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大少爷功业难成 82、赤子之心 83、养生送死 84、由博而约的教育 85、根本智与差别智 86、水的哲学 87、谁是万物之灵 88、师道是什么 89、才、德、学兼备 90、中国历史的公平精神
《孟子与离娄》大少爷功业难成
再看项羽这位大少爷起来图谋霸业，处处表现出他的公子少爷脾气；正如小姐们有小姐脾气一样。这类公子少爷脾气，永远不能成事；纵然偶尔开花，但也无法结果。
所谓公子少爷脾气，并不一定易怒，而是冲动，没有中心思想，性格不稳定，可是有时又很仁慈。项羽在鸿门宴上不杀刘邦，表示自己是大丈夫，这样做是他的仁慈，这也是公子少爷脾气。
项羽这种脾气，当他从事于大功业用人时，就会产生问题。他的军师是范增，年纪六七十岁，也是项羽的老师，项羽尊称他为亚父。后来范增被项羽的少爷脾气气得离他而去，背上长一个痈，等于现代医学说癌症，结果在路上死了。
曾经在台北市延平北路看到一座庙，门口的匾额是「福佑宫」，里面供了一尊神，鬓发皆白，这个老头子就是范增。范增为什么成了福佑宫的神？据中国研究宗教思想的说法之一，是说一个人是会突然变成神的。这是中国民间文化、民间的哲学思想，其中有很多奇妙的故事，表现了民间的一种观念、一种感情或一种期望。
在湖北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座项羽的庙，船只经过庙前时，一定要烧纸钱祝拜，否则船会被浪打翻。后来有一个读书人经过那里，作了一首诗，诗中说，天下都被你丢掉了，你现在却在这里与可怜的船家们计较几张纸钱。这一说把项羽说得再也不兴风作浪了。
范增居然也做了神，在庙里受香火了，在读书人看来觉得很有趣，所以就作起诗来，评论一番。宋代王淮的诗说：
关中失鹿人争逐 一去鸿门不可寻
千古英雄死遗恨 封侯庙食更何心
楚汉相争正在紧要关头，你和项羽君臣两个人没有好好配合，失去了杀刘邦的机会，以致落得全部失败。这种事情过去就算了，到今日你还有什么心情在这里为神为鬼，受人间的香火供养？这首诗就把范增这样说了一顿。
宋元之间，像赵孟頫之流，还有一个人叫钱选（钱舜举），他也有一首说项羽范增的诗：
暴羽天资本不仁 岂堪亚父作谋臣
鸿门若遂尊前计 又一商君又一秦
这首诗说：项羽本来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家伙，怎么可以再加上你这老奸巨滑的老头子做他的军师？假使你鸿门宴上刺杀刘邦的计谋实行了，刘邦被刺死了，历史就不是如今这样的写法。只不过，如果项羽成为帝王，那是消灭了一个秦国，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秦始皇，你范增也不过是商鞅之流。
另有元代诗人陈孚的诗则说：
七十衰翁两鬓霜 西来一火笑咸阳
生平奇计无他事 只劝鸿门杀汉王
范增这个头发都白了的糟老头儿，人家都说你学问好，可是翻遍了历史，都看不见你曾经有过什么好的计谋。充其量在鸿门宴上，你老头儿在旁边拿着一把锁钥做切菜状，暗地里告诉项羽去杀掉刘邦，偏偏项羽又装作看不见，不理睬你。更可笑的，你老头儿的馊主意，赶到西边把刘邦已经拿下来的咸阳放上一把火，使得许多文化典籍都被烧光了。
所以同是宋代的欧阳修，写唐代送公主和番的诗也说：「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曾为国谋」，一个女孩子容貌美丽，就被送去和番，美丽反而是一种身累，红颜薄命，为自己找来麻烦。但就此也可看到，那些做大臣的肉食者流，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为天下国家的兴旺而计划的。这是他对唐末五代人物的看法。
现在，看过了古人这些前言后语的资料，我们再研究，孟子在对齐宣王说到君臣之间、手足与心腹、犬马与国人、土芥与寇仇的关系以后，为什么接上去就是孟子「无罪而杀士」及「无罪而戮民」的一段话呢？
这先要了解，汉代以下直到清末，中国帝王历史，几乎都是在仁慈宽厚的一代之后，下一代必然就是利用法治严饬肃整的一代。形势上也非如此不可，是一种必然的、过渡的法则。政治就是如此，要松一段、紧一段，否则，空谈政治理论，都是徒然，社会一定会紊乱，乃至于灭亡。
历史上在严谨的一段时期，起用了法治人才，而这类人才被人给了一个专称，名为「酷吏」。他们言行残酷，用法定罪则周文深纳。政策的趋向，多半角成苛严的程度，这也是中国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所以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正是看到战国时代，各国诸侯在自然的政治趋势之下渐渐走上了「酷吏」的路子。因此，许多通儒达士看通了这个道理，多半挂冠而去，飘然远引的事例也很多。
例如，元朝有一位廉访使密兰沙，他是一个蒙古人。元代的廉访使，不只是现代的监察委员而已，其权力相当于清代的钦差大臣，手执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包括了对官吏以及民间的侦查、审理、判罪，乃至于执行生死大权。这位廉访使有一次到了福建，穿便衣深入民间调查，走进一个庙里，看见里面正在扶乩。
当时降到乩坛的神为紫姑神，所谓紫姑神，就是管厕所的一位女神。过去中国信仰多神的，灶有灶神，床有床神，有米桶神，有酒窖神。以前结婚时，新郎新娘就寝前还要先拜床神。这位紫姑神很受妇女们的崇敬，舅妈、姑妈、姨妈、表姊妹们在打牌押花金赌博时，拜拜紫姑神，就往往会赢钱，好像颇为灵验。现在赌博的人，每逢输了，就往厕所转一下，再坐下来赌，便认为会转输为赢，这都是由以前拜紫姑神演变下来的。
这位廉访使看到扶乩，听人说灵验，于是也上去请这位紫姑神对他的前程作一个指示。在乩笔下，竟写出以下一首诗：
刀笔相从四十年 非非是是万千千
一家富贵千家怨 半世功名百世愆
牙笏紫袍今已矣 芒鞋竹杖任悠然
有人问我蓬莱事 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个紫姑神似乎已经知道这位廉访使的心事了，他不想做官，因为他权力太大，接触的事情也太多，觉得人生的一切太可怕了。可是他这番心事并没有讲出来，不料紫姑神很妙，就作这样一首诗，指明他的心事，也成为中国通俗文学史中一首名诗了。在元代很多读书人的家庭中，都把这首诗作为教导子弟做官的格言了。
