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中国纪年的算法 92、取与之道 93、传非其人交非其友 94、圣人能征服自己 95、新娘为大 96、公义私情 97、张弘范与范文程 98、施琅的故事 99、人缘不好自我反省 100、圣人的用心 101、不孝有五 102、曾子与子思 103、齐人的故事 104、古代的三个寓言
《孟子与离娄》中国纪年的算法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我们看了《孟子》这一段，如果回头再看前面，会感觉十分有趣。孟子开头说了尧舜，又说到夏禹商汤，然后是赞叹文王、武王、周公，最后捧了孔子。到了这里，他说到自己了。
他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名言，却无法作定论。我国过去十二年为一纪，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万年为一大纪，一百二十万年也是一纪。后来西方的计算法，一百年为一世纪。一般人每说活了六十年算是活了一世的人了，如果按古代的计算法，六十岁的人应该算是活了两世。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说一个君子，就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他的崇高精神，留给后世的，最长也只有五世，就是一百五十年就断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同样的，「小人之泽」也是一样，好的坏的，完全平等。但我们几十年的人生经验，看了许多人，不管好的坏的，他的遗泽最多三世就断了。从前有一个人，白手起家，一毛钱不浪费，很节俭甚至很悭吝，临死时拖着总不咽气。家人觉得奇怪，直到看见灯盏里有两根灯草，才明白过来，赶紧剔下一根，这个人才放心死去。他省下的钱给了儿女，可是儿女已经在过着年年换新车的生活了。到了孙子的手里，更是奢侈，结果三代都不到，家就败完了。等到曾孙一代，又是赤手空拳，从头再来。人生就是这样的轮回，除了文化思想可以延续千秋万世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永远的。
孟子感叹了人生的无常，然后他说，可惜自己没有生在孔子那个时代，未能亲自从学孔子、直接接受孔子的教化，「予私淑诸人也」，只是读了他们的书，私底下敬佩他们，而继承了这个学问的。
后世的私淑弟子，就是从《孟子》这句「私淑诸人」而来的。就是说，并没有见过这个人、亲受他的教育，只读过他的书，而产生了敬仰，并且为人处世处处都学他的榜样，照他的话去做，这就是私淑弟子。换言之，虽然没有当面受教，可是内心认他为师，就是他的私淑弟子了。但凡是当面受过教、听过课的，则不能称为私淑弟子。有的对授课老师，自己称「晚」，这也不妥；称「晚」只有对老师的同辈、关系较疏远一点的自称晚生或者后学，以表示谦虚。
说到孟子的私淑孔子诸人，大家都知道，孟子是子思的学生，而子思为孔子的孙子。但依据孟子本人所讲，好像他也不完全是跟子思学的，而是私淑孔子的。有一本《孟子外书》，再加上《韩诗外传》等名家子书的记载，则有各种的说法。有一说：子思与孟子的年龄相差很远，在孟子十一二岁的时候，曾经与子思见过面。子思一看见孟子这个童子，就站起来请孟子坐，对孟子很客气。当时子思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居鲁国君师之位，他对孟子如此客气，众人表示反对。子思告诉众人，不必轻视这一童子，他正是未来的圣人。这是传说之一。另外一说：孟子在小的时候曾经跟子思学过一段很短的时间，所以也算得上是子思的弟子。而在这里，他是感叹未见过前辈的圣人，只是私淑而已。
我们看到孟子写文章的高明。他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说到自己，在字里行间、文章背面，等于在说：我孟轲是今日唯一继承这个道统的人。我们将这几节文章连贯地读下来，就自然会有这种体会。可是他并没有正面地说出来，假如他正面说出来，就不成其为孟子了。不过后世的学者们，从宋儒开始，包括现代的在内，就往往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我了。这一个「我」，问题可真严重了，人人皆「我」一下，中国文化的道统将来可不知被「我」到哪里去了。
其实，圣人之道并不是自求为圣人的，圣人是后世的崇敬封号，自己是否是圣人，未来的历史文化自有其公正的评断。圣人自己并不自认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自求一生事事都能对自己有所交代而已。这是学圣人之道应该有的态度。假如读了几句书，就自认为有学问，因此而傲慢，那就很不敢领教了。
《孟子与离娄》取与之道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讲师道，也讲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道理，到这里孟子在说他自己了。研究孟子的一生，这些地方可不要忘记，他现在是在为自己辩护。
宋朝有好几个名学者都反对孟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初更反对孟子，甚至把孔孟庙里头亚圣的牌位拿掉，到后来又佩服他，重新立起亚圣的牌位来。反对孟子的人说，孟子私淑孔子之道，又到处劝诸侯做文王，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周朝的天下。又有说孟子既然想出来，却又「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可能当时的人对他也有这类批评，他在这里为自己做辩护。
他说处世做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例如钱，该拿的才拿，如果路上看到遗失的钱，等了半天没人来找，似乎可以捡起来；但在理论上，这钱还是别人的，不可以拿。照佛家的戒律，这种钱也是不可以拿的。因为佛家的戒律有「不与取」，就是别人没有给你而你自己去拿的，这就是盗，就犯了盗戒。假如另有第三者前来，告诉第三者并问他要不要，他如说不要，并同意你取去，这才不犯盗戒。所以，依照佛家的戒律，我们几乎每人都犯了盗戒。
道家说得好，「道者盗也」，修道就是盗，人就是天地万物之盗。我们吃的青菜、萝卜，都是偷来的；空气、日光、水，也都是偷来的。道家《阴符经》里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也」，彼此都在互偷。所以「道者盗也」这句话，有它的道理。人生什么不偷啊，即使是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你在欣赏时，依道家的说法，这种美丽的景色被你偷取了。
儒家则说法不同，孔孟之道是说，一件东西，可以拿，也可以不拿的，有时是在两可之间。如果不应该拿而去拿，就是「伤廉」。后汉时有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的故事，他们两个本来是关系很好的同学，有一次在园子里锄草，土里有一块金子。管宁视黄金如泥土，完全置之不理；华歆拿起来看了一眼才丢掉。当他看一眼时，就有了贪心，管宁因此和他断交。在道家、佛家看来，他两人在这件事上的差别，的确很大。
