不善，就是背后说人，那是很平常的事；似乎生了一张嘴，背后不说人的短处，就要生锈似的。所以古谚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两人相遇，必定说到第三人，如不说到第三人，好像是无话可说，这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但是，最坏的是，只说别人不好的一面，绝对不说别人好的一面。所以中国文化的课外读物，例如《太上感应篇》等，都主张应该「隐恶扬善」，那是自幼至老毕生奉行的修养。当然，如果过分了也容易发生弊端，要做得恰当。
孟子在这里提出来，说人家的不善要考虑到这种话的后果。他只说了一个大原则，此之谓圣人之言，这个原则就如《圣经》一样，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各方面去解释，都有理，都可发挥。例如在背后随便说别人一句话，有时候会影响那个人一生前途；而说话的人造了莫大的恶业仍不自知。当然未来的报应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后患。
唐代的武则天，不幸当了皇帝，她用的宰相非常好，连她自己也怕那些宰相。武则天在私生活方面，有许多人攻讦她，且不去管是非真相如何，可是在公的方面，大的方面，以及政治上，她却有很多好的作为。
她的宰相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娄师德，被人称为是「唾面自干」的人，由于他这种修养精神，和西方宗教耶稣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是一样的。在狄仁杰当宰相的时候，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商谈完政事以后，问道：「现在朝廷中，哪一个算得是最好的人才？」
狄仁杰说：「我一时还想不出来谁堪称最好的人才。」武则天说：「娄师德是人才，他最有眼光，能够识人。」
狄仁杰与娄师德曾经同在一个衙门共事，就看不惯娄师德那种唾面自干的作风，所以他对武则天说：「娄师德怎么够得上识人？」狄仁杰表示反对之后，武则天说：「他怎么还不能识人？你当宰相，就是他推荐的啊！」这一下，狄仁杰的脸色都青了，受了人家的大度包容，自己还不知道。娄师德不但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而且他当了宰相以后，娄师德成了他的部下，看到他还要行礼。现在自己反而说娄师德不识人；真正不识人的，却正是他狄仁杰自己。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怎么能脸色不发青啊！此外，宋代的王旦与寇准之间，也有类似的故事，于此不赘。
所以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历史上类似狄仁杰的故事相当多，读到武则天与狄仁杰的这段对话，突然想到《孟子》中的这句话，不禁为狄仁杰流一身冷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因此，我主张今日的青年，欲读古书、谈修养，必须经史合参，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史书。如果只读经不读史，就会迂阔得不能再迂；倘使只读史而不读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历史。历史上这些事迹，给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了。
孟子接着再表达孔子的修养，孔子总是留一点路给人家走的，凡事不会做绝。
大家都知道，宋朝的吴大有，程颐、程颢兄弟，以及周濂溪等理学家，还有研究《易经》有成就的邵康节。其实邵康节和苏东坡兄弟是好朋友，和程氏兄弟也是好朋友，而且是表兄弟。可是程氏兄弟以及那些讲理学的迂夫子们与苏东坡之间，相互都感到头痛，不甚融洽。当邵康节临终快断气的时候，程氏兄弟去探病；此时苏东坡也突然来了，而程氏兄弟却吩咐家人不让他进去。当时程氏兄弟问邵康节有什么遗言，邵康节见程氏兄弟学问修养如此好，而度量还是狭隘，由于邵康节已不能说话了，只举起双手来，而掌心遥遥隔空相对地比了比。可是程氏兄弟还不懂他比手势的意思，问邵康节可不可以说明白一点。邵康节到底是有修养的人，提起元气来，对他们兄弟说：「前面的路，留宽一点给别人走」，这就是人生的道理。
