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尽心篇》环境的影响 君子的爱心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孟子有一次从范地去齐国，在路上看见齐国诸侯的世子，那种轩昂骄贵的气象，于是就非常感慨地说了「居移气，养移体」两句名言。这是说居住的环境对一个人影响很大，例如这位世子住惯宫廷的大房子，饮食好，穿着讲究，养成生活骄贵的习气，这对血肉之躯的影响使气质发生变化，气象、仪态、精神，自然别有与众不同之处。所以说「大哉居乎」，物质生活环境影响人的力量，就有这样的严重。
然后，孟子看看跟着他为仁义道德而奔走的学生们，接着又感叹一声，「夫」，长长吐出了一口气，然后说：「非尽人之子与？」每个人不都是父母所生、所育、所养的孩子吗？只因为生活环境不同，就养成言语、态度、思想、作为的差异。
接着孟子的教育来了，这等于当年抗战时期，许多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带了自己的学生集体逃亡，奔向大后方。一路上虽受磨难，但教育不停，露天上课，席地而坐，大地就是教室，一块小木板就是课桌。下了课，又翻山越岭，奔向大后方。
孟子看了弟子们这个景象，就上课了。他说：你们看，一个王子，他居住的宫室，也是房子；交通工具虽华丽，也不外车马；穿的也不过是衣服，和一般人一样。但是，齐国的世子走出来，所以会有那种骄贵气，就因为「其居使之然也」。这个「居」，不只是指房屋，实际上是指整个大环境，它对人的影响力量太大了。这个大的环境，就是学问、思想；有真学问、真修养，就是「居天下之广居」。宇宙在我，万化由心，人生顶天立地，还受什么外在物质居住环境的拘束！也就是说，真正有了学问、修养，就不受任何环境、物质的影响，这就是大丈夫。
孟子教育学生们，了解一切物质环境影响人的力量，而大丈夫绝对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环境可以影响人的心理，转变人的意识思想，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学问会养成自己的天地，就是后世讲的「性天自有风月」。也就是自己精神领域扩大，顶天立地，自有一番伟大的景象，哪里再看得上物质有形的环境呢？
于是孟子又举一个例子说，有一次鲁国的君主到宋国去，刚好宋国的城门关了，鲁国的君主就大声叫门，用命令式的喝声叫道：「开门！」那个守城门的人听了就说：这个人并不是我们的君王，可是叫门的神气，为什么和我们国家的君王一模一样？孟子说，这并没有其他的理由，「居相似也」，是环境养成的。这说明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种种行为，除非真有学问、高深的修养，「心能转物」，有超然物外的器度，自然与众不同。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这里孟子就讲到待人接物方面的修养了。
孟子说：对人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心，只是把东西给人吃，那就和养猪一样，只是为了把猪喂大，好杀了卖肉赚钱。
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子游问孝，孔子说：现在讲孝道的人，认为能养父母，就是孝道。可是养一只狗、一匹马，也同样是养，如果没有恭敬仁爱之心，那和养犬马有什么两样？子贡也提出这个问题，孔子就说「色难」，孝养父母以及对人对事，要有真正诚敬的心态，才是真爱。
所以孟子也说：「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对人要有爱心，但有爱心还不够，要是没有恭敬仁爱的心理，那还是没有把人当人看，就像饲养动物一样，虽然买很好的东西给它们吃，但是归根结底，下意识里是为了好玩、为了兴趣。甚至还有人说，孩子大了，还没有孙子，家里没有小孩不好玩。讲这种话的，真该打手心，孩子岂是给大人玩的呢？不但对小孩不能有这种心态，对长辈老人，更要注意，如没有恭敬仁爱之心，只是形式上的孝、形式上的爱养，那是大有问题的。
对于恭敬，孟子说：「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有钱买东西送礼，也是为了表示恭敬，但是有时这种用金钱、物质表达的恭敬，容易变成形式，乃至成为虚伪不实的作为。「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如果仅注重虚伪恭敬的外表，而没有实际真诚的恭敬心，那是君子所不取的。这就说明每个人做人待人，人品的修养，内在要有诚敬之心，光注重外表的形式是不行的。
