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尽心篇》三个观念三个层次
他这三个观念，有三个层次，认为一个诸侯国家的领袖，是第三等重要，而以老百姓为最大。一个国家的构成，最重要的是人民与土地，没有人民、没有土地，就无从去建立一个国家；光有土地没有人民，也不行，所以人民最重要。其次是「社稷」，就是国家的区域范围，这是次要的；至于领导的人，则是第三重要。所谓「轻」，是与前两者比较起来，较轻而已，并不是不重要。「民」、「社稷」、「君」，这个顺序有逻辑性。所以古文看起来简单，其实有深刻的逻辑内涵。
于是孟子按照这三个层次，依秩序解释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获得山泽丘林间人民的拥戴，即可为天子。「丘民」就是一般从事农林畜牧等业的老百姓，也就是全国人民。其次，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得到了天子的欣赏，就可由天子封他做诸侯，只要这一个人同意就可成王。正如前面所引唐太宗的话，「待予心肯日，是汝运通时」。这是家天下的制度，天子就有如此之大的权力。
一个人得到天子的欣赏，就可以为诸侯；反之不得天子的欣赏，则没有办法。例如唐朝，可以说是诗的朝代，不但唐朝历代皇帝的诗都作得不错，国内诗作得好的，也很多很多。这些诗人中，有幸有不幸，而他们的幸与不幸，有形无形之间，主观或客观上取决于皇帝。像前面所说李白，由于皇帝的高兴，写四首《清平调》，可以叫贵妃磨墨，近臣脱靴。而孟浩然，也是因诗名动天子，却因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诗，失去唐明皇的欢心，而坎坷一生。唐朝也有一位名士，被宰相推荐到朝廷时，为了「长日惟消一局棋」这句诗，皇帝认为他太懒，不能用，几乎断送了仕途。这些故事，都足以证明过去帝王政治，「家天下」的时代，「得乎天子为诸侯」，只要皇帝高兴，封王都容易的真实情形。
「得乎诸侯为大夫」，次一等的，遇不到天子，如果能够遇到诸侯或后世的巡抚、御史等，获得他们的欣赏，则可做他们的清客、秘书等，也可以度过一生。
这三个层次比较起来，最难的，成就最大的，是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戴，则可以为天子；讨一个人的好感，只能得诸侯；再下一等，讨长官的好，只能做一个秘书、科长，当伙计。这三个层次，也说明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孟子说这些话，正是因为他看到战国当时那些诸侯们，对上目无天子；诸侯之间，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理谁；对下面的部属百姓，生杀予夺，全凭个人的喜怒，并无法制，偶然对谁不悦，就是烹，把所不高兴的人，投下油锅。孟子讲这些话，居然不怕被烹，可见他有多大的勇气，多丰富的正义感。
另一面，也由于孟子的学说和道德的修养，到了晚年，声望太高了，诸侯中谁也不敢烹他；假如早几十年，声望还没有建立起来时，也可能被烹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叫做法律，只有权力，权力就是法律，只要有权力说烹谁就烹谁，要剐谁就剐谁，让谁做官谁就做官，想如何便如何。而孟子处于这样的时代，敢于说这些话，所以今日配祀在孔庙，的确是有他的理由和价值的。
孟子接着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一个诸侯如果政治行为、政治道德不够，使全国不能安定，老百姓吃苦，乃至社稷倾危，有亡国的危险时，那当然会变乱，老百姓要革命了。像今日有些集权国家，人民生活如同处身地狱之中，自然要起革命，处处有反抗事件。这是说领导天下的问题，读中外历史，都不能违反这个原则。这是天道，也是人道，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机构也是如此。所以大家读书，看到政治上的事，不要以为只是政府机关、政治机构的事，因为个人的做人处事，就是政治的基础。开公司、设工厂、办学校，不论从事任何行业，都是在政治原理之中。所以不要向外要求，先要求自己的思想、人格达到君子的修养，再谈事业。
他又说：「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上古的政治，皇帝还怕天管，也怕阎王，怕社稷坛的神。回到内宫，还怕太上皇和皇太后，见到父母仍然依家法，跪下来称儿臣。有小说上描述，唐太宗那么狠的人，生病看到鬼，要叫四位将领为他夜里站岗才能入睡。梦里见到阎王，也害怕得很。也许这位阎王是大政治家，对他还是平起平坐，蛮客气的，而且阎王也无权审问人间帝王，要送到天上由玉皇大帝开庭，阎王只可以像检察官一样，坐在一边当面对质。这位阎王和唐太宗交际了半天，还以筵席款待。唐太宗发现地狱里没有南瓜，拍阎王马屁，答应送一个南瓜去。他醒来以后，南瓜易找，可无法找到一个脚夫去送，于是下令全国，找一个下阴间送南瓜的人。结果有一个名叫刘全的老百姓，愿意担任这份工作，于是「刘全进瓜」，将一个大南瓜顶在头上死掉了。据说现在阴间已有了南瓜，那是刘全送下去的南瓜子做的种。
当然这是小说中杜撰好玩的故事，但是透过小说看到背面，就反映出民族的文化思想，知道中国的帝王，在神权的面前，他还是老百姓。神权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威力？在西方文化里讲是上帝统治一切的宗教观念，在东方和中国那是因果的原故，虽为帝王，也逃不出因果报应的规律。阎王、玉皇大帝、上帝本身，也一样逃不出因果的规律。因果并不只是佛教的教理，在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的《易经》，全部都是讲因果的道理。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因果之说就更加重了份量，而且更普遍了。所以刘全进瓜以及后来的唐僧取经，这一连串的描述，都是基于因果的观念所发展出来的。
《孟子》这里的一段也是基于这种观念而来的。如果不懂得这一哲学，就看不出孟子这里讲些什么，也许会说他是「迷信」祭祀，其实不然。
再从「变置社稷」上看，中国的文化，神权超越了人主之权，大家都恭敬祭拜，可是拜了不灵的话，照样请下来，变更位置。中国人的玉皇大帝，高在三十三天之上，等于西方人的上帝，我们不知道大帝和上帝，有没有在天上见面打过交道。这位玉皇大帝，是姜太公封神时候封的，本来姓张。最近不知道谁接到三十三天的电报，说玉皇大帝已经换了人，大概是忘了放什么文曲星、武曲星下凡来管事，或者不小心让天罡地煞者流到凡尘来捣蛋，把全世界搅得乱糟糟，有亏职守，只好下台，由姓关的关羽接了帝位。所以现在是「玉皇大帝关」，关大帝吃香了。
如果研究中国的宗教，固然不像西方人说的中国无宗教，但也不一定是多神教或一神教，中国可以说是民主的宗教或宗教民主，对哪一个神都好。耶稣来了，请上坐！释迦牟尼来了，请上坐！穆罕默德来了，也请上坐！谁来了都好，都请上坐。结果大家「团团坐，吃果果」，五教合一，都好。凡是做好人做好事，都值得恭敬，都值得拜的。如果做了坏事，就使用民权，把你换掉，就再也不拜你了，这是中国文化中宗教的特征。从这一方面去研究，就知道中国的政治哲学是人道第一。
西方的宗教，上帝永远是上帝，也讲长生不老的。所谓永生，是人死了以后，等到世界末日，这些灵魂都复活了，接受神的审判。但是，人永远不能做上帝。中国与西方不同，玉皇大帝如果犯错而堕落，一样下地狱；人的道德够了，也可以成佛，也可以做玉皇大帝。如果研究比较宗教，那是一大学问，妙不可言。
孟子这段话是说，神有无上权威，如果道德不够，一样要请他下来。菩萨是人造的，人不拜他，他成什么菩萨！至于说上帝，不去信他，你上你的帝，我下我的帝，也无不可，这是人道的重要。那么儒家的人道，是以什么为中心呢？以「心性德行」为中心，一个人的心地不好，一切都完了。
回头再看「民为贵」三个字，民就是人或人们，以人的意志决定一切。意志的进一层，就是「心性德行」决定一切，这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一个很深奥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看下面一段，更可明白这个道理。
《孟子与尽心篇》百世之师——圣人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孟子这是讲人道，也是讲人文文化修养的重要。在人文文化方面，成就最大的人，中国人称之为圣人，就是「有道之士」。但并不是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圣人中的某一人。圣人多得很，有道之士都可以称圣人，也就是道家庄子所称的真人。
圣人是千秋万代的师表，如释迦牟尼，在宗教的立场他是「教主」。这「教主」一词，是西方文化的名词，表示其权威性。不过东方的宗教，没有这种君权的权威性，所以释迦牟尼被尊称为「本师」，就是师道的意思。他是人天之师，一切众生的大老师，所以佛教到了中国以后，与重视师道的中国文化，一拍即合。中国文化的「君道」尚在「师道」之下。过去在帝王制度时代，皇帝请大臣教皇太子读书，皇帝照样要敬礼老师，然后把皇太子交给老师去教育。老师教皇太子也不简单，先向皇帝拜一拜，然后坐下来；皇帝或皇太子再向老师拜一拜，然后开始讲书。如果这个皇太子学生不对，当老师的仍然可以训斥的。
宋朝和清朝，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小太子读书不用功，太傅很严厉地训斥他，而且要处罚。这个小太子回到后宫后，向皇太后哭诉，皇太后听了不高兴说：「算了，不要他教也可以，为什么要挨他的骂？这老头真讨厌。」第二天，太子不到上书房读书了，这位太傅跑去问皇太后，皇太后说：「反正我家的孩子读书也做皇帝，不读书也做皇帝。」这位太傅毫不客气地说：「皇太后你说的话固然不错，可是读书是能做圣君，不读书是做昏君。」皇太后一听，赶快说：「对对，太傅说得对，我错了。」于是仍然把小太子送去上学，听老师的教诲。这就是师道的尊严。
说到师道尊严，教师节那天，有一位同学说起，好几年以来，每逢孔子圣诞——教师节这一天，报章、杂志、电视，都说要「尊师重道」，可是所谈的只是如何尊师，却没有说如何「重道」。况且师都尊不了，重的又是什么道？连什么是道，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位同学所讲的这些话，不能说不是事实，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孟子说圣人是「百世之师」，意思就是讲人道的精神。他并且举出例子，所谓古圣先贤，历史上多得是，所以人要多读历史，但并不是现在大学里读历史的态度与方法。现在大学历史系读历史，是用西方教学的方式，所谓「客观」的习惯，研究某一段历史经济对不对，或教育对不对等等，自己已经先有个主观的观念去研究，瞎批评，好像自己的学问比历史还伟大。一个人除非自己已经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才能批评历史。再说什么叫客观？人本来就在历史中，是历史的一分子，又如何能客观？所以，读历史不是为了做一个历史学者，是要懂得历史，吸取做人做事的经验，使自己做人做事更圆满。
孟子这里举出伯夷、柳下惠两个圣人为例，伯夷薄帝王而不为，为了挑起文化的担子，可以当帝王而不去做；柳下惠也有他独立的人格与抱负。这两个人，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他们的文化精神，在人品上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做人做事的榜样。伯夷叔齐两兄弟，硬是饿死在山中。所以孟子说，伯夷的一生，他这种风气的影响，可以使「顽夫廉」，使那些冥顽不灵、头脑不清楚的人，变成「廉」，就是头脑清楚，人格升华绝俗的人；使「懦夫有立志」，使那种懦弱的，站不起来、生活散漫怠惰的人，也能够立志，顶天立地地站起来。
伯夷的风范，是岩岩独立的，以禅宗的话来说，他是「高高山顶立」；而柳下惠的风范，则是「深深海底行」。柳下惠一切随和，但自己人格不受影响，站在师道的立场，开展风气。所以孟子说他「不羞污君」，跟随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可以。换言之，伯夷是罗汉道，柳下惠是菩萨道，他可以使「薄夫」、「鄙夫」，粗浅轻薄的人，文化、教育、思想没有深度的人，变得宽厚。柳下惠生活在滔滔乱世之中，本身无懈可击，他高尚的道德，可以感化人，受他影响的「鄙夫」，都会变成胸襟宽宏的人。
所谓「鄙夫」之「鄙」，前天有一位老朋友谈起，一位有钱的年轻太太，驾了自用汽车，在街上和摩托车相撞了，双方互相指责。在争执激烈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太太，将手一伸，露出她手上戴的大钻戒，向对方吼道：「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有这个身价，还会撞你的车子吗！」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逻辑，人格可以用钻石来计算吗？这样的人就是「鄙夫」，鄙俗不堪。财富并不足以表现人格，人格是无价之宝，即使穷到衣食俱无，而有顶天立地精神的人，就值得钦佩，不然就是「鄙夫」。「鄙」也常与吝字连在一起，所谓鄙吝，心地很窄，度量很小，眼光很短，但受了柳下惠那种风范的影响，心胸也能宽宏开阔起来，从钱眼中退出来，看得见广大的天地。
孟子举的这两个例子，包括四种人：「顽夫」、「懦夫」、「薄夫」、「鄙夫」，都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人；而教育的目的，是使这类人改变过来，也就是学问之道在变化气质的道理。修行是修正心理行为，然后就可更进一步，向成为圣人的路上迈进。所以「廉」、「立志」、敦厚、宽宏，也就是圣人之道，人的修养应该如此。
诚意正心，修身养性，本是建立高尚人格最初步的修养，是基础；初步基础打好以后，才谈得到修行。至于圣人境界，还要在修行以后，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才能够达到。例如一般人讲「修行」，这个行字就是随时随地反观自照，修正自己生理和心理的行为，行就是功德，大乘菩萨就是走这个路子。
儒家、佛家都要如此，便是「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这两句话，只有世界上的几位教主们、大圣人们才可以当得起。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都当得起，奋然而顶天立地站起来，前无古人，而且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其精神志业，充沛于宇宙，万古常新。如佛法所说的「无见顶相」，就是「奋乎百世之上」的精神，太高太高了，看不到顶，人格就要修养到这样高。于是，千秋万代，接受这种文化的洗礼，人格的熏陶，每个人都闻风而起，站起来去学做圣人。
孟子说，如果不是圣人，能够做得到这个境界吗？那些受了圣人教化影响的人，百年以后，人人都能奋发向上。「而况于亲炙之者乎」，何况曾经亲自受圣人的熏陶、教育的人呢。孟子这句话很妙，似乎隐约间是指他自己。孟子虽然没有「亲炙」过孔子，可也是子思的学生，等于是再传的弟子。
孟子「而况于亲炙之者乎」这句话，连着上文看，就是说，在圣人风范的影响之下，远在百世以后的人，尚且没有不站起来的；更何况亲自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一定有他独立不移的超越人格，可以站起来。
