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鸣鼓而攻之 52、春秋笔法 53、非战思想 54、哲学相法 55、宦情不厌少低头 56、恭俭之道 57、常礼与权变 58、儿女的教育 59、“不责善”的真义 60、曾国藩笔记——《英雄诫子弟》
《孟子与离娄》鸣鼓而攻之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一书的整个精神，都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立场为出发点。因此，他效法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在历史的使命上，对于当时许多有权力的领导人的不当作为就负起了责备的责任。
尤其在《离娄》这一章中，大部分讲的是「君道」，就是一个领导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以及「臣道」，负有行政责任的高官厚禄者做人处世的道理；乃至「师道」，学术文化的修养以及如何担负社会人类所赋予的职责。
至于冉求的一段故事，已见诸于《论语》中。现在孟子引述了这个故事。
「求」是孔子的学生冉求，「季氏」是孔子在鲁国时的一个权臣。权臣一词，以现代语来解释，近似于所谓「当权派」的主要人物。古代权臣的权力常常很大，举例来说，像汉末献帝时代的曹操就是典型的权臣。他当时的权力实际上等于皇帝，而汉献帝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曹操对他摆布自如。季氏在当时的鲁国也有这样的权力。孔子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周游列国，正是因为鲁国有季氏家族的原故。
当时孔子的学生非常多，散布在各处，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冉求也是七十二贤人之一，是相当有名气的。但是，名气是名气，学问是学问，读书是读书，职业是职业，不可混为一谈。
「无能改于其德」这句话，已经点出来有关「臣道」的精神。尤其在古代帝王制度下，大臣对于帝王是应该有所匡正的，不该为了吃饭、为了职业只是听话而已。如果上面说「向后转」就向后转，说「退两步」就退两步，那不是儒家的臣道精神。所以，孟子说冉求「无能改于其德」，只就这么一点，说明孔子对这个学生不认可，不发毕业证书给他。
其次「赋粟倍他日」这句话，就更严重了。冉求善于理财，而他理财的方法是搜括民间的财富。古代的经济制度与现代不同，在季家这样的权臣家族中当总管，冉求等于一个小诸侯。当时的立法不像现在一样讲民主制度，他只要讲一句话就是法令。当时冉求在税捐制度方面，包括田赋、兵役，以及其他税捐制度上的措施，帮忙季家收敛民间的钱财，把老百姓搞得很苦。
孔子晓得了冉求这种做法，非常生气，告诉其他的同学说：冉求这个人不算是我的学生，「小子鸣鼓而攻之」。这里的「小子」，不是现代北方人骂人小子的意思，是指年轻同学们，可以鸣鼓而攻之，「修理」他可也！
所谓「鸣鼓而攻」，现代是看不见了。在古代，一般盛大的典礼如祭祀时，差不多都会有锣鼓助阵。至于战场上，更是以锣鼓为号令。旧小说中，我们常会看到「鸣金收兵」的用语，双方敲起锣来就是鸣金，双方便按兵不动。如敲起鼓来，部队便向前冲锋，所以鼓是进攻的号令。在国乐中，鼓也是领头的地位，试看平剧以及由各种乐器所组成的国乐团之中，鼓手就等于西乐的指挥。其他的乐器都要随鼓声而起奏，所谓抑、扬、顿、挫、起、止，都要应和鼓声，所以鼓也是最难打的。
孔子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等于下攻击令。虽然其他的同学们基于同窗之谊，不见得会真的拿冉求开刀，但这就足以证明孔子对冉求发了脾气。
孟子引用冉求的这段故事，也就是「点题」了，说出了这一问题的中心所在。接下来就发挥他自己的意见：「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这也就是孟子学说与思想的中心，尤其是《离娄》这一篇的重心。
孟子说，从冉求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行仁政，而想要富国强兵，在孔子的心目中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当然更不足以效法。何况像在孟子那个时代，一般领导人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恃兵力的雄厚不讲道理，强行发动战争。在这种思想之下，经过多年的经营，乃至激烈的战争，后来虽然达到了富强的目的，争到了权力，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上，仍要以《春秋》笔法为他加一个字——「伐」。这就是说，他的富强是侵略他人而来，不是以军事道德、政治道德所获得的。
《孟子与离娄》春秋笔法
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精神，与世界各国都不一样。中国记述历史，都要效法孔子着《春秋》的精神，所谓「微言大义」，一个字写下去，万世的褒贬就在其中了。如《左传》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春秋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段是他的亲兄弟，郑庄公对这位弟弟平常不加管训，反而有意使他罪迹昭彰，然后才出兵攻击。
战争是要求胜利的，对敌人作战获得胜利，可以用这个「克」字来形容战功。但对自己的兄弟用这个「克」字，就表明了郑庄公把自己亲兄弟当成敌人来对待，这就不应该了。所以，孔子在这里用一个「克」字，等于在郑庄公的脸上抹灰，千秋万世也洗不掉。如果戏剧里演郑庄公，他的造型一定和曹操差不多，肩膀耸得平平的，象征他是极度的高傲；脸色黄黄的，鼻子白白的，表示貌似忠厚，而实际上心机诈巧，爱耍手段；眉毛长长弯弯的，姿势像打太极拳一样，含胸拔背，象征一肚子都是鬼主意。总之这种造型，表示他的霸业都是用鬼主意得来的。因此，孔子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对于本来不该「克」亲兄弟的郑庄公，用了这个「克」字，就是后世所说的《春秋》笔法。也就是说文人运笔如刀，所以又有「刀笔」的说法，轻轻一字就把郑庄公的千古罪名定下来了。
再回到本文，看孟子对于「强战」的批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说，不行仁政而富尚且要被孔子摒弃，更何况这种不讲公理、恃兵力而侵略别人土地的不义之战。结果，一场战争下来，不论是要攻取一块土地，或是攻占一座城池，总是横尸遍野。
这样侵略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以历史的眼光、人道的眼光来衡量，就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孟子批评说，这种为了占有别人土地所采用的战争手段，等于在吃人肉。如果以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立场而言，纵然判他为战犯，予以处死，都还是太轻了，「罪不容于死」，死不足抵他的罪。在这种战争中所死的人，也都是人家十月怀胎、三年辛苦哺乳的儿女，却为了他一人的私欲而牺牲了，造成了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悲剧。所以这样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是不容于死——一条命所抵偿不了的。
有人引用这类观点，认为孔、孟是反战的。其实不然。孔子写《春秋》，自某一角度看也等于写了一部军事哲学。孔、孟的主张，战或不战应该依实际情况来决定。为正义道德，可以战；为侵略他人的「强战」，则不可以。
《孟子与离娄》非战思想
接下来孟子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这几句话，是我国儒家、道家的传统思想，也是军事哲学的最高原则，等于我们文化最高的一个律法。
所谓「善战者服上刑」，善战就是好战；但何谓「服上刑」呢？自古迄今，最重的刑罚是死刑，而前面又说了「罪不容于死」，所以「上刑」者，除死刑之外，还受上天之刑，受果报、人世间看不见的责罚。
所谓「连诸侯」，是用政治外交手段加强自己的势力，讲究权术，罔顾仁义，也是罪过，属于次等的刑罚。
第三种受罚的是「辟草莱、任土地」，就是用手段侵占土地，像偷偷把国界的界地碑石移拓出去。虽然说是由自己辛辛苦苦开拓土地出来的，但终究是不道德的。譬如有些到山上去盗垦的人，明知土地有主，但不经过合理合法的租赁或购买手续，也不先征得土地所有人的同意，就在那里盖一间房子，先开垦出来。等到被土地所有人发现，再打官司，几年官司打下来，七搞八搞，土地还是弄到了手，这就是「辟草莱、任土地」。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过去乃至现在，类似这种的事例都很多。例如现代的苏联（按：苏联解体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印度，都和我国有所谓国界问题的争执，就是他们用「辟草莱、任土地」的手段而强占了我国的疆土。
当战国的时候，国与国之间除了军事战争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外交战、政治战、心理战。有些以鲸吞，有些则慢慢对邻国蚕食。总之，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些行为，在孔、孟眼中，都认为不是人君之道，不是大丈夫所应为的。
如果以「非战」的立场来看这段《孟子》，发挥起来，后世这类的思想就很多了，见诸文学作品上的，例如唐人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是人人皆知的名句。又如：