因此孟子为人生修养作结论说：「形色，天性也。」「形」就是人的身体外形，举手投足，动作的形态。「色」，凡是人就有色相、表情、嬉笑怒骂等等态色。人死了，脸上肌肉僵硬发青，那也是人最后的色——死色。所以可不要看不起这个血肉之躯的身体面貌，心物是一元的，这也是先天本性的功能所显现的。在一般修道人来说，看不起这个身体，因为是地水火风四大因缘假合的；而大乘道，则指出四大的「色」，也是由自性生命本元功能而来的。所以「形色」是本元的功能而来的外表，先天本元的功能，形成了身心，所以说「形色」也是「天性也」。因此说从形相、态度，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心性诚伪、善恶。
但是一般普通人，对于身心是弄不清楚的，有时候，心理上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可是生理上有问题，或者有病，或者周期性的生理变化，导致心情郁闷。虽然心理上想何必如此不高兴，何必烦恼，可是仍然会沈闷，这就是生理左右了情绪，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另一个相反的情形是身体疲劳了，可是情绪很高，想看书，精力也不能集中，头脑昏昏地，可是心中在想，只有一点点时间了，很要紧，还是看了下去，这就是心理支持了生理。所以生理影响心理，心理左右生理，两样分开活着，不能合一。合一了就是「践形」，就是修养到家了，心理年轻，生理也返老还童，这是做得到的。长生不死固不可能，至少可以迟一点死，慢一点老，乃至有一些病痛，用精神的力量，转变得过来，不药而愈。如果是年轻人，随生理的需要而行，克制不了生理上的变化，就是不能「践形」。
所谓「践形」，也就是佛道两家所讲的修行，名称不同，道理一样，也就是孟子前面所说的，「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所以形色也是天性之一。「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只有学问、修养、实践，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生命，变化气质，达到圣人的境界，做到心物合一。换言之，能够做到了心物合一的圣人境界，才能够「践形」，居天下之广居了，也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也就是道家所说「宇宙在手，万化由心」的真人境界。佛家也说过同样的话，修成了的人，看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庵摩罗果」，像看手上的一个橄榄一样，清清楚楚，一切的变化，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控制、转移。
《孟子与尽心篇》两个故事三个论点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朞之丧，犹愈于已乎？」
孟子曰：「是犹或紾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这里开始说的，是孟子关于教化的观点。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齐宣王欲短丧」，齐宣王准备发布命令，改变全国一个自古以来的风俗，就是父母死后，把守丧的时间缩短，不要那么长了。
中国几千年的古礼传统下来，父母死后要守丧三年。我们现代人守丧，最多一百天就很长了，也许只守三天。过去非守三年不可，这是上古中华民族文化上的一个大礼节，也等于是上古的大宪章，非常重大，历代都很重视。以前家中有父母之丧，不论官多大，地位多高，都要立刻请假回家守制，否则就犯大不孝之罪行。在历史上曾经有皇帝下令永不录用的纪录。像明清两朝就曾经发生过几件大案，都是大官们于父母死后，没有回家奔丧守制，于是监察御史就奏章弹劾，连皇帝都无法为他庇护，甚至会激起全国读书人的公愤。
至于一般平民，父母死后，也要守三年之孝，纵然为了生活，不能不谋生，至少百日之内也不能理发剃胡须。现在有的人守古礼的，也起码在一百天内，守在灵位面前，足不出户，当然也不理发、不剃须。最近，这里有位同学，政大毕业的硕士，年龄不过三十多岁，父亲死了，他就是如此守制的，一切都能做到尽礼。有同学去探望慰问他，看见他的胡须已经长了三四寸长，因为他在台的族人有很多，是一个守礼的家庭。
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于这些礼仪，是相当紊乱的。旧的文化礼仪被打倒，新的一直没有建立。有的人父母死了，尸骨未寒，手臂缠了黑纱，女人的头发用粗麻扎了蝴蝶结子，表示戴孝守制；可是又跑到舞厅跳舞，跑到酒家去买醉，看电影、听歌的，更不在话下。