在讲君臣关系后，孟子又说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以及「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这些道理，也是说明君臣之间政治运用的重要。其中的道理，苏东坡有一篇《战国任侠论》，将几千年历史上的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也是人才分类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上有智、勇、辩、力四种人，这些人都靠别人养，自己不大肯努力。也就是说，有头脑的人很懒，多半希望别人来养他，如果到机构里上班，最好一天只工作一两小时，待遇优厚；以现在来说，十万元的月薪，还有车子用。但他有多大本事呢？其实一无所长，只是会乱想。所以人，天然靠人养，不愿养人。有力的人也如此，不一定愿意去码头当劳工。这四类的人，一定要由社会国家去养，用得恰当，是国家社会的人才；如果用得不恰当，捣乱的也是他们。
所以苏东坡这篇文章，把千古以来的社会问题重点都说出来了。他这篇文章，如以现代的写作方法来处理，又可以成为一部巨著了。不过，千古文章一大偷，他也是根据《孟子》这里「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的观念而来的。因为他读懂了《孟子》这一段，所以才能加以发挥，这也可以说，苏东坡的这篇文章是学孟子学通了。事实上，苏东坡对《孟子》一书最熟，他的文章是学《孟子》、《庄子》的。
《孟子与离娄》赤子之心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这是孟子提出来的另一个重点。
大人不一定是皇帝，也不一定是大臣；大人可以当皇帝，可以做大臣，也可以做一个最平凡的老百姓，大人是超然的。唯大人可以入圣境，当皇帝则是入圣境为圣王，做宰相则为良相，做老百姓则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圣人。所谓「赤子」，在前面已经解说过，就是婴儿，「赤子之心」，一般人说是童心，但不是幼稚，是形容人的天真、天良之心。
曾子着《大学》，就是所谓的大人之学，最后才「止于至善」，首在「明德」、「亲民」，然后「止于至善」。而普通一个人，能够永远保持他的天真童心，没有机心，就是至善，就是「赤子之心」。明人洪自诚的《菜根谭》中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世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他这几句话很有道理，一个人对人情世故知道得少，自己心理上的污染也比较浅。所以年轻人做事，看来是个冒失鬼，但他心理染污少，不知道别人可能心存不正。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看人就不同，办法也多了。因此他主张「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似乎一个人深通人情世故，面面圆融，处处通达；倒不如老实一点，笨一点，保持那分天真比较好。人纯厚，则能保持天真。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不愿看的一副对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虽然贾宝玉走的路子不同，也不一定对，但在这一点上，他还是保持了赤子之心。
如果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似乎讲这个人永远长不大，什么事都不懂，等于半个**，像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事实上，所谓「赤子之心」并不是指长得大或长不大，而是指永远保持干净、纯洁、诚恳、少爱憎、少恩怨、仁慈、爱物的心理。
真正修养的境界，如学佛学道，明心见性，初步都是为了恢复赤子之心。古代有一位女神仙曹文逸，她的两句话说得很好：「无心心即是真心，动静两忘为离欲」，这就是赤子之心的境界。孟子说，只有这样的人，才够得上中国文化所标榜的「大人」，可以做圣君、贤相。
《孟子与离娄》养生送死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说，人活着，并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只有「送死」这件事，如长辈、祖父母、父母逝世的时候，才是一件大事。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过去家里有人去世时，在门口贴上「当大事」三个黑字的大白纸，就是根据《孟子》这句话来的。
他为什么说生不足以当大事，死了才是一件大事呢？如果以佛家禅宗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一件大事。禅宗有一个话头：「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庄子也说：「生死事大」，这是说我在未生以前，是在什么地方？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死了究竟另外有没有一个生命？人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那么孟子这里所说「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是不是和佛家禅宗及庄子的观念相同呢？我想这是不相同的，而是与孝道有关。一个人，如果他的长辈或父母过世了，不当做大事去办，这个人已丧失了赤子之心。