孟子也是以同样的道理，说了「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后，接着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对人的做法，总是留给别人一个转圜的余地，绝不把人家逼到墙角转不了身。孔子教人不做绝、不过分，凡事都有所谓「有余不尽」之意。
《孟子与离娄》以“义”为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这一节，大家先记住，后面孟子有相反的话。这里他说，一个人说过的话，不一定要遵守，不一定要守信；在行为上，不一定要有始有终，而要唯义所在。但是，并不是像战国时那个尾生一样，为守信而死。尾生为了等爱人，约好在桥下见面，大水淹来了，为了不失信，也不离开，宁愿抱着桥柱被淹死；尾生的「守信」不是唯义所在，只是恋爱圈子里的圣人罢了。在做大事的时候，有的地方并不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例如曾经答应一个朋友帮他做事，后来发现他是坏人；这时如果说「言必信」，那就不是学圣人，而是学「活该受刑」。所以遇到这类情形，就是唯义所在，言不必信了，不必去守那个信诺了。
所以「言必信，行必果」，要在道义上衡量，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做大事的人，言信、行果，不是没有标准，而应该是「惟义所在」。佛家也是如此，名为「方便善巧」，「方便妄语」。为了救一个人，撒谎也没有关系，不犯妄语的戒，因为这妄语的目的是为了救人。例如看见某甲将要去杀乙，而你对某甲说，我昨日刚遇见某乙，说你如何如何好。这分明是撒谎，但是为了消除甲对乙的愤恨而不去杀乙，这是救了一个人，乃是功德，这就是善巧方便。孟子的这段话，就是这个道理。
研究到这里，我们不妨就《离娄》篇作一全盘的讨论。
《离娄》下篇，孟子首先提出舜与周文王都是生在偏远地区，但得志而行于中国；他们行仁政、平天下，仁义道德都是一贯的。也就是说，千古以来，欲想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一贯地以行仁政为中心，并不因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其次，他又讨论到郑国的子产，这位辅弼之臣身为高级干部，究竟如何才是他应该有的做法与作风？
再进一步，又说明君臣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大家相处关系的重要性。一直讨论下来，以「仲尼不为已甚者」作为结论，也就是说，做人不宜过分，不可逼人走上绝路。接下来便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是首尾互相关照到全篇的文章。如果把宋代人那些分段的圈圈去掉，一直读下来，脉络相连，文气一贯，运用得非常巧妙。如果与后世的禅宗相比拟，这篇文章处处是机锋，处处点出了重点。
说到这里，要作一个小小的讨论。首先说明：孟子在这里指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君臣之间的相处，在权力方面，几乎没有全始全终的；开始如何好，最后也同样好，是很难找到实例的。这就使人了解到，人的修养极为不易，举例来说，明朝的马皇后曾说过：「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
《孟子与离娄》君臣相处难
在这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间，与以往的人类社会比较，女权似乎是最高涨、最吃香的时代。可是，在我国历史上，早就有一位最了不起的女性，也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太马皇后。朱元璋当和尚时，很穷，连饭都没得吃，想不到后来当了皇帝。
马皇后和朱元璋一样，是养女出身，嫁给了朱元璋，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皇后，并且还是历史上有名、最了不起、达到了女性道德最高标准的仁慈皇后。
当朱元璋封她为皇后的时候，照理她应该很高兴，可是她并没有高兴的表示。当朱元璋问她时，她说并不高兴，因为「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蒙封为皇后，就有了君臣关系，所以有了忧虑。如果作为平民，夫妇相守白头到老，并不太困难；而今成了君臣，自古以来的君臣之间，能相保而全始全终的非常少见。
孟子在这里，把君臣之间的相处，可借用马皇后这两句话，全部点穿了。