依古礼，订定三年之丧，因为人出生后，从吃奶到离开父母的怀抱，总得两三年，父母在这三年中，是最辛苦的，所以服三年之丧，就是略表对父母的一点还报。这个道理，孔子曾经说过，在《论语·阳货》篇，宰予拿出一大堆理由来，认为三年之丧为期太长，主张缩短。孔子说，你如果心安，你就去缩短吧。等宰予出去后，孔子说：「予（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上古的时候，皇帝遇到父母之丧，也要退居，另住别殿，停止朝觐的事，政事要靠宰相；遇到重大的事情，才提出报告。这是上古的制度。到了后来的宗法社会，就更严重了。
根据这一事件的演变来看，可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随社会生活形态的转变而转变。过去农业社会，安土重迁，不肯离开自己家乡与祖宗的庐墓；即使自己的家乡最古老，最贫瘠，但到老来还是怀念自己的家乡。所以安于本土，重视迁居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不肯流离失所。但是到了工商业的社会，这种观念有所改变，好像四海都可以为家了。
可是，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里，一切养成了习惯，到了临终之前，会反映出来。那时所见的是故乡的情况，所说的也是儿时所说的乡音。这在心理学上、灵魂学上、宗教学上、医学上，都是有待研究而且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历史上这种情形很多。如明末的一位大儒朱舜水，在满清入关以后，不愿意投降，到日本去，传了许多中华文化学说给日本，对于日本的文化，有非常大的影响。他的坟墓，现在还在日本。当他临终的时候，有许多日本的学生，围在他的病榻前，如子女之对父亲，问他最后有什么吩咐。可是他所说的话，统统是故乡的方言，学生们都听不懂。现在推行国语，许多人自小就说国语的，那就好办了。但是，不要轻视这个问题，这对于人类精神、心理的作用，是很奇怪奥妙，值得研究的。
就我个人的体验，曾在中国西南的边疆，罹患疟疾，白昼发病，夜间还要批阅公文，处理公务。当时没有医药，缠绵半载，辛苦非常，如果没有意志支持，随时可能就死了。有一次我在高烧时，所见到的幻境，都是家乡的景象；旁人说话，听来都似乡音。当时感到或将死亡，想到「埋首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以及「老死何妨死路旁」这些诗，便吩咐部下如何为我料理后事。实际上，当时旁人说的并不是我故乡的口音。这就令我深深体会，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间时，在精神、心理上的状态，都与故乡有关。
平常和老年人聊天，他所讲的，都是「从前如何如何」的老话，而且重重复复，千遍万遍，所说的都是「从前」，不厌其烦，在他则永远是新的话题；而对于新近的经历，却又立即忘记。人到老死阶段的精神，大多有这种情形。
历史上从子路、阳货以下，曾经多次地有人想缩短丧期，但未成功。现在这里是讲齐宣王要想改变这个礼仪。他要「短丧」，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守丧，要缩短多少，这里没有说。但是，当时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听到这个消息，回来对孟子谈到这件事。公孙丑说：「为朞之丧，犹愈于已乎？」如果把古礼的三年之丧，减缩得太短了也不成话，如果齐宣王能够听其他的一些意见，改成一年丧，比半年、一百天，还好一点，还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
孟子听了不同意，他训示公孙丑说，「是犹或紾其兄之臂」，你这样的主张，等于是要把你哥哥的膀子扭断，反而对哥哥说，你别怕痛，我不会用力太猛，只是慢慢给你扭断。猛力一扭是扭断，慢慢扭也是断，都是一项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这不是说减为一年、半年，或一百天的问题，这是不通的。在你公孙丑的立场，不应该这样主张，你只要把订定三年之丧的孝道，与父子兄弟的友爱的原理告诉齐宣王就对了。你作为一个大臣，不应该因为上面的权势而不敢讲话，应该以正道告诉他，不能将就。一个大臣，遇到如此重大的事情，如果迁就君王，就是「逢君之恶」，那是最大的错误。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说齐宣王的一个儿子，他的生母死后所发生的事。