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家知道，只有小孩子看见一个人或者动物死了，容易掉眼泪。问他为什么哭，也说不出理由，这就是他仁慈、悲悯心理的表现，也是人性的当然现象。而一般年纪大的人，看见别人死亡，哭也哭不出，有时候虽哭，也就一半哭死者、一半哭自己，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心理。
我这样解释养生送死，或者有故意将孟子这一句话提高其含义的嫌疑。也许真是那么回事吧！近两年来，做过几件有趣的事，讲一部《论语》，替孔子当了一次辩护律师；为《关帝大传》写了一篇序，又替关羽当了一次辩护律师；现在讨论《孟子》，又在替他辩护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养生不是大事。一个人的出生，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人，固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这个人将来如何都是未知数，所以「不足以当大事」。但是一个人死后，所谓盖棺论定时，才可以当大事。因此，我们想到《论语》中的记载，曾子在临终手足已不能动的时候，告诉他的学生：「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这些话是说，替我把手足放好，我这一生凡事都小心翼翼的，但从今以后，我不再亏欠这个世界了，很对得起这个世界了。年轻人，你们一生为人处世要注意呀！
所以送死可以当大事，道理是盖棺论定了。
《孟子与离娄》由博而约的教育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孟子说，人的修养，是要恢复到「赤子之心」的境界，要怎样才能达到呢？不能以填鸭式的教育硬塞，要以启发式的教育使其自得，这和后世禅宗的教育相同。我们知道，禅宗祖师的教育方法、所走的路线都是这样，也就是「深造之以道」，才能达到「道」的境界。
什么是道的境界？在这里暂以孟子的观念来解释，就是恢复到「赤子之心」的境界，也就是由后天修养回复到先天的境界。
要怎样才做得到呢？要他「自得」，也就是自悟。假使不是「自得」而是被教的，就不能活用。例如现在有许多人学修道，学打坐，一开口就说：老师教我这样打坐的，好像是为老师而修道、打坐的。老师教了重点，教了方法，自己就要能够活用；自己不去体会，不去活用，这就是不能够自得，而是拿到鸡毛当令箭了。
禅宗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方苏欺君不得」，意思就是学问修养要自得，自己启发自己的灵智，就是道的境界；不是从老师那里填塞进来的，也不是接受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的教条式信仰，那并不是道。
只有自得的，则能「居之安」；而「居之安」并不是指房子住得好，是指平常都在自己所得的本位中。「居之安则资之深」，这个「资之深」，不是现代语老资格的意思，「资」是资用，也就是说，平常处世可以应用你的道。因此出世、入世都在道中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出家也好，隐居也好，不出家也好，为官也好，都处在道中。所以学问之道要「自得」。
过去圣人的言教，都是要我们能够求其自得，这也是从「赤子之心」来的。学问的修养、道的修养，都是这个原则，要「自得」。而学问以外的培养，则要学识。严格说来，学问就是道，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写文章等，那只是学识。
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学问之道，必须知识渊博，不走渊博的路线不行。要在渊博以后，再求专精；就是各种知识都懂了，然后再在专门的学识上做深入的研究。
现在医学院的教育方式很不错，最初一两年，对于医学上每一科每一部门都要学习；最后才专门深研一科，或内科，或外科，或牙科，或耳鼻喉科等，分科越来越细越专门。但社会上一般教育很糟，越专门则越不通。现代的「博士」，实际上并不博，只是专家的代号。现在所谓的专家，是独门深入到牛角尖中的学问，除了他所专的以外，对于别的知识就完全茫然。这种只求专门的求学方式，在目前这个时代，也许觉得是好的；但可以预见的是，五十年后将成为人类的大害，到时可能后悔，才要改变目前的教育方式。
过去中国教育，学生并不是专学作文；现代的青年误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是读国文而已，这真是笑话。我国古代的教育，当然是以国文为主，但是仅以一部《礼记》来说，几乎天文、地理无所不谈，熟读了这些书之后，样样都通达了，那是从博而后约的。现代的教育，目的在求专，开始那一点点的博只是作为陪衬。这种情形，将来会使人类文化出大问题，这又是一个专题，牵涉太大，只好暂且不谈。这里我们只了解孟子的主张，是由「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最后归纳而进入专。
这一段谈博与专，上一段谈自得，两段连起来看，自得的是「道」，恢复「赤子之心」，就是人类天然本性的修养，不被后天物欲环境所污染。对于知识，则先求渊博，再求专门，与道的修养并不违背。
《孟子与离娄》根本智与差别智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
这一段，还是根据「赤子之心」的中心思想而来，还在讲君与相的问题，就是帝王与宰相之学。孟子这个政治哲学的理论，我们要特别注意了。
历史上的圣君贤相，才够得上称为大人；在道家来讲，称这种人为「真人」。由道家这一名称看，我们这些没有得道的，都是假人；要得了道的，才是真人。庄子的观念，有道的是真人；儒家观念中的大人，就是道家观念中的真人。古代拍马屁也称皇帝为真人，其实皇帝不一定是真人，能够称得上真人的皇帝很少。
《孟子》中讲君相之学的政治哲学，以赤子之心为中心思想。但是，赤子之心如何得到？只有自悟、自肯、自得，才是真正得了道。但是得了道以后如何？答案最好借用佛学来解释。