「取」是如此，在「与」的方面也相似。孟子说，「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一件事，可以帮别人忙，也可以不必帮，如果因人情而帮忙，则「伤惠」，这种恩惠是多余的，并不是应该的。
在重要的事情上，遇到可以为此事而死，也可以不为此事而死的时候，那就不必去死。否则的话，就「伤勇」，算不得真正的勇敢了。
例如明末的张居仁，在明朝大势已去的时候，他本可以不死的，但张雄对他说，社稷将倾，大丈夫死了就死了，何必那个犹豫的样子。张居仁说：我并不是不敢死，所以不死，是尚有所图，希望反攻复国的；现在你既然这样说，死则死矣。于是两人一同殉国了。
又如文天祥，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时候，他并不死，并不曾自杀；在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就从容就义了。所以在可以不死的时候，不应该以死来表示自己的忠诚，应该是一息尚存、作战到底。从历史上看，那些不死而为忠臣的人，比那些死而尽忠的人更加困难，更加痛苦，甚至被后世误解，在历史上留一个骂名。这种精神，实在比以死殉国更伟大，那是真正了不起的人。
孟子的这三段话，也是为他自己作说明。在那个战国末期，他本来也可以投身于时代中，但是他考虑的结果，倘使投身进去，也无法挽救这个时代，也无法帮忙任何一个国家，因此决定不投身进去，还是走他个人的路线，做自己的千秋文化事业。
我们对于孟子这三段话的结论是：「夫子自诉也」，是他为自己所作的辩护状。
《孟子与离娄》传非其人交非其友
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叩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这一段是说师道与友道之间的精神。他在这里说了一个上古的故事。
夏朝的时候，有位名叫逄蒙的人，拜后羿为师，学习射箭。当时的后羿，是最著名、最好的射箭手。后来他把后羿的本领都学到了，就认为除了老师后羿射箭比他高明之外，全天下就以他的射术为第一了。于是便从背后偷偷射了一箭，把后羿射死了。不过后羿也是曾经叛变过的人，也不是好人，现在被学生逄蒙杀掉，完全是因果报应。
孟子对这个故事评论说，这件事情单纯地来看，逄蒙叛逆射杀老师，固然有罪，是不应该的；但是后羿自己也有他的过错，可以说是自食其果。
孟子的学生公明仪说：话不能这样说吧！后羿并没有对不起这个学生的地方，而且毫不藏私，把射箭的本领都教给了逄蒙，他似乎没有什么错处吧！
孟子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有轻重、深浅、远近上的差别而已。从远从深处看，第一，后羿本身就是一个叛逆，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第二，他选弟子眼光不够，为什么选逄蒙这样的人呢？而且教给他杀人的方法，自己就犯了错误。从佛道两家来说，如果传一个徒弟，而不考察其品性，就是「非其人而传之」，也是犯戒的。
所以怎么可以说后羿是无罪呢？孟子接着又用另外一个相反的故事来做说明。
郑国人派了子濯孺子带兵去攻打卫国，打败了，卫国派了一个名叫庾公之斯的将领去追击他。在这个时候，子濯孺子大概风湿之类的病发作了，两臂酸痛无力，不能拉弓，他说：我今日病发了，不可以拉弓，这一次死定了。于是问左右的人，卫国追兵中的将领是谁。在古代，双方交战是互相可以看见的。于是左右的人告诉他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听到是他，就说我可以活了。左右的人很奇怪，因为庾公之斯是卫国最了不起的箭手，厉害得很，为什么说可以活了？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射箭的，而尹公之他是跟我学的，尹公之他是一个很方正的人，他收的弟子也一定是个正人君子，不会乘我有病的时候杀我，不会做出这种不合武德的非勇之事，所以我今天不会死了。
果然，庾公之斯追到面前来了，看见子濯孺子没有拿起弓箭来和他战斗，就问道：先生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还不拿起弓来战斗呢？子濯孺子说：我今天有病，两臂拿不起弓来，你要杀就杀吧！庾公之斯便说：我这个年轻的小辈，是从师尹公之他学射箭的，而我的老师又是跟你学的，我不忍心以你所教的射箭技艺射杀你，尤其你今日有病不能执弓；只不过今日交锋是两国之间的大事，我也不能因此放弃自己的责任，废了公事。于是抽出箭来，拔去箭杆上锋利的金属箭头，射了四箭，就回身走了。
「乘矢」的「乘」，是古代的名数，就是四，「乘矢」就是四箭。他这是公义，还是要射，使子濯孺子受伤，但不射死。他这样做，正是公义与私情两皆不废。
孟子用这个故事说明后羿传人的不对。他这里说的这一段话，是因为他的弟子之中也和孔子的弟子一样，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像他前文所批评的乐正子就是一例，所以他教育弟子为人处世之道，也说明教授学生选择人品的重要性。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孟子在这里又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明人品选择的道理。他说，假如像西施那样漂亮的人，如果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不打扮，人们走过她的面前，也会捂起鼻子不看她一眼。所以一个人的人格，一点一滴都不能马虎，有一点点错事都会被人看不起。但是相反的，即使是一个大坏蛋，如果能洗心革面，也可以到祭祀大典上去面对神明的。
这是孟子的感慨，也是教育年轻人不要犯过错，有了过错则要赶快彻底地改过自新。
《孟子与离娄》圣人能征服自己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说，现在的人讲人性，都是「故而已矣」，就是只依照故有的现象来讲。以我们现在的说法，这个道理等于现代西方的心理学，只讲形而下的现状；对于形而上的道理，没有涉及，还谈不上。尽管讲的是人性的现状，也只讲了心态上的利弊、善恶，而且只选择好的一面来谈人性。
所以，那些小聪明而又有些知识的人可厌，因为他们「凿也」，过于装饰外表，人工雕凿，用意识分别心自己刻画出一个伪善的形象，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而变得虚情假意、刁钻古怪、尖酸刻薄。
他说，真正的大智慧是大禹，他治理好天下的水患，为千秋万代建立了水利，这是多么大的功德；但是大禹不居功，不自诩，这就是大智慧。玩弄聪明的人，常常刁钻古怪，那不是真智慧。凡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所做的是利国家、利天下、利后世千秋万代的事业；虽完成一件大事，却不居功、不表功，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有大智慧的人，尽管宇宙如此辽阔，星辰如此遥远，都可运用智慧找出它们的来源。所以人的智慧，如能好好地运用，对一切事情都可以明了。今天科学发展到征服了星球，也并不稀奇，最难的是人类如何能征服自己。人类可以征服宇宙，可是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却没有办法征服自己。
我常说，征服天下的是英雄，不是圣人。英雄能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而圣人不想征服天下，而能征服自己。征服自己比征服天下更难，所以征服自己的是圣人。我这个道理，与孟子这里所说的道理有相同之处。