因此，他为圣人之道的「仁」下定义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什么是仁？从孔子的学生开始，大家找了半天，后世的人，大都根据韩愈「博爱之谓仁」那句话，以为仁就是博爱，这是误解。韩愈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墨子主张「兼爱」，所以韩愈袭用墨子「兼爱」变成「博爱之谓仁」，其实这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孟子这里解释得很清楚，仁道就是人道，合而言之就是道。人道以心为中心，孟子本篇「尽心」就是道，就是佛家说的明心见性，这就是道。尽其心，就是道，仁就是这个道。
所谓道，也就是行，仁道就是仁见诸行为。于是孟子说到孔子的行为：「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孔子去周游列国，要离开父母之国，是不得已，当然很难，天天说要走，却迟迟地没有走，拖延了很久才走成。因为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风尚，有无限的感情，人的感情自然是如此。孔子离开齐国，是离开别人的国家，一不对就即刻走，甚至米洗好要煮饭了，不但不等到吃了饭走，甚至捞起了洗湿的米就走，不做片刻逗留，这是离开他国之道。在人家的国土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精神是应该崇敬和效法的。尤其现代青年，出国的时候，如果对自己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碰到于国家民族有关的问题，乃至人家的政策有不合理处，就要秉持此一精神。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自己祖宗之国、父母之邦好，不能忘记。
这一段话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又放在这里，一则是孟子将要离开齐国了；其次也是告诉我们圣人的风范，对自己祖宗之国、父母之邦的崇高情感，可示范于天下后人。于是他再说孔子的一段故事。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他说，孔子当年离开卫国以后，在陈蔡之间，带了一批学生，几天没有饭吃，外面还有一些人包围，要打算杀他。孔子这时又穷又危险，可是他还在那里弹琴。这时子路受不了啦，跑去问孔子说，圣人也会饿饭吗？孔子告诉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开导他一番。这里孟子说，孔子周游列国，都受到尊敬，为什么在陈蔡这个三不管的地带，会遭遇这种困难呢？因为在这两国政府的上层，孔子没有朋友；在这两国的社会中，孔子也没有朋友。
孟子的「无上下之交」这句话，说明两种事：一是做人之道，人处身社会之中，要交朋友，没有朋友，孤立无援不行。孟子要离开齐国时，也有这样处境，非走不可。第二，欲行其道，要上下都有交往才行，这就是外务的重要。一个人成功一件事业，对于上下左右建立关系相当重要。
青年人要知道，一生的处境必须要有「上下之交」。但如何交？交朋友有道，这在四书里说得很多，要建立自己的人格，了解友道的精神，才可以做事业。
《孟子与尽心篇》谁人背后无人说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
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貉稽对孟子说，「稽大不理于口」，这个「理」字，古人认为是「赖」字，好像现在的青年人，常说某事不「赖」，这个「赖」字，也许是从这句话来的，在我们的语言文化中，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后来可能在唐朝宋朝，被人改做「理」字。貉稽是齐国人，人品很好，官也做得很好，只是攻讦他的人太多了。
孟子说：没有关系，「士憎兹多口」。「憎」就是憎恨，但古人考据，古书上是「增」字，后来也是在唐宋之间，有人觉得增字很难解释，改成「憎」字，而意思也就是「憎」。这句话是说，一个读书人在社会上，没有不被批评的。作为一个人，不要怕人批评。一般惹人厌的是一张嘴，吃饱饭专门挑人家的是非。中国人讲修养，在儿童课外读物中，有一本《昔时贤文》，这本书把许多诗句、格言编成韵文读本，其中就有两句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遇，一定说到第三人，说到别人对或不对，这就有是非了。只有两个人没有人背后批评，一个是已经死了的无名古人，一个是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孟子回答貉稽的话，虽不是如此说，但含有这个意思。也等于说，你做你的官，你自有你的人格，社会上的是非随时都有。古人说：「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你不要去理它，自然就没有了。
孟子进一步再解释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孔子晚年，也有一些对他不满的人，几千年来都有人骂孔子，直到前几年，毛氏还大力提倡批孔扬秦。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并不像我们现在出国观光这样舒服，他到每一个国家，都被那里的小人骂。孔子一辈子都遭小人的嫉妒，倒霉透顶，只是比耶稣好命，因为耶稣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最高明的，还是释迦牟尼佛，两手一摊开，人家就跪下来。孔子当时的情况，就好比《诗经·邶风·柏舟》所咏叹的，「忧心悄悄」，心里担忧天下国家事，但这种忧虑，只能悄悄摆在心里，讲不出来，没有办法可对人坦言。不但如此，并且还经常碰到一般的小人反对他，从各种角度来批评他，这就是「愠于群小」。
前人有两句感叹人生的名言说：「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一个人几十年生活下来，的确是一个长途，做人做事的经历，在人生这条路上看多了，也走怕了。过去的事，多半是失意的，朋友谈起，也不愿深谈，因为越谈越烦越痛苦。这两句诗深刻得很，是用几十年人生经验写出来的，也就是孔子当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的况味。一个人对国家天下大事，虽然看清楚了，可是却无法讲，又能向谁讲，向谁建议进言呢？孔子尚且遭遇如此，你貉稽受人攻讦，又有什么稀奇？又有什么可怕？
还有《诗经·大雅·绵》篇说的：「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这是文王的遭遇，当年文王兴起的时候，那些边疆的民族，对他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圣人，道德又非常好的人，仍不满意，不过不敢动，只有在心里反感。可是文王也不以为意，这些人虽然不满意，还是要来听他的教化，而文王照样的教育他们，这就是文王。
这些就说明了人生在世，受批评没有什么不得了；如果对人家的批评过分认真，那一天也活不下去。但是要注意批评，「有则改之」，如果人家的批评是对的，就要改过来；「无则加勉」，自己如果没有错误，就勉励自己，不要去犯这个错误就好了。
这一段是孟子答复别人，谈人生修养的话。青年人听了会有小感触，可能不会有大感想，要等年纪大了，才会知道「谤随名高」的道理。一个人名气越大，被骂的机会越多，骂你的人也越多。有些人为了想出锋头，专挑有名气的人横加攻讦。这时候，有名气的人，一定要学会容忍，否则回他一句，他就达到了目的，到处宣扬「某某人和我辩论，如何如何……」这是一种很鄙俗卑下的手段。
但既然听到了反面的诽谤，也不要掉以轻心，要反省自己，严格检查，在自己的心理、行为、道德上如有过错，立刻要改，因为别人的话，有时并不一定是讪谤。假使自己问心无愧，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则心不负人，面无惭色，听到了谤言，也没有关系，只要学佛家的「忍辱」就是了。
永嘉大师的《证道歌》说：「从他谤，任他诽，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人就要做到这样。一个人的名位高了，所受到的反对与攻击会更激烈。后世所崇敬的圣人，在当时的遭遇却是非常痛苦的。从历史上我们得了一个教训，要想做圣人，一定要从极痛苦中站起来，问题在于受不受得了这种痛苦。
一个知识分子，做人、做事、做官，基本上都要有这样的修养，受得起批评，痛切反省，修正自己，这是儒家，也就是佛家，也就是修道。不要以为打坐做工夫才是修道，打坐有工夫的人，如果给他两个耳光，骂他一顿，看他的工夫还有没有？本来打坐清净为「梵行」，这时他就变成了「焚行」，一下子把他自己所有的工夫都烧光了。这是由于受刺激之故，还不算数；如果好话来了，恭维的来了，那比打两个耳光还厉害，那可会把你深深地活埋了。所以不要怕批评，更可怕的是恭维，接受恭维，就是心中想超人一等。说得好听是自尊心，实际上就是我慢，是我相的一种表现，所以每一面都要注意到，才是修行。
孟子作结论说：「贤者」，高明的人，就是佛家开悟的人。「昭昭」是自己明明白白，使他人也明白，也就是自觉觉他。而现在的人，自己还是「昏昏」的，还去教人跟着他的样子去开悟，以此「误」而教人「悟」，那可能吗？被教的人也误以为误即是悟，那真是误上加误了。
在几千年前孟子的时代，人们就是如此，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是如此。所以我说，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就只是这样一种生态，没有高明到哪去，时代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这种「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典型，在《西游记》里有，就是孙悟空的结拜哥哥，外号牛魔王的。孙悟空是代表心，有一个胡涂的、动感情的心，就是他哥哥牛魔王，自己「昏昏」而想「使人昭昭」；再加上牛魔王的太太铁扇公主，拿了一把大芭蕉扇，在旁边一扇火——欲火，这个世界，当然非乱不可了。
《孟子与尽心篇》路是走出来的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这是很有趣的对话，也是关于心的应用的重要问题。
孟子对高子说：「山径之蹊间」，那些山上只堪容脚的小路，最初是一个人，为了割草或者砍柴，在一个本来无路的荒山上，慢慢选择好下脚、更近便的地方走过去；第二个人也跟着他的脚迹走，然后慢慢其他的人也跟着走，于是就走出一条小路来了。我们在抗战时期，大家投奔大后方，避开日本人的封锁线，越岭翻山时，前面没有路了，就自己找路；找不到路时，就看清楚方向，这样一个人一个人走过去，终于走出一条路来。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路是人走出来的。」后来更将这句话，扩大应用到生活上、工作上、事业上。每当遇到困难，乃至走投无路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或别人，要勇往直前，克服难关。这就是「介然用之而成路」。
可是，这条路，只要间隔一些时候没人去走，就又长出茅草把路埋住，连看也看不见了。孟子对高子说：现在你既未明心，又未见性，就因为你心里长了一堆茅草，思想被茅草塞住，没有出路。
庄子跟人辩论，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古代说圣人心有九窍，非常灵通。普通人只有七窍，更愚痴的人连七窍也不灵通，像是被茅草塞住了。后世骂人不通世事为「草包」或「不开窍」，就是从孟子、庄子这些典故来的。由于听了别人的一番话而懂了这桩事，每每说「茅塞顿开」，这句话，也是从《孟子》这里脱胎而来的，表示接受了你的教导，塞在我心里的一堆茅草，一下子就消失了，此心豁然开朗，灵通起来了。
孟子在这里是说，心是要用的，心不用就会塞住；近人曾国藩也说，头脑越用越灵光，不用就闭塞了。很多人学佛、学打坐，拼命「除妄念」，学到后来，不去用心，心都不想动了。不但做不到不动心，坐在那里内在妄念，意识心动得更厉害，比在运动场上还辛苦，刚按下这个念头，又上来那一个念头，这个下，那个上，七上八下，上上下下，最后神经都烦乱了，这是心中在开「水上按葫芦」的运动会。现在一般学心性修养的，先求「不起妄念」，以为没有思想就是禅，那糟糕得很，不但不是禅，连蝉都学不成。
照佛法而言，如果修到一个念头也不起来，是大昏沈、大无明，所得的果报，相同于**道。**道的代表就是猪，一天到晚吃饱了没有事，昏昏迷迷的。实际上这是冤枉了猪。据生物学家研究，猪绝顶聪明，而且最爱干净，因为他看到脏的地方，就用嘴去擦干净。在我们古代也有类似说法。《西游记》里说，唐僧取经，走到一条稀柿衕，几百里地，又脏又臭，通不过。唐僧找孙悟空也没有办法，就找猪八戒，猪八戒要求饱餐一顿以后，摇身一变，恢复猪的原形，终于把这条路搞通了。
这个故事，包含了很多意义，也有修道工夫的道理。修道的人，消化不良，肠胃不清，因此会造成上面打嗝，下面放屁的情况，就相当于猪八戒在打通这条稀柿衕。人的肠胃要完全清理通畅，气脉才能够打通。另一方面，这部小说是明朝人写的，我们从而知道，中国古代的人，早已经认为猪是爱干净的。
禅宗教我们修的八正道，其中就有「正思」，禅宗的「参」就是正思维——正思，如止观，定中起观，就是正思维，所以不用心不行。许多人盘起腿，以为心里一点意识的清静就是道，如果这样下去不用心，就是「茅塞子之心矣」，心就不起作用，不能用了。
所以儒家的道理，和佛家的大乘道，以及佛家的戒律，都是一样的，先在行为上注意，就是在智慧上着手。如果向修养的路上走，而没有得到禅定的话，就要改为用心正思维。
有一本明朝人写的《笑禅录》，这本书并不是攻讦或讥笑学禅的人，而是叙说一些学禅的人，走错了路，修得不正确的一些笑话。其中有一则故事说，一位斋公学禅打坐，一次坐到五更天，忽然想到某人某天借了一斗大麦未还，于是叫醒老婆说，打坐真好，否则大麦就被骗去了。
《笑禅录》上还有一则笑话，说有一个和尚出去化缘，到了天黑，还没有找到庙宇挂单。那乡下仅有一幢独立房屋，他只好去敲门请求借宿。应门的是一个女人。和尚说明来意，这位妇人说：「我家里没有人。」和尚说：「有你。」意思是你不是人吗。妇人又说：「我家里没有男人。」和尚说：「有我。」意思是我不是男人吗。
这两个笑话，固然令人发噱，但在笑后再思考一下，是含有深意的。简单地说，这样就是人，人还只是人。深一层的道理，就是讲学禅的用心，没有达到禅定的境界，没有达到「悟」的境界，光是用心去做，也就会变成《笑禅录》中的情形，也是不正确的。接着高子又请教孟子一个问题。我国上古时代，音乐最发达，水平最高，那是舜的时代，当时非常注重音乐。后来舜传位给禹，禹也很注重音乐。到了后世的音乐，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孔子很感叹，他在齐国时，听到了舜时的韶乐，三月内，忘了肉味的鲜美。他推崇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孟子晚孔子百余年，距离文王已是六七百年了。
高子问孟子说：「禹之声，尚文王之声」，据我研究传统文化的历史，禹王时代的音乐，可能非常非常发达，比周文王时代更重视，也更发达。孟子说：你这句话，是根据什么来说的？高子说「以追蠡」，以他的考据，发现一件禹王时代的乐器「蠡」，就是钟纽，悬挂那个钟顶的纽子，因为敲钟时，钟纽摇摆太多，而磨损得只剩了一点点，可见当时天天都在演奏音乐。
孟子说：「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你这样研究，提出来的理由并不充分。你看那城门口的车道，难道是两匹马拖的马车，所辗出这样深的车道吗？这是经过长时间，经过许多马车的辗压，才能形成这样深的车道。这就是说，大禹时代的那口钟，钟纽所以会磨损到那个程度，也正像城门口的车轨一样，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多人的敲打，无数次的摇摆，才形成的，并不是短时间内敲击而成的。