佛学对于得道，名为「根本智」，明心见性所获得的「赤子之心」就是根本智。但得道以后，并不就是一通百通，也就是说，不是只要打坐一悟了道，什么都会知道——电机工程也懂了，或者制造原子弹也懂了，一切就像制造咸鸭蛋一样制造出来。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人世间的各门各类知识，名为「差别智」。不过得到了根本智，学起差别智来会更快学会，可以说能到达一闻千悟。对同一件事，普通人要听一百句话才能懂的，而有了根本智的人，只要听一句话就全部懂了。如果说连一句话也不听就懂，是不可能的。但在宗教界，往往产生这种错误的观念，尤其学佛学道的年轻人常会有这种幻想，以为打坐悟了道，宇宙间的任何事都会知道。其实一切仍然是要学的，孟子后来讲的「博学而详说之」，就是指差别智而言。
这里又回来说到政治哲学上圣君贤相的大原则。大家平日讲孔孟之学，讲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但在这方面的许多著作都忘记了《孟子》这里所说的圣君贤相的大原则。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纵然是再仁慈、再行仁政，以一个「善」去服人，已经是第二流，差一级了。因为你是以仁慈作为手段，这善就不是真善。要「以善养人」，就是自己心中没有存一个为「善」的观念，而是自然而然地去养人。或者，我们将这个抽象的「善」字，改用一个具体的名词，就容易了解了。例如说「以米饱人者，未能饱之」，用米去给人吃，人不但吃不饱，反而会生病；「以饭饱人者，然后而能饱人也」，用饭去给人吃，人家自然吃饱了。
善行而没有善的形迹，也就是《庄子》「不落形迹」的观念。不落形迹地行仁政，「然后能服天下」，所以天下心悦而诚服，然后王天下。王道的政治就在这里，后世都以仁慈、仁义做手段，那就更糟了，就不是中国文化中王道政治哲学的道理。
所以孟子接着说：「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这也是后世王阳明所主张「知行合一」的道理，任何理论，假如没有真实的内容，说出来的话是不吉利的。这种不吉利的空谈、吹牛、乱说的话，「蔽贤者」，只有冒充的贤者才会去说。
《孟子与离娄》水的哲学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徐子，也可以说是孟子的一个学生，有一次问孟子说：孔子经常赞叹水，水呀水呀！水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孔子这么喜欢说水？
其实不但孔子喜欢水，老子也喜欢水。如果彻底研究起水与哲人圣人来，也是一个专题。佛也喜欢水，经常以大海来比喻水。中国的诸子百家也有很多人都喜欢水。把古今中外的人对水的观念集合起来，大可以写一本《水的哲学》。
于是孟子替孔子作了解释：水从源头不绝地滚滚而来，白天也流，夜晚也流，永远不断地流，千秋流到万世，永远都在流。它流呀流，流到了一处洼地，成潭、成泽、成湖，流满了以后，才又会向下冲过去。正如人之求学，慢慢地学，在学的时候不要出风头，等到力量充实了，一冲就过去了，这就是水的哲学。冲出去了，放之于四海，成为浩瀚的局面，源远而流长。所以人要效法水的源远流长，有所本，有根源，永远用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孔子赞赏水的精神所在。
这是孟子替孔子作的解说。实际上，孟子说了这许多话，文章也写得好，话也讲得厉害。俗话说：「满罐水都不响，半罐水响叮当」，孟子接下去也是说半罐水响叮当的人和事。他说，孔子喜欢水，是教我们要有本，「有本者如是」，要源远而流长。人如无本，就如夏季七八月间干旱得厉害，但一会儿下一阵大雨，水便来得很多，连水沟里都满了；可是没有多久，水就干了。所以一个人，没有很好的学问，虚名超过了真本事，那就是半罐水响叮当了。就如一个人不是百万富翁，而一般人却说他是千万富翁，虚名超过了他实有的财富。当他亏本要向人借钱时，借不到就倒闭了。这就是「声闻过情」，虚名超过了常情或实情，也是上面说过的「不虞之誉」。
有时别人所恭维出来的「名」是假的，恭维你的人常会突然之间说出来连影子也没有的恭维话。但是到了自己倒霉的时候，恭维你的人也会连影子也没有的事都骂了出来。所以一般的人都是声闻过人。古谚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在乡下就可看到这种情形。村子里有一条狗，看到一个小小的影子，就叫了起来；村子里其他的狗，连影子也没有看见，只听到一声狗叫，于是都跟着乱叫起来，结果全村的狗都在乱吠。
所以社会群众心理有时候也是盲目的，只有大智慧、大修养的人才看透了这些人生的道理，他们会像孟子说的「声闻过情，君子耻之」那样，不会虚而不实。
说到这里，想起几十年前，我在四川大学哲学研讨会上课讲佛学的时候。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不同，他们很会问难。那一次是在成都的望江楼，和那些年轻学生们一起谈禅宗的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真了解禅宗的道理，「别无一法」。其中有一位同学问「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我说：「当然，任何一法，都可以说尽三藏十二部。」那位同学一指望江楼外的水说：「你说此法。」我说：「水也包括了小乘道、大乘道、三藏十二部、六度」。他说：「请详述之。」
几十年前的大学生，穿一件长袍，冬天颈上围一条围巾，手往口袋里一放，说起话来偶尔还会摇头晃脑一下；所用的语汇，往往离不开「之乎也者」。他们高兴的时候，会大叫「快哉快哉」，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说「好棒啊」。
我说：你看那个流水，「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这就是布施波罗密；流水不受死尸，不接受脏的东西，死猫、死狗、死老鼠，丢到流水中，一定把它浮起来，就是持戒波罗密；放一块石头在流水中间，水不生气，只转一个弯，还是往前流去，这是忍辱波罗密；水永远不断地向前流，是精进波罗密；流水到一个地方，清澈见底，此为禅定波罗密；但每一个浪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却不同的，不断不常，就是般若（智慧）波罗密。所以当然具足六德。他们听了，热烈鼓掌。