《孟子与离娄》新娘为大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庭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当孟子仍在齐国的时候，齐国有一位大臣公行子的儿子死了，齐国的右师王驩去吊丧。王驩就是子敖，曾随孟子出使滕国吊丧，为副使；孟子也曾批评乐正子，因为他从王驩任职。当王驩担任孟子的副使时，在往返的路上孟子不和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个坏人，也是齐王的宠臣。这时他当了齐王的右师，官位很大了，他去吊丧时，所有在场的大小官员都去和他打招呼，站到他旁边去了。孟子也去吊丧，根本不理他。王驩就不高兴，私下对人说：今日大家都跟我打个招呼，只有孟子直进直出，向灵堂行个礼就走了，理也不理我，他是看不起我。
王驩这些话，传到了孟子耳里，孟子说：好奇怪！王驩身为右师，他还不懂礼啊？在公家办事，是不能越级做事的。政府的官阶是有次序的，进退应对要按次序，不能超过位置。虽然在私底下是朋友，在公共的场合还是应该按照公家的规矩行礼。今天是去吊丧的，丧礼上是死者为大，谁管右师不右师。
我们的历史几千年来，尤其是从宋朝起到清朝，在婚礼上，以新郎新娘为大，尤其是新娘。如果县长鸣锣开道走到市街时，路上其他人的轿、马、车辆都要绕道而行，不敢在路上和县太爷的仪队坐轿交错而过，行人也要避在路旁，站住不动。只有遇到迎亲的花轿时，县太爷却要下轿，站在路边让花轿先行，之后才能回轿继续前进。这就是母性的权威，因为这位新娘说不定将来生一个状元、宰相。当然，这只是笑话，真正的道理，因为婚礼是《诗经》的第一篇，所咏叹的是「人伦之道的开始」。《易经》中也讲「人伦肇端乎夫妇」，这是对人伦大事表示恭敬，是古代的礼节，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丧礼上，则以死者为大。
所以孟子说，我是去行丧礼的，并不需要与其他来吊丧者打招呼寒暄，而王驩认为我看不起他，这不是很奇怪吗？
实际上，孟老夫子这句「不亦异乎」，就等于说，他们这样不懂道理，对我误解，不是很奇怪吗？这是最后点出一个道理，藉丧礼的场合交际应酬是不应该的。
可是，现在我们常在殡仪馆看到，灵堂上死者的遗属正在哭哭啼啼、极为哀痛时，吊客却在堂下大谈昨天晚上的麻将经。所谓吊丧，已经流于形式，相近于鸡尾酒会的会场，变成了交际应酬的场所，简直让人看不下去。这也可以引用孟子的话，「在殡仪馆谈麻将经，不亦异乎」，这不是奇怪吗？
孟子这一件事，是以行为说明，处于臣道之位，对于公义与私情不能用一贯的处理方法。这也与古人庾公之斯的「去金而射」是同一个原理，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关于处身臣道之位者，处理公义与私情的问题，下面再做一个简单的研究。
《孟子与离娄》公义私情
这是东汉时杨震的故事，杨姓后世的堂名为「四知堂」，就是表扬他们杨家祖先杨震的德行，要后人仿行。
有一次，有人在深夜找杨震，去讲私情，送了一个很大的红包，被他拒绝了。杨震说，所请托的事，只要在公事上依法过得去的，他绝对照办。送红包的人便对他说：现在夜深了，你收下这笔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杨震说：你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至少就有四方面知道了。那位送红包的人听了，非常惭愧，只好向他道歉。这就是处理公义与私情应有的态度。
又如汉末魏初的时期，蜀汉向魏投降以后，东吴尚凭借长江之险和魏对峙。到了晋朝，大元帅为羊祜，东吴的大元帅为陆逊之子陆抗。他们两人，在公谊上是敌对的；在私交上，则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双方相互敬重，相互爱惜，英雄惜英雄，因此经常会互送礼物。羊祜有一次送食物给陆抗，陆抗拿了就吃。左右的人见了建议说，还是先检查一下吧，如果下了毒，那可不得了。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羊祜字叔子，他哪里是一个偷偷摸摸暗中下毒害人的小人呢？陆抗照样吃下去，果然没有事。
他们在私交上如此之好，如此之相互信任，可是在公谊上，敌人就绝对是敌人。
唐人刘禹锡的诗说：「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羊祜年纪大时，将要退休之前，向晋朝上一个报告，指出对东吴的仗不能打，原因是东吴还有人才。所以遗命告诉他所推荐的下一任，要等到陆抗死后才发动战争，把东吴灭掉。
再说宋朝的名相王曾，凡是有人向他请托，要求为官、升迁，他都毫不客气地当面拒绝；实际上朝中的许多大员，都是他暗中向朝廷推荐的。所以有很多不知道的人骂他，这也是人性脆弱的一面，对人有所要求而不遂时，就怨恨别人。他的后辈范仲淹了解实际情形，就对他说：「选贤任能是你为相的职责，为什么你对推荐提拔人才这件事不加宣扬呢？」王曾告诉范仲淹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不可以把完名美节皆归己。一个做大事业的人，如果对于天下的好名声、完整的节操都归于自己，那么，那些责备、抱怨又有谁去负担呢？我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是为我自己培养人才，要他们对朝廷感恩图报就好了，为什么要他们来感谢我？如果让他们来感谢我，那是授恩私事，等于我拿国家的名器，为自己做人情。这种事我不会做的。范仲淹听了，立即跪下来，表示惭愧与敬佩。历史上还有许多这样的名臣，尤其到了崇高的地位时，都会无怨无悔地去担当别人一切的不佳影响，这就是公谊。
现代来说，一个主管，都会遇到公道私情的问题。一个人有了地位，有了权力，还要去揽一切完名美节为己有，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从另一个方面研究，例如文天祥这位忠臣，那真是千秋万世的气节，非常了不起；文天祥的兄弟，也是宋朝的状元，而与哥哥恰恰相反。哥哥文天祥，是为尽忠宋朝而死；他却在元朝当「承旨」，等于皇帝的秘书长，类似有副宰相的权力。有两首诗讲：
兄也为难弟也难 岭云出岫不同观
同根若自分枝叶 一树梅花有两般
南枝向暖北枝寒 一树梅花有两般
谁知北去留承旨 也是南朝一状元
第一首的意思是，兄弟两人都很为难，哥哥尽忠，须牺牲死难；弟弟投降负辱，也是一难。他们虽是亲兄弟，却和山岭间的云气一样，一同自谷底升起，出岫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是同根的一株梅花树，待枝叶一分，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因为他们是江西人，江西在梅岭之北，即大庾岭之北，又名岭北。梅岭以梅花得名，故诗人就地取材，以梅来比喻，显示这两兄弟的不同境况。「一树梅花有两般」，这句诗常被后人借用。
第二首，「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树梅花有两般」，大庾岭为江西广东的分界岭，岭南和岭北的气候截然不同。所以在岭头的梅花，同是一树，向南枝的冬天就开花了，要等到南枝的花将谢时，北枝才开花。所以诗人以此岭头之梅来比喻，指文天祥的弟弟在南宋派他到北方为大使时，被元世祖扣留，最后投降，做了元世祖的「承旨」。
这些都是公谊私情不一致的现象，历史给予了评论。
《孟子与离娄》张弘范与范文程