这里为什么插上这一段讨论乐器和车轨的事呢？好像毫不相干。我们可不能照宋儒那样圈断了去看，现在连着上文看，就很明白。上面说心不能不用，这一段，也正是说用心之道。一个人的学问，不用心去研究，是不会有成就的。今天刚学，明天就想会，是做不到的。尤其学佛打坐的人，每天盘了几个小时的腿，守心一处，而不作正思惟，等于自己拿茅草塞住心，然后又想开悟，可能吗？这就是「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不是短时间的功夫所能造成的。
《孟子与尽心篇》冯妇的遭遇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
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这里先要解决文字上的几个问题：第一、「冯妇」是个人名，今人乃至有些古人，往往解释为一个姓冯的妇人，而「重作冯妇」这句成语，有人解释为「姓冯的妇人再嫁」。这种解释是误解的笑话了。因为冯妇是一个男子的姓名，他姓冯名妇。在古代常有人以「妇」字命名的。第二、「卒为善，士则之野」，是有问题的，古人的断句是「卒为善士。则之野」。第三、「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这样断句也有问题，古人的句读是「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这两处古今标点不同。我的意见认为今人错了，最初以为是我的「专利」，不久前读到明朝人的一本书，里面的看法和我的一样。从这点看，一个人不可以轻视天下的人和事，前人也有过同样的主张，由此也证明应该多读书。
齐国有一年发生大饥荒，老百姓有饿死的。当时孟子在齐国为客卿，齐宣王还会听听孟子的话，所以孟子看到这种情形，认为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将会不得了。于是劝齐宣王，把「棠」这个地方的国家仓库打开，放粮救饥度荒年。因孟子的一句话，救活了齐国无数的老百姓。
后来大概孟子要离开齐国的时候，齐国又遭大饥荒，孟子的学生陈臻对老师说：我们齐国的老百姓，心里都在想，孟老夫子还在我们齐国，或者会再劝齐王开仓救灾吧！不过，您现在只是齐国的客人，恐怕不愿意再说话了吧！
孟子说：「是为冯妇也。」假使我再去说，那就同「冯妇」一样了。晋国有一个名叫冯妇的人，「善搏虎」，很会打老虎。冯妇也像历史上晋朝有名的周处一样，最后洗手不干了。冯妇与几个弱不禁风的人，到野外去郊游，遇到一大批人，追逐一只老虎。这只老虎，最后跑到一个山角里，就是现代战术上所称的死角，采取「负嵎」抵抗的形势。所有追逐的人，都不敢逼近去捉。这时突然看到已经改过迁善的冯妇，和几个读书人来了，就赶上去欢迎。「冯妇攘臂下车」，冯妇一看到老虎，又有这么多人前来欢迎他去打虎，于是手臂一张，下车打老虎去了，大家都鼓掌欢呼。
可是他的这个行为，后来被一般人知道了，都笑他的习气还是不改。等于一个爱打牌的人，宣布戒赌以后，又偷偷去打牌，被人家讪笑一样。
孟子讲这个冯妇的故事，就是对陈臻说：我再也不会做这个傻事了，我不会像冯妇那样。
看来，孟子这样的做法，似乎有问题，让人很难理解。陈臻说大家饿得快要死了，你去跟齐王讲一句话，也许有效。但是孟子知道，这时的齐王，不会再听他的劝告了，如果他再伸手出去，也许这「老虎」要咬他一口，现在的「冯妇」已经老矣，不能再做了。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孟子处世的许多道理。第一个道理：一个人说话，要看时间、空间。孟子深知道「时」（时间）与「位」（立场）的重要。就像法家韩非子的文章「说难」，具有两个意义：一是说话很难，孔子说过，不该说的时候而说是失言，该说的时候不说就会失人；另一意义是「质难」，就是质问很不容易，也就是问难的意思。
第二个道理：冯妇这个人，虽然好勇斗狠，但有侠义精神。就好像司马迁写《史记》，特别写了《游侠列传》中的人一样。不过要注意，游侠和刺客不可以混为一谈。司马迁也写了《刺客列传》。游侠是云游四海，好侠仗义型的人物，有他的精神；刺客是专事行刺的人物，刺客有他的动机。若干武侠小说，将游侠与刺客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游侠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并不坏，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的。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社会，是被大家喜爱、崇拜、尊敬的。但是，只喜欢别人有这种精神，而自己则躲避，不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值得研究。
再看冯妇，原来是个侠客，刚才说了侠客并不坏，但侠得太过分，则成为好勇斗狠了。所以韩非子以法家的精神看他们，就觉得侠客这种人物很难办。他认为「侠以武犯禁」，社会上拳头硬，力气大的人，脑子里根本没有法令，自认我的拳头就是法令，我力气大你就得听我的，所以武人犯法的就多，就很难办。对于儒家，读书人，韩非子也认为很难办，所以韩非子同时说「儒以文乱法」，知识分子，书读得太多了，脑子灵活得很，一条法令到了读书人的面前，用自己的一套理解来辩论解释，他都有理，所以也很难办。在韩非子的心目中，「侠」与「儒」都是一样的难办，是推行法治的最大障碍，都要排除掉。
当然，这个「儒」不是指学孔孟之道的儒，而是指一般过分爱好思辩的读书人，所以秦始皇就把这样一批人坑了。开始的时候，秦始皇对这批人也很好，还封他们「博士」的官位，近于满清时代的翰林院位子。后来秦始皇有事情向他们咨询，问他们的意见，或者要他们提建议，他们当面唯唯诺诺，背地里又瞎批评，「腹诽」——肚子里反对，阳奉阴违。还有「处士横议」，这批人不走直路，不说正话，遇到事情，鸡蛋里挑骨头，横行霸道。所以秦始皇一气之下，把他们统统活埋了。但也只是活埋了这批「腹诽」、「横议」的人，并不是把所有的读书人都活埋。
在这个故事里，说到冯妇「卒为善士」，是他像周处除的三害一样，改好了，或者去读书了。而那些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看见老虎，束手无策，他们又对国家社会有什么用处？所以这个故事，也说到正反两面的道理。因为后来说到冯妇，看见这些同学对老虎怕成那个样子，至少心里在嘀咕：「你们这批窝囊废」！一定走过去说：「老虎有什么了不起，大猫一只而已，不要慌嘛！等它张开口，伸手抓它的舌头一扭，它也咬不下了，这有什么难！」这就是真勇。冯妇这样救人的侠义行为，却被一些读书人笑他旧习未改，依然好事。这就是前面说的「处士横议」，你做了坏事，他要讥笑；你做了好事，他也要讥笑，那些读书人就是喜欢批评别人。
前面孟子说的「士憎兹多口」，知识分子的是非特别多，不合他意的这一面，他批评；合他意的那一面，他不说。你对人好了，他说不可以，不分是非黑白；如对人不好，他又说你不慈悲。反正都是他对，书读多了，歪理有千条，说不过他。碰到这样的情形，只有「拳头大」来对付，打落他的门牙，不跟他讲理由，他也就讲不出歪理来了。
我这样解释《孟子》，连古人的句读也推翻了，似乎「胆大妄为」。但事实上，书要这样读，从正反两面，上下各方，各个角度去推敲研究才对，道理自然就会通了。
孟子说的「其为士者笑之」，也有责备齐国那些「横议之士」的含义，说他们的批评是不对的，这也就知道孟子快要离开齐国了，因为齐国可能有很多人在批评他。
由这个冯妇的故事，我们引用清朝末年几个文学家的诗，来作一番解释，可见对于读书人的看法，虽隔数千年，仍有相同之处。
（一）李星沅的对酒诗：
眼前睥睨傲群公 昨梦惊看海日红
世事登场原傀儡 书生放步即英雄
蛟龙卷甲藏霖雨 雕鹗梳翎待朔风
毕竟唐衢非俊物 向人垂涕哭途穷
孟子所谓冯妇的故事，也等于诗中「世事登场原傀儡，书生放步即英雄」两句所说；一部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一部二十四幕的脚本而已。孟子表示不愿再来演这出戏，当这个主角。而「书生放步即英雄」则是冯妇的写照，人有时候要做书生，但有时要做英雄。知识分子读多了书，就没有勇气，如果有丰富的知识，勇气又壮，毅力又强，那就是「书生放步即英雄」了。古人还有一句诗——「英雄退步作神仙」，是说英雄退休以后，可以去修身养性了。
（二）孟子讲冯妇的故事，也是说每一国家、每一政权，真正关心国家安危、老百姓福祉的，究竟有多少人？这是第二首诗的感叹。这首诗是清末光绪年间，李鸿章与苏俄办交涉失败的时代背景，题名《愤言》，共有八首，写得非常好，作者只署名「痴人」，真实姓名已经难以查考。其中一首说：
尽多优孟袭元冠 不少遗贤咏考盘
万里行师筹饷急 十年树木叹才难
谁能国事如家事 莫便偷安作治安
夜半鸡声真不恶 隔窗灯逼剑光寒
谁能够把国事当家事一样去办？那才是对国家民族的精忠。我们可不要把苟且偷安，当成了天下太平那样。诗中「谁能国事如家事，莫便偷安作治安」，可以说是道尽了当时的国情，也道出了历史上的许多辛酸。（三）冯妇的故事，还可引出一首诗来。这首诗是光绪以后，一位名儒吴瀚涛写的。他的学问也很好，是中外闻名的留学生，比辜鸿铭还早。当时他正在华盛顿，对北京光绪皇帝被逼瀛台的一事写了八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归来久分闭柴关 风卷闲云又出山
得意要须及年少 抚心讵肯避时艰
英雄肝胆千秋壮 儿女情怀一例删
沧海无情天地窄 驰驱容易误朱颜
像冯妇再出来打虎，为了救大众，死在虎口也不怕的那种精神，就是「英雄肝胆千秋壮」。在这个时候「儿女情怀一例删」，心里不会软绵绵地谈情说爱，春花秋月，都一剑挥断，统统抛弃了。这也就是上面一句「抚心讵肯避时艰」的精神。抚心自问，遇到国家民族艰难的时候，决不退避，宁可再做冯妇，就决定站出来了。
《孟子》冯妇这一段，放在人要用心一段的后面，是有非常深刻含义的。
《孟子与尽心篇》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这里开始，转到内在修养的道理。
首先的一段，是说人之常情：人的嘴巴、舌头辨味，要吃好的食物，眼睛要看美的东西，耳朵要听美妙的声音，鼻子爱嗅好闻的气味，四肢肉体爱安逸，懒于劳动，这是人的天性。其实人的一生，活了六十年，就有三十年躺在床上；再加上幼小时整天躺在床上一、二年；老年时期，如果健康欠佳，还很可能躺上十几年。所以，没有几年是站着的，四肢是贪图安逸的。这些都是「性也」，天性本来如此；但是其中「有命」。在中国「性」与「命」是分开的，「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活着，就是佛家说的，就有眼、耳、鼻、舌、身、意等这六根本能的作用，这些作用中间就有个「命」的功能，这是很大的问题。有些人二三十岁「命」的功能就结束了，有些人七八十岁、一百岁才结束。
「命」的功能在人衰老时就渐消失了，与健壮时期，完全两样。现在有的人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有代沟，我认为没有什么代沟问题，几千年来，年年代代，都是如此。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因为老年人与年轻人，感受总有不同之处。也有人始终提出一个青少年问题来，认为代沟是问题之一，其实青少年也没有问题，唐朝名诗人刘禹锡的诗——「近来年少欺前辈，好染髭须学后生」，可见在古代也是如此。现在有许多人白发染黑，并不新鲜，从前人也是「好染髭须学后生」，要跟着年轻人后面走，不要自己落伍，以免形成了代沟。
「性」是本体，心物一元，大家同根的；而「命」则各有不同。在这六根的作用上，只谈「命」，而不谈「性」。以声、色两个字来说，几千年来，不外乎三类东西，吃的、用的、穿的。除了这三类以外，古今中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但六根却随时在变化，尤其少年与老年不同，这个作用是「命」的功能了。
这就是「命」。人的生命，一年一年过去，当然色、声、香、味、触的爱好，也就一年不同于一年。所以孟子说：有道之士，在这个上面，不谈性理，只谈后天的作用。注重后天生理的变化，那就要走道家或密宗的路子，先把这四大之身调整好，留形住世，长生不老，这是「命」的事。而悟道，明心见性，则是「性」，是形而上的事。
第二段孟子说，仁、义、礼、智、信，这类道德的作用则是「性」功，不是命功。所以学问修道，讲究修行，如果个性没有一点改变，而说自己悟了道，顶多是懂了道理，却没有用处。性功是要在行为上，不自知的，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与前不同的心性。所以君子在这一方面，不谈「命」，而讲「性」，明心见性之后，要见诸行。所以禅宗的沩山禅师告诉仰山说，「只贵子眼正，不说子行履」就是讲「性」，只要在见地、见解上清楚，依此修道，就是修性。
后人解释这两句话，说禅宗的行为，可以吊儿郎当，只要有见地就行，这是曲解。实际上，如果真正有了正见，明心见性以后，心理自然会有所改变，行为（行履）也自然会变。假使行为习气没有好转，就足证见地不清，所以才没有进步。命功是由「修为」来的，所以佛家要修戒定慧，离不开四禅八定；性功不走修定的路子，而要「般若」成就、「识见」透彻。
所以中国后来的道家，主张性命双修，只修性不修命就没有定功，要定功修到气脉都起了变化才行；但只是气脉起了变化，乃至做到出阴神、出阳神，如果心性的法门不通，也不行，也还属于「心外求法」的外道。所以修「命」到了这个出阴神、出阳神的地步，要赶快转向，把形而上的「性」理参透。
这里是孟子将「性」、「命」两个字提出来，把两样并修的道理，说得非常具体而积极。后面说得更为积极。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乐正子是孟子的学生，在前面曾经有好几次提到过他，孟子也曾经训过他。最近一次提到，传说乐正子要出来当政，孟子非常高兴。别人还问孟子是不是有偏心，看见自己的学生当政就高兴。孟子说，因为乐正子是善人，善人当政，自然比坏人当政好。宋朝有一个类似的情形。有一个宰相的学生，出去做官，来向老师辞行。这位宰相说，你出去好好做官，千万不可以作怪，作怪就不是好官。意思是吩咐这个学生，不要玩自己的小聪明，耍什么新花样，否则新花样一出来，上上下下一切都要受影响，发生变动。本来人事与事物的变动，宜乎渐变，如果突变，一切人与事不能配合协调，各方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这里说到「善人」当政，也和要做好官的情形相似。
孟子另外一个学生名浩生不害，问孟子说，乐正子这位同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学问修养，到什么程度？
孟子说：他是一个「善人」，就是佛经上说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样的好人。孟子又接着说：他比好人高一些，更是一个「信人」。
照表面的文字解释，「善人」就是善良的好人，「信人」就是有信用的人。其实世界上的人，谁都有信用，最坏的坏人也有信用，连行为与信用相反的骗子也有信用。他虽骗一般人，可不会骗他真正喜爱的人，对他心爱的亲人，还是有信用的。所以「信人」的「信」，不仅仅是信用的意思，还含有「信息」的意思。具体言之，是指修持的人，有工夫了，有把握了，已经透露了某些征象的人，就叫做「信人」。
浩生不害再问：「何谓善？何谓信？」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善？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正信」？
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先说「可欲」，就以大家修道学佛做工夫来说，有没有做到「可欲」？就是身体内部有没有发起快乐，做工夫要做到工夫来找你，不是你去找工夫。这是佛学中四加行中的发暖，就是发乐了。到了这个程度，随时在发暖，得到喜乐的境界，叫「可欲」。这才够得上第一步为「善人」，也才有资格成为佛经上称的「善男子，善女人」。可惜我们大家修道学佛做工夫，连「善人」的资格都还够不上。