我这是用佛法来解释孔子为什么欣赏水，其实用道家或其他各家都可以来解释。孟子替孔子解释水，是站在孔子的立场，说水是仁慈的、正义的这个观点。
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老子的解释又不一样。老子教我们学水，他教我们学下流。怎么个学下流？就是学大海一样，一切水流下来进入大海，海也就容纳一切；能容纳一切，才能成其伟大。所以老子教我们学下流，不要学上流，上流源头最高处只有一滴水；学下流即是谦虚，人一谦虚，就越来越伟大。如果站在高处，就好比只是一滴水，很容易就干涸了。所以老子讲水又不同。
《孟子与离娄》谁是万物之灵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这一段，孟子又回过头来说人性了。对于最后两句话「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要特别注意。所以读《孟子》不能马虎，因为孟子的文章写得好，有许多人，包括我的老师们，那些前清的进士、举人、翰林公，在欣赏美好的文学境界中都被骗过去，把书读错了。不过，我们对老师们还是很恭敬的，发现老师读错时，不像现在的同学不敢讲，也不敢问；而是用方法轻轻地点醒他一下，他就懂了。这里的两句话，过去的老先生们往往有读错的。
大家读这节书，会觉得奇怪。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就是禽兽之一种，现在说得好听一点，人也是动物之一种，所以我们不必看不起禽兽。以哲学的眼光看，对中国文化中的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我第一个反对，不承认人为万物之灵。站在万物公平的立场上看，人类是万物之中最坏最坏的一种动物，什么东西都吃，什么东西都杀，什么东西都用。假使站在猪、牛的地位看人类，若说人为万物之灵，那就更是奇怪了。
我觉得牛才是万物之灵。世界上的人搞什么动物保护会，但除了印度人和中华民国重视牛之外，没有人去建一所牛庙对牛表示恭敬。而牛对于人类的贡献，是多么了不起啊！它活着的时候，吃的是青草，又替人耕田、拉车、推磨，做最苦的工，还供给人们营养丰富的牛奶，从不偷懒，毫无怨尤。一旦老了，力弱难为，人又把它杀了，牛毛可以织毡，牛角为装饰品，或做印章材料；皮的用途更广，皮帽、皮衣、皮鞋、皮带、皮包，简直处处都用得着牛皮。而牛肉、内脏、脂肪，乃至骨髓、脑子，都被人视做补品，大吃特吃。牛骨也可以做饰品用具，熬胶做黏剂，乃至于磨粉当肥料用，丝毫没有浪费，全部贡献出来。万古千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牛这样伟大的。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就是「太少了」，这还是客气话。
其实中国文化，儒道不分，在上古时期的文化，非常清楚，人与禽兽是不分的。那时人的名称为「倮虫」，就是一只虫，现在我们叫老虎为大虫，人也是一个大虫。而且人这个虫，还不如别的虫，是光光而来的，什么都没有，靠杀别的生物，以其皮为衣，吃别的生物的肉为食。所以人的本身的确是一个「倮虫」，为万千生物中之一而已。所谓「万物之灵」只是人类的自我标榜罢了。
孟子接着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对于这两句话，千古以来，大家的解释都是说，一般人对于人性，越离越远了，「庶民」就是一般人。「君子」，只有受过好的教育、讲究修养的人，才能保存人性的仁慈。
对不起，这种解释，我表示反对，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我们看《四库全书》，读《十三经》，看到古人那些解释令人头脑发胀。就只这两句话，几千年之中就有许多人的批注，越看越伤心，越看越心烦，觉得浪费了许多纸张。
其实本文就很明白，是与一般批注相反的观念。上面说人与禽兽差不多是一样的，倒是一般人向一般生物的路上发展去了，是随自然的天性发展。「君子存之」，存些什么呢？我认为孟子在骂人，他说假君子比一般人更不好；真君子，还保持天机的自然。这是什么道理呢？答案就在本经的下一句中，不必像古人那样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了。下面就说得很明白。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舜是圣人，他的思想、修养的来由，是随时随地留意万物，去了解宇宙万物的物理原则，然后回转来观察人道。换言之，他先了解了人性与鸟兽的心理，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待观察清楚了，再回头来观察建立人伦的社会文化。人伦是人为的，不是由天性而来的；人类的天性，几乎与禽兽一样。
尧舜时代建立了人文文化的人伦以后，一直到孟子的时代，才有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句话，这也就是孟子的大心得。所以尽管讲究仁义，我们学会了「仁义」这个观念；教育思想接受了仁义，而去行仁义；但这种仁义是假的，因为本性上并无仁义，而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仁义。真正的仁义，是仁义心，是自然而有的，也就是赤子之心。这就是「由仁义行」。
我们再看禽兽，禽兽有时的确有仁慈之心。禽兽除了要吃饱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坏心肠；人可不然，除了求得吃饱以外，坏心眼很多。人与禽兽不同的是，饥饿时反而驯良，吃饱后，坏心眼特别多。所谓「饱暖思淫欲」，这是一定的；而「饥寒起盗心」，但有的人在饥寒时未必敢发盗心，只是自怨命苦而已。