此外，中国五千年历史，在公谊私情与民族观念的关系方面，也非常讲究。尤其在唐宋以后，如宋之于元，明之于清，这两个朝代，对于民族的气节非常重视。
我们知道，宋末文天祥被元朝俘虏以后，陆秀夫抱着赵匡胤最后一代的孙子，在广东跳下崖门（又称为崖山）投海，宋朝的三百年天下才算是真正完全结束，陆秀夫也是宋朝一位以身殉国的忠臣。
因为当时元朝的一个将领张弘范追击陆秀夫到崖门，他也是俘虏文天祥的人，陆秀夫抱了宋朝最后一代皇帝在此跳海，于是元朝就在崖门立了一块石碑，上面铸了七个大字：「张弘范灭宋于此」。八十年后，明朝建立起来了，就有人在这方碑上加了一个「宋」字，而成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因为张弘范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字。这就是《春秋》笔法，只用一个字，就论断了他千古的罪过，说明他只是一个大汉奸、一名汉贼。更有诗骂他：「铸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假定推开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历史背景，张弘范的祖先两三百年都在北方。宋朝赵匡胤统一天下，事实上只统一了一半，他的政权仅仅行于从中原以南。假如研究历史，很严格地以政治地理、版图疆域而论，似乎宋朝还不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朝代。北宋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黄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已经画出版图以外了。北方金、辽、元与宋朝南北并立，北方的老百姓，这三百年来，在政治的管辖上，已经不是宋朝的子民了。张弘范的父亲本来就是元朝的武将，威震河朔。
对于南方的云南，宋朝也没有统一过来。云南自唐朝末年，就有一个大理国，国王姓段。有宋一代，这个国家始终存在的，本来是边陲少数民族哀军夷族，唐时称「南诏」；后归唐，因击吐蕃有功，又封为南诏王，改国号为「大理」。五代石晋时为段氏所据，称大理国，直到元朝时才被消灭。
清代《一统志》的记载说，迦叶尊者入寂于云南的鸡足山，就是大理国境内，一般人却不大相信。如果详细研究就可发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云南西部一带地方是在印度的范围中。只是那个时代，还没有划分严格的界线而已。而且大理国以前的南诏国，在几百年中曾经换过好几个国王，阿育王的后代也曾经做过国王。
又如满族入关时最有名的军师范文程，他是宋朝范仲淹的十七代世孙。满族入关以后，文武制度的建立与范文程的建议大有关系。但是仔细一查他的历史，他的祖先在明朝的中叶已经出关了。所以，谈到历史上臣道的公谊私情问题的处理时，如果以姓氏种族的角度为准绳，有时未免太过苛刻了。这里特别研究这个问题，是与后面《万章篇》的内容有关，因为在公谊私情的问题上孟子已经被人批评了。
《孟子与离娄》施琅的故事
我到台湾以后，曾经特别注意一个史料，就是郑成功来台建立了基地，始终抗拒清朝这桩事。郑成功死后，康熙时代第一个替清朝统一台湾的，也是一个汉人，名叫施琅。
我以前读历史，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施琅这一类的人都非常痛恨，因此就读《施琅传》，研究施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罪人。从心理学的立场去研究，是不是他心理上有问题。当然从历史的观点，站在民族的立场看，施琅是一个汉奸，对此，施琅自己固然要负百分之八九十的责任，但郑成功也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责任。
施琅本来是郑成功的部下，聪明、能干，很得郑成功的喜爱，他一家都是跟随郑成功的。可是因为一件事，施琅的父亲及哥哥犯了错误，被郑成功一怒之下杀掉了。郑成功派人去追捕施琅时，施琅已经逃走了。这一来施琅对郑成功的仇恨可就深了，和战国时代伍子胥对楚国的仇恨同出一辙。伍子胥全家被楚王杀了，逃出来到了吴国，在吴国几十年的辛苦，最后硬是打垮了楚国，将楚王的尸首挖出来鞭尸，后世都批评他做得过分了。
所以当一个领导人，无论在政治、军事、社会上，对部下或宽厚仁慈，或严厉管束，处理起来都要做得恰当。像施琅受此刺激，心理发生了变态，他反了郑成功，投向清朝，目的是要打垮郑成功。后来郑成功死了，在郑成功孙子的时代，他打进了台湾，自己身上也负了好几处伤，年纪也有五六十岁了。他到了台南，一般人当时的想法，认为他一定会和伍子胥一样，把郑成功的庙拆掉，说不定也来一个鞭尸。但事实并不如此，他却到郑成功庙去祭奠。读他的传记，其中对郑成功的那篇祭文令人落泪，觉得施琅对于郑成功祭奠时仍视郑成功如长官，还是不容易的。这篇祭文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可能不是由幕僚代笔，而是施琅亲撰的，否则不会有如此真切的感情。现在引述如下：
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严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之灵，将帅之方，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罪，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已。
同安侯郑芝龙是郑成功的父亲，明朝封他为同安侯。施琅父子，也是郑成功两代的部下。他这里是说，台湾本来是一个荒岛，自从你的父亲来台开发以后，台湾才开始有老百姓，在你父子的经营下逐渐繁荣。「赐姓」即指明朝赐郑成功姓朱，明代的皇帝姓朱，朱也即国姓，所以后世尊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对姓郑的人也称为国姓。这里施琅称他为赐姓，也是一种崇敬的意思。等到赐姓统治了台湾，成为最重要的边疆要地，当时在你的统治之下，谁也没有办法对付你。我现在赖天子之灵（这句话是故意给满族人听的）、将帅之力，今日总算把你打垮了，拿下这块土地了。「不辞灭国之罪，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将来在历史上的罪名很大，私仇上固然打垮了郑成功，但在公谊而言，却灭掉了汉人的最后一块土地。我为什么冒这个历史大罪名？因为是忠于朝廷清朝，这是官面文章。下面一句话是真的，他说假公济私，今日我到底报了父兄之仇，当时你实在做得太绝了，我不得已而如此，才有今日。
上面说到公谊，下面说到私情了，「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他说，我是行伍出身，是你的老部下，在当时，我们的感情如鱼得水一样，你的确对我很好，很爱护我，很信任我。可是「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而你中了左右人的挑拨，把我的父兄杀了，因此我们之间情谊像是被剪刀剪断，而成为仇人。虽然如此，我个人对你的感情还是好的，你还是我最好的长官，我仍然是你的部下。所以「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已」。这里说的芦中穷士，就是伍子胥。