泽国河山若战图 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问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也是唐代有名非战的诗，也可以说包含了非常浓厚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又如现代名人易君左的父亲易实甫老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大家，也有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意思是说，天地间最好多生些洒脱的旷达之士，千万不要去生些逐鹿中原的豪杰英雄。这也可以说是孔、孟非战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像这一类思想的文学作品，历代以来都很多。
现在我们看出来，孟子在《离娄》这一篇中说出了他的道理。对于当时的那些诸侯们，他是如此的不同意，因此尽管诸侯们那样诚恳请他，他都不肯干，他的着眼点不外乎此。
《孟子与离娄》哲学相法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这里一个高潮来了，也是孟子看尽了各国的王、侯、将、相各式人等所作的结论。在文字上，这段书非常明白，不必多作解释。
孟子是说，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眼神就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他了，因为眼神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人的心理状态。大家都知道，傲慢的人和人谈话时，他的眼睛总是向上看；而眼睛老是往下看的人，往往是在打鬼主意。当小偷的人，走在路上，眼睛就斜向两边瞟，心中在想：什么东西可以偷？这是由眼神观人的几个简单原则，一般人大致都懂的。所以最能反映人的思想状态的就是眼神，想逃也逃不掉的。当然，详细地说也不容易，眼睛大，大到什么程度？小，又小到什么程度？眼神亮的，又亮到什么程度？有些人没有眼神，但是，没有眼神的也可能是第一等的好相，那叫做「神不外露」，他心中是喜是怒都看不出来。这样的人，更难捉摸。总之，眼神对于看一个人的性格、品德，非常重要。一个人内在的思想如何，大体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
当然，现在戴眼镜的人那么多，把眼睛罩了起来，要透过一层玻璃来看，就更难看得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孟子为什么突然在这里挂起「哲学看相」的招牌，谈起相法来了？这是很妙的事。
孟子一路下来谈的都是大道理，在这里他为什么说到眼神的事情？而且说得蛮有道理。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我国有一部道书《阴符经》，是道家一本很古老的经典。其中有两句话：「机在目，机在心」，人类精神思想的关键就在眼睛。当然总的开关、枢纽是在心。
大自然的现象，阳气旺的时候就是晴天，日月光明普照大地；如果阴气重，则是阴雨，而日月都昏暗了。在人的身上，不论善念、恶念，只要他心里念头一动，虽然还没有采取行动，他的眼神中就显露出来了。如果是个大的好念头，他的眼神特别好，特别清明；如果心里有鬼主意、歪念头，那么他的眼神就呈现出黯浊闪烁的现象。
我常对年轻朋友们提到两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广益知识，增加人生经验；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加上一句：「交万个友」。朋友交多了以后，对于一个人的思想、个性、品德、性向等，不必做心理测验，一望而知。眼神的确与心理、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再配合看相的原则，就很清楚了。看相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只是人类一种生活的体验，根据此一长远累积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的过去，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都可以从形貌、举止、神态上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在诊断疾病上也可以了解人的心态。现在生病了，花钱到医院去检查，还要经过几天，用许多仪器、药物，以物理的、化学的各种方法检查才查得出来。我们过去不是这样，我国古代的医学，只要把个脉，再看看人的眼睛，对五脏六腑中何处有疾病，立刻就诊断得出来。至于古代的兽医就更妙了，拉着牛、马的耳朵一看，就知道生了什么病。这是我国过去的医学，现在是否有人能够这样诊断就不知道了。不过已经有耳诊，从病人的耳朵上诊断出疾病来。
眼神的确有许多作用，这也就是所谓「机在目，机在心」。
孟子的这一段话，当然是他学生记载下来的，是实在的。至于他为什么讲这一段话，我们无法考据，只能推理研究，估计他是有所感而发的，大概不是对齐宣王说的，也不是对梁惠王说的，可能是对梁惠王的儿子说的。在《梁惠王》上章中就有记载，当梁惠王死后，他的儿子梁襄王上台，孟子只好离开魏国了。因为他看了梁襄王后，出来曾经对人说过一句话：「望之不似人君」，看他的样子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至于如何不像呢？大概孟子看了他的相，认为他的眼神不够。
《孟子与离娄》宦情不厌少低头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孟子在这里说到看相、看一个人的眼神的道理，我们可以借用佛家禅宗的道理再做一点发挥。禅宗有一个术语「见地」，所谓见地，前面我们曾经引用过元人的两句诗：「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有头脑、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被现实所困。因为透过现实可以看到未来，透过一点而看到整体。这就是人世间应有的「见地」——「世事正须高着眼」。
下一句诗「宦情不厌少低头」，对于正在求学的青年人来说，暂时没有必要；如果将来到社会上做事，尤其是做官，则不妨参考参考。不过，做事、做官太讲骨气的话，甚至桀骜不驯，那就不太好了，有时候需要稍稍低头时，不妨稍稍低头，只要不是做坏事，没有关系，自然可以受益。
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清朝统治中国，有他的一套办法。当时各省的行政首长称为巡抚，只能管行政，不得管军事；管理军事的，则是军门提督。而这文武两位首长，也一定一个是汉人，另一个是满人。如果要调动部队用兵时，必须要两个人会同签署盖印，以收到相互制衡的效果；同时也牵制地方将领，不能造反。
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为国家招兵、练兵、作战，处处要钱，但是筹饷、调兵在当时那种制度之下，处处受牵制，弄得非常为难。后来曾国藩他们终于成功了，其中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年轻的胡林翼，器量大、有见地，发挥了作用，克服了困难。
当时湖广的总督是一个满人，姓官名文。有一次，官文的一个姨太太做寿。在清朝的官场中，姨太太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但这一个做生日的姨太太是官文所宠爱的。这一天大家只知道总督府中有个姨太太做寿，可不知道是第几位姨太太的生日。但总督以下的大小官员，都坐轿子到总督府拜寿了。
据说，曾国藩觉得大家都去了，自己不去也不好，于是也坐轿子去了。到了总督府一问，乃是排行第五的一个年轻小姑娘生日，曾国藩心想，何必去献这个媚，于是上轿走了。在他正要离开的时候，刚好胡林翼也来了。在当时，胡林翼的地位高于曾国藩、左宗棠，他们都还要靠胡林翼栽培。
于是胡林翼问，前面那顶轿子到了门口又不进去，到底是谁？下面的人告诉他，是曾国藩。胡林翼听了以后，连声赞好，说这是读书人，有气节，不低头。
可是胡林翼自己问到是官文的五姨太做生日，仍然递上名片，要进去拜寿。那时的阶级观念非常重，这一来，那位五姨太太听说胡林翼如此大官要来向自己拜寿，当然高兴得很，简直是受宠若惊；但顾于礼法，一再恳辞，不敢承当，而胡林翼更是要当面行礼。拜寿之后，官文的五姨太太万分感谢，问胡林翼可不可以第二天去回拜，见见胡林翼的老太太。胡也就爽快地答应，说：「好好！夫人请明天移莲驾来舍下」，请她明天去看胡太夫人。他也不管她是第几姨太太，干脆就称起夫人来了。
胡林翼回去后，就对母亲说明，请老太太帮一个忙。胡老太太也很高明，第二天官文这位五姨太来回拜时，老太太对她表现得十分体恤、疼爱。这位小女人就对胡老太太说：「我出身很苦啊！不知道您老人家肯不肯认我做干女儿」，老太太当然立刻认下了这个干女儿。
从此以后好了，胡林翼要调兵就调兵；甚至请调兵的公文还没有到达总督府，五姨太太就已经在催促官文：「胡大哥要你出兵，你还拖拖拉拉不出兵啊」。要钱当然就给钱，这就叫做「宦情不厌少低头」。做官有时候是要低头的，像曾国藩那样翘头翘脑，事情可就难办了，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只好找胡林翼。胡要他去找那位干妹妹五姨太，红包一送，就行了。
但是胡林翼的目的并不是为私，而是为国家天下。如果为私就糟了，为国家天下则无话可说。这就是「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