大家都需要切实反省一下，自己达到「可欲」的境界没有？尤其一般的人，逼着他盘了几天腿，搞了几天修养，但是「新起茅厕三天新」，才用功了个把月，慢慢又冷淡下去了。再过一段时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弄成三天打鱼，一个月晒网，晒网的日子越来越多，连「可欲」都没有达到，「有诸己」则更谈不到了。
到了「有诸己」以后，进一步要「充实之谓美」。这个「充实」，不是自己的内部充实，而是孟子在前几章说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个时候就叫做「美」，也就是佛学中的「妙不可言」的境界了。
到了这一步以后，还没有达到最后阶段的圣境，还要「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不但「充实」，而且要发展到圆明清净的光明境界，也就是禅宗说的「光明寂照徧河沙」的境界；这也是《华严经》的经题「大方广」的意思。
这时虽大，但还没有到圣境。「大而化之之谓圣」，大了以后能够起神通变化的作用，有了圣智妙用，才达到圣人境界。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到了不可知，不可言的境界，就叫做「神」，修养要到达这个程度。最后「出神入化」，连自己这个圣人的境界都舍掉，没有个圣人，到达没有圣人之相，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才是究竟。
孟子在这里，把圣人修养的真学问、真方法、真工夫，全部公开出来了，这就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系统原理。
对于浩生不害问乐正子修养问题，孟子答复说：乐正子是在「善人」与「信人」之间，其他的四步修养，「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他还没有到。
孟子《尽心篇》到了这里，对于内圣外王之学，很明白地表达出来，并没有故弄玄虚，故作奥秘的玄妙姿态。所以，不论走道家的路或佛家的路线，这个原则几乎完全是相通的。
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在这里到了一个高潮，也可以说，孟子把他一生修养的实证经验，作了一个大结论。下面是孟子的感叹。
《孟子与尽心篇》巧妙的教育方法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孟子说，当时的文化思想，重点在杨墨二家之说。杨朱讲个人主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的学说，是讲大众福利的，也可以说是讲天下为公的，他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当时思想界，正流行这两种大哲学，儒家则处于这两者之间。所以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那些原来崇拜墨家的思想，欲走天下为公的路子，做到舍己利人利世的，结果做不到了，一定退回来，转向杨家走个人主义的路──为己。但是个个都为己的路，还是走不下去，两者比较下来，还是中庸之道，保留一部分适当地为己，适当地为他，所以「逃杨」的人，「必归于儒」，一定归于儒家。
假使一个人，起初胸襟汪洋博大，年轻的人狂气一来，不可一世的样子，后来还是逃墨归杨，只顾自己打坐，谁也不管了。现在他又逃杨归「妻」，结婚去了。年轻人最容易上自己的当了。人生不外三条路，一条是自欺，不自欺则欺人，再不然就是被人欺。
孟子说：对于这种人，逃到儒家来，就教他「斯受之而已矣」，意思是，你回家吧，安安稳稳先坐在自己家里，慢慢来，人生修养不是那么简单的，学说思想的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以现代来说，大学的课本，只是传知识的工具，不能算是书；一本真正的书，那些活了二十几年的大学研究生，看不了几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懂了思想学说，像我们到了这样一大把年纪，读了那么多书，看起书来，也还会常常惭愧得脸红。因为平日自以为了不起的见地、思想，在读到某一本书时，发现早在一两千年前的古人，就有了这样的思想，说过这样的话了。
孟子说：不必去和杨墨辩论，如果去辩论，就如拼命追跑掉的小猪，结果小猪跑到猪圈里了，人还跟在后面想招它回来。这就等于谈到教育思想和方法的问题，一般家长或老师，对孩子的教育，就如赶小猪一样，拿一根棍子在后面猛追。一个孩子有了问题，是不能拿棍子在后面追的，越追得紧，这孩子跑得越快越远，说不定还会跌死。其实，就让他跑吧！不管他跑到哪里，你都可以知道。
在大陆农村的厕所，为了要利用粪便做肥料，多半是露天，在田野间或晒谷场的附近。乡下人家的孩子，都喜欢在田野或晒谷场游戏，不小心会跌进粪坑中，非常危险。家长不许孩子到那里玩，他们可偏喜欢去。有一个家长，从不去把孩子赶走，只悄悄放一根长竹竿在厕所旁边。有一天一个孩子果然跌下去了，他跑去拿起竹竿，伸到跌到粪坑里的孩子面前，叫孩子抓住，一下子就把孩子提出来了，没有被淹死。这孩子以后再也不去那里玩了。
这就是教育的道理，不让他去上一次当，吃一次苦，不置之死地而后生，光是追、赶、逼，是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孟子说，去和杨、墨两家辩论，就和赶小猪一样，也与不许小孩到厕所旁边玩一样，反而得到负面的效果。
还有第二种情形：「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孩子太乖了，老是在规定的范围内待着，不活动，又会埋怨孩子。人就是这样矛盾，对太老实的人，拼命教育他，启发他的思想；等他思想启发了，又会捣乱，这时又埋怨他了。这能埋怨他吗？是教育启发了他的思想才会这样啊。
这一段就这样几句话，教育的味道，世态的味道，社会的味道，被孟子讲完了。所以他在上面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这就是孟子的教育思想。他先在前面等着，等你东碰壁、西碰墙，没有出路，无路可走了，自然走到他的面前说：老师，救救我吧！于是他拿起竹竿说：抓住！把你提回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教育的味道。做工夫也是这样，许多年轻人学道学佛，做工夫，我非常不赞成，我希望他们到外面，各种修养都学完了，全世界的修养工夫都学过了，能学到更好，学不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学道学佛做工夫。
孟子这些话，只是一个话头，不只与教育思想有关，甚至与政治哲学、经济思想等都有关。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他所提倡的尧舜的领导与教化，就是这样的，站在正路的路口先等着你，不怕你走错路，当你在岔路上吃了亏，拉一把救你回来。尧舜之道，就是这个路子。
《孟子与尽心篇》财聚人散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这里讲古代的财税。中国以农立国，国家有了大事，需要钱用，就靠田赋抽税，如果遇到动乱的时候，各种税收都来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平常有三种税法，一是「布缕之征」，古代男耕女织，家家织布，不像现代有大规模纺织厂，所以那时有「布缕之征」，家里织了一匹布，要缴若干税。第二有「粟米之征」，到了收成的时候，按种田面积大小，抽若干税。第三项「力役之征」，抽劳力，一年中抽若干时日，为政府服务。后方服勤务，前方服兵役，都是力役之一。
孟子说：从政的人要注意，这三种税赋只能「用其一」，才是高明的治理之道。否则就是对老百姓玩手段，不是大政治家的做法，只算是小政客的手法。
他说，「用其一」而「缓其二」，是治道的原则。例如要老百姓出力的时候，就要减轻他们的税捐；要他们在财经上有所负担时，就必需让他们在力役上，得到适当的休息，才能重新生产。「用其二而民有殍」，如果用两项税，老百姓就会有人饿死了，社会经济枯竭了。假使遇到动乱的时候而用三，征布、征粮又征力役，造成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离散，整个社会也可能分崩离析了。
天下有许多理论，听来绝对动人，但拿来付诸实行时，绝对错误。有些理论，听来非常平淡，用起来是最高明的。可惜许多研究政治哲学的思想家，不懂这个巧妙。
其实不止国家的财税问题如此，个人的事业也是如此。身为领导人，对于事业机构中人才的运用，也该征其一缓其二，要求一个人才，负责一件事；其他的事，就要叫他人分担。有的领导人，发现部下之中有一个人才，什么事都叫这个人去做；例如总务处办事效率高，于是把业务也交给总务处去办，这就不对了。
读书读活的，把「用其一，缓其二」的道理贯而通之，那样的话，各方面都可以应用自如了。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这是孟子提的一个政治大原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政治家，所领导的，就是「土地，人民，政事」三宝，这三种是真正的宝。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重视珍惜的是珠玉珍奇的话，灾难一定会很快光临到他身上。古今中外皆有这种事实，应验在帝王身上的很多，最著名的是明末的崇祯皇帝，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在煤山上吊的那个皇帝。实际上他是一个好皇帝，品德也很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手撒不开，财货要抓在手里。流寇作乱，要筹饷用兵，他一直说没有钱，拼命向民间增加赋税。管理财政的大臣向他报告，不能再加税赋，老百姓已经没有力量负担了，建议他用皇室内库的钱。他还是不允许，说这是不能动用的。等他吊死煤山以后，流寇打开内库，里面多的是黄金、白银、财宝，供给一百万部队的军用都足够。这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青年人要注意一点，如果要想做一番事业，应该知道「财聚人散」的道理——钞票都到你口袋里，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少了，没有「真朋友」了；「财散则人聚」，孟尝君就是这样，钞票撒得开，解决了别人的困难，自己的钱当然没有了，但是朋友多，人际关系多，有了苦难，则有朋友帮忙。孟子虽然说的是政治原则，用之于人生，也是一样。尽管在有形的财富方面，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然而还是有无形的财富土地，以及自己的学问、思想、人品、真理等。人生的立场站稳就有「土地」了；有了人格，就有同道的朋友，那就是「人民」；然后有了合乎道德的标准行为，就是「政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土地、人民、政事」，这三件是大宝，如果只重钞票，当然「殃必及身」。
《孟子与尽心篇》小有才的危险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这一段的重点，在「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这句话。大家在平常批评别人时，包括历史上的人物和眼前的人物，常常会引用到这句话。例如有人提到某甲时，另一人会说：「某甲小有才。」听来好像是一句赞美的话，其实批评的人，态度含蓄，没有把「未闻君子之大道」这句话说出来。对于这两句话的意义，如做深一层的研究，值得讨论的地方很多。但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一个研究《孟子》，或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的人。现在，先解说原文。
盆成括这个人，有一次将要到齐国从政，担任重要的位置。孟子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说：盆成括完了，一定要遭杀身之祸。结果不出孟子所料，后来盆成括被杀了。但是究竟为什么被杀，历史上很难找到详细的记载，因为过去的历史，尤其在秦汉以前，用竹简的时代，书写困难，对于这类事情的记载，都很简单，只说他被杀了。
后来孟子的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能在事先判断盆成括会被杀？孟子的结论说，他「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凡是这一类的人，如果出来负责任做大事，则难免遭杀身之祸，这几乎成为历史人事上的定例。上自帝王，下至老百姓，属于「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类型的人很多，而他们多数没有良好的结果。
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国演义》，诸葛亮平常最爱护的一个青年马谡，他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他聪明、有才华、有能力。诸葛亮非常喜欢他，一直在提拔他。刘备看到诸葛亮培植这个青年，好像准备教他做接棒人一样。不过，刘备看出了他的短处，就告诉诸葛亮：马谡这个人，不可以大用，因为他「言过其实」。马谡很会吹牛，无论讲到什么事，他都说有办法；实际上，事情到了重要关键处，由于他性情刚愎自用，反而坏事。
诸葛亮总觉得刘备这些话，是一种成见，心里不大同意，但刘备到底是老板，不便多作辩论。等到刘备死后，诸葛亮还是重用了马谡。诸葛亮六出祁山，在第一次出祁山北伐中原的战役中，允许马谡带兵作先锋，驻守前线最重要的据点街亭。可是马谡一到街亭，不按诸葛亮「当道」扎寨的布置，自行安营在制高点，也不听部下劝告，故此导致前线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全军覆没，使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的计划全盘失败。诸葛亮虽然爱他的才华，也只好依照军法，挥泪把他斩了。这时诸葛亮说：「悔不听先主（刘备）之言。」
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反映了几个问题：
首先，诸葛亮是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了不起之处，又不如刘备的了不起。刘备善于识人用人，所以能用到诸葛亮。曹操和孙权都想拉拢诸葛亮，都不成功，他只愿意帮助刘备，可见刘备的确有过人之长。当然刘备也有不及诸葛亮的地方。但是当领袖的人，能够知人善任，是首先应具备的条件，从国家领袖到杂货店的老板，都应该如此。
其次，马谡这个人，聪明、有能力，也有决心，但是见地不远大，而且「我见」非常深，就是典型的「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了。
再扩而充之来讲，南唐李后主也是如此。他的词写得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确很好，但这也是「小有才」，是文学之才，假使不当皇帝，那在文学史上，是千古一人的词家名手。可惜命不好，不幸当了皇帝，成为一个亡国之君。现在流行算命，这也是算命的原则，大家不要以为做皇帝的人一定命好，一个人如果命好，但是才不能成其德，才不能成其位，一样是失败。北宋的徽宗也是如此，诸如此类的事，非常之多。
我们用孟子这两句话，去看历史人物，乃至于反省一下自己，就会发现，自己往往也犯这个毛病——「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