唐人元稹的诗中曾叹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就是夫妇之间，相保也有困难。我们民间有两句俗语说：「妻共贫贱难，夫共富贵难」，一个女人如果嫁一个穷丈夫，是很难和这位穷丈夫共患难的。相反的，一个男人到了中年以上，发财以后，一有功名富贵成就，就会打主意娶小老婆或者金屋藏娇了。现代还有所谓「午妻」出现，都是「夫共富贵难」的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再由人情而关联到政治权力上，就成了利害祸患问题。感情、道义，一走到权力利害的关键点，往往感情与道义都崩溃了，历史上这种事例非常之多。
所以《孟子》这一篇，一路说下来，它的要点就在这种地方。假如我们依宋儒的方法把它圈断来看，就失去一贯的重心，没有多大的道理，而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格言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孟子文章的编排是含有深意的，所以我们读书要能深入加以了解才行。
清人舒铁云有《读论语诗六十首》，其中的两首抄录如下：
其一：
管子天下方 春秋无与比 惜遇齐桓公 不过中主耳
赫赫开霸图 厥功伟且驶 若欲王齐国 将夺周天子
赖其载虚文 迁移八百祀 所以拜胙生 终胜请隧死
此岂桓能为 必是仲所使 大醇而小疵 器小不知礼
孟子论过高 五尺称羞耻 岂知微管叹 孔门有深旨
魏征田舍翁 亦类管仲似 乃百齐桓公 敌一唐太宗
其二：
书社封孔子 有人诅之竟 不应君子交 做此小人行
乃悟齐景公 委靡由天性 偶动浮慕耳 未必心尊圣
试观避席前 不过待季孟 若竟举国从 何以处崔庆
君臣父子间 难与共为政 凶终有远虑 慎始无后病
婴也再踌躇 谪谏本擅胜 阴实全所交 阳乃夺其柄
果然齐景公 倾耳能相听 有粟不得食 接淅看破甑
想当临别时 定有数语赠 平生知己言 太息久而敬
口称平仲谥 盖棺以论定
我们说到孔孟之道，再来看孔子自己所遭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我这里所说的宰相，自然不是后世官职中的宰相。在当时，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勉强与现代我国官职比，相似现在的司法部长，而权力则较大。那时像部长级的官都称相；而相的意思是辅助，是帮忙君王的人。在家庭中，女德的所谓「相夫教子」，也是这个相。今天台湾有一个名称，太太叫做「牵手」，也就是相的意思。在春秋时代，相就是辅弼之臣，国君的助手。
但是，孔子在鲁国只做了三个月的相就离开了，这也说明君臣相处之难了。后来，齐景公也曾经想请孔子为相，可是孔子的一个好朋友齐国有名的贤相矮子晏婴是反对孔子到齐国为相的，因此齐景公后来果然没有用孔子。
以晏婴的学问道德，以及和孔子的深厚交情，为什么会反对孔子当齐国的相？这成为一则历史疑案。其实我们仔细看《史记》，晏子反对孔子当齐国的宰相，是出于非常好的心意。他是孔子的好朋友，也非常了解孔子；由于太了解齐景公的为人，深恐孔子到了齐国以后与齐景公相处会有问题，最后双方闹得没有好下场，不如不来。可是这种情形，在他当时的立场，又不便明说，所以只有冒了反对孔子的骂名，使孔子当不成齐国的宰相。
此外，如管鲍之交，管仲与鲍叔牙两人的深笃友谊，是大家都晓得的，实际上孔子与晏婴之间的交情也是一样的了不起，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论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赞美晏婴：「晏平仲（晏婴的号）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说晏婴与人交朋友，彼此的道义都很坚固，而且越久越令人尊敬。
孔子下这个评语的道理，在前面所引舒铁云的诗中已经完全说出来了。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为这两首诗作文字上的解释了。但可以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的是，中国有许多好的思想、好的观念，并不一定记载在学术方面的著作上，而每每在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出现。像舒铁云的两首诗，对于孔子与晏婴的事，以及管仲相齐桓公的事，就有很好的见地，说得很清楚了。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君臣相处难全终始。范蠡说：「越王之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范蠡帮助越王复国、将吴国打败了以后，自己走了，而且还劝同事文种也该走。这也是道家老子的思想，「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一个人事业成功，历史上留了名，应该自己走了，不要再占住那个位置。以一般人最通俗的话来说：「大便好了不要占茅坑」，是一样的道理，免得别人讨厌。