当伍子胥逃离楚国奔到江边的时候，为了躲避后面的追兵，藏到了芦苇丛中。饥困交加之时，遇到一个渔夫划船而来。渔夫见他面有饥色，大概猜到他是何许人也，就停船上岸去了。伍子胥以为渔夫去告密，又躲回芦苇丛中。渔夫回来，手里拿着米饭鱼羹，不见伍子胥人影，便呼唤说：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伍子胥这才走出来。吃饱肚子之后，为表示感谢，伍子胥欲以佩剑相赠，渔夫不肯收，让他快走。伍子胥嘱咐渔夫，把剩下的饭菜碗筷藏好，不要暴露了他的行踪。待得伍子胥走出几步路，再回头看时，渔夫已经覆船自沈于江水了。这就是芦中人的故事。
施琅的经历和伍子胥一样，所以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本来也可以像伍子胥一样，把你的尸体拖出来鞭打一番，可是我绝不能这样做。公义也好，私仇也好，到此结束了。他读完了祭文，跪下去拜郑成功时，眼泪也掉了下来。
我们读到这最后一段，不禁也要掉下泪来，也发现郑成功脾气不小，尤其在他快死的时候，也许有肝病或者其他什么病，他的情绪很不正常。所以，大家也许可以对历代领导人的心理加以研究，而建立一种领导心理学。如朱元璋也是一样，他当了皇帝，到了晚年，心理也是很不正常。以现代的医学观念研究，他可能血压高，还有肝炎，也很可能有精神分裂，情绪很不稳定，喜欢杀人，他自己都控制不了。
看了历史上这许多人的作为，可见修养之难，也唯有真修养才能祛病延年，才能克制病痛。许多古代英雄，因为身心的不健康，心理的不正常，不但当时毁灭了自己的事业，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很难堪的记录。
所以，施琅对郑成功的这篇祭文中，以如此至诚真情，说出「芦中穷士，义所不为」这八个字，还是了不起的。正如孟子说孔子的「仲尼不为已甚者」，不做太过分的事。假如施琅像伍子胥那样做，也只是过分而已，不能说他错，但是施琅绝不那样做。所以他的后人也非常好，小说《施公案》中的那个施公施世纶，就是施琅的儿子，可见他的家庭教育也很好。
年轻人读历史，不要只是为了联考，而是要学习历史经验。古今中外的历史，大事小事，都是经验啊！把这许多经验综合起来，就知道公谊私情之间，处理的分寸和方式，有太多的不同，又是多么的重要了。
《孟子与离娄》人缘不好自我反省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在古代，对于受过良好教育，有学问、有修养、有德行的人，称为君子；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叫做小人。
古代的教育不像现在普及，知识分子的家庭代代读书，所谓世代书香；而不读书家庭的子弟，若想读书，确是很困难的。五六十年前，不识字的文盲很多，他们拿到一支笔，似乎比一把锄头还要重。他们可以用一根扁担挑起五六十公斤的粮食，在山路上奔走如飞；如果要他拿一支笔在纸上画押，写一个「十」字，等于现在的签字，就像要他举个千斤铁棒似的，额角沁汗，两手发抖，写不下去，只好让他盖手印了。
所以，在古代有君子小人之分，并不是对小人轻视，而只是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代名词而已。
孟子说，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既然受了教育，有了学问修养，就要与一般人不同；自己要在思想、观念、志向上与人不同，要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这也是中国文化仁道的中心。所谓仁就是要处处爱人，要慈爱，以慈悲待人；礼则是以礼待人，从内心对人恭敬，尊重别人。譬如前面所说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故事，在过程中，因为越出了礼的范围，便产生了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故。所以「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一个人一方面爱人，同时也要敬人，对人有礼。
那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自己爱别人多少，别人也爱你多少，这也是物理的道理。但要注意这个「恒」字的含义，这种仁爱、恭敬的相互往来，并不是指个别的人而言，你爱张三爱得入骨，说不定张三反而恨你恨到入骨。这种因果关系很复杂，可能你对张三好，而张三对你的好回应是由李四那里转过来的。所以李四对你好，也与你对张三好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形，在佛家来说，就是因缘，敬人也是如此。所以不必对人做个别的要求：我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对我不好？而是一个知识分子要有这样的存心，若希望获得别人对你仁慈、恭敬，必先对人仁慈、恭敬，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敬爱。
但是，对这类事情，孟子的看法则不一样。他说：假使有人对人慈爱，也有礼貌，可是别人却「待我以横逆」。例如我坐计程车，付了钱下车时，对司机说一声：谢谢！司机反而瞪我一眼。也许他心里在想，你给我钱，我没有说谢谢，你却说谢谢，「不亦异乎」，难道你在挖苦我吗？他那么一想歪，便成了「敬人者人恒瞪之」了。作为一个君子，自己就要想一想，是否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否则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对待呢？这中间是否有双重因果、另外的道理？如果反省一下，自己对人又仁慈，又恭敬，一切都对了，仍然遭遇到这种不合理的反应，是否因为我的行为不够忠实呢？我心里虽然想做到爱人、敬人，是否没有真正的尽心呢？如果再三反省，自己的确爱人，非常有礼敬人，而且已经尽心做到了，还是遭到横逆；经过了这三次反复的自省，可以确定错并不在自己，而因对方是一个「妄人」。孟子的文章，很文雅地说是「妄人」，以现代一般人骂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
说到「妄人」，想起清代的王壬秋（王湘绮），他的学问非常好，是曾国藩的幕宾，深得曾国藩的敬重。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有一天深夜两人单独谈话，王壬秋便劝曾国藩乘机推翻清朝。曾国藩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一面对王壬秋哼哼哈哈唯唯否否，一面习惯地用手指蘸了茶，在桌面上画来画去练字。谈完了话以后，曾国藩的桌面上写满了「妄人」两个字。
现在回到《孟子》的本文。孟子说：我们既然再三反省，错处在于对方是一个妄人，那么再三爱之以仁，敬之以礼，也感化不了他，这样的人「与禽兽奚择哉」，又怎能从一般的动物中区分出来呢？可见这样的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分别了。不过如果自己不加反省，只认为别人错、自己对，又与禽兽有什么差别呢？既知他与禽兽没有分别，对于禽兽有什么好责难的，又何必去和他计较呢？
