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孝的真义 62、放纵的挑剔 63、调和鼎鼐 64、怎样看待毁誉之间 65、贵耳贱目的故事 66、聪明不靠耳目 67、好为人师 68、人才和才人 69、朱子的错误 70、中国的十字架
《孟子与离娄》孝的真义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
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说过了「父子之间不责善」的道理后，接下来谈孝道的问题了。这是孔孟思想，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这种特质，使中华民族屹立几千年，在世界人类文化中坚强而不会倒下；但是它的反面也造成民族的疲软性，像橡皮筋一样软软的，没有力量。不过弹性也很大。所以，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孟子说：天下什么事情最重要？事亲最重要，就是怎么安顿父母才是最重大的事情。
守的方面，又以什么最重要呢？守，不是说家里有许多黄金美钞，要守住它，连上课都不上了，这并不是守。守，是操守，就是人格的建立。例如佛家、道家讲究守戒律，基督教也要奉行十戒，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他们的戒律。戒律就是操守，一种人品的、行为的标准，然后坚持此一标准，使自己的品格、行为不致下降，这就叫做真正的「守」。
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成语「守身如玉」。这句话，在古代不一定是对女子的贞操而言，对男子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格行为标准，要坚守下去，如同玉一样的洁白，才算珍贵；如果稍有瑕疵，就失去价值了。明代洪自诚（应明）的《菜根谭》里，有两句话：「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这个正反两面的比喻，把「守」的重要说得非常具体而透彻。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借用洪先生这两句话，只是做比喻，并不代表我们是贞节牌坊的拥护者。
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一个立脚点。以现代的观念来说，一个年轻人，要先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年轻人一生有没有事业，不是问题；一生有没有事业心，才是问题。虽然有事业心，不一定能够做得成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事业心，就如同已经被丢进字纸篓的考卷一样，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报废了。事业心的基础在于仁心，一个人如果没有救人救世之心，在思想上就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即使事业做得再大，百年之后，也只是黄土一堆。宋代名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就有救人救世之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立大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守身，就是这种道理，所以孟子说「守身为大」，在守的方面，以守身最重要了。他又说，一个人，在他的时代中，能够有人格、有操守，而又能尽到孝道的，我是听到过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物。
孟子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物，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有这样的人物。像宋代的文天祥，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如果以私人家庭的孝道来说，他因为抗元，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了尽忠臣道的节义，不肯投降，不但自己死了，还牵连到家人。假如他投降了，则能与家人安享荣华富贵。他的作为，从小处低处看，又似乎不孝了。
为了认识孝字的真义所在，必须研究十三经中的《孝经》，那是孔子所述、曾子所记的，里面有一句话：「大孝于天下」。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民族，即使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也仍然是个大孝子。
当然，一个普普通通、既无才华、又无责任的人，而说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世人而去跳楼自杀，以醒世俗，那可不是孝子，而是疯子。
所以，在中国文化源流的《易经》中，注重两个字，一个「时」，一个「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因素。一个人处身在某一位置上，负了一定的责任，在刚好遇上某种情况时，而为社会、国家、天下人类牺牲，那才是对的。不在那个位置，不在特殊的时机，虽有救人救世之心，做法应该两样。也就是每人要在自己的本位上，为救世救人去做出最适当的效益最大的事来，这才是对的，这就是孝。
孟子又说，如果自己的操守、人格都没有建立起来，而能尽孝道的，我可不曾听到过。孟子学问渊博，读书也很多，而他对这样的事竟说不知道，显然就是一个否定词了。
孟子更进一步说，天下人谁不想做一番事业？但是，连家庭、父母都没有侍奉好，还谈得上事业吗？我国传统文化对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孝敬父母是人生第一要事，第一步都做不好，其他就不用谈了。说到守，谁不希望保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呢？在所有美好的东西里面，再没有比品格和操守更为珍贵而重要了。可是人往往向外逐求，不知道将自己照顾好。许多人犟头犟脑的，睡眠不规则，饮食无节制，无定时，不讲究卫生，生病不医治，甚至酗酒作乐，贪恋声色，满足淫欲，把自己的身体戕害了，意志也消沈了，这都是不孝。因为父母所担心子女的就是这些事情，子女却偏要去做，使父母担心，增加父母的忧虑，就是不孝。
《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中国古人一两千年来，连头发也不敢剪，那真是食古不化，依文释义的解释并不一定完全对。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为子女的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不要生病，不要受伤，以免父母担心忧伤。所以《孝经》里也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孝心的人绝对不站到快倒塌的墙那里，因为怕墙倒下来被压伤或压死，如果父母还在世，怎么办？父母可就痛苦一生了。所以孝子不敢损伤身体，主要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忧自己的原故。扩而充之，要避免危险的地方，不冒险去做无意义的危险事才是孝道。