年轻人如果将来说孟子，可也不要说得太过了，太过了也不行，要恰到好处，那眼睛就得放亮一点，这也就是孟子说到眼神而引申出来的结论。读下面的《孟子》，也要眼睛放亮一点，才能够一节一节地连贯起来。
《孟子与离娄》恭俭之道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从《礼记》上几千年下来的教条，也可以从《书经》上看到，尧、舜、禹、汤他们都是恭俭之君。在古书上几个好皇帝，真的都是如此。
什么是「恭」？我们现在看到，哈个腰，驼个背，作个揖；或者和日本人一样，行一个九十度的礼，就认为是恭。事实上这些姿态都是外在的恭，不是真正的恭。作为一个人，能够不欺骗任何人，处处为人设想，也是孟子前面所说的至诚，这才是真正的恭。
什么是「俭」？从文字上看，依文释义，一个钱不花，口渴了连汽水也舍不得喝，棒冰都舍不得吃，似乎是俭了；其实错了，这些是狭义的俭。「俭者不夺人」，俭的德性应该更扩而充之，我舍不得的，想到别人也舍不得。譬如说，我口干了，正需要喝一杯茶，可是不舍得买，看见别人这里有一杯茶，认为这样正好，自己不必花钱，就拿来喝了。像这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侵犯别人，就是「夺人」，不是俭。
真正的俭是，我要自由，想到他也要自由；我的自由绝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我要满足我的需要时，如果妨碍了别人的需要，为了顾及他人，自己的这个需要就必须牺牲才对。这才是真正的俭。即使出来当一个老板，开一间工厂，对下面也要厚道，也要恭俭，不能只想要赚钱而节省。你办厂，你要赚钱，也应该想到人家在那里辛苦做工，也是要赚钱。大家都需要钱，要讲一个公道，彼此顾及对方，能够让步，这才是真正的俭。
在中国文化来说，一个政治领导人，如果欺骗别人，只想侵略别人，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唯恐人家不服从他，而要人家拼命，这就不对了。孟子说，像这样的居心，尽管满口仁义道德，表现出礼贤下士的风度，哪里能算是恭俭的人呢？！不论恭敬、俭约，乃至其他德性，都要配合实际的作为，有处处为人设想的居心才是。光在嘴巴上说说，或者表面上做做，是不相干的。譬如说，老远看见人就满脸堆上笑容说：「啊！你好！好久不见了，你没有吃饭？转弯的地方有卖面的。」尽管如此客气，对于恭、俭两种德性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声音笑貌是靠不住的，那是表面功夫，而应该以诚恳待人。一个单位主管不问部下是两人、三人，或百人、千人、万人，都要以诚恳相待。光是好听的话，好看的笑容，那是假的。
《孟子》怎么凭空又来了这么一段呢？如果我们把上面读过的《孟子》回想、联贯一下，就可豁然贯通了。从这段话的内容来看，大概是孟老夫子的学生们或者其他人对孟子的行径提出疑问。既然出来辛辛苦苦像跑江湖郎中似的游说诸侯，一心一意要帮他们施行仁政，而诸侯们对他也不错，一会儿送他钱，一会儿封他客卿，一会儿又要请他主持教化，但孟子却都不中意，不肯好好在一个地方待下去。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主要原因是他看出当时几个有影响力的诸侯没有一个肯彻底施行仁政的，道不同当然就不可以为谋。再其次，他这里又说出一个理由，当时那些诸侯们尽管对他打恭作揖，譬如齐宣王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但孟子自知在齐王心目中的地位，再加齐王并无行仁政的见地，久处下去必将受谗言而不欢离去，与其如此，何不在表面上仍然恭敬时就知趣地自动引退呢？
许多人看孟子，都以为他是一个只会吹仁义、卖王道的迂夫子；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反正就像山西人拉胡琴似的，自顾自地唱。这实在冤枉了他。这只是从《孟子》文章正面来看，故而有所误解。其实我们只要略微用心，就会发现孟子对人情世故是非常通达的。他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尽其在我地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之后，尽管对方表面还很恭敬，甚而封他爵禄，或者拨出教育经费，但他很清楚，是该走的时候了。他绝不恋栈，当然更不会自我陶醉地认为别人很看重他。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要别具只眼，透过文字的正面推敲它的侧面，更要透视它的背面，去找出它暗示些什么，隐含了些什么。
所以，我绝不是因为讲《孟子》故意替他辩解，诸位不妨看看下一章，恰好就是这章的一个补充说明。
《孟子与离娄》常礼与权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离娄》章到这里，又另起一个高潮，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淳于髡是齐国有名的滑稽大师，「滑」古音读「骨」，现在一般人读「划」，所谓滑稽，现代叫做幽默。历史上有好几位具有滑稽禀赋的大臣，不过在历史的规格中，没有把他们放在「大臣」之列，而把他们别立一格。例如战国时代的淳于髡，他是齐国的赘婿，就是入赘女家的女婿。在古代，人们对赘婿是不大看得起的。可是这个淳于髡，自齐威王时代就在宫廷中供职，继而在齐宣王、齐愍王的时代，一直做了三代的官。君王都离不开他，因为君王看到他就会发笑，感到愉快。
他对于君王的责备，不像一般大臣的直言，说得君王很不是味道，他从不来这一套。他如果要向君王进言，差不多都先说上一段笑话，引得君王哈哈一笑，而在他的笑话中，往往含有深意。当君王哈哈一笑之后，发现了他所说的笑话有严肃一面的含义，并且确有道理，就因而改变了主意，原来要杀的人，也不杀了。所以君王生气要杀人的时候，只有找他，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他总有办法说到君王不杀此人为止。
历史上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例如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威严的人，可是他遇到东方朔，则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每当汉武帝大发雷霆要杀人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只好找东方朔去。东方朔到了汉武帝面前，先不说正题，而东说西说的，像济癫和尚一样，装癫卖傻地扯一些笑话，然后就没有事了。
例如有一次，汉武帝请大臣们吃饭，那是一次非常严肃而隆重的宴会。汉武帝是喜欢用兵的，他这次请吃饭，等于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又要下达命令去攻击邻国了。可是正在吃饭的时候，东方朔割了一块肉下来，偷偷放到自己的袍袖里去了。虽说是偷偷地，可是他又故意让汉武帝看到。于是，汉武帝说：你怎么搞的？也不找一张油纸包起来，这样不是把袍袖弄油污了吗？你割一块肉放到袍袖中，是为了什么呢？东方朔说：我内人就喜欢吃这种肉，尤其没有吃过宫廷中烹调得如此好的肉，所以我带一块回去，给我内人吃。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然后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何必这样干？叫御厨多做一桌，送到你家里就是了嘛！
东方朔在汉武帝面前，常干这一类的事情。难道东方朔的太太真的喜欢吃这样的肉吗？他又真的这样怕太太吗？反正，他是逗得汉武帝开心了，然后，顺着这笑话的含义，劝汉武帝不必出兵去攻击邻国。于是汉武帝把他所说严肃一面的道理也听进去了，认为他说得对，就不出兵了。
淳于髡也是这样的人，现代人的新名词叫「幽默」。淳于髡可称得上是幽默祖师爷，当时，他可是齐宣王面前的红人。假如那时也有大学，年轻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要能找到淳于髡，就有办法了。他只要在齐宣王面前说一声，问题就解决了。
淳于髡与孟老夫子当然很熟识。淳于髡有一天去看孟老夫子，他的滑稽作风来了，对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与」。中国古代的礼仪是很严谨的，男女间的界限很严，即使是兄弟姊妹，到了八岁以上，就男女分开，不能同席，更不能同睡在一个房间里。姐姐如果拿一个东西给弟弟，也只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弟弟再从桌子上把东西拿去，不能亲手递接。不像现在的青年男女们，走在街上就像以前被绑去杀头的罪犯一样的五花大绑，男女揽腰、搭背、挽胳膊那副样子，所以我叫它「五花大绑」。
孟子答复说：男女授受不亲，这当然是古代传统的礼仪规范啊！淳于髡说：那么，嫂嫂掉到河里去，做小叔子的是不是可以伸手去把嫂子拉出来呢？孟子说：嫂嫂掉到河里去了，小叔当然应该伸手把她拉上岸来；别说是用手拉她，如果必要，纵然是抱住嫂嫂的身子，也应当把她从水里抱上岸来。如果不去把嫂嫂救上来，那还是人吗？简直是禽兽了。所以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常礼；把掉下河的嫂嫂拉上来，这是权变，不是常礼。在灾变急难的时候，就不能死守常礼，要从权宜，溺水如此，其他也一样。在登山的时候，如果一位小姐身处危崖将掉下去，而你说要守礼，不敢去拉她，这样的守礼，等于见死不救，太残忍了。所以这时要权宜、权变，也就是采取最适宜的变通措施。
孟子正面答复了他，可是，淳于髡就是淳于髡，原来他把问题转了一个大弯。因为孟子是尊孔的，他先用有关古礼的问题，套出了孟子「从权」的这句话，于是正题来了。他说：现在全天下的人，都陷溺在苦海里，你怎么不伸手去拉一把？他希望孟子出来救世，希望他能从权变通，即使齐王对他不怎么尊重，一般权臣对他也不大以为然，但是百姓处在水深火热的危急苦难中，他就不应该死守个人的风格操守，不妨委屈求全，以天下百姓为念。所以不管齐王给他什么职位，都该接受，然后想办法施展他的抱负。