所以「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这是孟子的两句名言，我们立身处世，谈修养，目光要看得远大。禅宗的说法，就是要有见地，要有正见，要考虑一辈子的事。如前面谈到「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要想到将来盖棺时的那个定论，是好是坏，人的一生几十年，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自己要确定人生观，有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在一个知识分子所谓君子而言，是以存心为本；而存心在仁义，就是立志于仁义。如果有一点做不到，就是「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不计较目前的一切，目前一年半载乃至于几十年被人误解，都没关系，不算数，要看一生成就在什么地方。一个人一生或富或贫，有否地位、声望，都没有关系，这不是忧患，主要是以自己的学问道德修养为根本。
因此，君子有这样的忧虑。舜也是一个人，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同样是人，舜可以成为圣人，为千秋万世立功业，使天下后世效法他；而我自己呢，却没有任何可留给后世的，毫无建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一个普通人有什么用？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几十年当中，表面的声名功业，威赫一时，但死后十年二十年，他的名字也被人遗忘了，更无人知道他曾经做了些什么。试看历史上有多少人，现代又有多少人，就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感叹一样，「与草木同朽」，花也好，叶也好，花开叶绿时，大家都欣赏，等到花谢叶枯的时候，掉在地上变成了泥土，谁还记得？所以，一个君子所忧患的，就是自己人生的价值。
「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一个君子有了这样的终身之忧以后，该怎么办呢？那就要效法舜。
接着孟子感叹：「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他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我所看到的君子，一般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没有顾虑到千秋万代自己是否功在人间，他们所顾虑的只有目前。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感叹，以现在时代的趋势看，这样发展下去，不知最后成什么样的世界了。两千多年，一代一代下来，每一代的老年人都有这种感叹。
孟子说：在这样的时代里，仁与礼已经没有用了。但并不是仁与礼的价值丧失了，精神不应该存在，而是大家事事只顾目前，太现实了。因此有心的知识分子感到，像这样的社会，是历史的一个大毛病，因而深觉悲痛。
这种文章，需要朗诵的。在朗诵时，铿锵有声，如果稍稍念得不对，在音节韵律上就听得出来，而念不下去了。固然，音韵旋律好，文字畅利，虚字多，可以拉长声音来扬声吟读；可是沈醉于旋律之中，则对内容的逻辑反而交代不清。
这段文字就是这种形态，当然，谈到学写古文，无不效法《孟子》、《庄子》的笔法；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写作技巧，也无不脱胎于《孟子》、《庄子》。所以他们尽管是唐宋八大家，如果有人开了文章医院的话，他们八大家有些文章照样可以送进去治疗一下。不过，医生有时候也会生病的，批评他人容易，自己做起来可就难了。
《孟子与离娄》圣人的用心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孟子这里说到上古的历史，又提出一种人格的典型，掀起一个新高潮：「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对于上古的历史，孔、孟只提尧舜，很少提及大禹；孔子对于大禹，只说：「禹，吾无间然矣」，对于大禹，我没有话讲。假如没有大禹治水，终止全国的水患、兴修全国水利的话，后代子孙几千年文化统一的历史光辉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至于情况究竟如何，可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大禹的功劳最大。
稷，是尧舜时代管农业的大臣，也就是周朝的祖先后稷，我国农业社会基础的奠定，是后稷的功劳。孟子说：禹和稷这两个人，是在太平的时代，没有战争；禹治水，九年在外面，跑遍全国。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治水，能把全国黄河、长江、大小河川的水利都修好。不过有后世学者怀疑，大禹治水的地方，并不是整个黄河或长江，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一段也好，半段也好，在当时就算是走路，一段也走不完。所以在野史中，说大禹会画符念咒，使唤鬼神；这种道家所描述的大禹，完全是一种神话。据说长江中游淮河流域一带，都还有大禹当年驱使鬼神留下的古代之宝，后世的神话小说也是这样的叙述。
但据正史记载，禹治水九年，三次走过自己家门都没有进去看看太太、孩子，匆匆忙忙地走了。后稷在管理农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忙。他们只有公谊，忘了私情，所以孔子对于大禹，只说「吾无间然」，对于这样的人，无话可说，功德太大了，没有办法下一个评论。
禹及稷，是一种入世的典型，下面孟子所说的，是出世的典型人物。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颜回生的时代不好，是乱世，一辈子没有出来做事，住在贫民区里，下雨天水高三尺，走不进去，也脏得很。他每天吃的是糙米饭，用竹篾或蒲草编的小饭包装着，再有一瓢盐开水。在别的人眼里，这种生活连看也看不下去，看了要发愁，可是颜回照样很快乐；孔子也赞美他，说他不得了。不过，后人说颜回四十来岁就死了，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也成为民国初年「打倒孔家店」的一个口号；把颜回之死的责任，归到孔子身上，说他这么喜欢颜回，却对颜回的生活没有照顾好，以致早死。这当然是笑话。
孟子为什么举出这两种不同的典型来呢？他说：「禹、稷、颜回同道」，在人格的修养，入世与出世的精神方面，禹、稷、颜回三个人，是功德相同、精神相同的。因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和稷的存心、立志，像佛家说的发愿、发心，救世救人。禹看到全国的洪水，天下人被淹，等于自己被淹死一样的痛苦。所以他忙于救水灾，救世救人，忘记了自己。当后稷负责管理天下农业的时候，看到天下人没有饭吃，也等于自己在挨饿，因此急急忙忙地去工作，没有考虑自己本身的问题。「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颜回处在乱世，他出来救不了那个时代，「中流砥柱」抵不住，营养不良，健康也不佳，就只好居陋室，一箪食，一瓢饮了。
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人要知道自处。但是，知道自处，虽然生活的形态不同，存心则不变，不能没有救世救人的存心。也许客观的因素做不到一丝一毫，那也是命也、时也，是时空的问题，不是自己不做的问题。所以孟子说，颜回如果换了一个时代，一定和禹、稷的作为一样。他认为颜回已经达到中国文化安贫乐道的标准了。