孔孟思想如此，佛家的思想也是一样。在佛家的菩萨戒里，也有这项戒律，如果无意义地毁伤自己的身体，或者自杀，都是犯戒的。如果加以深入研究，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守身还有一个道理，就是「立身出处」，也很重要，以后孟子也会讲到的。一个人到社会上立足的第一步，会关系到一生的成败，或幸或不幸。最近社会上出版了一本小说，书名「错误的第一步」，这真是一个好书名，不问内容如何，有时候一些书名或影片名，的确取得很好。像最近报纸电影广告中，有一部影片名「上错天堂投错胎」，也是一个很好的片名，每个人都可能有同样的感受。
总之，所谓立身出处，就是第一步跨出来到社会上时，要非常慎重，而且不止是人生的第一步重要，每天每事的第一步也同样的重要。假如今天早上有人找上门来，要给你一个立即可以发财的机会，或者一个名利双收的工作、职务，千万不可因一时的近利而骤然答应下来，一定要仔细谨慎地考虑，利愈近愈大，就更应该愈慎重地考虑。这也是关键性的第一步，踏不踏出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生的是非、善恶、祸福很可能就在这一步之间。
例如汉代的名臣杨震，有人在半夜送红包给他，对他说，你老人家尽可以收下来，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杨震说：「怎么没有人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起码有四方面都知道了」，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杨家的堂名号「四知堂」的来由，美誉流传千年，迄今人人皆知。
守身这件事，如果发挥起来，包含的意义很多很多。尤其是青年们，在今天这个思想纷杂、人伦规范混乱的时代，交朋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步错了，这一生都掉下去了，殊不上算。所以做人做事交友，都要谨慎。一个人只要立身正，事业失败没有关系，可以再站起来；立身不正，倒下去了，就是万丈深崖，万劫难复，这就是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所以守身与事业是两回事情，不可混为一谈。
孟子从事亲尽孝的重要，说到守身更是事亲尽孝中最重要的事，一路下来到这里，他又举出古人事亲的实例，并以曾子为例。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曾子的父亲曾晳也是孔子的学生，两代都是孔子的学生。现代也有同样的情形，甚至祖孙三代都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
曾子当时并不富有，经济情况也不太好，但他孝养父亲每餐有酒也有肉。父亲吃完了以后，曾子一定会很委婉地请示父亲，剩下的怎么处理或给谁吃？曾晳或者说给孙子吃吧，或者说你和媳妇吃吧，或者说隔壁的张三家好像很久都没有买肉了，送给他家小毛这孩子吃吧！有时候曾晳会问一声，厨房里还有吗？纵然厨房里没有了，曾子这时也一定会撒谎说还有，这一句撒谎是为了让父亲吃得安心，不要让老人家为自己的贫苦而操心。
曾晳死后，曾子的儿子曾元奉养曾子也和父亲奉养祖父时一样，每餐一定有酒有肉。可是在吃完饭以后，他不会问曾子多余下来的菜该怎样处理；如果曾子问到厨房还有没有时，他会说，厨房里没有多的了，这只是做来侍奉你老人家一个人的，你老人家喜欢，明天再做。
他们父子侍奉父亲的态度不同，时间不过前后几十年，就发生了差别，这是代沟的一种。这一节书里也包含了代沟的哲学，大家可以从而研究代沟是怎么来的，大写论文了。
曾元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孝顺，可是和曾子奉养曾晳的精神比较起来，就差得多了。孟子的结论说：曾元的孝敬，只不过是小乘道的孝敬，是比较肤浅的小孝，仅晓得供养好的东西给父亲吃，让他在口味上吃得好，身体舒适。在精神方面来说，他没有体会父亲吃过之后的心境如何；而曾子则体贴到了这些，那才是真的孝子。
在另一方面看，曾元的度量——用现代语说，他的爱人之心，没有那么远大，不能推己及人，所以以他自己的胸怀不能体会父亲的心理。因此曾子才是尽孝，这就叫做「养志」。于是孟子最后说，侍奉父母，要像曾子一样的精神，才算是真的尽了孝道。
我们再研究孟子这段话，上面说事亲为大，守身为大，这与曾晳、曾子他们两父子喝酒吃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文章的高明处。他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告诉我们要随时随地善体父母心意，除了物质方面尽量让他们舒适之外，更要注意他们的心理状况，让他们感觉安逸而舒适。
我们了解了这些，就知道孟子的这段话很有道理，否则的话，孟老夫子说事亲守身，突然又提到曾家祖孙喝酒吃肉的事，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千古以来都说孟老夫子的文章好，没有读懂的话，就不知道好在哪里；读懂了，就知道它的好处是颇堪回味的。正如禅宗的「话头」，要参，好好去研究，像看水晶球一样，四面八方去看，角度不同，光线不同，所得的印象就不同，认识也不同，这就是孟子文章的妙处。
《孟子与离娄》放纵的挑剔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这一段，应该是与上面相连，是一贯下来的，但是又被宋儒在上面加一个大圈圈，分成一章一章，硬给截断了。这是宋儒他们搞的章句之学，就好像《金刚经》是一整篇的，被昭明太子断出来三十二章一样。
说到这个大圈圈，刚好前天读到一段明人笔记，叙述以前科举考试时，有一个笨考生，进了考棚，考卷题目是《论语》中的一句。于是就问隔邻考棚中的考生：「这题目的上一句是什么」，邻生告诉他：「是子曰」。他又问再上一句呢？那位考生用手一比，比画出一个大圈圈来给他看。他气得要死，心想你这家伙真可恶，我虚心诚意向你请教，你反而幸灾乐祸来和我开玩笑。殊不知在书本子上，正如这旧时版本上「孟子曰」的上面一样，印有一个大圈圈，真的被古人硬生生地圈断了。
这是读《孟子》之难。最近我更感到讲解《孟子》之难十倍于他书。第一，不便讲的，硬要咽回肚子，放到盲肠里。第二，可讲的话，找资料难。第三，似乎现在人人都懂《孟子》，但可能人人都不懂，所以讲解《孟子》好难好难。像这一章的几句话，就是很难了解的。
「人不足与适也」的「适」，就是到哪里去。过去家谱上，女儿嫁到外地某姓，上面就记载适某地某姓。广泛地以现代语来说，这里的「适」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自己任意地往前走，如适高雄，就是去高雄。
「政不足间也」的「间」字，有间隔、嫌隙、离间的意思。
这两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人不可以走出去吗？政治不是一间房子吗？千古以来，古人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并不相同。汉、唐、宋、元、明、清以来，考据可多了。