这一段大概是孟子辞了齐卿的位子，准备回家去的时候，淳于髡着急了，跑来看他，希望能有转圜的余地。从这里，我们又可见淳于髡不止是个会逗笑的大臣，也不止是替人说话的好好先生，他的确是有识之士，有心之士。同时他也善于察言观色，他了解孟子和齐王之间的微妙心理，所以他就在这一点上制造一个风趣的问题来做开场白，想让孟子回心转意。
而孟子对淳于髡呢，当然也是相当看重。我们从孟子的答话就可看出。在《公孙丑》下篇中，曾经也有人为了孟子要离开齐国而去挽留的，结果我们这位孟老夫子「不应，隐几而卧」。在被责难之下，孟子又很坦率地对此人举例解说，最后结论直言「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但是他对淳于髡则不然，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快人快语地就点出关键所在。短短几句话中，不但巧用了逻辑辩证之妙，同时一语双关地道出内心的沈痛，以及整个局面的不可为。因为那个局面是只手难以回天、中流无法砥柱的。
孟子说：你说得对，天下的人固然全都陷在战乱的苦海中，但是，「天下溺，援之以道」，天下人的苦难，是要以文化道德配合政治基础才能挽救回来的。嫂嫂一个人掉下河里去了，可以不必用文化道德、政治基础去拉她，只要伸出手去拉她起来就好了。你老兄来做说客，希望说动我，那么我伸出一只手去，就能够挽回天下人类的劫运吗？挽不回来的呀！
我们曾经说到两句古人的诗：「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挽回劫运，这个志向是对的，但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需要整个的文化力量去挽回的。常看到人们说「中流砥柱」，这个形容词很好，可是「砥」不了的。不要说整个时代的巨潮大浪，就拿台湾桃园的石门水库来说，放水的时候，你在水道上站站看，别说砥柱，到时候冲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如果小命还活着，那真是老天保佑。
所以正如这两句诗说的，一个人的人生，要中流立足，在时代中不摇不曳，不随社会风气转变，在时代潮流中站得住，那是硬要建立一种风格，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说要藉一个人的力量，挽回那个时代，究竟又有谁真的能够做到？我们看看孔子和孟子两位老夫子，他们又挽回了当时的什么？所以孟子答复淳于髡，说他的话不合逻辑，救天下不同于救掉到河里的嫂嫂，这是两回事。
说得更清楚点，要挽回时代，文化思想的精神建设是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时代精神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是最重要的。
至于孟子这句答话的另外一重言外之意，则是说齐王对我个人的尊重与否，还是小事；主要的是齐王没有仁政王道的见地，而当政的权臣们又都各管己利。像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么可能施行仁政？！齐国如此，其他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天下，你叫我从哪里插手，又在哪里立足呢？
你们看，孟子多会说话！短短几个字，包含了这么多的意思。所以年轻同学们注意，不要以为孟子总是啰啰唆唆地讲上一大串，好像明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怎么到他嘴里，就啰唆个好半天。他这是和孔子一样的「因才施教」，碰到了头脑不够的君主，或者反应迟钝的学生们，他就不得不尽量说详细一点。如今碰到慧黠的淳于髡，他当然乐得来一招类似禅宗大师们的机锋转语，也就是一语多关地答复了淳于髡。
说到这里，必须作个补充声明，我上课总是啰里啰唆地扯上一大堆，那是我自己爱说话，并不是认为诸位不高明啊。
《孟子与离娄》儿女的教育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有一天问老师：依照古礼，父亲不自己教儿女，这是什么道理？青年朋友们要注意，将来自己有了儿女时，要怎样教育他们才比较妥当？儿女不由自己教，交给谁去教？
有一位现代名人，很有钱，也颇有地位，只可惜脑子有点胡涂。他有一个儿子，大概也和他父亲一样胡涂。不久前这位阔佬告诉朋友，他的儿子不见了，到哪里也不知道。可是另一位朋友，后来因事到一所孤儿院中，看到一名院童，长得特别清秀，很面善，不像一般的院童。问到院方，得悉是一个不知来处的孤儿。问他家住哪里，爸爸妈妈叫什么，他都不知道。这位朋友一听，马上想起那位朋友走失的孩子，于是上前询问他的姓名家世，父亲是否某公司董事长某某。这孩子在询问之下，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姓名身世，于是才由这位友人通知这位现代名人，将儿子认领回家。世界上就有如此的父子，顺便想到，说来供大家一笑。
依照古礼，父亲不教自己的儿女；但是为了子女日后的立身处世，社会上有些坏事情是应该让儿女知道的。反观我们中国的父母们，有几个敢把社会上的坏事，或者某些人的丑事叫儿女了解？从前我有一个朋友就很难得，对于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都带儿女去看。可不是由自己带，而是转托朋友带他的儿女到这些场合去，好让他们认清楚什么是坏事，对自己有害无益的都不能做。这是教育的一种方法。
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家长们拼命要他们读课本，不许看小说，结果读得一个个呆头呆脑，念到大学、研究所都毕业了，而对于人情世故一点都不懂。所以我常常鼓励他们看小说，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不喜欢他们读死书，有时候我带着他们看小说，武侠小说、传奇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看。不过他们自己找来的小说要告诉我一声，因为有一部分小说，如果还没有到一定年龄，则不必看，看早了，不见得有好处。小说看多了，会懂得做人，也会通晓人情世故。小说上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是假的，而所描写的事情，却往往都是真的，在社会上就真的有那些事情。至于历史上那些人都是真的，但有些事情，你没有经验就无法了解；没有做过大官，就不知道大官的味道，那就只有看小说才能通晓。
孟子在这里说，对儿女的教育，由父母亲自来教，在情势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父母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心态，正面的教育很难。孩子想看个电视，父母就摆出威严的态度，用命令的口吻禁止；而朋友较为客观、理智，就不至于过分严肃。实际上儿女已经很累了，看一点电视轻松轻松，并不过分。
孟子说：对于子女，我们当然要以正道教导他们。子女如果不听，就「继之以怒」，发脾气了，不是打就是骂，于是反效果出来了。据我所知，许多家庭教育，所得的都是反效果。一些青年男女出了问题，都是家庭教育有问题，而不一定是问题家庭所造成的。父母太方正了，教育出来的儿女多半是死死板板；这样的儿子，再教出来的孙子，就板板死死，更糟糕了。另有一种是反效果，方正、严厉的教育下，激起了叛逆的心性，那就更麻烦了。这样看下来，我非常同意孟子这个观点。
而且在子女的眼中，认为父母教我不可以说谎，而他们自己却一天到晚说谎。像有人要去午睡了，怕被人打扰，于是交代孩子，如果有客人来，就告诉客人说我不在。果然来了客人，孩子便说：爸爸在睡觉，爸爸说告诉客人他不在。像这样的孩子，能责备他吗？他绝对的对，因为他不说谎。为父母的平常也是教孩子不可以说谎，孩子没有说谎，怎么能责怪他呢？
父母不许孩子说谎，而孩子看见父母随时都在说谎，这是一个事实。父母要求孩子要这样那样，而自己所做的又与所教的恰恰相反。像孔子、孟子，常常教别人要守信，而他们自己有时却不守信，这又怎么解释？这就有层次上的差别，程度上的不同。就如刚说过的淳于髡那一节中，「嫂溺援之以手」是可以的。教育也是如此，有时候需要权宜变通，但是子女还小的时候，是不会了解的。
所以教子女正，子女如果不正，就生气责罚他们，子女心里已经不满了。子女再看看父母所做的，正与他们教自己的相反，于是就更愤愤不平了。因此，父子之间的代沟，相互的不满，早在子女幼儿时期就已经播下了种子。所以孝道是很难讲的。父母子女之间，如果有了芥蒂、嫌隙，那就太不幸了。
现在许多青年人都不满现实，其实不止是现在，无论古今中外，青年人都是不满现实的。纵然是最好的时代，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在青年人的心目中看来，也是不满的、要挑剔的。中年以上的人都曾经走过青年时期，多少可以体会现代青年人的心理；只要从年轻人的一些小动作，就可以看到他们不满现状的心态。例如一堵墙壁，装修得蛮漂亮，他却要画上一条痕迹；一个好好的瓷瓶，他却要用东西去敲敲似乎才过瘾。他们这样做有理由吗？没有理由，这是潜意识的反叛性和破坏性作怪。所以青年人之不满现实，是当然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教育上、领导方法上，就要懂得这个道理。
古人易子而教，两个互敬的朋友，往往相互教育对方的子女，因为父母有不方便亲教之故。像现在的青年，几乎没有不犯自渎毛病的，但父母们对于这种事都不教，因为不好意思开口。直到最近，教育界才开始正视和讨论有关「性教育」方面。但在有些偏僻的地方，老师们碰到这一部分的教材就避而不谈。