不过「君子之大道」又是什么呢？孟子在这两句话的后面，并没有加以详细说明。但《孟子》全书所言，就是「君子之大道」。若人们能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都参究透彻，那就可以了解何为「君子之大道」了。人生的大路应该如何走？有两个最好的榜样，就是孔子与孟子。
下面是阐述「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的道理：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
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
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
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这是孟子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孟子有一次到滕国，滕文公对他非常恭敬，以自己一等的别墅，招待孟子，作为孟子临时住宿的行馆。这个别墅有一个管理人员，在孟子住进来之后，管理员放在窗台上的木鞋不见了。
「屦」是古代穿的鞋子，在那个时代，都是席地而坐。日本人的榻榻米，就是我们古代室内陈设的习惯，后来传到日本的。人一进大门，就要脱下鞋子，赤脚进入室内，所以穿的并不是皮鞋，也不是布底鞋，是日本人穿的木拖板。台湾光复之初，还有人穿这样的木屐。几十年前，湖南也还有人穿这种木拖板，或者下面钉些铁钉，名为钉鞋。广东、广西的人，民初时也流行穿木拖板，不过更为考究，在木板上镂刻花纹。因为穿木拖板，不穿袜子赤着脚，所以女孩子还在脚指甲上抹颜色。在木拖板的上面，用粗线编起来，或钉上一条布质的鞋面，就名为「屦」。
「业屦」依古人的解释，是正在做鞋子，快要做好了，叫做「业屦」。以前在公文中说一件事情已经办好了，就写「业已」两个字，这个「业」字不是事业的意思，是一个虚字，照字面很平实地来看，「业屦」就是做鞋子的人；也可以解释说是卖鞋子的。但也有古人辩论说，卖鞋子则鞋子绝对不可以搁在窗台上。古人这种话，实在是双槌击鼓，「不通」之论。这些都是文字上的小问题，不去多作讨论。
这里文字中说，上宫中的一个管理员，本来兼做鞋子，那天孟子带一批人来了，这位管理员忙于接待他们，匆匆忙忙将未做完的鞋子，随手搁在窗台上。等到招待的事办妥以后，再来拿这双鞋子，已经不见了。于是有人怀疑说：是不是孟子带来的这一批学生当中，有人是「三只手」，自己的鞋子穿破了，就把窗台上鞋子拿走了。当然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在台湾光复之初，全是日本式房子，进门一定要脱鞋，就常有皮鞋被偷的事，甚至十几双鞋子，被小偷一麻袋装走。所以别人的怀疑，也是很普通的事。
有人则说：「子以是为窃屦来与？」你认为孟子带来的这一班同学们，是为了偷鞋子来的吗？你这不是侮辱这班人吗？他们是偷鞋子的人吗？——这几句话，古人有的解释是孟子说的，也有的认为是孟子的学生或别人说的。但到底是谁说的，并不重要，反正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
于是又有人说：并不是说孟子的学生一定会偷鞋子。我们知道，孟子的教育态度，有时也和孔子的「有教无类」一样，宽大得很。孟子分科设教，对于学生的过去，纵然是做过强盗也罢，小偷也罢，他都不多追究、不多过问，因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只要是改过迁善，来向他求教的，不管以前是好人坏人，他都不会拒绝。也许有一个同学，过去染了偷窃的习惯，又在路上把鞋子走破了，就把这双鞋子换穿上了。而在孟子方面，既不知道这位同学的过去，也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也不会追问，失鞋的也只有认了。
这只是孟子带领学生在滕国时所发生的一件小事，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将这一段故事和对话放在这里，是为什么呢？古人的看法，重点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这两句话。以现代的话来说，儒家是只要你有心向善立志做好人，佛教是只要你发心忏悔，去恶从善，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因为人人有过，肯改就是对的；至于说改过以后，坏习惯又复发，这也是很难保证的事，要看他改过以后的行为如何。
这是古人的说法，认为这段书的重点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这两句话，以阐述孟子教育精神的优点。
但我们今日从整篇来看，则发现这段的文字，是接着「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的叙述。古人的解释，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做更深入的讨论。对于古人的解释，可以用禅宗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只是「担板汉」的见解。就是说，一个人在肩上担了一块木板走路，他只能看到前面，另一面看不见。要把这块板放下来，才能看清楚全面。这就是「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的道理。
由《孟子》这一段，我们想起道家的《列子》。这部书最后以一个故事作结论，就是有名的「正昼攫金人」的故事。前面已经提到过，有人在大白天，在大家都看得见的情况下，拿了别人的黄金就走。《列子》这部书，说完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后来有人考据，认为后面应该还有文章，但散失了；历代相传，都是这种说法。但在我看来，后面并没有什么文章，列子和庄子这两位道家人物，就是这么妙，讲话和禅宗的话头一样，如同歇后语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你们自己去参。这也是前面所说学「隐身法」的故事一样，世界上许多人，都是因「小有才」而蒙蔽了自己，或者是大胡涂蒙蔽了自己，都以为别人看不见自己所隐藏的这一面。这个闲话，说明许多人都有掩耳盗铃的心理与行为，所作所为，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别人都知道。
这种奇怪的心理与行为，还不算什么，不过是小偷行径，小丈夫而已。有些自称为大丈夫的，连隐身法都不用，耳也不掩，认为你的就是我的，要拿就拿了，别人还不敢动他，这就是「正昼攫金人」，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来，把别人的东西就拿去了。就像历史上的人，把国家政权整个拿到手，也是「正昼攫金人」，一方面还要说些好听的「理由」，好听的名称。历史上这类故事很多，《列子》结尾的这个故事，也正是对历史批评所作的一个结论。
我们如果懂了列子之所以将「正昼攫金人」，作为他全书的结论，回过头来就知道，孟子用这个「失屦」的故事，放在「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这段后面，正是连贯一气的文章。到底孟子的学生之中，有没有人偷鞋子？很难断定；或说孟子的学生都是贤人，不会有人偷鞋子，这也很难讲。贤人之道，还没有修养到很高的境界，有时候习惯性的「顺手牵羊不为偷」也可能有之。禅宗有句话「偷巧心」，不肯脚踏实地去做，不肯吃苦头去做，用这样的偷心去发心，就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孟子》这段书中引用一双鞋子的事来作说明。
还有更深的意义，推开这一段中的故事不谈，我们讨论「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这几句话，大有佛说《金刚经》的味道。不要忘记，这一篇的篇名是《尽心》。《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而《孟子》这里「往者不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来者不拒」，未来的还没有来；现在的心呢？「斯受之而已矣」，当下即是这个心。这和鞋子丢了没有什么关系。这说明孟子的教育，是在教我们了解人的心，纵然学生们个个都是好人，也许其中有一人，当下一念守不住，习性的污染未除，「随手牵羊」不是有心故意偷盗，容或有之。所以人当下一念的心，很难把持，这也就是「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君子之大道，就是随时注意自己当下这一念，非常重要。
再往下看，就顺理成章，看到文章的连贯性了。
《孟子与尽心篇》穿窬之心偷巧偷心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
孟子接着上面，再讲心理作用，他说「人皆有所不忍」，每个人都有不忍心的地方。例如在家里吃到好东西，如果父母家人不在，总不忍心完全吃掉，这就是不忍之心。可是吃到最后，父母家人还没有回来，东西又实在好吃，于是会改变主意，吃完了再说吧。假使能够扩大这种不忍之心，「达之于其所忍」，下狠心要随时把不忍心扩大变成爱一切人，变成了真仁慈，那么就叫做「仁」。
其次「义」。孟子以「仁义」两个字作为他教育的中心思想。他说：「人皆有所不为」，每个人心理，有他自己的标准，某事该做，某事不该做。例如：看见面前放有一堆无主的钱，心里会想到，这不是我的，不能随便拿。基本上，人性都有这一善良的心理，但是「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有这种善良的心理，到某一时候，由于环境上「依他起」，依外物外境的影响、引诱，守不住而自撤防线。人要有为有守，将这种有所不为的心理，能扩而充之，「达之于其所为」，变成不该做的绝对不做，该做的就做，至死不变。下面孟子又申述了理由。
他说：每个人的基本心理，开始都不想害别人，为什么又会想害人？因为利害关系，因为情感上的原因，这样一个一个的原因加上去，最后蒙蔽了自己原先那一点不想害人的善良之心，反过来却去做害人的事。「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如果保持天理良心的一点良知，扩充自己不想害人的心，去掉那些妨害别人、怨恨别人、讨厌别人的许多差别变化出来的心态，「而仁不可胜用也」，那就是回归到仁心的本位了。所以检查自己，平常没有事的时候，都很平静，害人、怨恨、讨厌等瞋恨的心念都没有；一旦有事的时候，受外境影响，这些负面心理的作用就起来了，于是由讨厌扩充为仇恨，再扩充可能起杀人之念。所以人要认清楚自己最初的清净面、善良面，并且扩而充之，自然就是仁慈心。
一个人要扩充没有「穿窬之心」，所谓「穿窬」就是形容挖洞、钻孔，「穿窬之心」也就是偷巧之心。有人学道修心的心理，也是如此，因为心中有一点点好奇，想得到神通。如果自我反省一下，动这些念头的原因，各种怪花样就多了。这种「穿窬之心」，大家都有的，例如有两人在前面谈话，我们本来走过去就算了，可是有时候会想走到他们身边，把脚步放慢一点，偷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也是「穿窬之心」。甚至到别人桌子上，开抽屉，看文件，翻书本，这些都是「穿窬之心」所使然的「恶作剧」坏行为。所以说，能够保持先天灵性的良知这一面，扩充为「无穿窬之心」，把偷巧之心泯灭了，「而义不可胜用也」，自然心中的道德，外表的行为都合于大义了。
第三点，「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这一句照字面解释，「受」就是接受，「尔」是你，「汝」也是你，释成白话是「人能够扩充不受你你的事实」。什么是你你？很难解释，讲白了就是不受你啊、他啊，别人的影响和左右，就是不分人我之心，如《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人与人相处，没有人我的观念，还是消极的；更积极的是你就是我，「同体之慈，无缘之悲」。人能扩充到没有你我之分，当下爱人如己，做到这样，就是大仁大义，无往而不利了。
心理行为的扩充，到达了仁义，就是佛家所说的无人我相。再进一步，爱人如己，爱天下人如己，就无众生相了。但小有才的人，就不知道这个「君子之大道」了。
前面说了「穿窬之心」，是偷巧的心理，就是偷心，在这里孟子又说：「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例如有一个求学的人，根器不够，不应该教他，但是为了炫耀自己有道德，有学问，非教他不可。尤其宗教方面，一定要别人皈依自己，传一个法门给人，这也是「穿窬之心」。自己的心理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再不然就是弄权，好高，喜欢别人崇拜自己，用话去引诱别人。相反的，对于有程度，有足够道德的人，或对于该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也应该教给他们。可是因为悭吝，吝法，却不教人，以表示自己更高，这也是「穿窬之心」。
这里看到，儒家的道德和佛道两家一样，即使心理上犯了一点点错误，像是引诱别人似的，就变成我慢了，这是不可以的。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孟子说的「君子之大道」来了，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要玩「小有才」，不要玩小聪明，那是不对的。
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话说得非常粗浅，初听之下，平平淡淡一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内涵；而仔细再想想，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意思，也是很深奥的道理，这就是「善言」。一般人说出来的话，如果别人听不懂就算是自己高明的话，那不如去念咒语好了，口里叽里咕噜，谁也听不懂。所以一个真正的学问家，讲话要深入浅出，将高深的学问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出来，让没有读过书的人也都听得懂，不要玩弄自己的学问。使人懂是他的责任，并不是要使学生认为自己崇高，而故意讲得让人不懂。
「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约」就是俭省，收敛；守约施博就是告诉人一个原则，守住这一个原则，而用出来，布施出来，影响非常广大。中国人讲「天理良心」这四个字，很简单，也就是「约」，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不能违背。我们为人处事，随时随地都要讲究「天理良心」，这就是「施博」。后来佛教进入中国，也有四个字「阿弥陀佛」，看见一件好事，念一声「阿弥陀佛」，见一件坏事，也说「阿弥陀佛」，有时候骂人也只念一声「阿弥陀佛」。所谓「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无量光，这一句「阿弥陀佛」，真是妙用无边。
孟子说「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所讲的话，「不下带」就有道理在那里了。这个「带」字有没有错不知道，要考据家去考据，但古人的解释，是说当时的人，腰上都系一根腰带，「不下带」就是讲话很平实。但这样理解还是含糊不清。依我的意见，很明白地说，「下带」的意思就是，君子说话，要说得使人清楚，不可以拖泥带水。简单的一句话，道的精神就都表达出来了。