《孟子与离娄》师道是什么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前面所讲的是「君道」和「臣道」，现在讲到「师道」了。依照中国文化，人生的大路差不多就是这三种。第一种，是领导社会、领导国家的「君道」。第二种，是认清自己不是坐轿子的，只好抬别人的轿子，干脆走「臣道」的路；如何帮助别人把社会国家领导得好，也就是「臣道」。第三种，既不走君道，也不走臣道，而走「师道」的路，以传承文化的精神为任务；大而言之，即所谓「王者之师」；小而言之，可以当学校老师，都属于师道。
师道也包括了人生哲学中的友道之义。古代对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常称做师友之间，是以朋友相处的。可是，现代的年轻人，对于师生的关系大多弄不清楚。例如有同学写信给我时，就写一个「南老师或南老：」，在礼貌上，对平辈以上的人，是不可以直称其姓的，应称师长的「字」。同时，姓南而教书的不只我一人，怎么知道这信是写给我的？后面跟着再点上两点，说不定会错认为是写给「南老二」的。所以这种来信不必回。又如有人在信末自称「愚生」，看来好像谦虚，殊不知长辈对晚辈谦称才用这个「愚」字，像母舅给外甥写信，才自称「愚舅」。
另有一型恰恰相反，例如有人写道：「南公怀瑾夫子大人老师尊鉴」，迭床架屋地来一大堆，我称他是墓志铭的写法。古时一个有过功名的人死了，像前清的墓碑上，每有「某科两榜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大司马……」什么什么的，官职官衔一路写下来，有的长达五六十字，然后才是某公某某老大人之墓。实在太过！有些人将「老师」等头衔，写在信封上，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信封上的字是告诉邮差的，你写信给你的老师，可是邮差不必也称你的老师为老师。反过来，父亲写信给儿子，信封上也只是写某某先生收，这是对邮差说的，可不能写某某儿子收，这样就成大笑话了。
这是讲到师生之间的关系，顺便一提现代社会上所常见的一些不合礼现象，希望有所改正。《孟子》这一段，阐述师道与友道之间，同时也讨论到君道、臣道，以及师道、友道之间的关系；是告诉大家，师生之间，情如父子，亦如手足。在五六十年前，老师写给学生的信，往往自称「愚兄」；许多人因为对于这种谦称不懂，反而误认有所开罪于老师，致使老师有意「冲」自己一下。
然而，此中另有深意。我们从宗教方面去看，大部分的宗教，对于杀、盗、淫、妄、酒，都列入戒条，在禁止之列。佛家原来并不戒酒，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因为发生了问题才戒酒。当时有一个弟子喝酒醉了，看见一只鸡就抓来煮吃了，醉后又非礼一个女子，结果杀、盗、淫的戒都犯了。因此释迦牟尼佛宣布戒酒，这是佛家戒酒的由来。
然而，此中另有深意。我们从宗教方面去看，大部分的宗教，对于杀、盗、淫、妄、酒，都列入戒条，在禁止之列。佛家原来并不戒酒，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因为发生了问题才戒酒。当时有一个弟子喝酒醉了，看见一只鸡就抓来煮吃了，醉后又非礼一个女子，结果杀、盗、淫的戒都犯了。因此释迦牟尼佛宣布戒酒，这是佛家戒酒的由来。
「禹恶旨酒」，因为酒容易使人迷醉，而夏禹不嗜酒，所以他头脑不昏愦。人如果不够明朗清醒，常常都会如在醉梦中。
不过有一点，我却喜欢郑板桥的路线。他说：「酒能乱性，故佛家戒之」；道家和密宗则主张喝酒，喝到微醺的时候，正是养生之道。所以他又说：「酒能养生，仙家喝之」，而他说他自己：「有酒则学仙，无酒则学佛」，这个态度也算很洒脱了。
「恶旨酒而好善言」，这是禹一生行为最重要处，不好饮酒，但喜听善言；至于汤，有两点：「执中」与「立贤无方」。
「汤执中」，执一个什么中？这很难作确切而具体的形容。以哲学观点而论，世界上没有「中」；以两端而论，在两端之间的一半处是中间，但这只是相对的中，不是绝对的中。如果把执一端的手移到中点，中又成了边。上下、纵横、内外的中，都是假设的中。内外之中的中心点，则是虚位，在中处加上一物，则中又成为边际了。这是哲学的、逻辑的关于中的观念，可以说永远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真实的中。只有佛家的《中论》、儒家的《中庸》，全世界只有这两部讨论「中」的书，但内涵太精密，暂不多作讨论。
那个汤执的是什么中？是中庸之道吗？而《中庸》这本书里，对中并未作具体的解释，只解释到一个人心修养上的「中和」境界。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里只有这么几句话而已。
后世宋代的理学家解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什么叫做不偏呢？在哲学观点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偏与不偏的分别；「不易之谓庸」，而世界上也找不出不变易的东西，所以宋儒的这些话都成问题。那么，这里对于「汤执中」这句话，我们只能解释说，汤是当皇帝的，在他左右的人对事情每每有不同的意见而他能够「执中」，也就是调和，致其中庸而用之。
这句话，看起来很容易，但凡是当过主管的人就会知道，听别人不同的意见而从中去调和，是一件很痛苦也很困难的事。即使是放弃自己的意见，改听部下的意见，「照你的办」这句话也是很难讲出来的。尤其放弃自己的意见，又要调和各方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最高的精神，也是一个明君最重要的原则。中国从前的帝王制度，不一定就是专制；一个高明的帝王，他就常常是以「执中」这种精神来领导的，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不过，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后世的历史恭维唐太宗，说他在历史上比较算得上是个明君了。