至于宋代朱熹的解释，曾被朱元璋指定为标准的解释。朱熹也是引用古人的解释说，适是指责的意思，他认为「间」前面遗漏了一个「与」，是「政不足与间也」；既然「人不足与适也」解释为老百姓不可在政治上有过分的要求，不可对朝廷有过分的责备，那么「政不足与间也」，「间」者「非」也，不可以非政，对政治稍作批评就会阻碍行政了。照朱熹这样的解释，就与下面「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的意思硬是联系不起来了。仔细考虑、研究，我认为宋儒的这种解释不通，不一定对。
对于「适」、「间」两字，我认为就是原字原义，不必别做「适过也，间非也」的解释。
「人不足与适也」，人性是不能让他过于放逸、放纵的，过分的自由就是任性，便成为放纵。如果人性不加以自我修正，不建立道德规范，使其遵守，社会就大乱了。有人误以为礼貌是虚伪，对人没有礼貌才是真实，于是随自己个性到别人家里，爱来则来，想去就去，自己是很适意、很自由，同时自以为很洒脱。但是走在路上，肚子饿了，看见路旁店中有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包，为什么不随手抓一个肉包随走随吃呢？这不是很潇洒吗？这也是自由呀！由此可知，人的行为必得有一个范围；而且，对人有礼貌，又有什么错呢？总之，人性是不可以过分自由的。
「政不足间也」，政治上则不可以随便挑拨离间。所有古今政治与法令的毛病多得很，没有一件是完备无漏的，如果存心去挑剔，也都可以挑出毛病；总之，不能鸡蛋里挑骨头。
这两句话就是这么简单，宋儒偏要「过也」、「非也」地扯上一些不相干的事。在市面上，朱熹所注的版本还简单一些，如果拿《四库全书》中的《孟子》版本来看，历代古人的各种不同批注更多了，简直令人头痛，一口气吃上一瓶阿斯匹林还医治不了。古代学者们注起书来，往往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各家各说集起来，可以万计。说了半天，不知说到哪里去，会令人掷书而后快。又如「大道直如发」这句，意思只是说天下的大道就像头发一样，一条直路。而古人们以为自己的学问好，就作许多歪曲的批注，反而成了「大道乱如发，三千烦恼丝」了。如果照我的解释，这一段的文义就可以完全贯通了。
「人不足与适也」，做人的道理，自处与对人，都不可以过分放任、放纵，应该有分寸。
「政不足间也」，为政不一定指国家的政治，即使一个学校的行政，校内校外，上上下下，谁都要来挑毛病的话，身为一校之长，就是被挑毛病的对象。
我的经验，为人处世千万不要到领导的位置上，一旦成为领导人，就要准备让别人来挑毛病；也不要出名，如果当了电视明星，观众打开电视机一看，这个说化妆不对，那个说服装不合朝代，又是台词念得不好，动作、表情欠佳，总是有得批评了。如果不当明星，我穿我的衣，吃我的饭，对与不对谁也管不着。所以出了名是很痛苦的，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世界上最舒服的是默默无闻的人。为政的道理也是一样。
上面这两句话是原则，下面说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这个大人可就大了。
《孟子与离娄》调和鼎鼐
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国，尚人治而不尚法治。君王就是法律，后世演变成了「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所以，要想反过来，改正君王、改正领导人的错误，就很难了，非「大人」而不能为。
中国儒家特别标出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读书目的，就在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做到这样，才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就是大人了；大人是小人的对称词，小人就是普通人。这里孟子说，只有大丈夫才能改正一个领导人的错误。
明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说：「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也就是从儒家的「大学之道」思想来的。只有立大志为大人的才能做到，就像历史上的良相、大臣。所谓大臣、名臣、能臣、具臣、奸臣等的涵义区别，前面都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唯唯诺诺的，上面指东即东、指西即西的，则不是大人，那是奴才，更不是为国为民的人才。为国为民的人才，应该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改善领导人思想观念上的错误。由于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一定全对，所以孔孟一直推崇尧、舜为领导人的榜样。
同样的，一个社会团体的理事长，学校的校长，工厂的老板，以及各阶层、各行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为不一定完全对，而辅助者的责任就在改正他们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大宰相的责任在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
鼎鼐是古代煮饭、炖汤的锅子。从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当宰相的一定很会煮饭烧菜，好像是掌锅的大司务，深谙调和百味的烹饪之术。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所标榜历史上的好宰相，首先是商汤时的伊尹，他最初是以厨师的身份来接近并说服商汤的，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名臣。「调和鼎鼐」的典故，可以说是因他而来的。
事实上，人人会吃饭，人人也能把菜煮熟，但并没有几人能够把菜做得既省钱又营养，同时色、香、味俱佳。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其中有大道理和大学问，很不简单。
宰相的调和鼎鼐，也就是「燮理阴阳」，但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不能做到调和阴阳，很难肯定。有时一个人与朋友也相处不好，更何况对上要秉承一位绝对权威人的意旨，对下又有那么多的意见，所以调和鼎鼐太不容易了。并且好人、坏人、好意见、坏意见都有，所以说，想要使上下和平、同心协力做一番大事，那是多么的困难。
燮理阴阳，不是说能够呼风唤雨，要晴便晴，要雨便雨，而是可以调和人心的善恶，以及人事的是非。更重要的是，他能「格君心之非」，就是能够改革君王心中错误的想法。古代曾有几位有名的宰相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孟子先说「人不足与适也」，这个「人」当然也包括国君在内；纵使是贵为国君，也不可放纵、放任，必须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规范。但因为国君操生杀之权，必须有「调和鼎鼐，燮理阴阳」本领的「大人」辅助他，才能达到「格君心之非」的效果，使君主去恶从善。