孟子又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一个君子，本身的人格操守——在儒家讲操守，在佛家叫做戒律——真正有道德的话，无需言教，只要本人修养行为好，自然可为人榜样。「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这句话等于讲，自己的心田不去种，拼命去耕耘他人的心田。也就是说，自己没有好好修身养性，偏偏喜欢开口教训别人，而且对别人要求得很严格，对于自己的修为，却马马虎虎。世界上这类人很多，这就是「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的人。
《孟子与尽心篇》君子行法以俟命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这里文字的解释，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孟子提出另外一个观念。「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这是什么意思啊？程颢、朱熹这些宋儒，为了这些文字，把圣人的话，设法塑造得非常之「神」，因此在批注时，下笔很痛苦。这两句话，依照文字解释，「尧、舜，性者也」，尧舜的仁慈、仁义，是生来善良天性自然流露出来的。下面是相反的话：「汤、武，反之也」，所谓「反之也」，应该是说，汤武是把人性坏的一面反转来，使人们恢复善良的本性。去恶存善，改过迁善，都是「反」的意思，而宋儒批注的文字，就如说梦话一样，朦朦胧胧、含含糊糊的，以为汤武与尧舜是相反的，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现在可以怀疑、批评、指出这些批注的不当。如果是时光倒流回到一百多年前，这样批评的话，不但拿不到功名，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尤其是宋明以后，考试都是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如果批评了他，非但进不了孔庙，还会被排斥于读书人之外。
实际上宋儒这些批注，都是白费工夫，别人读了，如闻呓语，不知道说些什么。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两句话，概括原意就是：尧舜当然道德好，但在他们的时代，物质文明尚未发达，社会还是保守的，人类的天性是自然善良的成份居多；那就是老子庄子所谓道法自然的表现，人们自然还保持了善良的天性，这就是「性者也」。
后来到了商汤与周武王的时代，由于物质文明进步，受声色物质的诱惑很大，慢慢影响了人的精神思想，人性就变了。这时再实施纯道德的政治制度，已不可能使社会安定，于是建立了法制，用法律来管理众人之事，希望人性回到原来善良的一面。
这也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越进步，道德就越衰退，只好用政治的方法来管理，用法律来规范，希望回到纯朴善良的本性上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反之也」，不必解释成汤武与尧舜相反。当然，看起来汤武是造过反，他们两个人都是起来革命，推翻前朝桀与纣两个暴君，也就是「你不行，下去！由我来」的作为。尧舜则是「我不行，请你来」。这两种情形完全不同，但这只是政权传承的形态不同罢了。
孟子继续申述：在尧舜时代的上古社会，人性被染污得少，自然人人都具有道德，不只是领导人如此，即使社会上的一般人，也是「动容周旋中礼」的。
「动容」就是态度。假使有人做错了一点事，旁边的人脸色稍微难看一些，或者把头偏过去，不屑看他，这个人已经很难过了。可是越到后来的人，如果被人轻视，他不但不难过，甚至会反过来想：「你看不起我！谁要你看得起！你又算老几？」甚至你「动容」，多看他一眼，他就动刀了。社会上常有因多看一眼，就发生动刀杀人的事。
「周旋」就是应酬、交际，在社会上的待人接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动容周旋中礼者」就是一个人的态度、言辞、动作、行为都处处合理，恰到好处，这就是德。说到道德二字，道是道，德是德。道是指明心见性之体，德是指明心见性以后的入世起用，也就是「盛德之至」。在佛家而言，就是功德圆满，学道有成就智慧圆满。
「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有朋友死了，因而哭得很伤心，这哭并不是哭给活人看的。不久前一个青年写文章说，他父亲死了，父辈们去吊丧，有的哭得很厉害。他说这些人不是哭他父亲，是哭自己，因为这些人见他父亲死了，想到自己也快死了而哭。这篇文章，曾经引起一些非议，当然这又是前所未有的观点，说的是「哭死」的另一面，这说法也很新奇。
孟子说：哭死去的亲友，是真正的悲哀，并不是哭给别人看的，好朋友死了，是真的伤心；有时伤心到极点，则哭不出来，一滴眼泪也没有，人是木然的。遇到这种情形，要特别注意，要上前去推他一下，帮助他的气脉运行，否则的话，会发生危险，要等他哭了出来，危险才算过去。
「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经」就是直道，有些人以直而坚强的直道，守住他的道德标准，毫不转弯。但并不是为了名利，目的也不是为好人好事大会上的表扬，而是为了自己经常遵守的直道。
「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说话言出必行，不只是借了钱一定要还，开出去的支票一定要兑现，这只是小信；大信是自己做得到的才说，做不到的不说，不讲空话。例如有人问你吃荤或吃素，假如心里还有一点点想吃荤，就不可说吃素，否则就是言行不相符了。因为口里虽说吃素，心里还在想吃荤。简单地说，就是说出的话，要和自己心里的思想，完全合一，这才是真正的大信。也就是心口如一的道德，不是口是心非，更不是随便说话，再勉强自己的行为去和话符合，使别人以为自己有信用。
「哭死而哀」，「经德不回」，「言语必信」这三句话，每句都有两重意义。以「盛德」来说，尧舜以上的古人，自然人人有道德，不必另外标榜一个道德的口号。老子和庄子，曾经提到过这个道理。后来因为物质文明进步，人类的道德开始堕落，于是产生「仁义」的名词，要人类有仁义。再后来，人们的仁义也丧失了，于是又产生了「守法」的名词，要大家做到守法律的规范。现在人类的行为，法律差不多也无可奈何了，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刑法。
所以每句话，都有两重意义，说明至情、道德、言语的真义。这都是说明用自己内在的天性，自然的向外流露，不是为了适应外在的人、物、事。所谓「君子行法」，就是效法这个道理「以俟命」，这就是修命。
由此可知，儒家所说的「命」，就是人在活着时候的生命价值；「俟命」就是人活着，应该如上面所说的三句话那样，也就是正命，那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孟子和孔子一样，他一生的言语行为，本身就是典范，也就是教育的标准。下面的话，是说孟子自己，也同样是对学生的教育。
《孟子与尽心篇》说大人则藐之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经常与「大人」会面，这里所谓的「大人」，指地位高，年龄高，有权、有势的人。像二十世纪中，香港的老百姓，对警察也叫大人，因为英国人虽统治香港九十九年，但其所用的法律，多半是沿用清朝的「大清律例」。在清朝官场上，对官吏惯称大人，所以香港人旧习惯对官吏仍称大人。又如香港有一座公园，以英国一个统帅的名字命名，而香港的老百姓则叫这座公园为「兵头公园」。所谓「兵头」，在我国宋朝时，是以「兵头」来称元帅的。
孟子所见到的齐宣王、梁惠王这些诸侯，他们生下来就是当王的，这种人从小接受当诸侯王的教育，在言谈举止之间，仪态就与别人不同。曾经见到清廷宗室贵族，以及大臣的遗老们，虽然帝制业已推翻，而他们的家里，还有许多男女佣人，仍会摆出那种颐指气使的威风。官太太小姐们，放在面前的东西，自己不伸手去取，叫丫鬟从老远跑来，再双手拿来交给她，那种味道，现代的青年是看不到了。当时有新思想的青年，看到这些情形，非常反感，觉得太腐败，非革命不可。可是不待革命，由于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战争苦难把他们都淘汰了。因为这些人离家逃难，出了大门，连米长在哪一棵「树」上都不知道，在逃难的路上，不待敌人打来，三五日的风霜，就倒路不起了。这一类也是所谓的「大人」。
孟子吩咐学生们说：你们见了「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不要被他言谈举止的态势吓住了。现在民主时代，已经看不见大人们的那种威风了。在帝制专政时代，只要看到地位稍稍高一点的人，乃至于只是一个县长，老百姓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孟子说要「藐之」，「藐」不一定是小的意思，现在「藐视」一词，是从《孟子》这里来的，就是看得平凡一点，不是完全轻视。不要怕他「巍巍然」，高高在上的样子，因为在古代，地位越高，座位也越高。以前皇帝上朝的时候，满朝文武百官跪了一大堆，但是皇帝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能够靠近一点的，最多见到一个模糊的影像而已。
老实说，这种「巍巍然」的样子，也未必是故意装出来的。在古代那种制度下，人在高位上坐久了，自然会有那种样子，所谓习惯成自然。像当老师教书久了的人，对人说起话来，一开口就是「懂不懂」或「你懂吗」这种话，在别人听来，多难接受！又如带过兵，习惯指挥别人的人，连对自己的太太，也像是带兵那样指挥。尤其那些部队阅兵惯了的人，一走下车来，就是沈步、抬头、收下颚、挺胸，头部移动；从左到右横扫一眼，又从右到左回扫一眼，就是那种意气飞扬的样子。有一个生意人，受了军阀中一个排长的欺负，一怒之下，不做生意，募来一些子弟兵，当了连长。有一次一个排长不听话，他要撤这个排长的职，把特务长（民国时代管军饷财务的职位名称）叫来，下命令说：「马上结清排长的账。」这都是习惯成自然，要改变过来，很不容易。所以孟子前面说的「动容周旋中礼」非常难。处于什么位置，就应该表现什么态度，说什么话。作客的时候就是客，当主人的时候就是主人，假使请一位长官到家里来吃饭，和请一般朋友又不同，所以事情要从两面来看。
所以见到「大人」，不要被他那「巍巍然」唬住了，连话也说不出来，心理上就已经不平衡了。孟子教学生，不要把大人看得那么高，他也是人，自己也是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心理上，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然后，他教学生一段话，说得慷慨激昂：
「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在农业社会里，古代有的房屋，高到十丈，梁柱都有几尺宽。像这样规模宏大的房屋，孟子说，就算自己得志，也绝对不住。住一个平常的茅屋就可以了，有了地位有了钱，不要先从居住上去贪享受。
「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例如清朝的大八仙桌，坐八个人的方桌，差不多就有一丈方圆，而每餐的菜肴，多达数十样，侍候在旁边的有好几十人，乃至上百人不等，添酒的添酒，端菜的端菜，盛饭的盛饭，各有不同的专职。这种奢侈的做法，孟子也不主张，得了志，绝对不摆这样的排场。
「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就是吃喝玩乐。「驱骋田猎」，在现代来说，我国已经禁猎了，相当于去郊外打高尔夫球，后面还跟了一大批随从人员。这样的排场，孟子也不主张。
这些都反映了战国时代，那些在高位的所谓大人的奢侈。可是没有饭吃的穷人，还多的是。
孟子告诉学生们：「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不要看到这些大人们，住高大的房子，排场大，吃得好，穿得好，玩乐得好，自己就动心了，老实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虚荣作风并不值一顾。「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平凡庄重的生活习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间的人事，都懂了；我们有自己的人格，诠古传今，有自己的精神文明。「我何畏彼哉」，我们没什么自卑或畏惧的。人们往往喜欢将物质、财富以及地位、声望等等拿来炫耀于人，这其实是低俗的心理。
孟子讲这一段话，很有豪气，孔子就不会这样讲。所谓炉火，孟子烧得满大，而孔子则已经纯青了。孟子这种话，有点像子路的口吻，所以还要进一步修养。看到富贵的人，心中根本就没有富贵的观念，看成和自己一样，人我的心，不要分别，能达到这样的修养，就更美了。当然，后来孟子还会「充实之谓美」的。
下面孟子为这一段作结论，提到了修养的工夫。对于孟子谈到的修养工夫，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他讲得非常实际，而孔子所讲的，属于形而上学，更高却更平淡。
孟子说：「养心」就是修行，先要做到「寡欲」。「寡」就是少，一切的欲望要少，少到极限。儒家和道家的修养，只讲到「寡欲」，只有佛家做得到完全断欲。不过要注意的是，佛家的小乘才做绝欲的工夫；大乘不是绝欲，是化欲，到了化境，无所谓寡与不寡，绝与不绝。所以儒家与道家，在几千年来的争论中，都是争论这些话题。
佛家一开始，就是无妄想、除妄念，绝对无欲。儒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摒弃了这个工夫。本来也是如此，一般学佛的，照这个话是做不到的。儒家、道家比较高明，先从「寡欲」做起，慢慢减少欲望。实际上佛家也有这个法门。一切的习气，先到「薄地」，妄念、欲望的力量，本来很强，慢慢使它薄弱，由「薄地」再转入「软地」，变成柔软，没有力量。例如修道的人，要除瞋念，自己想克制不发脾气，可是做不到，必须要化欲才慢慢减少，变得薄了，再逐渐变得柔软，就可以克制了。到这个阶段，才是「寡欲」，所以养心之道「莫善于寡欲」。绝对无欲的理论那么高，做不到的，反而变成罪过，变成口过，吹牛大王，犯了妄语戒，修行人是不能打妄语的。
孟子说，能够妄念减少，慢慢少想一点空事，把空想、幻想的范围缩小，只想几点切实要紧的事。照这样训练自己，修养自己，幻想妄念，自然越来越薄弱了，就会达到禅宗祖师所说「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的境界。这不是说要故意把念头压下去，是自然没有事情可想了。人家说肉好吃，自己根本不想吃了；人家想穿好的，自己不想了，只要不受冻，能蔽体就行了。这是真的空，看开了，所谓「看破红尘」就是这个样子，真到了心平如水，则妙不可言。
相反的是，有人欲望多，学佛一开始心里就想：「自己要赶快修行，修成了佛，好去度众生。」这种欲望就太大太大了，说得好听，叫做愿力，那是对修成功的人而言，对于没有修成功的人而言，这种想法就是欲望。正像同样是人，岁数小的叫小孩，壮年叫大人，老了叫老头一样。
我们再看秦始皇、汉武帝这两个人，当皇帝的那种声威之显赫，所谓「大汉之声威」，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看来，的确是不错；可是当他们年纪大了，快死之前，都想求长生不老，希望永远活下去，要想做神仙，这个欲望多么大啊。
只有汉武帝的一个大臣汲黯，这个活宝，憨头憨脑地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示仁义，神仙其可得乎？」汉武帝听了对他也没有办法。不但汉武帝有这个错误，老实说许多学道的人，都有这个情形，这样是修不好的，所以要先「寡欲」。