范蠡劝文种的时候，就是说上面几句话：越王这个人，颈子特别长，嘴巴有如老鸦嘴特别光；只可以和他共患难，在他困难当中帮助他，他会对你很好，是共度难关的好领袖；但是在国家安定时，欲和他共享太平，这就很难了。可是文种不听，范蠡就自己走了。
后来，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蒯彻也用几句话劝韩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几句话也成了后世的名言，他也是告诉韩信，天下太平了，再也用不着我们了。如果帮忙别人完成了事业，像泥水木匠替业主盖好了房子，却仍然不走，翘起二郎腿，坐在太平梯上抽香烟，优哉游哉，这成什么话？再不走，就被业主来撵了，走吧！
自春秋战国以下，后世的历史所记载的君臣利害之间的相处，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原则的。所以，孔孟之学、圣人之言，始终成为帝王、英雄所惧怕的言语学问；因为，圣人们将人类的弱点说得既明白又透彻。事实看到的是，越王勾践确实如此，后来文种果然没有好的下场；到汉朝，汉高祖也是杀掉了功臣韩信，这些史迹都是一样的。甚至于唐太宗，那么英明的皇帝，到后来年老，要把帝位传给儿子高宗时，对于老臣大将李绩还不放心，怕老臣不会服从继位的少主。于是做一个试探考验李绩，下一个命令，把这位大元帅调到一个边远地方做一个城防官，等于警察局长。李绩在半路接到这个命令，连家都不回去，立刻高高兴兴直奔新的任所。唐太宗接到情报，这才告诉高宗放心，李绩还是会拥护他的。幸亏李绩深知个中奥妙，否则也是要落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下场了。
不管是「家天下」的帝王政体，还是现在人所称的民主政体，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为君王的这样做，有时也是不得已的。汉高祖的杀功臣，也是不得已的，所以他杀韩信的时候，自己下不了手，只好借故避开，自己不在首都，由吕后去动手。所以宋初钱昆有诗题淮阴庙说：登坛拜将恩虽重 蹑足封时虑已深隆准由来同鸟喙 将军应起五湖心
我们读一首诗、一篇文章、一本着作，不止要了解文章的文义，还要了解所述事情的时代背景、地域情况，以及作者的身世、写作的立场，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深义。
这首诗的作者钱昆，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王钱镠的曾孙。在宋朝赵匡胤起来时，钱镠的孙子钱俶首向宋朝投降，所以还保留了一时的荣华；到了曾孙这一代，再也没有昔日的风光了。所以当他到了淮阴侯韩信的庙中，未免有所感慨，因而有了这样一首诗。他说韩信当年，从一个老百姓提升为大元帅，在登坛拜相的时候，恩惠是多么的厚！可是在拥有重兵要封三齐王的时候，刘邦的忧虑就已经深了。
关于这一件事，后世往往只看到一面，以为韩信此时是挟重兵向刘邦要挟。所以，读历史殊不容易，要读得细、读得深，才能了解到真相。事实上，因为韩信所指挥的部队已有相当力量，项羽曾经派人去游说韩信，建议项羽、刘邦、韩信三人各自称帝，瓜分中国。可是韩信回答说，汉王对我有恩，我不能这样做。可见韩信并无背叛刘邦之心，否则他答应下来，刘邦及项羽对他也没有办法。他之所以请刘邦封他为三齐王，而且只要一个假王，是由于谋略上的原因，便于指挥友军对付项羽的。可是，刘邦一听到韩信派人来请封王，大为震怒，开口就要骂。这时候张良在桌底下轻踢他一脚，刘邦到底聪明，立即把话转过来：「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什么假王」，于是就封韩信为三齐王。所以这首诗里说「蹑足封时虑已深」，在他请封为王的时候，已经种下了祸根，埋伏了杀机。如果知道刘邦的丰满鼻梁并非平常人的相貌，也和越王勾践的尖嘴一样，只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那就早该和范蠡一样，赶快辞职，退下来归隐去了。
我们转过头来，应多看《春秋》，多看《战国策》，尤其处身在这个世界纷扰的时代，国家前途多难，大家应该坐下来多读这两部书。至少对于楚汉之间的历史，多读多用心去想，将启发很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