如果能够「格君心之非」，改正上面的领导人，使他做到仁，下面则没有不仁的了；使上面做到义，下面则没有不义的了。上面正，下面也会正；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这是一句俗话。
「一正君而国定矣」，这个「一」字非常重要。讲普通文法，如改国文卷子，「正君而国定矣」也可以，「一」字好像是一个赘字，可以去掉，为什么这里一定要加一个「一」字呢？这就是文章写法的高明。就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至二人之下，万人之上，担负治理国家社会责任的人，独有一个任务，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能够「格君心之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古代君主，日理万机，即使他最聪明，最有能力，仍经常会有错误。所以辅弼的人非常重要，他的唯一任务是「正君」，君正则国家就太平了。
从这里就可看出孟子的精神，是要我们知识分子知道，如果肩负着国家大事责任，就应该晓得真正的任务所在。
我们举一个例子，佛学的《宗镜录》作者宋代永明延寿禅师，他是儒、释、道无所不通的人。他自己修道有证果，死后人人都知道他是弥陀的化身，这是宗教范围的说辞，且不去管它。他的文章非常好，其中有几句话说得甚为精确：「如获鸟者，罗之一目，不可以一目为罗；理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功」。如果以这几句话作为《孟子》这一段的诠释，问题都解决了，都明白了，不会再受古人乱作批注的欺骗了。
这句话是说，在空中张开罗网来捕鸟，而捕到鸟的，不过是罗网中的一个小洞目而已。但是切不可以为这个小小的洞就是一个罗网；换言之，不可以认为只是这一个小洞的功劳。罗网是由许多小孔编织成的，这只鸟刚好闯上了这个小洞而已，实际上功劳仍然在整张罗网上面。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治理好了，往往功在一人，如汉代的立国，成功的在汉高祖一人。但是不可以认为只有他一人有功劳，他下面还有张良、萧何等许多了不起的人辅助他，才使他能够成功、成名。
永明寿禅师是用两句世法的话来解释佛法的，我们再转借他这两句话来诠释《孟子》这一段，也就非常清楚了。
《离娄》篇的上章，关于君道——领导人的修养应该走的方向、路线，到这里大概说清楚了。
《孟子与离娄》怎样看待毁誉之间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这里是君道与臣道有关的话，而宋儒在这个地方又画几个大圈圈，把它给圈断了。我们还是把圈圈拿掉，还给宋儒，仍然依照本来的《孟子》连贯下来看。
这三句话连起来，是同一系列的观念。我们读历史，不可对古人要求得太过分。当我们想起古人的话时，再一仔细推敲，就发现有许多古人受了冤枉；那些被后世指责为奸的人不一定奸。但他为什么会弄得如此糟糕，为什么非要把命赌进去才算忠呢？因为他的处理有错误的原故。这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经验的增加，才能把历史读通。
所以不必说现代人难做，古今中外一样都是做人难，既然生而为人，虽难也总归要做人的。
做人的难处，在于会有「不虞之誉」，想不到和过分的恭维会来。例如，一见面就说「你真了不起」，其实有什么了不起？说不定真的还起不了。尤其青年朋友们要注意，人一旦有了财富，有了社会地位，一切好听的话都来了，自己求不到的那些恭维也都来了。千万不要上自己人格修养的当！如果人家说你是圣人，你就自以为是圣人，那你就堕落了。人家恭维你，你就更应该反省，更要害怕，因为不实际、过分的恭维话是绝对不能听的。
「有求全之毁」，这句话是真的。社会上的人，在要求别人的时候，或者对某种位置上的人有特别要求的时候，批评的话非常厉害。尤其对一个圣人的要求，更是十全十美的。圣人看人，凡圣平等，自己和他人都是平凡人；而社会上的人，对圣人的看法要求则不然。例如释迦牟尼是圣人，可是社会一般人看他，则不一定以他为圣人。有人会说，既是圣人，又何必出家呢？有人会说，当圣人不出家也可以吧？也有人会说，圣人一定要出家的。总之，你如果有一点点不合他的意，他就要批评，这就叫做「求全之毁」。
恭维你的话，是靠不住的，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这么好，人家的恭维就来了；而诋毁你的话，却常常是求全之故。
孟子对于人情世故如此通达，他到底是圣人，我们大家为政治、为教育、为人、为己，这个毁誉的道理一定要懂。所以，责备他人，乃至责备古人，不宜过分，不过分就是不求全。
孟子接着说：「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社会上的人是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喜欢发表意见而已。别人说话容易，听起话来可得注意，不但不能随便相信自己的耳朵，有时亲眼看见的事也未必真实，未必是实情。例如一则禅宗的故事，就是李翱见药山禅师的事。
《孟子与离娄》贵耳贱目的故事
唐朝的名学者李翱是韩愈的弟子，写了一篇最有名的文章《复性书》，后来的宋、明理学都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复性书》和韩愈写《师道》、《原道》一样，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时江西的药山禅师平日教育弟子，是不许他们看佛经的。有一天他自己坐在山门外看佛经，一个弟子就问他：师父啊，你既然不许我们看佛经，为什么自己看起佛经呢？老和尚两眼一瞪，骂他说：你们看佛经，连牛皮都可以看得穿；而我看佛经，不过遮遮眼睛而已。意思就是说，弟子们看佛经，纵然一个个把眼睛都看成了近视，也只是记得一些古人的语言，而佛法的道理仍然不懂，所以药山禅师骂他们连牛皮都会看穿。他说自己看佛经是遮眼睛，也有道理，会读书的人一目十行，把书中的意思吸收了，眼睛还不必用力。
李翱到湖南（朗州）做刺史，在当时，刺史的威望比现在的省主席还大，有生杀之权。李翱听说药山禅师很有道行，这天特别上山去拜访他，站在他的身边。老和尚却坐在那里看佛经，根本不理不睬，假装不知道。下面的弟子可急煞了，连忙报告师父说刺史大人来看你了。老和尚眼睛仍盯在佛经上，「唔」了一声，才慢吞吞地转过头来。这一下可把李翱给气坏了，这位韩愈的学生个性本来是很偏激的，学问好、本事大，脾气可也大得很，认为老和尚看不起他，一甩袍袖回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见面不如闻名」。这时老和尚才慢慢开口说：「刺史啊，你何必贵耳而贱目呢？」何必把自己的耳朵看得这样贵重，而把你的眼睛又看得如此不值钱呢？
老和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老和尚就是我老和尚，原本就是如此的，并不因为人家说我如何便是如何，也不因为你见了我如何我又如何。刺史你说见面不如闻名也好，闻名不如见面也好，那都是你自己的耳目的作用而已，是好是坏，那是你自己耳朵和眼睛的事，与我老和尚无关啊，我老和尚还是我老和尚。
假如是现代的青年人，这一气，走了就走了，老和尚再说什么，也懒得去听了。可是李翱到底与众不同，听了老和尚这句话，心里一惊，马上回头，向老和尚认错。接下来，药山禅师问他，你刺史做得好好的，到山上来有什么事？他就对和尚说，我来向你求道，什么是道？老和尚用手向上一点，然后又向下一点。李翱看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请老和尚明示。药山禅师说：也没有什么啊，「云在青天水在瓶」。这就是说那么宽阔，那么灵光。