这个结论，同时也是「尧舜性者也」的诠释，因为上古的人，天性寡欲，对于外物的追求很少，自然是天生的圣人之道。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羊枣」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尔雅·释木》篇中。后人的注释，有的说它实小而圆，紫黑色，俗名羊矢枣；又有人说紫黑色的羊矢枣，本来是柿类，冒用了枣的名称，但也说，「羊枣」实小而圆。另外更有人说，「羊枣」并不是植物，只是羊的一种内脏，因为从《孟子》本文上看，并不是果物，而是菜肴。所以古人的批注，仍成问题。「羊枣」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有待考据，但对这里的文义，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曾皙是曾子的父亲，平日喜欢吃「羊枣」，曾子在他父亲死后，不再吃「羊枣」这样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有一次公孙丑问孟子：「脍炙」——那些烤的、涮的嫩肉和「羊枣」比起来，哪一样好吃？孟子说：当然是烧烤嫩肉好吃呀！
公孙丑于是问：那曾子为什么专门吃那些好吃的菜，而不吃「羊枣」？公孙丑这样问，是话里带刺，意思是说，曾皙吃「羊枣」，不会不吃「脍炙」；大家说曾子不吃「羊枣」是因为孝道，可是为什么是不吃「羊枣」而不是不吃「脍炙」呢？大家这种说法，也许有问题吧？但公孙丑到底是圣人的学生，受了道德的熏陶，这种话没有说出口来，只问孟子，曾子为何吃「脍炙」而不吃「羊枣」，只这么轻轻点一下而已。
孟子就告诉公孙丑，因为「羊枣」是很难做的，只有曾皙欢喜吃，别的人未必喜欢吃，所以曾子看见「羊枣」，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也不吃。至于烧烤这些菜，因为好吃，很平常，大家都吃，并没有什么稀奇，不能代表他父亲独有的嗜好。所以孟子才引申出来，说明古代「讳」这一礼制的道理。这个制度，《礼记》中的《曲礼》上篇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引叙，孟子这里是讲的一个原则。
唐代的韩愈，曾经为这个礼制，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讳辩》。因为李贺听韩愈的劝告，去参加考试中了进士，很有名望。有一个和李贺争名的人，就指摘李贺，认为李贺的父亲名为晋肃，晋、进二字是同音同义，所以李贺当进士是犯讳，不应该的；而且韩愈也不应该劝李贺去参加进士的考试。于是韩愈说，假如一个人的父亲名字叫「仁」，那他的儿子就不要做人了吗？他还举了许多事例和理由，来为「讳」的正当道理作辩解。
「讳」就是忌讳、避讳，在古代看得很严重。例如唐明皇的谥号为玄宗，为了避讳，凡是写到或说到「玄」字的时候，就改用「元」。在唐明皇以后的书上，许多地方的「元」字就是「玄」字，这是避皇帝之讳。在家庭中，子避父讳，例如父亲的名字有一个「怀」字，他的孩子就绝不说「怀」字，只好说想念、惦念、挂念了。这种礼制流传到民国初年，还有人遵守，现在已经没有了。像现代的「中山路」、「中正路」这类路名，在古代是绝对不可以的，一定要避讳，因为犯了孙中山和蒋中正的名讳。
孟子这里说明古代的一个原则，避名不避姓。例如姓张的，开一个店，不禁用「开张」两字，因为「姓」是大家共同有的，不必避讳；「名」是某一人单独所有的，所以要避讳。
古代避讳的意义，对国君是表示忠，对父母是表示孝，是一种恭敬之心的表示。所以曾子对于父亲所喜欢吃的菜，不想吃，因为他是大孝子，有深感情、大孝敬心，这是人性的真情。
《孟子与尽心篇》狂獧的表现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周游列国，也快回家了。这段书编排在这里，是有其意义的。在孟子表示要回去以后，他的学生万章，提出了问题。
孔子的这一段故事，在《论语·公冶长》中曾有记载，这里万章提出来问孟子说，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感觉其道推行不了，准备回鲁国去讲学了。当时曾经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挂念那些学生，说学生之中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狂」，大概就是现在流行的青少年问题，青少年大半都有傲气，狂气，自己都要创新。第二是「简」，对天下事看得很容易，认为只要自己来干，就有办法。年轻人的心理多半是这样，非「狂」即「简」。孔子接着说「斐然成章」，就是指这班学生，虽然如此，但是都有一些成就，每人都各成一种典型。如子贡、子路、颜回等等。因此孔子回去了，然后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赞《十翼》，整理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现在「五经」的著作。实际上孔子整理中国文化的大典，主要在一部《礼记》，要了解中国文化，首先要了解《礼记》。
《礼记》并不是只教人行礼。《周礼》、《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周礼》是讲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哲学的原始资料；《仪礼》是讲人生的仪节、礼貌、生活的规范；《礼记》则包涵得更多，哲学、政治、军事、教育、社会、经济、艺术、文学、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渊源的宝典，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形而上的宪章。所以真正要了解中国文化，首先要了解《礼记》。
《春秋》这部史书，孔子写来非常得意，也非常痛苦、悲切。他写完了这部书，最后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学好历史哲学的人，深通做人做事的道理，可以避免生活中对国家民族可能产生的罪过，而走上一条正路。一个人如果学历史哲学学得不好，只把人性和历史背后的黑暗面了解清楚，那就很容易学到坏的一面。人学坏以后，就会像晋朝桓温所说——「纵不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不管香或臭，只管事功、名位。其实，千古至今比桓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还有啊！也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了解历史的反面以后，修养有偏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孔子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意思是说如果在千秋万代以后，有人读历史，不懂《春秋》的含义，专门学坏的一面，那我（孔子）就罪过无边了。
此外，在学术方面，孔子研究了《易经》。他在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方面，《论语》中不大看得出来，要深刻了解他著的《周易》中的《系传》、《文言》等《十翼》，才会知道。
孔子删《诗》《书》，在保持文化的感情方面，集中在《诗经》三百篇。当时，因为各地言语没有统一，各诸侯国的民风情绪不同，习俗不同，他把各地的民歌、情歌，都搜集起来，删除不好的，编辑成这部《诗经》。当然，与现代的诗歌比较，两者相差很远。《诗经》中的诗篇，每首每字，都代表了许多观念与意义，如果读懂了《诗经》，就能了解古人的思想、情感，与现代人并没有不同。
另外一部为《乐经》，内容包括了音乐的法典和国民的康乐生活，后来这部经失传了。秦始皇烧书只烧了一点点，罪过更大的是项羽，咸阳三月一把火，几乎烧掉了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后人却把罪过统统归到秦始皇的身上，让他替人背了黑锅。其实秦始皇只是把中国文化的典籍，全部集中到咸阳宫，而项羽这个二十几岁骄狂的年轻人，进到咸阳，一发脾气，火焚咸阳宫，连烧三个月，天下丰富的文化财产，就这样被毁了。所以民国以来，有名的才子易实甫，写诗说项羽：
二十有才能逐鹿 八千无命欲从龙
咸阳宫阙须臾火 天下侯王一手封
孔子写《春秋》，写到「获麟」时，就是孔子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梦中见到圣庙中在祭祀，而自己也在神座上受别人的祭拜。梦醒以后，他告诉他的学生说，他将要离开人世了；等于释迦牟尼佛快要涅槃的时候，在定中见一面金鼓，被敲得分裂成五块。出定以后告诉弟子们，自己将涅槃了，并说将来的佛法，会四分五裂，产生许多派系。孔子与释迦佛的情形相似，就在这一年，鲁国出现了麒麟。古人的观念，麒麟、凤凰为稀有的祥瑞灵物，要在天下大治的太平时代才出来。孔子认定出现的是麒麟以后，非常感叹地说：在这个乱世，你来干什么？这等于说，你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那我也该走了，真是生不逢时。孔子已经深切地感到，无法挽回这个乱世了。
我们了解了孔子晚年的事迹，再读这一段书，就知道孟子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在周游列国之后，看到时代无可挽救，准备卷铺盖，要回家乡去了。更妙的是，这里没有明说，是由万章发问而提出来的。
万章说：当孔子在陈国的时候，曾经说：「盍归乎来。」这个「盍」字，是一个虚字，是说话前的一个语助词，所以叫做发语词，像是一声叹息。等于现代说话时，首先说的「那么」、「这个」、「唉」、「嗯」等等声音，有若干踌躇的态度。此字也可解释为「何不」的意思。我们看了这几个字，可以知道，古人的文章也是抄来抄去的，后世晋朝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就是从这里抄来的。
孔子的意思是说：唉！我们回去吧！或说：我们何不回去呢！
想到回家乡去，也就想到他的那些学生，前面已经略作解释，但是有一句话，在《论语》中没有记载，只是在这里由万章说了出来，就是孔子说「进取不忘其初」。一个人读书到大学毕业，乃至继续深造到博士学位，踏进社会的第一步，准备做什么？这是「进」；而「取」，是准备在这人生中走哪一条路，做一番怎样的事业，合起来是「进取」。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进取不忘其初」，当一动念开始考虑的时候，不要丧失自己孩童时的那份纯洁，不要忘了原来的最初的本心。
孔子说他的学生们「进取不忘其初」，这是一般人最难达到的修养工夫。一个人在人生的路途上，不管自己的功业成就多大，能够「进取不忘其初」，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例如明朝开国的帝王朱元璋，由一名小和尚而达到皇帝之位；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由小军官做起，最后当了皇帝。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说过，「勿忘初心」，意思是：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必把皇帝抬得太崇高了。这也正因为他们当了皇帝，气度到底与一般人不同，但是在他们的心理上「不忘其初」，就是要平凡、平淡，不要被染污了。
所以中国古代做官的人，退休后所作的诗文，往往有「依然还吾是初心」这一类的句子与思想，做了几十年官，做了几十年的事业，现在回到乡下去，种种花，锄锄草，养养老，此心还是和童年时候出来读书时一样。还有一句话是「还我初服」，意思是：本来是一个乡下的小孩，当年出来，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学生装，几十年来曾任各级的官吏，乃至地位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穿过了紫袍、红袍、蓝袍、绿袍，各级的官服，现在年纪大了，辞官回家，脱下了那些锦袍玉带，回到故乡。还乡后穿回以前的布衣裳，没有架子，像是没有做过大官，没有建立过大功业的样子，清闲自在，和儿时的同伴往来，坦率诚恳，无有罣碍，其乐融融。
所以在这里，特别将这句话提出来，希望今日的青年，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当完成学业，踏入社会的时候，能够「进取不忘其初」。万章现在对孟子提起孔子的这几句话，也是因为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感慨，所以故意提出来问孟子。他言外之意，等于说：老师，我们还是回去种田吧！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不过万章问孟子一个问题：孔子当年在陈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自己鲁国的那一班学生呢？
孟子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孔子当时认为那个时代，没有办法挽救了，因为人心没有办法挽救了。时代到了某一趋势，整个社会都是同一个思想，就算其中有一两个人高明，也抵不住时代思想那个潮流。说是用暮鼓晨钟，青磬木铎去敲醒，其实把磬打破，木鱼打扁了也没有用，敲不醒的。所以孔子感到「不得中道而与之」，不能够符合道德、道理而行，因此想起了自己的那一班学生。这一班三千弟子也满可爱，至少有两种典型：一种是「狂」，一种是「獧」。
在《论语》上，「狂」是和「狷」连在一起讲的。所谓狂狷，狷就是狷介，个性非常方正，内向而带一点孤僻，你的是你的，绝对不想占你丝毫便宜。有人恭维他非常好，他会答复说：「我有什么好？别乱讲。」「狂」的人就是子路这一型人，孔子问他的志愿，他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照现在的生活，是坐最豪华的汽车，穿最漂亮的贵重衣服，凡是我的朋友，也都有这种生活，由我负责，穿用坏了就算了，一点不在乎。这就是子路「狂」的味道，气魄非常大。所以最后，他可以为仁义，为忠贞，死就死，为卫国而战死。在临死之前，虽一身创伤，血渍满襟，他想起孔子的教训，还是坐得端端正正，戴好头盔，整理好战袍，庄严谨肃地死去。
孟子这里所提的「獧」，就是狷，狷介的人，那是绝对有超然独立品格的。但这个品格的标准是：我要自由，你也要自由；你的东西我不碰，你的范围我不侵入。孟子说，孔子知道这个时代无法挽救，宁可回去，找这帮「狂獧」的学生。
「狂者进取」，狂者能够努力向前走，不管任何艰难困苦，非冲破不可！没有灰心。不会像现在的青年，规矩是很规矩，功课也很好，深度近视，在路上贴墙角走，畏畏缩缩的。「狂」的人自有他的气魄，不低头，不灰心，永远前进，永远努力。「獧者有所不为」，狷介的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认为不该做的事，宁死也不做。像文天祥等等，不投降就是不投降，违背了人格的事，绝对不干；说不干要杀头，他说没关系，一个头不过六斤四两重，要拿便拿去。
孟子说：孔子当时，难道不希望青年得其「中道」吗？「不可必得」，他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因此想想，还是自己这帮学生，算是不错了，于是下决心回去，还是教育他们去吧！
万章于是又礼貌恭敬地问：「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请原谅我的大胆，敢于打断您老人家的话，请问一下，什么是「狂」的标准？
孟子说：像孔子的学生琴张、曾皙以及牧皮这几个人，他们的态度，可以说就是「狂」了。
琴张最好的朋友子桑户死了，大家去吊丧，都很忧伤，有的流泪哭了。琴张也去吊丧，他却说：你走了，好吧！我唱一支歌送你。他靠在门上就唱起歌来，唱完歌就走了。