其实在六七十年前，也有这种教育，聪明的父母们就想出变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易子而教的原则，由朋友来教；或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引用某些因此受害的现实例子，做启发性、暗示性的诱导。这是为了孩子一生健康所系，不得不教。
《孟子与离娄》“不责善”的真义
孟子所说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这句话，千万要记住。父子之间不可要求过多。这个「责善」的「责」，就是责备求全的意思，「不责善」也就是不要过分求好。例如子女升学，参加联考，为父母的就要采取「考得取最好，考不取也没关系」的态度。现代的学生们，为了应付联考，被老师、家长逼得拼命死背，什么历史、地理，一概死背，「浙江！浙江！福建！福建！」背是背熟了，联考是考取了，结果到了金门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福建，也不知道马祖是福建省连江县的一个岛屿。
许多眼前的例子，都证明孟子这句话的道理。但也有许多为人父母者，犯了这个「责善」、过分要求的错误。犯得还很深，这千万要注意。
父子之间如果责善，就会破坏感情，就会有嫌隙。孝道要建立在真感情上才会稳固。父子之间能像好朋友般相处的很少；试看生物界，飞禽也好，走兽也好，子女长大了以后，就各走各的。人为生物之一，本性上也是如此。由此可知，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只是把子女教育成人，使他们能够站得起来，有了自己的前途，父母也就完成教育的责任了。至于子女以后对父母怎样报答，那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也不必存什么希望。再见吧！人生本来就是如此的。
孟子为什么推崇舜？舜的家庭状况是「父顽，母嚣，弟傲」。父顽：这个「顽」不是顽皮，是非常固执成见、贪婪，像土匪一样。母嚣：嚣就是泼辣，十足的泼妇。假如有人在她门口弄脏了一点，她可以拿把菜刀，到人家门前骂上十天半月。弟傲：对于父母的坏处，他都遗传了，对哥哥舜，视如眼中钉，常想对付哥哥，是一个现代所谓「太保」型的人物。舜就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母。
父子之间一责善，问题就大了，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万一遇到坏的父母呢？也同样的，子女不可以对父母责善，不可过分要求父母。
这个道理是根据生理学而来。例如一个好人，他的行为绝对是好的，可是这个好人是勉强做的，其实他对人恨透了，想发怒又不敢发，于是许多情绪都压制下去了。这种被压制的愤恨怨气，潜伏在下意识里，遗传给了下一代，于是这孩子将来又凶、又坏、又狠，充分表现了上代内心中坏的一面。至于一个坏人，也有大好心思的时候，他的这一面刚好遗传到子女身上，这个幸运儿将来就会孜孜为善。舜就是这样一个人，再配合他自己的先天禀赋，以及后天努力，于是成为圣人。
总之，父子之间应该不责善，宋明以后的理学家们有一句话，「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反对这句话！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我们现在也为人父母，反问一下，我们样样都对吗？随时都有做错的可能，也有教错的时候。但是，身为儿女的，应该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精神，以之来对待父母。父母有时要宽恕子女，而子女尤其要孝敬、体谅、了解父母，为了孝道，更要设法婉转改变这个「不是」的父母。这样并不是和父母对立，也不是反叛，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相互的。
扩而充之，不但父子之间如此，师生之间也是如此，长官部属之间也是如此，都不能责善。过分地要求，终究会发生问题的。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时读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肯承认孟子是圣人；而我，在读到《孟子》这一节时，最赞成孟子被称为圣人。孟子如此通达人性心理，而处理方法又如此之适当、清楚，真让人拍案叫好。
许多人把孩子宠坏，也是这个道理。由于过分爱护，反而把孩子的身体弄坏了。孩子不经锻炼，则失去了应有的抵抗力，假如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一旦国家有事，还能够去报国为民吗？这也可以说是父母对孩子「责善」的错误。
这一段话，是公孙丑提出来问孟子的。那么我们要研究了，公孙丑为什么会向孟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当然不是师生之间吃饱了饭没事做，在这里闲磕牙。闲磕牙的话，也不会把它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了。或许是有问题家庭向公孙丑请教，公孙丑没办法作答，只好来请教老师了。
我们要知道，在孟子那个时代，贵族的子弟们非常骄纵，孟子也说「富岁，子弟多赖」。像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富强康乐，而后代子弟，每易堕落。所以看到今天社会的繁荣，不禁为之担心。所谓「多难兴邦」，现代青年要多加警惕，不要一代不如一代。
孟子说：「责善，朋友之道也」，责善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我也经常说，中国社会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前面的四伦是国家体制、血脉骨肉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人伦之列。但最后加上朋友这一伦，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理由？其实，朋友这一伦，比前面四伦都更重要。人生有许多事情，上不可以对父母讲，下不可以对妻子、兄弟讲，至于君臣之间，更不敢讲了。如果自己做错了事，或做了坏事，简直没有人可讲可商量的时候，只有在知己朋友之间可谈。所以朋友之道可责善，何以故？中国朋友之道的定义在「规过劝善」，也有「通财之义」，所以师生也包括在朋友这一伦之内。古人写信给学生，每称「友生」，包括了师生、朋友的关系。父子之间若责善，骨肉之间的感情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古人易子而教，自己的子女请别人想办法教才比较好。
《孟子与离娄》曾国藩笔记——《英雄诫子弟》
因为谈到父子之间的教育问题，让我们看看曾国藩介绍的有关父亲教子弟的一则笔记，他搜集得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再整理了。他并为这一笔记安了一个题目叫「英雄诫子弟」，内容如下：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西凉李嵩，手令诫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
「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褊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敬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曾国藩说，历史上的英雄们，思想、意境、度量都特别宽大，就是所谓的「意量恢拓」。我觉得现代的家庭、学校，培养这一代的年轻人，特别需要注意这四个字。现代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胸襟狭隘、眼光短浅，薪水两万块一月就可以了，如果能够赚钱盖一栋十二层楼，那就更好。他们没有志在天下，也没有志在千秋万世，所以今天的青年看起来大多不可爱。
曾国藩说，古代的英雄，他们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于是他列举出几位前辈英雄教育子弟的实例来。
刘备病危，在快断气的时候，当着诸葛亮告诉他的儿子阿斗——刘禅，「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你要好好地努力啊！不要因为一件坏事是小的就去做；也不要因为一件好事是小的，而不去做。这是刘备吩咐儿子的话。
有些人往往看见一件东西很可爱，譬如上餐厅时，见到桌上一个搁筷子的竹型小陶器，认为这不值几文钱，没有多大关系，顺手把它带走，这就不对了。
刘备又告诉阿斗：一个人唯有自己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你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要好好跟丞相诸葛亮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所以阿斗称诸葛亮为尚父，二人就是义父义子的名分了。
刘备临死这几句话，是真心话，也很厉害，好像是一根绳子，一下子就把诸葛亮套住了。历史上还有记载，他对儿子说完以后，再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那又更厉害了。他说：「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你的学问能力，比曹操大儿子曹丕高了十倍，你看着办，我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帮助他站起来，你就帮助他；如果你帮助了他，而他仍然站不起来，那么你就自己干吧！刘备这几句话一出口，诸葛亮立刻跪下去，表明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自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是说，你放心地去吧，我绝对不会坐这个皇帝位置，而且我到死为止绝不变心。