李翱听了他这一句话，好像是言下有悟，回去之后就写了这一篇《复性书》，影响后代中国文化一千多年。这篇文章很重要的，是以佛家、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的一篇文章。后来宋、明理学的开创，受他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之大。
《孟子与离娄》聪明不靠耳目
现在引用禅宗这个故事来解释《孟子》「无责耳矣」这句话，就等于药山禅师说的「何贵耳而贱目」；所以当一个领导人，不要乱听是非。如果去听的话，是非就太多了。因此想起来前天看到的两首好诗，作者佚名：
广知世事休开口 纵是人前只点头
假若连头都不点 也无烦恼也无愁
独坐清寮绝点尘 也无嘈杂扰闲身
逢人不说人间事 便是人间无事人
这两首诗固然是出世的，属于修道的修养，但是对我们做入世事业的在家人，偶然引用来吃这两味药，则可在事业的尘劳烦恼中得到一点清凉，所以姑且名之谓「两味清凉剂」。
在入世的立场看起来，这个态度似乎有点消极，但是也说明耳朵听来的是非绝对不准确的道理。由此再回转来看「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的道理，就要注意了。
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臣道的道理。凡是当别人干部的，既然答应了，就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其责任。在处理许多问题、许多麻烦时，都要知道这些原则。
孟子当时大概感慨很多，他由君道讲到臣道，由臣道讲到师道。但是他讲臣道「无责耳」的同时，也是告诉领导人要注意的地方。领导人因地位的关系，很容易听到左右的是非；如果领导人没有判断的话，问题、烦恼就来了。所以对是非就要辨别清楚，那也就是「无责耳矣」的意思了。
历史上有许多秘密的大臣，被称作帝王的耳目，这是后世的形容词，其实在古代好的大臣被称为帝王的股肱，就是手足。一个人是靠足走路、靠手做事的；到后来有了耳目就糟了，那是观察小事的，小事多了头脑就常被耳目骗了。所以要想帮助别人，千万不要做人家的耳目。要想耳聪目明，需靠自己的头脑，而不是靠人「打小报告」，否则是非就随之而来了，反而弄混了自己的头脑。
《孟子与离娄》好为人师
孟子又说，人类有个最大的毛病，喜欢当人家的老师。所谓「帝王师」，是指导人君的师。古代政治制度有三公，周为太师、太傅、太保，汉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这些职位的任务几乎是坐而论道，不担任实际行政职务，而是思想的指导，最高政策的指导。连皇帝做错了，他们都可以说话；但到后世，三公还是听皇帝的了。如清代的所谓太师太保、少师少保等，到了末期，那些「保」都成了活宝，不成话了。
世界上很多人都好为人师，喜欢为别人的事情乱出主意，总觉得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这也就是好为人师。在心理学上说，人都有领导别人的欲望，佛家说这是我慢习气最重要的关键。人人都有发表欲，其实也是好为人师的一种表现。
所谓「好为人师」，不一定是去学校里当老师才算。人有一个通病，欢喜指责别人的错误，总以为自己的智慧、学识比别人高明。从另一面来看，如果自己真有好的修养，喜欢帮助别人，那是人性的一个长处；如果自己没有好的修养，而喜欢去纠正别人，就是佛家所说的「贡高」、「我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以为是」。
所以这个「好为人师」的「师」字，并不一定指学校里当老师的，而是自以为比别人高明的人。甚至一个***，当他被别人欺负时，也会向人瞪眼，而认为欺负他的人是大笨蛋，人就有这个毛病。
例如以我来说，大家向来称我为老师，这是大家的客气和礼貌，在我并不承认是老师，自认没有资格足以为人之师，一生只有做一个学生。因此我在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时，曾经对于被称为老师之事，以「自讼耻为师示诸子」为题，作了几首诗，现在录出来给大家：
其一（儒）
微言大义有沈哀 王霸儒冠尽草莱
用舍行藏都不是 耻为师道受人推
假使有人说我是儒家的老师，例如在研究所，有些同学毕业了，送来纪念品，而称「经师」、「人师」，我收到以后真感到脸红。因为儒家的「经师」就是传经传道的大师，如汉代的大儒董仲舒；「人师」也是传道授业的。其实，我一本书也没有读通，「人师」更谈不上，不足以为人的榜样。因此这首诗说「微言大义有沈哀」，孔子着《春秋》是微言大义，而今日的文化精神是很令人悲哀的。「王霸儒冠尽草莱」，过去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所以王道也好、霸道也好，读书人都不值几文钱了。「用舍行藏都不是」，这是引用了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句话而来的。现在的读书人，往往有「行」也不是、「藏」也不是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大家还推崇我，叫我老师，这是非常难为情的。
其二（道）
玄微不识有无功 致曲难全世异同
兵气未销丹未熟 耻为师道立鸿蒙
这首是讲「道」方面的，「玄微不识有无功」是指老子所说「无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我自觉对其中玄微之处不敢自夸已经非常清楚了。「致曲难全世异同」，老子说「曲则全，圆融无碍」，但是现今的世道，好像很少人求曲，而曲是否必全，在表面上看来，一般人或会认为「未必」。而且，「兵气未销丹未熟」，再看世局，战争刀兵处处，急待解救；而自己学道也未成功，无法建立起道家的鸿蒙境界——等于佛家的「空」、「真如」境界，当然难为人师了。
其三（禅）
拈花微笑付何人 一会灵山迹已陈
拄杖横挑深夜月 耻为师道颂同真
讲到佛、讲到禅，更不足以为人师。当年灵山会上释迦拈花，迦叶微笑，遂以正法眼藏交付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拈花微笑付何人，一会灵山迹已陈」，而现在只是「拄杖横挑深夜月」而已。请试想一下，半夜三更，将一根拄杖放在肩头，踽踽独行于静寂的山间水涯，四野无人，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也许是我的一种心境吧。对于佛学中的十智同真，不得为师道而与人同颂了，当然就「耻为师道颂同真」。
其四（结论）四壁依空锥卓难 夔蚿鹏鷃总无安时流吾犹趋温饱 万壑风吹随例看这是结论。主旨在说：大家叫我老师，是对我太客气了，因为我「四壁依空锥卓难」，贫无立锥之地，四壁空空，袋中一毛钱也没有。而且「夔蚿鹏鷃总无安」，这是引用《庄子》的话，在这个时代，大则如龙、如大鹏，小则如蚯蚓、如麻雀，大大小小都不能安定。大家不必以为我有学问，我在这里讲学，只是「时流吾犹趋温饱」，要吃饭穿衣，求温饱而已。因之「万壑风吹随例看」，我与世界上的人一样，虽在这里乱叫，也只是为了骗一口饭吃而已，不足以为人师。
《孟子与离娄》人才和才人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说了「人之患，好为人师」之后，接着叙述他教育学生的一段故事。看了这段故事，令人想到人才与人品修养之难。