过去的皇帝，除了一个皇后外，还有很多妃子；民间的人士，除了一个妻子外，还有许多小妾。在中国过去的宗法社会里，凡是姬妾，尽管是她所生的孩子，还是以父亲的原配为嫡母，而对自己亲生的母亲，礼仪上的名称还是庶母，即使后来有了很高的地位，但在家谱上的记载，仍为「庶出」，他的母亲仍为「姬妾之辈」，这是几千年以来的习惯。
《孟子与尽心篇》孟子的教学方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这里孟子说到教学方法的五个重点。
第一种「有如时雨化之者」。所谓「时雨」不是时时下雨，而是天旱久了，田里的禾苗就快要全部枯死，在这重要的关头，突然来一场大雨，把禾苗全部救活了，这场雨就是「时雨」；适时而至的雨，一般人的口语叫做「及时雨」。「有如时雨化之者」，或是当人在疑难未决的关键时候，应机施教，这时等于机锋相对，豁然开朗，心开意解。这种情形，有如古人说的一句成语「如沐春风」；或是扬眉瞬目，领会于心，这是属于有形、无形中受感染而来，并不是后世带有强制性教育管理的内涵。这种诱导式的，比较自然的影响，就像古诗所说「细雨湿衣看不见，好花落地听无声」，是不着痕迹地产生影响，改变了一切，这真是「时雨化之」的最高境界了。
第二种「有成德者」。以中国教育状况而言，孔子的教化，就是造就了一生德业的成就，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门人，都得其「时雨之化」。另举一例来作比较以说明。
隋末有位学者王通，造就了一个时代，在他死后，他的弟子门人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生逢隋末的乱世，为了中国历史的继往开来，他本想自己出来有所作为，后来与隋炀帝见面一谈，知道时机未到，于是立即回到河西，教化子弟。三十年后，大唐开国的文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大多是他的学生。可以说在他的教化之下，开创了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这正是「有成德者」的说明。可惜一般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很多人都忽略了他。
第三种「有达财者」。是去教人发财吗？当然不是，在古代「财」与「才」两个字有时候简化，可以通用的，就是造就智慧、学问非常通达的人才。教化出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达才，是很不容易的。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是以八股文体为标准考试取士，限于宋儒四书章句范围，这种作风，实际上扼杀了天下英雄气。
清末变法时，有两句话说「消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因此大家纷纷要推翻科举制度的框框，希望学术教育开放自由发展。但清末民初之间，在极力推翻八股取士制度以后，近百年来的现代教育，又限于当局自定的思想意识形态之中，学术科目形成新「八股」，比之旧八股更拘束困扰人才。如此过犹不及，要想造就通达之才，更不可能。在我「顽固、落伍」的思想中，看到现代的教育，则有无限的悲凉、哀伤。尤其现代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通才越来越少，专才越来越多。专才固然不错，但是一般人意识都落在框框条条款款之中，很难跳脱。再看未来时势的演变，是趋向专才专政，彼此各执己见，沟通大大不易，因此处处事事都是障碍丛生，这都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能够明道而又通达的人士，愈来愈少，社会也愈将演变得僵化。在这些问题还未表面化的时候，这个道理，大家不会有深刻的了解，我在这里先作预言（编者按：讲此课是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之间），在今后的五十年到一百年之间，全世界即将遭遇到这种痛苦。虽然我这个预言，似乎言之过早，而言之过早的人，往往会像耶稣那样，被钉上十字架。但是言之过迟，则于世无益；如果不早不迟地说出，则恐怕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在此自我批判，有如痴人说梦，不知所云了。
第四种「有答问者」。有问必答，无问不答。可是有的人，只是听老师讲而不问；去看老师，也不是质疑，只是想听老师讲课，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因此找到老师也提不出问题来。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的现象。以前的学生，很会提问题，老师也会答。例如禅宗的教育，有人问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眉间挂剑时如何？」他立即答道：「血溅梵天。」同时又连下几十个转语，这就是会问会答。现代的人，既不会问，给他说了答案也没有用，也听不懂。