曾皙也是这样，季武子死了，他也是去唱歌。因为他们已经「了生死」，看透了生死，生死只是一种形态，他们知道这个朋友的道德、学问、修养，仍旧存在，所谓「灵魂不灭」，精神没有死。所以曾皙不像一般人那样，哭着送他走，而是唱歌送他走，气魄有如此之大。人生最痛苦，最难受的是生离死别，在这个时候，能处之泰然，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孔子、孟子，则说这是「狂」，而禅宗大师中，这些情形很多。例如南宋的大慧宗杲禅师要涅槃时，徒弟对他说：师父你还不能死。大慧宗杲说：为什么？徒弟说：自古以来的宗师，涅槃的时候，都留有偈子，你老人家还没有留偈子。他拈起笔来，大声呵斥道：没有留偈，就死不得啊？这就是「狂者」。
孟子告诉万章，像琴张、曾皙、牧皮等人，就是「狂者」，万章仍不懂，又问：那怎么叫做「狂」呢？孟子说：所谓「狂」的人，胸襟宏大，同天地一样，意志「嘐嘐然」，其思想境界，扩大得像宇宙一样，包罗万象。
胸襟宏大是很难的，并不是肺活量大，也不是胸围宽，而是思想上器量大，对什么都不在乎。曾经有一个人，手掌都被机器压伤了，送到医院去，那是在几十年前，医疗技术、设备、药物都还落后。医师诊断后，告诉他要从上臂胳膊部位切除。他问如果不切有什么后果，医生说，不切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就吩咐医生替他切。小医院一时找不到麻醉药，他叫医生不必上麻醉，动手术硬切好了。他就自己坐着，伸手给医生做割切手术，痛得他全身直冒汗，可是一动也不动。后来只说了一句话：「切快一点好吧。」这是他痛得太厉害时说的。事后有人问他，失去一条手臂伤心不？他说，这有什么好伤心的，反正伤心也得切，不伤心也得切，已经切得够痛的了，如果再加上伤心，就太不合算了。
这就是「嘐嘐然」。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可也得靠宽大的胸襟和器度。有些小姐们，看见一只蟑螂，也尖声高叫连眼泪也掉下来，吓成那个样子，就和「狂」极端相反了。
万章一听就说：这只是古代的人啊。现在的人心量越来越狭窄了，一点点事情，心里都放不下去，被人多看了一眼，就会生气杀人，没有胸襟可谈了。
不过话说回来，几十年前，听老一辈的人说：「人心不古，江河日下。」我们心里非常反感；但没过一二十年，现在我们这一辈也有许多人说：「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古与不古，行与不行，说这个时代不行的人与这个时代最不行的人，也都照样地活下去，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人类就是这么一回事。孟子又对万章说，这种人的胸襟，是令人向往的，毫不藏私，他的情感、思想，和太阳一样光明，掩盖不住，这是「狂者」。
孔子的学生中，「狂」的没有几个。他最爱的学生，当然是颜回、子路、子贡、曾子等等少数的几个。子路虽「狂」，可是狂得并不算高明。第一个够得上「狂」的是子贡，有时候他对于孔子的话，并不完全言听计从。那个时候的观念是轻商的，但是子贡发展他的生产事业，一边走他的商道之路，一边做他的学问。孔子虽不完全赞成，但也不阻止。在《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次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就是说子贡有时候不大听我的话，连我也把他没有办法，但是他去做生意，只要他估计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所以孔子晚年的生活，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子贡供养的。子贡有的是钱，什么官也不做，什么也不干，他玩他的财富。孔子死后，三千弟子服心丧三年，子贡则庐墓三年，守了三年墓（《史记》谓大年）。据堪舆家的传说，孔子在曲阜的墓茔，也是子贡勘的风水。最初有人选的是后世汉高祖所葬的陵寝，子贡去看了以后说，这个地方大不了葬一代帝王，不配葬我们老师，我们老师是万世之师，是精神王国中永远的王，于是选了曲阜这处地方。不过，子贡也说，曲阜的地，每逢某一个时代，会令孔门有女祸，需要小心，但决不会妨碍夫子的圣德。于是同学们才决定把孔子葬在曲阜。
第二个狂者是原宪，他曾经替孔子管过总务。孔子死后，他退居在草莽（平民社会）之间，还有一帮人跟着他，等于草莽英雄的头子。可是他自己穿得破破烂烂，并无任何物质享受。子贡也最喜欢这个同学，到处去找他，终于打听到他的住处，带了许多随从，到一处贫民窟里，挨户寻找，最后原宪从一个低矮的茅草棚里钻出来。子贡看见他面有菜色，穿的住的都这样破旧，就对他说：师兄，我看你很穷嘛！他说：我不穷，只是我有病。子贡问他生什么病？他说：时代病。于是大骂子贡一顿说：老师死了以后，世界乱成这个样子，我们对社会、国家、世界，毫无贡献，不能行老师的道，你还有心肠摆这副「后车千乘，食前方丈」的排场与我相见吗？你走吧！子贡原来想送点钱给他用的，不料挨他一顿训，这是子贡一辈子没有遇到过的，他被骂得满脸通红，但也很佩服原宪这种狂狷的气度。
孟子说：求「狂者」既不可得，就求那些「不屑不洁之士」，也就是「獧」者，所谓狷介之士——不干净的钱财他们是绝对不取，不干净的事绝对不屑去做的人。这些人好是好，他们抱「独善其身」的主张，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其他的一概不管，比「狂」的又差了一层。但这两种人，都是可爱的，或走这个「狂」的极端，或走那个「獧」的极端。其余的一般人，叫做「无所不为」，走什么路都可以，那就不必谈了。
《孟子与尽心篇》乡原的表现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这里还是上面所述，孟子与万章师生之间的那一次对话，讨论了狂、獧问题之后，万章紧接着，又提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问题。万章首先引用孔子所说关于「乡原」的话，去问孟子，什么样子才是「乡原」？「乡原」是我国文化中一个特有的名称，现在我们谈话时，也常常会说到这个名称。他说：孔子曾经说过，「过我门而不入我室」，对于经过我的门口，而不进来的人，我对他们当然遗憾，只有「乡原」这种人，我是不会遗憾的，因为「乡原，德之贼也」。请问，什么才叫做「乡原」？
孟子说，「乡原」这种人，有知识，也受过教育，好像学问、人品也不错，可是没有建立人生观，没有人格，平常却信口批评圣人。这一类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说了一些尧舜之道，事实上又做不到，而他们的行为非狂即獧，又不能和他们口中所说的尧舜那样。他们把古人都抬出来，如何如何，自己却不做尧舜，只叫别人当尧舜，「嘐嘐然」，嘴里的大话很多，一辈子想救世界，教化人，结果没有人同路，也没有人真信他。这类人认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顾到现实，自己一辈子活得好就可以了。
孟子说：这一类人，不但向现实低头，而且还「阉然媚于世」，讨好现实。后世的人叫这种人为「阿世」，态度「阉然」，不男不女，没有自己的人格与精神，如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没有中心的人品。假如是在现代的会议席上，当争议发生时，他会说双方的意见都好，大家综合一下就好了。这就是「乡原」。他没有对就说对，不对就说不对的气魄。反正他不得罪人，也怕得罪人，如果骂他两句，他会说：你大概有点误会，我们都是好朋友，你骂两句也没有关系。
万章说：老师，你这样一说就怪了，「原人」是好人，一乡的人都说他是「原人」，一个人在一乡党之中，如果做到被公认为药中甘草，是和事佬，不反对别人的意见，以别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人云亦云，貌似良善的话，孔子为什么会说他是道德之贼呢？
孟子说：这种人「无举也」，别人骂他是贼，都反对他，他也不脸红，不难过。「刺之无刺也」，他软瘫瘫的，正如禅宗祖师骂人「皮下无血」，是凉血动物，没有血性，刺他一下，不痛不痒。「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别人觉得怎样好，他也就怎样好。人说不可以穿长袍，他明天就脱了。「居之似忠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忠信——拜托他事情，满口答应，过了好几天却毫无消息，再去问他，他说慢慢来，再想办法。请他写封介绍信，他也满口答应，不管有效无效，反正他做好人，写了算了。「行之似廉洁」，他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也干净，送他一点东西，他说不好意思收，不要，不要，但小的不要，大数目也可以要。
几十年前，这类人被称作「汤圆」。抗战时期在四川，听到人们叫这类人「水晶猴子」。有事时，想到某人是「汤圆」，就说把汤圆找来，事情好办，因为汤圆又圆又软，任人挪拿，对于这种作风，他还自以为很对，做人成功了，绝对不讲人生的大道理。总之一句话，这种人，看上去有学问，有知识，以不得罪人为原则，面面讨好，没有是非观念。当然，他心里对于是非明白得很，但他的行为，并没有是非观念。闽南人叫做「搓汤圆」，上海人叫做「和稀泥」。
在李宗吾的《厚黑学》中，最后就说到这种人。孔孟之道痛恨这种人，但是时代到了某一阶段，这种人是非常多的。所以人生之道，在儒家是道德，就是佛家的戒律；戒律的道理，就是明辨是非，明辨善恶，任何思想行为，不可以马虎。儒家坚持人格、道德必须要有自己的标准，不可以苟且，不可以忽视，否则就是「乡原」。
「乡原」之所以是「德之贼」，因为「乡原」的作风，和道德的行为，在外表上差不多，很相像，那就是《西游记》上，孙悟空在小雷音寺，遇到乡原佛，也上了当。孙悟空这个水晶猴子，那么聪明剔透，遇到任何妖怪也不吃亏，只有遇到这个与真佛很像的假佛——乡原佛，他吃了亏上了当。
孟子说：孔子曾说过，一个时代，不论文化、学说、社会、政治，乃至做生意，最讨厌、最可怕的是大概、好像、差不多，等等，简直分辨不出是肯定还是否定，实际上这就是大奸大恶。「恶莠，恐其乱苗也」，就像种田的人，要将莠草、稗子拔掉，以免混乱了真正的秧苗。「恶佞，恐其乱义也」，这种恶佞的人，见风转舵，看起来很像够朋友，做事适当，而往往是助人之恶。「恶利口，恐其乱信」，能说会道，擅长辩论，一张口说话，歪理千条，一句话可以把一个国家，送到灭亡的路上。「恶郑声，恐其乱乐也」，那种靡靡之音，听起来很好听，但对整个社会风气，影响太大。「恶紫，恐其乱朱也」，古代认为朱——红色，是正色。现在所说的原色，其实在我国几千年前，已经有了颜色的分类，确立了原色和变色的原理。紫色为变色，但是很悦目，把朱这种正色的光华，在视觉上遮盖了。
后来清朝人们作文章、说话，都不敢引用「恶紫，恐其乱朱也」这句话，因为清代有人作了一首赏紫牡丹的诗，引用了这句话说「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照理说，上一句是引用这句话，咏花的颜色；下一句因牡丹花素有花王之称，这两句诗，用来咏紫色的牡丹，用典是最为贴切的了。可是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而明朝的皇帝，又刚好是姓朱，所以就有人指为是讥讽朝廷，报告到清廷皇帝那里，而兴起诛九族的文字大狱。另外还有人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句子，同样被认为有反清的思想，因而大兴文字之狱。这是讲到这一段想起的故事，顺便提一下，当然与《孟子》的本文，并没有关联。
《孟子》这里又引用孔子「恶似而非者」的话，最后一句是「恶乡原，恐其乱德也」。中国文化是绝对反对「乡原」的，教育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格；知识只是谋生技能的养成，千万不要变成「乡原」。自古以来，知识多了以后，很容易走上「乡原」的路。
所以君子之道「反经而已矣」，「反经」不是反对经，而是返回正常。韩愈的学生李翱，学了禅宗以后，了解了人性本性的道理，写了一篇题名《复性》的文章，复性就是「反经」。「经」就是常，就是正。社会到了混乱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的醒悟，能够使文化、思想、风气，从混乱中返回到正常，就是「反经」。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反经」，「经正」，人生的常道一正，「则庶民兴」，所有人类社会，都跟着走上正路了，邪见自然没有了，奸佞的人也没有了。
这一段是全部《孟子》的结论。下面最后一段，是孟子的感慨。在前面《公孙丑》章，孟子曾经提到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里，孟子的话，说得更具体了。
《孟子与尽心篇》孟子的感慨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由汤至文王，五百余年，又是一个历史的大起落、大转变，其间有伊尹、莱朱，这些名宰相，他们也是「见而知之」的。文王则是「闻而知之」。再由文王到孔子，又过了五百年，其中姜太公、散宜生是「见而知之」。孔子是「闻而知之」，是秉承传统文化的启示而来的。
孟子又说，由孔子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距离孔子的时代不算远，尤其我是邹地人，和孔子的家乡也很近。「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在我这一生，却一无所成，想想我未来的日子也不多了，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了。
这一段是孟子非常大的感叹，好像白活了一辈子，对人类社会没有贡献。
回想他在《公孙丑》章中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时候，最后还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的话，当时很勉励自己的，可见那是中年时候说的；而这次他说「无有乎尔」，是在晚年说的。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是由孟子明确提出来的。而在中国文化中，五百年是历史文化命运的大关键，三十年为一世，这一世当中有一个变化；六十年为一个花甲，两个花甲是一百二十年，又是一个变化；而一个花甲有五纪，即十二年为一纪，在「世」与「纪」的当中，又都有小的变化。六十年中小变化，一百二十年大变化，五百年更大的变化。
有一年，我曾在孔孟学会讲「五百年而后王者兴」的问题。上古史因资料不全，暂不去说。从周文王到孔子为五百年算起，是第一期。到现在一九七九年，已经是二十世纪末期，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刚好是第六个五百年开始。孔子以后这个五百年，中间就是汉朝统一，汉武帝跟董仲舒整理文化，这是第二个五百年。由汉武帝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禅宗的传入为第三个五百年。然后由达摩祖师到宋儒的兴起，是第四个五百年。理学家的兴起到王阳明的学说影响整个东方民族，为第五个五百年。由王阳明到现在四百多年，这个历史的大命运，是一个关键，所以讲算命啊，我们这个民族，交运脱运之间，是很苦的。在这个过来以后，你们青年一代，现在就要努力，未来五百年的命运，操之在你们的手里。不过要看你们能不能挑得起，五百年的命运能不能做一个黏胶，把这中间连起来黏住。假设你们还不能做个黏胶，前后就联结不起来了，中华文化断了怎么办？所以看青年同学哪一位能够充实自己，能够真正挑得起来，才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因此关于《孟子》的最后一段，说到五百年，不免有这么一个感想。
我们今天把《孟子》匆匆做一个结束，这次讲《孟子》的一件工程，算是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