佛学上经常说到的三个观念，就是见地、修持、行愿。修持佛法首先重「见地」，就是要有远大的眼光，普通说的要有高见；在理上清楚了，才能说到「修持」；然后才能说到起用，也就是「行愿」。这三个步骤，几乎包括了全部的佛法。
关于见地，也就是人才的人品修养，那是非常难得的。假如清楚了解这种修养不易的道理，则对于历史、现代，乃至于未来的世事发展，都可以看清楚了。
常听到人说「人才难得」，我并不十分同意这句话。实际上处处是人才；根据逻辑来说，人人都是人才，是人就是才。纵然有的人很笨，也是「笨才」，因为第一他是人，第二他有一个长处——很笨，就是才。假使很会绘画，是艺坛人才；文字写得好，是文坛人才，所以处处是人才。
然而，要想求到「才人」可就难了。过去非常注重才子，大家以为才子一定文章很好，但并不如此，才是包括多方面的，像周公、孔子都是一代才人。所以「人才」与「才人」这两个名词的定义不要混为一谈。人才处处有，但某行、某业若求一个「才人」可不容易，千古以来没有几个才人。
清朝一位名史学家，也是才子的赵翼，他的诗说：「到老方知非力取」，就是慨叹才人之难得。他和袁枚齐名，又是同乡，可是在学术上他是反对袁枚的。据说有一次，他一张状子告到县里，控告袁枚为「名教罪人」。县长接到这张状子，感觉十分为难，因为赵翼和袁枚两人都是前辈，都名满天下，而且功名都比自己高；所以对这场官司无法处理。最后只好出面请客，请两位老前辈不要闹下去了。
赵翼的诗：「到老方知非力取」，意思是说累积几十年的经验下来，知道不论自己多么努力，也不能完全做到；「三分人事七分天」，要三分的努力，更要七分的天才，才能成功。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多出才人才好。
现在教育普及了，大家都有了一般的基本知识，但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才人，那还要在学问、道德、修养各方面多去培植自己，才有可能。
孟子的学生乐（音岳）正子，原来在鲁国做官，有一次鲁平公要去看孟子，被一个小人说得搁下来了。乐正子曾经打抱不平去质问过鲁平公，并且告诉孟子鲁平公不去的原因。孟子听了就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我和鲁侯见不到面，那是天意。
子敖，就是王驩，齐王的嬖臣，为昼邑的大夫。前面说过，孟子曾为齐国卿，奉命出使滕国，担任吊滕王丧的特使，当时也派王驩当副使。他们虽然朝夕相见，可是在来回的路上孟子却不大和他说话，很不以王驩为然的。
现在，乐正子大概也到齐国，当起子敖的「主任秘书」或「顾问」之类的职务了。有一天来拜访老师孟子。孟子说：「子亦来见我乎」，就是说老弟！你也来看我呀！这句话很不是味道，听起来很难受。他上面说过「人之患，好为人师」，现在他自己也端出老师的架子来了。这里这个「乎」字，深含了责备的意思，也相当于现代语言说：你不必来看我，你忙你的吧！或者说：你居然也来看我了。
乐正子听了很不满，于是说：老师！你怎么这样说呢！我可受不了啦！你老人家不要这样说嘛！
孟子说：你来几天了？等于有学生从国外回来，不去看老师，一直等到又要走了，临上飞机才到老师那里转一下，只是敷衍，还说：老师！我这次回来实在太忙了，所以今天才来看你。老师只含蓄地说：你忙，不必来看我！就是这个情况。当学生的连普通的礼貌、做人的道理都不懂，老师又怎么会稀罕这样的学生是否来看自己呢！
乐正子被孟子问到来了几天了，很不好意思，只说「昔者」，前些日子来的，不敢说出确切日期。
于是，孟子说：前些日子？可见你来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已经来了很久了。我问你怎么今日也会来看我，天地君亲师，我总归是你的长辈，你早一点来看我并没有错呀！
乐正子还要辩解，并且说：不是不尊敬老师，因为那时住的地方还没有安顿下来，所以没有来。反正是乱扯一通，想掩饰自己的过失。
孟子说：你一定要住定了以后才来看我吗？乐正子最后说：老师！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一次。可见孔孟之道非常讲究这个「礼」字，这就是对待长者之礼。
孟子又继续对乐正子说：你为什么跟王驩这样的人做事呢？为了生活？为了待遇吗？想不到我平常那样教你，你还是学不会。难道做学问只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吗？为了吃一口饭，什么事都可以干吗？
孟子这是骂乐正子，他是现代所谓的古人。现代的人可就是生活第一，把孟子的这种教训先搁在一边了。古人有两句话：「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没有办法，只好来教书。虽然今日极力提倡尊师重道，而真正尊敬老师的，只有国民小学的学生。程度越高，尊师重道的精神就越差，到了大学哪有尊师这回事！所以，今日社会风气，若希望尊师重道，谈何容易！
在制度上本来就是问题，老师上课拿钟点费，规规矩矩讲一个小时就走了。这是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上是买卖契约性质的。古人教育子弟，不是为了钟点费，而是负了教育的使命，教育子弟毕生做大人、正人。古人为师的，当然不像现在这样，一大批一大批地教，视学生如雇主；古人是视学生如子女，学生视师长亦如父母。这种精神如何恢复？是否能恢复？很难预料。从来未见有人挽回过历史，所以如何挽回、该不该挽回，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要新旧交流，如何交流？水掺进牛奶里，掺多了水就不是牛奶了。
在《孟子》这里，也可以看到师道的尊严，以及孟子为人师表的精神。既然为师，就不怕反对，不怕反感；如果弟子不对，就要指责他，不管他是什么地位。这时候，乐正子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居然还会去看孟子，已经了不起了。可是，孟子这位老师仍然毫不客气地教训他，就像禅宗的教法一样，进门就是一棒。后来他越说越不对，乱棒就打下来了，一直打到底，最后骂他：你为了吃饭，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从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古代师道之尊严。现在有的人，看到学生地位高了，自己反而哈腰求全、礼敬学生了。所以，尊师重道，不能只要求学生，为人师表的人还要自己保持自己的尊严，要有师道的风范才行。
《孟子与离娄》朱子的错误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这里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推翻几千年前古人的论点。在我讲解《四书》时，我常常指出古人的不对；究竟是古人不对，或者是我不对，读者可以用自己的睿智去思考、评断与选择。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中国非常流行。一般解释它的意思是说，为人子者，有三件事情是不孝，没有生儿子是最不孝的。但以现代的医学来看，一个人天生不能生育，也许因为上代遗传的关系。当然，当时医学还没有如此发达，古人也不知此理，且不去管他。
问题在于，除了无后以外，还有两件不孝的事，在《孟子》这段原文中找不到，但朱熹却有他的说法。这位自认是宋代大儒的朱熹怎么说呢？大概他批注到这个地方，自己也头大了，找不出来，于是引用古人的说法来批注另外两件不孝：一件是「贫不仕」，家里贫穷，不出去做官发财来养父母，另一件是「陷父母于不义」。再加上孟子说的「无后」，凑成「不孝有三」的三件事。