这两条绳子把诸葛亮一套，他只好六出祁山了。诸葛亮也的确履行了他的诺言，一直做到死为止。
但话说回来，刘备教他儿子的这段话和他对诸葛亮说的话，也的确都是真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一块什么料，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古人说的「知子莫若父」，了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家长对子女做的事，常会处理不当，那是由于他们偏爱、溺爱的结果，父母就被自己的偏爱、溺爱心理蒙蔽了。
刘备教出来的儿子，也是第一流好手，尽管往昔对刘禅有许多责备批评，但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等聪明人。当诸葛亮死后，他一看辅佐无人，已经不可为了，不如投降司马昭，方为上策。当他做了安乐公以后，司马昭还测验过他，问他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他立刻说：「此间乐，不思蜀」。历史上依据他这句话，批评他没有出息；事实上，他是第一等的高明，他如果不这样说，性命都会丢掉，所以刘禅到底是刘备的儿子，真有一套。
读历史，要懂得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设身处地地去思考研究，否则就会被历史骗过。如果自己执着一种成见去读历史，就更容易陷于主观的错误，得不到客观的事理与真相。
再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也可以看出刘禅的聪明，他玩弄了这位义父，诸葛亮对他毫无办法。而且他擅于辞令，很会说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引喻失义」，没有理由的事情，在他嘴里都可以说出一套理由来，而且更用种种的譬喻来说动人，就像淳于髡想用嫂溺的比喻，来说动孟子出来为齐国做事，以拯救天下一样。阿斗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非常好听，歪理千条，可以把正理唬住。这是诸葛亮最痛心的事。
读《出师表》，不要只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不要只看到诸葛亮的忠诚，这不能算是读懂了《出师表》。事实上里面大多是他最痛心的话，诸葛亮等于说，你父亲这样诚恳地把你托付给我，而我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可是你这个干儿子却是如此的不争气，有这么多毛病。
再回到曾国藩的《英雄诫子弟》的本文，他第二个引用西凉李嵩的训子故事。所谓西凉，时代上是三国吴、蜀、魏相继灭亡之后，所谓三国归于晋，由司马家立国为晋。西晋、东晋共有两三百年，天下非常纷乱，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一时期，历史上称作「南北朝」，而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隋等所谓六朝。
李嵩便是在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历史上描写他「秉性沉重」，很少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头脑非常聪明，气度宽大，学通经史，并熟兵法。如果以现代的地域文化观念来衡量，或许要奇怪，远在甘肃以外的边区地方，怎么会培养出这样饱学的人才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现在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还是没有完全开发的地区。中国的文化，是由西北发源，经中原而慢慢发展到东南区域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西北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
最初，李嵩是在那里做地方行政首长。当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就自己在西凉称王了。李嵩下手令告诫他的好几个儿子当领袖的原则，他在手令中的意思是：一个当领导的人，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都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左右的得力干部，往往在大老板不知不觉间掌握了许多权力。越是精明的领袖，越容易被左右的大臣专权玩弄，这是做领导人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像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胡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毁誉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去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都要辨别清楚才是。
但有时候，甲乙两人本来意见不合，而丙对甲说，「乙某说你很好」，这句话虽然是假的，却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和睦，是善意的妄语。反过来，如果老老实实地说「乙某对你有意见」，那事情的发展可就会更坏了。
扩而大之，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在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一定要用客观并且和平的方式处理。比如说，总务非要增加某一设施不可，而会计说没有预算一定不办。这和打官司一样，各有各的理由。身为领导人的，听了双方的意见，到底该办不该办，就非做判断、下决定不可。这时，一定要和颜悦色地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者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必须加以处分，但在言辞态度上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话，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了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在问话或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如果自己想到怎样办就一意孤行地办了，那就不得了。
他继续告诉他的儿子说，他莅事五年——实际上他的从政经验当然不止五年，这是以他自己挂牌称王算起，虽然没有做到使老百姓绝对平安，但「含垢匿瑕」。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要去挑起来；有时冤枉还是替别人承担的，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有再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这种修养可真不容易，谁都爱脸上有光彩，「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的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弘才能够做到。「匿瑕」就是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做领导人的，要包容部下的缺点。如对部下人人求全，则将无人可用。
由于李嵩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所以他能做到「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这种本事实在难得。尽管早上还是他的死对头，但是在李嵩道德的感化下，到了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了。李嵩待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而且不是故意做作，是自然流露，以诚待人，不论新旧，一律公平，坦然无任何区别；既不偏袒，也不会对某方面有所屈抑。
最后他告诫子弟，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这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曾国藩所引用的第三个例子是宋文帝。前面说过，这个宋，不是唐以后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而是南北朝时代的东晋、宋、齐、梁、陈中刘裕所建立的「刘宋」。