当然，唐太宗也刚好有一个好宰相魏征。有一次，魏征几次上同一个奏议给唐太宗，主张某一件事要怎样去办。唐太宗看了，大为生气，把他的报告撕成碎片，丢到地上，不予采用，并且大骂一顿。魏征挨了骂，一声不响，将那些碎片拾起来，回去再补贴起来，又向唐太宗提出。唐太宗一看，又骂：「你这个老头儿，一定要这样才行吗？」魏征说：「这也不是为我，是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唐太宗被感动了，说：「照办，照办。」他的这个批准，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这种事情，我们读历史时，几十个字的记载，很容易就读过去了。但是，把书合起来想一想，要将自己的意见取消，而去听取一个部下的意见，付诸实行，当你身为一个主管时，为了颜面，为了威信，为了自认高明以及许多观念上的、感情上的原因，这的确是很难办到的。
又有一次，唐太宗和魏征激烈地争辩，待魏征离开时，唐太宗对着魏征的背影说：「我非要杀了你不可」，然后悻悻然回到后宫。皇后见他脸色不对，尚有怒容，问起原因，唐太宗说：「又是那个田舍翁（乡巴佬）给我气受」。幸而这位贤德的长孙皇后，听了以后，回到房里穿上皇后的官服出来，跪下对唐太宗行君臣之礼说：「恭喜陛下」。唐太宗问她什么事情，值得她如此穿起大礼服来道喜的？皇后说：「有你这样英明睿智、器量宽宏的好皇帝，才有魏征这样一个忠贞爱国的好大臣；这是尧舜禹汤文武以后所未曾有的盛事，正是天下国家之福，所以我向陛下道贺。」
这一来，唐太宗也不生气了，不杀魏征了，叫皇后赶快去换便服吧！当然，他内心还是有过不去之处。
所以，年轻朋友们要注意，当你做主管的时候，你的部下就是大臣；乃至于你是一家之长的时候，你的太太就是你的大臣。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恐怕大家只会吵架，所以，作为一个明君是非常难的，因为「执中」这两个字的确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孟子与离娄》才、德、学兼备
汤的另一个长处是「立贤无方」，他左右所用的人都是贤能的人，这不只是指人才，最重要的是道德。古代的贤才，包括了才、德、学三样具备，三者不能缺一。但有才不一定有德，聪明的人才高，但因为他聪明，什么人都见过，也许在言辞、态度上表现得很谦虚，实际上内心看不起人，所以在德的方面就大有缺欠了，品性就差了。有才又有德，才是第一等人，但是还要加上学，如果没有学问还是不行。有才德的人如果没有学问，等于树根缺乏肥料，无从长成巨木。所以古代的贤者，是具备了才、德、学三项德性的。
而汤是「立贤无方」，这「无方」两个字，曾有多种的解释，有的说是方位，有的说是岗位，有的认为，汤距离孟子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在汤那个时候，各地是分封的，而各地区言语不统一，文字不统一，经济形态不统一，甚至政令也不统一。这时仍有浓厚的区域观念，而这个「方」就是区域的观念，也就是说，汤的用人，无区域、方所的观念。
另一种解释「方」是方法，说汤用人没有固定的方法。这个说法有历史证明，汤当时有一位「师相」名叫傅说，所谓「师相」就是老师，也是宰相。傅说这个人的出身，以现代名词来说，好听一点是土木工程，说得不好听则是木匠水泥匠。他为了建筑房子，有一个机会和汤接近，汤发现他是人才，便平步登天，请他当首卫，就是首府之卫。所以说，汤不是用呆板的方法，制定程序、制度；不像现代一定要什么学历，任命什么官阶，然后一步步上升。因为普通的人才，可以依呆板的制度升迁，真正的人才并不一定要走呆定的路线。
孟子紧接着说到历史上的第三个圣王，就是文王，他看到国内的老百姓都「如伤」，依照字面解释，好像是负伤或者伤心，其实都不是。这是说，看每个老百姓都有困难，都有伤痛不快乐的地方，所以要替老百姓解决伤痛、解决困难、解决痛苦。套用佛家的观念，这是大慈悲，看一切众生都很可怜，所以他时时想到要去解除老百姓的困苦，因为那是他的责任。
其次「望道而未之见」，照古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文王得了道，这个道当然不是学佛得定、参禅开悟的道。所以文王能够批注《易经》，由于《易经》是阐述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可以弥纶天地的大道。但是他自己不认为得了道，好像没有道一样。这是古人对这句话的解释。
我们仍然依照古人的解释，来作一简单明了的说明，就是说，文王爱民如子，他自己很有道德，别人问到他时，他非常谦虚，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孟子又提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就是说不轻视浅近的事、浅近的话；对于很平常的事，他都在做，同时更不忘记高深远大的见解和计划。例如我们常说的为政之道——订一个施政计划，要为国家老百姓着想；订百年大计，眼光要看到一百年以后的发展，因为一个政策付诸实施，对国家、对百姓能有五十年的利益还只算是马马虎虎的。古代认为，对于长远以后的利弊都要看得很清楚，不像现在，往往一个计划，在两三年以后又需改变了。
最后，孟子说到周公，他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周公在道德、学问、修养方面，想兼具三王之所长，三王的好处、善行他都想做到。因此，周公很用心，很辛苦，如果做出来不能与三王所做的相符合时，他就「仰而思之」，就是躺着去寻思。人躺下去，全身放松，思想就灵光；低头沈思太久了，眼睛易成近视，思路愈加迟滞。
古人的教育，看书不低头，看书的姿势颇似关羽读《春秋》的绘像，人端坐，直腰，挺胸，头也是正直的。以书本就目，从不低头看书，更没有躺在床上歪着身子看书的姿势。看任何书都如此，写字也是如此，一定要「端容正坐」，不但是仪表风度的问题，更有其生理上维护健康的原因。千万不可如现在一般人，写起字来，纸一定要放得歪歪的，坐得也歪，身体如虾子，头又偏又斜又歪，扭曲得像一个被孩子弄坏了的洋娃娃。这也许就是现代的艺术化，可惜很不卫生。
周公的研究精神更是可佩，对于一个问题，「夜以继日」，白天想了一天，如果还没有想到答案，晚上继续想，昼夜都在研究、寻思。「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如果想到半夜得到了答案，他就不睡觉，坐在那里等待天亮，立刻付诸实行，这是周公的精神。