我大不同意朱熹这种说法，这是宋儒解释的不当之处，这种观念是非常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注意「家贫不仕」这四个字的意思——父母还在，家里贫穷，不出来做官，这就叫做「不孝」。这种观念，害得一千多年来的中国人，都以为做官是最好的谋生与发财的途径。
所以我常说，中国的教育错误了三千年，一开始就是重男轻女，生了一个儿子，就望子成龙。如何成龙呢？最好读书。为什么读书最好呢？书读好可以做官，做官的好处可以谋生和发财。「升官发财」成了中国教育思想的中心。在我们这一代，刚开始读书的时候，也是怀着这种教育观念。虽然后来推翻了清朝，废除科举，不再考功名；但也想读书做官，升官以后，纵不发财，回乡也很风光。所以，并没有如古圣先贤的读书为救国、救世、救人的心胸抱负。因此，几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在基本思想上就是错误的，加上西方的教育制度一进来，这几十年来更错了。
不过错得最厉害的，是宋儒以后。例如这里说家贫不仕为不孝。为什么一定要仕呢？可见欲养父母、生活的出路只有做官；而做官必欲发财，那就非贪污不可了。难道只有做官一条出路才养得起父母吗？人生有很多的出路啊！
因此，我向来主张，读古书不要一味迷信古人的批注。读秦汉以上的书，不可以看秦汉以后人的批注，要自己以经注经，就是读任何一本经书，把它熟读一百遍，乃至一千遍。熟了以后，它本身的批注就可以体会出来了。如跟着古人的批注，他错了，自己也跟着他错，这后果可不得了。须知古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古时有圣人，现在也可以有圣人，为什么不立大丈夫的志向呢？
朱夫子的学问好，道德好，修养好，没有话说。他对《四书》的见解好，也没有话说。不过，错误的地方也不少。到明朝以后，一味乱捧朱夫子，把中国文化捧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个罪过也不轻，为害中国文化近千年。现在我们还是先就原文来讨论。
这时大概有人向孟子质问：你孟老夫子说尧舜两个人又忠又孝，没有一点不好；但是舜同时娶了两个太太——尧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他，可是他事先并没有告诉父母。在中国古代，未奉父母之命而结婚就是不孝。孟子所以答复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延续民族的生命为最重要。至于舜没有先禀告父母而结婚，是因为他年龄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时候，为了血脉能延续下去；何况，他也等于已经禀告过了父母，因为是身为君主的尧亲自将两个女儿嫁给他的。君主时代，君第一，国家第一，所以等于他禀告了父母。其次，他并不是因为发了财偷偷地金屋藏娇，而是全国皆知的事，所以也等于已经禀告了父母。
其余两不孝呢？其实孟子在这里已经讲了，「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第一是事亲，第二是从兄，如果没有兄弟，则为守身。文章很清楚地摆在这里，古人偏要乱解释，害得中国文化思想走了上千年的错误。古人也只是读书，不要相信古人就一定是聪明的，古人笨起来有时比我们更笨。
紧接着，孟子又说到了事亲。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什么是仁？孟子的解释好极了，仁就是爱。有些人把西方文化的爱搞错了，西方文化中的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仁慈、慈悲。真正的慈悲，爱人爱物，首先就看对父母是否孝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爱，而说能爱天下人，那是骗人的话。所以仁爱的基本，要看能不能爱生养自己的二老。这两个老人也蛮可怜的，别说是父母，就是两个老朋友服侍了我们二三十年，另外去找这样的朋友，还真不容易。对这样的「朋友」都不能爱，而吹大话说要爱一切人，这是做不到的。
孟子又说：「义之实，从兄是也」，在对人友情的道义上，负责任、守信用、讲义气，如果是对自己兄弟姊妹的感情都处不好，而说能够对社会对朋友有义、有友爱的，不是绝对没有，那只好用佛学中的「缘」字来解释了。但是孟子是不讲这方面的，他只说人伦之道，说一个尚义的人注重对朋友、社会负责任、守信用，这样的人对于兄弟姊妹也一定友爱。
而「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见地、了解人生的人，对于这两件事情应有个基本的了解，并且不会放弃不做，也做得到。光是了解而做不到，或者不去做，都不能算数。
在礼乐之教来说，「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中国文化礼乐之教，上古时代不靠法制，而是以礼来维系社会的和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上古人自然具有道德，这就是礼，并不需要特别倡导仁义。后来道德衰败了，勉强喊出一个口号「仁义」，来纠正社会的错误。仁义之道又失败了，社会人心越来越坏，只好用「法」来管理；这是人类的退化。所以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来看，人类是在退化，没有进步。我们现在讲的时代进步，是指物质文明而言；在精神文明方面，永远是退化的、堕落的，道德越来越衰败。过去有礼的社会，有道德；而礼没有了，就只有仁义。当仁义没有之后，才产生法制。到了法制都不能管理时，这批人类应该作废了，因为人类社会已衰败到极点。所以「礼之实」也是为了「仁之实」，就是事亲，「义之实」就是从兄。
至于「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康乐，人生的幸福，最幸福的是父母尚存，上有父母，旁有兄弟姊妹，和睦康乐，这是人生最快乐、最幸福、最健康的家庭、社会、精神心理生活。
人生得到如此健康的精神生活，便没有什么事可以令人厌恶、灰心了，一切都处于这种乐观、健康的心理状态之中。倘使人人如此、家家如此，则天下太平。人人处在如此快乐的境界中，都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从内心流露出真正的快乐，而形诸于举止之间。
儒家孔孟之道提倡孝道的理由，就是为了建立家庭健康、社会健康、人类健康。所以孟子说，不能事亲、不能从兄，是二不孝，再加上一个无后，不能延续民族的命脉，是为三不孝。对于无后这一点，在现代看来也有问题。因为孟子以后有好些人为了有后而多娶妻妾，可是娶得越多越生不来孩子。
对于这一点，我稍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且读孔子所述、曾子所著的《孝经》，对于真正后代的解释，是指功在国家，功在社会，功在人类，垂名于万代，这才是有后，也是大孝。相反的来说，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死后默默无闻，与草木同朽，统统是不孝。