在那个时候，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很盛行了。刘裕出生以后，父母怕他不能长大成人，送他到庙子，请一位比丘尼抚养，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也叫「佛奴」。后来他当了皇帝，继承他王位的是宋文帝，在当时，宋的版图为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宋文帝封他的弟弟义恭为江夏王，就是现在湖北、湖南等地，兼领荆、湘等八州的都督，掌握了这些地方的兵权，等于现代南方的总督。长江两岸几省的军政大权，都在他弟弟的掌握中。
宋文帝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的大事多么艰难，国家的责任又多么的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现成和创业一样，也是不容易的。将来到底是兴隆或衰败，安稳巩固或危险，都是我们兄弟的作为所决定。你要特别注意体认到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
他又进一步训他的弟弟说：你的胸襟太狭窄了，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的话，不管有否困难，不管是否行得通，非做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于是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你这种个性，一定要设法控制。
他又引用历史上的大人物给弟弟做榜样。他说：汉代的卫青，虽然是一位大英雄，身为大元帅，但是他有两个长处，一个是对于知识分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其次，对于低阶层的人也非常体恤、照顾。
这里再引用西门，因为没有明确名字，不易考证。大概是指战国时的一个名臣西门豹，有关他治西河的故事。原来在黄河口的人有一种迷信，每年要以一对童男童女丢到河里去祭河神，经过西门豹设法，才纠正过来。但是他的个性有些矫枉过正，遇事要做得漂亮，显示给众人看，这就是矫情，并不好。
他又举关羽、张飞两个名将，说他们两人同样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的意见，要别人都听他们的意见去做，所以后果都不好。
他举了这几个实例后，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缺点作为借鉴。
他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皇帝的手段拿出来了。刘裕的这个儿子，到底不错，所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给了一个「文帝」的谥号。要在政治上有相当成就，学问、修养、为人都不错，才够得上「文帝」的美称。有「文帝」谥号的皇帝，说得好听是很聪明，反面的看法，也可说是蛮有手段的。
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还不懂。到了那个时候，你以司徒，相当于汉代太师的身份去辅助他，就得要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臣道加以辅助。
这是他对江夏王的警告。在古代，皇帝死了，由长子继位，如果长子年幼，就要靠叔父来辅助。但有的叔父就乘这个机会，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宋文帝就在这里预先放下这一颗棋子，希望他弟弟将来不要跋扈僭替。一方面也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刘宋的天下是安是危、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就要看你们叔侄两个人了。
宋文帝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说，我现在还在观察你，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下面是兄弟之间说私话了，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劝告。
他说，你每个月用的钱不要超过三十万，政府的预算虽给了你这么多，假如你能省下一些来更好。你省下的钱，可以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至于你住的房子，已经够漂亮，也够用了，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翻新花样了。
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重点。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他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说，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多听，千万不可以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以嫌烦、动意气而草草断案。
而且不仅是司法的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当然也不可以凭自己的情绪下决定，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高兴的时候就赦免人。
对于他人的好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就应该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这样不但遮断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裁了。
国家的官位，不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越是亲近你的人，奖赏起来越要慎重地考虑。
古代常见以国家官位做人情的事，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民主时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当选以后，要儿子来当秘书，助选有功的人来当科长，这都是不应该的。官位是国家的名器，不是私人口袋里的红包，所以不可以送人。为了自己将来做出好政绩来，也该选贤与能，适才适用。
宋文帝更以自己为例说，我对于左右的人，较少给他们恩惠，外面也因此而批评我，我都听到了，但我以为并没有错。因为我对身边的人和不在身边的人，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常给他们赏赐。
接着，他又说出一番道理，也就是他当皇帝的秘诀，虽然不是什么传统的大道理，可也算是一种道理。因为当时的南北朝，社会非常紊乱，为政就不得不严谨，所以他对当时的那种情境，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学。他的理论是，不能以自己的高贵去欺压别人，但是也不能没有威严，所以不可随便。这是很容易懂的事，你应该知道的。
随后他又在私生活上规劝说，为了不随便，所以对于声色娱乐等事，相当于现代的唱歌、跳舞等，偶尔消遣消遣可以，但是不能太过分。至于赌博、酗酒、打猎、钓鱼这些事，你一个身居王位的人是不可以玩的。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奢侈浪费，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样。至于穿奇装异服，收集珍奇的古玩，这类萎靡心志的习气，都不要养成。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数见」，就是多接见，否则便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部下远了就无法知道下面与外面的情形，情况不明瞭，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他的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却都从最基本的做人处世上说起，谨言慎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