孟子所以会写文章，说了半天，道出四个帝王的长处，捧了一个周公；当然不是捧周公去睡觉，那是误解了「孔子梦周公」这个典故。现在年轻人说见周公，认为就是睡觉，那真是大错特错了。
《孟子》这里阐扬了周公的伟大。事实上，三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整理的人就是周公，而编释的人则是孔子。孔子是效法周公的，所以他才处处梦见周公。孔子以前的圣人就是周公；孔子以后，大家才又推崇孔子为圣人。周公的伟大，是他兼备了历代圣王之长，而他贤相辅政的精神，正是最高尚的师道精神。
孟子是以暗示的手法，点出他是继承周公、孔子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一脉相承了中国文化。
孟子说，中国文化的王道精神，到了战国时候，只像炭火所剩的一点余烬一样，快要完了；「诗」的教化精神，已经没有了。此处所说的「诗」，不是后世的诗，而是《诗经》。所谓「诗礼传家」，这是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的，是最高艺术的诗歌。《论语》中曾讨论过，《诗经》之前也有诗，诗以声音语言表达就是歌，文字简单而有韵律。就像来自印度的佛经，其原文的梵文都是可以唱的歌。佛家有「赞叹」一词，在佛的面前要「赞叹」就是唱，唱诗歌一样。当一个人看到美丽的风景时，禁不住会喊「啊！好漂亮的景致」；看到美好的事物，也都会有这种「美的呼唤」，这就是赞叹。人一高兴、一喜悦就赞叹歌咏，那就是诗。所以中国古代有「诗教」，文化以诗来传播、延续。其实，每一个民族的文学起源，都是以诗歌为首，然后才演变为文。
《孟子与离娄》中国历史的公平精神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一段，其实是与上面意旨相连贯的。
孟子说，中国文化的王道精神，到了战国时候，只像炭火所剩的一点余烬一样，快要完了；「诗」的教化精神，已经没有了。此处所说的「诗」，不是后世的诗，而是《诗经》。所谓「诗礼传家」，这是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的，是最高艺术的诗歌。《论语》中曾讨论过，《诗经》之前也有诗，诗以声音语言表达就是歌，文字简单而有韵律。就像来自印度的佛经，其原文的梵文都是可以唱的歌。佛家有「赞叹」一词，在佛的面前要「赞叹」就是唱，唱诗歌一样。当一个人看到美丽的风景时，禁不住会喊「啊！好漂亮的景致」；看到美好的事物，也都会有这种「美的呼唤」，这就是赞叹。人一高兴、一喜悦就赞叹歌咏，那就是诗。所以中国古代有「诗教」，文化以诗来传播、延续。其实，每一个民族的文学起源，都是以诗歌为首，然后才演变为文。
《春秋》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代名词。为什么不名为「冬夏」？印度的夏季，出家人有结夏安居，因为印度夏天太热，没有办法做工夫、化缘，因此结夏避暑，大家集中在一起，过了这个阶段才出来活动。在北印度又不同。在中国的气候，二月中旬与八月中旬，是春、秋两季的中间，昼夜的时间是一样长的。而夏天白昼长，夜晚短；冬天白昼短，黑夜长。在气候上，春秋两季是温和的，既不如夏天的炎热，也不像冬天的酷寒。所以《春秋》的精神就表示了「平」、「平衡」。历史的记载就是要求平；而历史的事迹，都是不平的多。但是历史文化的记载，就等于一个天秤，一定在精神上求其平。对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并不因权势威力而有所改变；尽管贵为皇帝，有不对时，历史上就记载他的不对。一个做得不对的皇帝，在世的时候有他的权势，可逞一时的威风，可是在历史上，则永远留下一个污点。只有中国历史才有这种求平的历史精神，这是中华文化可贵之处。
孟子说，现在诗教的精神已经过去了，历史文化是由《春秋》延续下来。孔子着了《春秋》，左丘明着《左传》叙述《春秋》的内容；《春秋》像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而《左传》则是新闻的内容。还有《谷梁传》、《公羊传》，并称春秋三传。
中国的历史发源得最早，印度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可是直到公元十七世纪以后，才靠别人写下印度的历史。其他各国的历史，也都是后来才有的。
中国历史的记载，是公平精神的表现，即使后世也是尽量保持这种精神。如晋国的「董狐笔」，董狐是史官，负责记载历史，皇帝要他改，他宁被杀也不改。有些史官，在被杀以后，由其弟继承职位，也是和哥哥一样，照样是以真实来记载。
晋国的历史名为「乘」，所以后世称史书为「史乘」，家谱也名为「家乘」。楚国的史书名为「梼杌」。书的名称虽各国不同，而记载历史的公平精神则是一样的。
这是孟子讨论中国文化的演变史，感叹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以历史的著作来担任文化兴亡盛衰的责任。但是孔子所著的《春秋》，所述的事实已经没有王道的精神，只是霸道的精神，如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事迹。但孔子的立场和原则，则表达了历史的持平精神。
严格地说，孔子所著的《春秋》应该称作「孔氏春秋」。在孔子以前，晏婴也作了《晏氏春秋》，是史论，不记史实。孔子《春秋》，则有左丘明的《左传》记实。有人说他是孔子的学生，有的说是师友之间的关系。左丘明眼睛失明以后，是口述由学生记录而成《左传》。孔子说，《春秋》的历史持平精神，就是所谓的「义」，这是我内心著作这部《春秋》的原意。
这里引用孔子的话，他自称自己的名字为「丘」，可是以前读书人，为了尊敬圣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不可以读作「丘」，只可以读「某」，因为直呼圣人的名字就是不敬圣人，要被老师责打的。后来在演义之类的书中，对关羽也只可以称「关某」了。这是以前尊敬圣人的诚恳，也是崇尚道德的一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