这是我对「无后」的看法，是否对，大家不妨试作深入的体会。最重要的，希望不要误解「不孝有三」的三件事，要「事亲」、「从兄」，无兄弟姊妹则为「守身」。不能说不去做官发财就是不孝。前面孟子刚说过「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古人偏偏要在「不孝有三」上去乱作解释，害得我们的文化一千年来走错了路。对于「无后」，我认为我的解释比古人更对。试看历史上，许多名垂万代、功在天下国家的人，或有一句名言留在后世被人效法的，这都是「有后」。而有些人，虽威赫一时，但到年纪老时，死前已经默默无闻成为过去，那算什么「有后」呢？
所以，我常说事业分两种，上自皇帝下至乞丐，那是职业，而不是事业。中国文化对事业的定义，孔子已经下了，「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不管做什么事业，在家也好，出家也好，甚至像以前山东以讨饭兴学的乞丐武训也好，只要所做的事情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使老百姓得到平安、益处、康乐，才叫做事业。现在一般人都弄错了，把职业当做了事业。事业又分两种，一是现实人生的事业；而孔孟、释迦牟尼，乃至于西方的耶稣，所做的都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在太阳没有毁灭以前，他们的文化思想、他们的行为，将永远影响人世，这就叫做「有后」。
《孟子与离娄》中国的十字架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孟子》到这里作一结论，也等于《离娄》上章的结论。
我刚才所说的关于孝的意义，在这里孟子也全部道出来了。所以读古书不要听人胡乱批注，更千万不要相信宋明以后理学家的分段圈断。他们一圈，就把文意给圈断了，我们连在一起读，文意就联起来成为一贯了。
能够做到「事亲」，自然能够「从兄」；能够爱自己的父母兄弟，自然能够爱朋友；能够爱朋友，自然能够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
所以我常对外国朋友说，只有中国文化才是真正十字架的精神与形态。上至天、至父母祖先，下至后代，中间一横为兄弟姊妹，社会国家天下。西方的十字架，只有爱下一代，中间也只有夫妇的爱，连兄弟也不管；上面只有一个上帝，可是与中间脱节。中国文化，有天地，还有祖先父母与天搭线，所以中国文化才真正构成了十字架。
如果十字架只是放在那里，则不起作用，十字架还要起作用，所以释迦牟尼佛来一个「卍」字架，这就转圆满了。
一个人，要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大人」，像前面讲「能格君心之非」那样的「大人」、一个大丈夫，必须要从这里做人起步。
孟子这里说，做到能领导天下的时候，「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天下自然高兴地跟自己走；但把这种事业又看得像捡一根草一样容易，只有一个人做得到，那就是舜。只要效法他，以他做榜样，也就可以成功了。
我们知道，舜的家庭背景是「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既顽固、又凶狠，在社会上是个大坏蛋，骄横跋扈，无所不为，却有绝顶聪明的头脑。母亲呢，又凶、又泼、又辣，假如有人在她门口溅一点污水，她可能手执菜刀，站到人家门前叫骂三天。他的弟弟名叫象，一个太保，而且受到父母的偏爱。父母不爱舜，给舜吃种种苦头，甚至要把舜害死。
但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舜的事业成功就是得力于这两个好太太的参谋，在后面支持他。舜遇到种种灾难的时候，也都亏她们两人为他预防、解救。有一次父母与弟弟联合起来，叫舜去挖地窖，预备挖深以后把泥土推下去活埋了他。但是被他的两个太太识破，就教他先挖好一条横的隧道，通到外面出口，以防万一。后来果然在他进入地下工作时上面的土盖下来，他才从横道中逃了出来。回到家里时，象已经侵入嫂嫂房中，逼她们改嫁给自己。象不料舜又回到家中，傻住了。而舜并不加责备，不伤和气，气度奇大。
舜做到了对父母弟弟的仁行义举，对父母的孝敬、对弟弟的爱护和平日一样，毫不改变地来感化父母与弟弟。所以孟子说，如果能仿效舜的德行，使天下的人高高兴兴跟自己走，那是和捡一根草芥一样的容易。
孟子说，学到舜那样天下大悦而归己，是如拾草芥一样容易。可是要想学到像舜那样，做起来就太难了。设身处地来想，假使自己遇到这样的家庭，可能就背一个包袱出走，离开家庭了。不必认自己是儿子，也不认为你们是父母、兄弟，总可以吧？最有修养的人，也只能做到这样。但舜并不如此，宁可仍对父母孝顺，对弟弟友爱。因此，四方八面向尧推荐，如果找一个下一代的领导人，只有舜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于是尧把他找来，给他任务，考察多年后，再把女儿嫁给他。经过四十年的考察，经过多种的磨炼，才把皇帝位置让给他。
古代的禅让并不是随便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而是十分慎重、非常难办的；那才是真正的选举，从千万人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像如今，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投票制度。
所以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假如连自己的父母家人都不能感动的话，不可能做一个好大臣，去格君之非，感化一个领袖。对于父母，就要逆来顺受，先顺着父母的意思，在不着痕迹之中让父母感动，而改变他们原来不正确的主意，成为纯正的思想观念。所以顺受的感动很难，如果不顺受的话，孟子说：「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就失去了儿女的立场。自己是儿女，就应该守儿女的本分。
但是，父母也有不是的时候，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是宋明理学家们叫出来的口号，上古时并没有这个说法。从古书上就明明白白地看到，舜的父母就是「不是的父母」。但为人子的不敢、不忍心，绝对不能讲自己的父母不对，只有服从他们，尽到事亲之道。
所以瞽瞍——就是舜的父亲，有人认为他的眼睛失明了，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是别人骂他的绰号。等于现代说：这个老头儿，这样虐待他的大儿子，简直是瞎了眼睛，在那里瞎搞；但在舜的孝道之下，把一个瞎搞的父亲感动得改变过来了。他能够在如此困难的状况下把顽固的父母家人感化过来，所以他的道德能感化天下。
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环境，父母在子女心目中始终有若干权威感。所以父母教导子女容易，而子女欲改变父母，比登天还难；更何况舜的父母是如此之顽固。舜在逆来顺受之下，居然能把父母的心意改变过来，以至于整个天下的风气都因此而改变了，所以这是大孝。大孝的精神就在这里，这样也就叫做舜「有后」，他的精神、文化传之于千秋万世，是非常值得效法的。
《离娄篇》的上章到此为止。这篇的开始是说什么叫做聪明，古代所谓「圣上聪明」，头脑好，耳聪目明，又有仁心，是对于上面领导人的责修。现在这里，对这点作一个初步的结论：在上的真正聪明，不但是自己有头脑，大臣的帮忙更要有力，这一切都是以道德为中心，要做到仁，也要做到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