又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交趾，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带。当他平乱的时候，写信回来训诫他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他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两兄弟在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的时候，要像听到人家说你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只可以听，而不可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我国文化最重孝道，对父母应有恭敬之心。在礼仪上，面对父母，只能口称爸爸或妈妈；再恭敬一点，还要加上一句「您老人家」。亲热一点，则叫爸或妈。在文字上则要加上「大人」两个字，如「父亲大人」、「母亲大人」。对别人提到自己的父母亲，则要称「家父」、「家母」；父母过世了，也只能称「先父」、「先母」；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直呼父母的名讳。否则的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为不孝，小则被人批驳、轻视，更严重的，甚至影响事业前途，无人敢与你交往了。所以马援教训侄子们，不可去传播别人的过失，他引用这个比喻，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他又说：评论别人的好坏，或随意批评国家的法令与行政，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我马家的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们两兄弟却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现在，我虽然远在外地，但却记挂着你们，所以又写信回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并不是啰唆，而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又不在我的身边，该是自主的时候了。我只是像对出嫁的女儿一样，在替她系上佩带、挂上香囊时对她叮咛，再一次将父执的教训详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要忘记。
于是，他又举出近在京兆的两个名人来做实例说：就像现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长龙述（字伯高。据说马援的这封信后来被光武帝刘秀看到，就升龙述当了零陵的太守），对人敦行厚道，处事周密谨慎，从来不说谁对或谁错，立身恭顺，自己知所约束，生活节制而俭朴，清廉公正并有威严。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能以他为榜样。
有一个人的作风是另外一型，那是越骑校尉杜季良。他豪情侠骨，急公好义，为人家的忧患而忧愁，因人家高兴之事而快乐；无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交往做朋友。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远近好几郡的人都来吊丧，这个人我也很喜欢、很敬重，但是却并不希望你们学他的样子。
两个人同样都是我所敬爱尊重的，为什么我希望你们学这一个而不学另一个呢？因为学龙伯高这种修养，纵然学不到和他一样，也错不到哪里去。而学杜季良就不同了，因为学杜季良的作风，必须具备许多条件，要有财富，又要有武功，或者勉强可以学他。更重要的，要恰到好处，把握得住，不偏倚，也不过分。因为稍一不对，就会出大毛病。打个比方，如果学龙伯高，就像是学雕刻家雕刻一只在云霄的天鹅，纵然雕不好，也还可以像一只野鸭子；而学杜季良学不好的话，那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而且杜季良将来的下场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就目前的情形，有些地方的军官们都不喜欢他，常常初到不久，就有咬牙切齿恨他的样子；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径当做谈话资料。我虽敬重他，也同时为他捏把冷汗。后来果然有人在汉光武帝面前打报告，说他行为浮滑轻薄，扰乱社会秩序，妖言惑众，结果丢了官。也许马援这封信说过敬重他的话，无形中也帮了他的忙；否则这样的罪名，他连脑袋也可能丢掉的。所以马援不愿他的子孙们学他。
曾国藩最后的结论说，这位马援大将军也是谦虚地约束住自己，把高远的志向蕴藏含蓄在内心之中，而从日常言行上多做修养。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大事。苏轼的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关于「父子之间不责善」所引发的有关于古人训导子弟的文章。
对于「不责善」一词的含义，前面也曾经解说过，并不是教子弟不做善事，而是对子弟不做过分的要求。同时，「不责善」是对双方而言，孩子们也不应该对父母做过分的要求。扩而充之，师生、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的不责善，而要适度地包容、体谅。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的学生子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就是说，对朋友的劝告，或者要求朋友帮忙，次数太多太过分了，就会疏远。对于领导人，尽管是非常忠诚的劝谏，而当他个性倔强、执拗不听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说了，多说反招来屈辱。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忠臣往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
我们的文化，是佩服赞叹忠臣的。忠臣固然好，但我们不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忠臣，因为自古的忠臣都是产生在国家动乱、社会不安，乃至于危亡的时代。如岳飞、文天祥，都是这样。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的痛苦与悲哀，而我们所希望的，是永远天下太平。同时也希望家庭没有孝子，这句话是说，在一个和睦安乐的好家庭中，永远显示不出孝子来。例如一个贫苦的家庭中，父母抱病无法就医，做儿子的牺牲自己，设法给父母就医，奉养父母，这才显示出他的孝道，所以孝子是这样产生的。
在忠臣、孝子这两个美善名词的背面，包含了多少牺牲、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因此老子也说过：「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话说得最彻底了，儒道两家可以说是同一个论点。
回到前面所说的古人「易子而教之」的教育方法，可知我国的文化是多么精深博大。现在从大学教育系毕业出来的同学，乃至于在外国得了教育博士的人，谈起教育理论来，道尔顿制、杜威制，这个制，那个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像头头是道；但往往忘记自己的文化宝库中，有如此珍贵的、永恒不变的教育原理。
现代人写学术论文，花上两年时间找资料，有关无关的一起找来，瓜棚搭到柳树上，写下几百万字，煌煌然的一本巨著。可是读了半天，很难看见著作者本身的真知灼见，全是抄来的数据。这怎么叫学术？只能算是记文字的技术罢了。
我们再研究，当时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公孙丑的问题。而公孙丑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知道，当战国期间，齐国是齐宣王当政，后由齐愍王接位。在大梁建都立国的魏国，是梁惠王当政，后由梁襄王接位。在这种政权转移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一个家庭内，父子、兄弟、姊妹之间，在权力、利害的冲突下，就失去了亲情，甚而互相嫉妒、伤害。所以「家贫出孝子，乱世见忠臣」，由这个观点看到的是人性美好面，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人性的善良面显露了；但是在富贵权势中，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面。这是从历史上看人事，所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妙也非常矛盾的现象。
所以在佛家、道家的心目中，人类都是愚蠢的，做了许多愚蠢的事。这种种的愚蠢构成了历史，以此推论，历史只是许多错误经验的累积而已。
孟子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在当时的战国时代，家庭的悲剧太多了，简直不可数计。更早的春秋时代，孔子研究《易经》时，就曾在坤卦的系辞中说：「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种臣子杀君王、儿子杀父母、兄弟家人互杀的情形，追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的悲剧，其来龙去脉，早就有了前因，才有这样的后果。一直到孟子这个阶段，也是如此；再到后世，直至如今，还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例如汉高祖，被项羽追得紧迫的时候，他把父亲丢掉了不管。后来在更危急的时候，把儿子也推下车去，减轻重量，才能逃得快。所以英雄人物，无法以常情揣想。也因此，我们正史以外的史书，如历史小说《木皮散客的鼓词》、《杨升庵二十五史弹词》、《桃花扇·哀江南》的词牌等，除了对于历史哲学的批判与感叹，也描绘出人性的可怕。
这种历史背景，在《孟子》这类经书上，不大看得出来。要读《战国策》等史书，其中有关魏、齐等国的历史，才知道当时宫廷中所发生的种种家庭问题。由于这个时代背景，才有公孙丑的这一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