第五种「有私淑艾者」。现在一般人所称的「私淑弟子」，就是根据孟子这句话来的。有时觉得中华民族很妙，我们每感叹今日青年，不懂自己的文化，但也常接到陌生青年的来信，下面署名「私淑弟子」，意思就是并没有直接听过课，也没有见过面，只是读了著作，而对作者非常敬佩，感到从著作中学到了学问，受益良多，便认作者为师，而自称「私淑弟子」。
孟子提出了这五种教化方式。孔孟的教化，因古代文字简化，从他们教学的经验，确定有一个范围，但这个范围，也可以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与原理。又例如印度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方法，也和孟子这里所说的差不多。在他的教育方法中，关于「答问者」的方式，就有四种答法：
一、决了答：这近似于现代考试的是非题，为提问题的人作一个肯定的答复。例如问：明天我可不可以来听课？答复：可以。凡是肯定性的、否定性的，以及对事物有决定性的答复就是决了答。
二、解义答：这是解释性的答复。例如问：为什么明天我不可以来听课？答：明天是假日，这里不上课。孟子对于学生们的问题，许多都是用「解义答」的方式作答。
三、反问答：就是以问题来答复问题。例如问：停电了，电梯不能动，怎样下楼呢？答复说：你不能用脚走楼梯下去吗？这种答复的方式，除了答复问题外，还可以在无形中训练受教者的思考能力。
四、置答：所谓置答，就是把问题搁置，默然不语，不作口头答复，实际上，是逼他启发本有的智慧。但是这种不作答复，有时正是答复，因为有许多问题是无从答、无法答、不该答或不便答的。所以圣人亦有所不答。孔子、孟子都碰到过这种情形，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些问难也是置而不答。假如我们问先有鸡或先有蛋？置答。问先有男的或先有女的？也置答。因为这些问题讨论下去，争辩将无止境，这不是人类的一般世俗知识所能了解的事，因此默然不语而置答。
古今中外，人心到底是相同的，公孙丑问孟子「道」，也和现在有许多同学向我问禅和佛法一样。公孙丑问孟子：「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公孙丑说，道真是好极了，可是太玄妙、太难了，像登天那样难，就是学不会，达不到。为什么不设法使人容易学呢？这就像有人说，我们中国文化不科学，何不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把它一条一条列出来，或者编成一个公式，大家照着公式天天去做，不就可以学到了吗？
例如有一个青年同学说，看不懂《易经》，现在看了英文本的《易经》，一看就懂了，因为英文的《易经》，上面清楚列出来了。我反问他说，真的吗？可是我读了几十年的《易经》，也还不敢说完全懂得；你花三五天时间，看了英文翻译的《易经》，就说懂了，你既然懂了，为什么又来问我呢？
然后我告诉他，外国人多半只知道一点皮毛，就立刻翻译，立刻发表，自以为已经精通了。一个教育家，谁不想把这「道」传给别人呢？但有时候正如佛所说的「不可说」、「不可思议」。但「不可说」并不是「不能说」，「不可思议」并不是「不能思议」，而是对于至高无上的「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因为没有办法用言语文字表达清楚。所以公孙丑对于「道」很困惑，也希望编纲列目画成框框，像现代的统计表一样，一看就懂。
于是孟子告诉他：「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绳墨」就是木工用来划直线与方格的工具，叫做墨斗。一个好的木匠，不会为了徒弟太笨，而去改变原来已定的标准；因为一加一必定是二，一加二必定是三，没有办法改变。羿教人射箭，也有一定的标准，不能因射不好而改标准。发射人造卫星，也是不能违反大自然的规律。
这便是「君子引而不发」，所以教化最高的道理，是引发人性中本自具有的智慧，「无师自通」，并不是有个东西灌注进去使你明白。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活活泼泼的，如孟子所描写的「跃如也」，因此可以不偏不倚，「中道而立」。如果老师呆板地告诉学生，填鸭式的教育，那就钉在一个死角，钻到牛角尖里去，就不是「中道而立」了。