孟子接下来讲，是否可救的两种不同的「斗者」。这里可以看到孟子当时的心情，是在讲他自己了。这个文章写得很巧妙，后世许多人写给皇帝的高明奏议，都是已经深懂《孟子》这一段的写作方法；没有替自己辩护，没有骂所处的时代，可是字里行间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就等于骂了他所处的时代。
孟子说：「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假定同住在一个房子的人在打架，当然要救他。在这个时候，来不及扎好头发、穿好衣服，就赶去排难解纷，这是应该的。如果是邻居在打架，以目前国际问题为例而言，假使埃及与以色列打起来了，而我们急忙包一架飞机去劝架，这是我们做不了的事，如果去救就是胡涂。
或者有人批评孟子说，你老先生满口仁义道德，一天到晚说要救世救人，现在各国都在战争，你老先生出来，鹅毛扇子一摇，当当军师，天下不就太平了吗？你自己怎么不出来呢？所以孟子就说了这段话，表明他自己是持这样的态度。这也给了后世的我们一个处世做人的法则。救世救人是大事业之心，不能没有，不过要知道时间、空间、位置的问题，才能够自处，这也就是知道处世了。
《孟子与离娄》不孝有五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前面讨论到《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问题时，我曾指出古人的批注错了，应该以经注经。在《孟子》的本经中，已经有了说明，「不做官而养父母」并不是大不孝。现在我们读了这段文章，更证明我的主张没有错。
孟子有一个朋友名叫匡章。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都子对孟子说：全国的人都在骂匡章是坏蛋，是一个不孝的人，可是，老师你却跟他做朋友，而且对他非常有礼貌，客气得很。你是提倡孝道的人，可为什么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呢？
孟子说：世界上一般的人，在习俗上说人不孝，有五个理由：
- 第一，懒惰，不去工作，不去谋生，不养父母，是第一个不孝。不过这是世俗普通的不孝，并不是不做官养父母为不孝的意思。
- 第二，赌钱、喝酒，钱不够用就去标会、借钱，只顾自己吃喝玩乐，不顾父母的孝养。
- 第三，贪财私妻，只管赚钱，只管养老婆，老婆要什么就给什么；父母要什么，则做不到，乃至父母的生活成问题也不管。这都是社会上的通常现象，世俗中这种人很多。
- 第四，喜欢声色之乐，上歌厅，看跳大腿舞，进舞厅，逛夜总会，交女朋友，到处玩。没有钱就去偷去抢，为非作歹犯法，连累到父母。
- 第五，喜欢打架，动不动拿起刀来伤人杀人，结果被判刑，而使父母受到危害，无望无依。这种人在社会上也有好多，这是五不孝。
于是孟子反问：你们大家都骂匡章不孝，那么你们拿出证据来，指出事实来，这五种不孝之中，匡章有哪一种不孝？他们当然拿不出来。现在社会上常有这种事，在背后批评人，骂人什么什么不好，可是既拿不出证据，也举不出事实。
孟子说：匡章为什么被人说不孝？事实上是父母对他的要求太过分了。前面孟子也说了，父子之间不责善，为父母的，对子女要求得太过分也是不对的。常看到一些宗教界的朋友，自己信佛教的，儿子不信佛教，就骂儿子要下地狱；信基督教的，儿子不信就是魔鬼。这就是责善，过分了。匡章也因此而避开了父母，逃避了那种过分的责难，所以一看到父母就躲开，免得又引起父母生气，反而不好。
孟子说：「责善，朋友之道也」，责善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我也经常说，中国社会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前面的四伦是国家体制、血脉骨肉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人伦之列。但最后加上朋友这一伦，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理由？其实，朋友这一伦，比前面四伦都更重要。人生有许多事情，上不可以对父母讲，下不可以对妻子、兄弟讲，至于君臣之间，更不敢讲了。如果自己做错了事，或做了坏事，简直没有人可讲可商量的时候，只有在知己朋友之间可谈。所以朋友之道可责善，何以故？中国朋友之道的定义在「规过劝善」，也有「通财之义」，所以师生也包括在朋友这一伦之内。古人写信给学生，每称「友生」，包括了师生、朋友的关系。父子之间若责善，骨肉之间的感情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古人易子而教，自己的子女请别人想办法教才比较好。
于是，孟子又替匡章解说道：匡章很可怜的，他自己难道不想有个完美的好家庭吗？他也想夫妻、母子、家属都在一起，享受完美的家庭乐趣，只因为父亲的要求太过分了，只好善意地逃出来，而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夫妻也离婚了，对自己的儿子也照顾不到了，只能在外面流浪。他的存心，是认为如果不如此做，父亲看到自己反而生气、痛苦，这罪就大了，只有逃开。这就是匡章内心的思想，也表明了他的个性与人格，而一般人哪里知道呢？你们认为他不孝，我觉得他是个孝子，所以我和他交往。
这一节书，是孟子的圣人之道，在处于师友之间的观念上与普通人不同，是责其大义所在，而搁开世俗的误解。假如我处于孟子的地位，也很难做到如孟子那样，虽然社会上的人都在骂匡章，但孟子不仅跟他是朋友，而且很有礼貌，一定还会有生活上的接济。连学生看到这种情形都在反对，而孟子处在友道的立场，仍坚持这个态度，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榜样。
《孟子与离娄》曾子与子思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
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
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这是说到在公谊私情之间友道的处理态度，又是一个高潮所在。孟子讨论了匡章的问题，与学生们继续讨论友道，又举出古人的例子。
他说：曾子当年在鲁国武城的时候，南方的越寇来犯了（这段历史，在《吴越春秋》有详细的记载。吴越之战，与鲁国、齐国都有关系）。有人告诉曾子，敌人来了，快逃吧！曾子告诉学生说：好！逃吧！但是你们要注意，敌人来了，不要让坏蛋住在我的房子里，那会把我的东西和庭院树木弄坏的。战争结束，敌人退了以后，他对学生说，把我的房子先修理好，我要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就有人议论说：鲁国的国君对我们的老师不错，很恭敬；这次敌人来了，他却脚底下抹油，先溜走了，未免令人失望。而且敌人一走他先回来，这样是圣贤的做法吗？恐怕不大对吧！其中有一个学生沈犹行听见这样的话，就说：胡闹，你们不懂这个道理，不要乱讲。从前我家被土匪抢了，负刍这个土匪率众来了。当时跟先生求学的学生有七十多个，但就没有看见一个人来帮忙。你们知道吗？这又是什么道理？
古人处世处事，是有一套章法的。可以说，对于生活的观点、社会的行迹、道德的价值，和现代不同。
孟子所举例的曾子，是他所崇拜的前人，颇似现代青年口中喜说胡适之、梁启超这种推崇的样子。然后他又举子思为例。子思在卫国的时候，遇到齐国来犯，有人对子思说：敌人来了，赶快先逃吧！子思说：我不走，卫国的皇帝，谁来保护他呢？谁和他共同守国家、守土地呢？守土有责，所以他不走。