如果老师呆板地告诉学生，学生虽然懂了，但已经落后了几十年，等到学生赶上老师，老师又往前去了。而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后一代超越前一代。如果引用禅宗的教育方法，来发挥孟子的教育思想，可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禅宗的大师们，经常用这种「引而不发」的教育手法，对于聪明、伶俐、有智慧的人，轻轻点拨一下，使人自肯自悟，不然就是「误」了。现在这里只做一个概略的介绍。
宋代有一位大禅师，遇到一位学问好、官位高的人，很恭敬地向他问道说：「何谓黑风吹堕罗刹鬼国土？」意思是，什么是突然一阵黑风，把人吹到恶鬼的国度里去？这位大禅师，本来是一脸的慈祥，听了他的问题，突然变得一脸怒容，一拍桌子，瞪眼看着他，大声斥骂道：「你哪有资格来问这句话！」那位大官，原来很恭敬地请教，当场无缘无故挨了顿痛骂，火可大了，回骂道：「你这个和尚，**！我客客气气问你……」还不等他说完话，这位大禅师立刻笑着说，你现在正是被「黑风吹堕罗刹鬼国土」了。这位大官忽然大悟，马上跪拜礼谢。
这就是「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禅宗的教育往往是这样。这还是容易了解的，有时被大师们蒙了一辈子。曾经有人写一部小说，描写有一个人武功最好，人也聪明，自认为天下第一。可是，另有一个人对他说，只要你能答复我一个问题，我就承认你是天下第一。这人问：什么问题？那人就问：你是谁？于是这个武功高的人自问：我是谁？可是答不出来，便一天到晚自问我是谁？就此疯了。
这个「我是谁」的话头，也正是孟子「君子引而不发」的教育原理，必须要「能者从之」。如果不是「能者」，是会发疯的。懂了这种道理，再去参禅宗「我是谁」的话头，也可恍然而悟了。
《孟子与尽心篇》何谓尊师重道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所说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是中国文化中一项很重要的师道精神。
「中国文化」这个名词，是现代人提出来的，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只是叫人读书明「道」，而且要读通。要注意的是「读通明道」，不是只读「懂」而已。读一本书，懂得它的文字，懂得它的含义，这不难；可是读书要「通」可就难了。依古人的目标看来，许多人读书并没有读通，而是读「塞」了，那是不通的。所谓通，就是所作的学问，经也好，史也好，包括农工科技等各种学术都能相互通达，融会贯通；而且做人处世之间，也能明白畅通，这就太不容易了。
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这个「殉」字，有自然顺从的意思，可不要看成是「殉葬」或「殉情」。当天下有最高度文化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类完全自然生活在「道」的文化中，一辈子都活在道的自然德性中。
其次是「以身殉道」，不是「以道殉身」。当时代社会处在变乱中，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一般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为生存而不择手段，互相争斗，唯利是图，只顾个人生命需要而自私自利，没有时间管什么道啊、德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古人所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有道德的人，想作「中流砥柱」绝不可能。所以自古以来，道家或儒家的有道之士，就采取避世、避地、避人，隐遁山林，以待时机再出山弘道。
这种时势，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惨痛经历，大家只要一读历史就可以明白了。再说老子、孔子、孟子等这些圣贤，也都生在时代离乱的环境中，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讲学传道。他们在滔滔浊世中，作一盏暗路的明灯留给后世，薪火相传，不断道统，这就是「以身殉道」的精神。