孟子举例以后，作结论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说：曾子与子思同道，他们两人在形态上不同，敌人来了，一个走，一个不走，是各有不同的立足点；但在中国文化的道理上，是同一个道，同一个理由。在仁、义、忠、信的基本道德上，完全相同，并无差别。因为曾子在武城的时候，是在师位上，当一个闲顾问，国君虽然表面恭敬他，可是顾而不问。并且鲁国国君对曾子，是对父兄一样，曾子年纪大，是前辈，却没有实权，对于政治无法有所建议；即使建议，也未必采纳。子思在卫国就完全不同了，是被卫国国君聘去从事实际政务工作的，属于高级顾问，处身在臣的位置，这就是另外一个微妙的道理了。其实，曾子与子思两个人，如果易地而处，也会是同样的做法。所以，时位不同，做法就不一样。试以较扩大的观点来说，假如印度的释迦牟尼生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他也可能不会出家，也许会同孔子一样的作为。如果孔子出生在印度，也可能出家成为释迦牟尼一样的人。
孟子的这段话，也等于为他自己说明。你们认为我应该出来挽救这个时代，可是这个时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当局者不听我的，我也无可奈何；齐宣王、梁惠王只是把我摆在客卿的位置而已，我又有什么办法！
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另外一个学生储子，齐国人，他告诉孟子说：齐王派人偷偷来看你，对你秘密调查，因为你是大儒，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法门，在生活言行上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孟子说：你告诉他们，不要浪费精神做这种事，圣人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尧舜也是人，与普通人一样。
《孟子与离娄》齐人的故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孟子用这个故事来作《离娄》上下两章的结论，故事趣味化，而具有深意。
孔子和孟子，大家都以为他们永远是板起面孔，一天到晚仁呀、义呀地说教，正如那个画像上的样子，令人望之生畏，不敢看。子夏形容孔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看起来威严得很，接近他时却觉得很亲切。颜渊也说：「仰之弥高」，孔子看起来像一座山一样的伟大，巍巍峨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如果一接近他，谈起话来，那真是谈笑风生，和蔼可亲得很。孟子也是这个样子，亲切又幽默。这里，《离娄》上下章的结论，他就来一个大幽默，也说明他一生的出处不肯随俗浮沈。孟子说的这个齐人的故事，实在是绝妙的比喻，寓意深远，不同一般。
这位齐国人也是这样。可是，他的太太相当聪明，动了疑心，便对姨太太说：我们的丈夫每天都有人请客，吃得酒醉肉饱，还带了那么许多东西回来，说起来都是当今大富大贵的人请他，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有一个富贵中人上过门。明天，我要暗暗盯他的梢，调查一下看看。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这位太太便秘密地跟在丈夫的后面，看丈夫到哪里去。可是跟踪了半天，走遍了许多大街小巷，并无任何人跟他打招呼，可见根本没有人认识他。跟踪到最后，他到了东门外的坟场中去了。他在那里看见人家上坟祭祖，把祭过预备丢掉的鸡鸭鱼肉等祭品，向人讨来，包好放到袋中。一个地方讨得还不够，又到别的坟上去讨。
从这么个故事来看，孟子还真会骂人。我对孟子这一个结论，有所感慨，作了这样一首诗：
大千情界倦凝眸 零落天花结习留
人乞祭余骄妾妇 我惭车迹有王侯
尘身宛在琼庭树 凡世沈浮水面沤
手把乾坤弄日月 西风吹过海东头
其中说「人乞祭余骄妾妇」，其实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到公墓中去拿一点人鬼吃剩的食物来，回家向妻妾家人炫耀、骄傲，「我惭车迹到王侯」，这一句也许和孟子的观念一样。
孟子的这段故事，等于对齐宣王、梁惠王这些诸侯宣布：我孟轲绝不会讨你们祭余的东西吃，所以他卷铺盖回家了。他最后的这个故事，所作的结论说：一般人在那里钻营富贵，虽然没有到前面说的齐人那样，其实也差不多。
《孟子与离娄》古代的三个寓言
中国文化中，有几个故事是很有趣的。其中之一是《孟子》这里的「人乞祭余」，就是讨人家牙缝里掉下的东西吃。第二个是《列子》的「正昼攫金人」。《列子》这部书，是道家的学说，全部说完后，讲了一个故事。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这是说，有一个想要金子的人，一清早跑到金铺里，当众抓了金子就走。被捕以后，问他怎么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大胆？他说当我抓金子的时候，心目中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只有金子。列子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于是全书就结束了，这是很值得大家深思反省的。
过去民间也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去学隐身术，要学一百天。他又是念咒，又是结手印，三个手指张开罩在面门上，食指顶住印堂。他太太看见他神经兮兮的样子，很生气。他学到九十九天的时候，问太太可看得见他？他太太气恼说：「谁看你！看不见！」这只是斥骂他，而他信以为真，自认隐身术学成了，就结了手印罩住面门走出去，看见卖烧饼的，拿起一个烧饼吃了。卖烧饼的生意正忙，而且客人常是自己到篮里取烧饼，所以也没有理会。他吃了烧饼，以为隐身法真的修成功了，就去银行里「跑台子」，在柜台上拿人家的钱，当然被抓住了。他结手印罩着面门，反问抓住他的人说：我这个样子，你们真的看得见我？大家哈哈大笑。据说，他的隐身术师傅还告诉过他，这五个手指，每指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仁、义、礼、智、信。
此外，庄子也是多用寓言来表达。他有一个比喻，和孟子这个比喻，同样有趣、重要而流传很广。庄子的比喻是说，所有千古文章一大偷，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古今一例啊，也不足为奇。故事是叙述一个老师教弟子们去挖有学问人的坟墓，挖开以后，不能把死人的牙齿舌头弄坏，头也不能碰坏，好好地把死人的嘴弄开，将死人嘴里的东西全部挖出来；再将死人放回去，封好墓。这就是说，后人的学问，都是拾古人牙慧，偷盗古人口中、头脑中的东西而已。这是庄子一个很有名的比喻。
在战国时候，诸子都是擅长用比喻来说明道理；印度的逻辑，也特别提出比喻的重要；而西方的逻辑，偏重于辩理，很少引用比喻。中国人在文学方面，用比喻来说明理论的作品特别多，上面说的三个比喻，是比较有深意的，流传既广而又著名。
将这三个比喻综合起来看，也就是人生历史的哲学，对于整个人生的各种形态都说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