以孟子所说，自古传承道统的圣贤只有两条路：一、在太平盛世，天下有道的时候，「以道殉身」；二、在天下变乱的时候，「以身殉道」；至于「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是说不论人类社会的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如何演变，「道」的文化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却万古长存，变动不居。所以不管贫穷低贱、富贵通达，都要安于这个「道」，独立而不移，不要因为时代的变乱，各种学术的混杂而改变自己，对别人的盲目学说，随声附和。如果歪曲自己的正见，而讨好时代的偏好，就叫做「曲学阿世」。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这是孟子所说五个教育方法中的「答问」问题。孟子的学生公都子提出来问，有一个名叫滕更的人，是一个小诸侯的弟弟，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亲王，高干子弟之类。大概他有什么问题，孟子没有答复他，所以公都子问老师说，滕更也是你的学生，至少他也算是及门的弟子，他问你，你不答复他，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一个人「挟贵而问」，就像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那种口气——「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那么远跑来，对我国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挟贵而问」。孟子一听，就给梁惠王过不去，说：「王何必曰利？」给梁惠王碰一个橡皮钉子。
有人是「挟贤而问」，这在社会上常常看到。有人自己觉得修为了几十年，自认为有道，对于不知道的问题，向人求教，学来以后，装成一副自我高明的样子说：「你说的和我的意见差不多。」
还有人是「挟长而问」，自认为年高，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不懂的问题，向人请教以后，大摇大摆捋捋胡子说：「可以，可以。」好像说，你这小子还不错，这是「挟长而问」的神态。
「挟有勋劳而问」，这是说有的人有身份、有地位，高官厚禄的人，被恭维惯了的，他有问题问你，他的心中已经觉得是看得起你，这样的情形是「挟有勋劳而问」，你可以笑而不答，或婉转推开了事。
还有的是「挟故而问」的，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故而假借一个什么问题来接近质问你，那也可以置而不答。
孟子说，对于这五种情形来问的人，都是有问题的。而滕更来问，占了其中的两样：第一，他是高干子弟，「挟贵而问」；第二，他是另有目的，「挟故而问」，所以我不答复他。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孟子的人格，表现出师道的尊严，而且比孔子看得还更严重。孔子是有教无类的，孟子则是有所斟选的。
孟子讲教育、文化思想，以及态度方面的问题，到此告一段落。接着是另一高潮，讲到个人的修养。
《孟子与尽心篇》进步快退步更快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这一类的文字，年轻人看来，会感到头痛。「不可已」、「而已」、「不已」，已来已去，两句话中三个已，其他多是虚字，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他这两句话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有些人，对于明知做不到的事，偏要去做，做得乱七八糟。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了。」这就是说，个性僵化的人，对于一切事，都僵到底。
这种倔强的个性，有时候是很可爱的，但是犯了一个「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的毛病，对轻重厚薄分不清楚。这类个性并不是坏事，一个人除了缺点以外没有长处，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但是他的长处亦就在他的缺点上。例如老实是长处，老实人就笨，笨即缺点，但人不笨就不老实了。长处也是一样，太过分就是缺点，人若聪明过分，就会滑头。所以人要能认清自己的长处与缺点，轻重厚薄也能分得清楚，那么缺点就会变成长处了。该厚的时候厚，该薄的时候薄，该轻的时候轻，该重的时候重，对自己处理得恰到好处。所以僵化的个性，不是不可以，但是也要做到适当的程度才好。
因此孟子下一个结论，也是千古不易的铁则：「其进锐者，其退速。」进步得太快，退下来一定也很快。就教育而言，有些父母，如果自己的子女聪明过度，不能再把他当作聪明去培养，不能使他做超越年龄的进步；宁可培养他的厚重，让他在知识上的进步慢一点，向下扎根基深厚一点，培养健壮的身体。否则的话，把他当「天才」去教育，到最后会把孩子弄到岔路上，这就是进步得太快，退步得更快。做事业如此，做学问如此，做工夫谈修养也是如此，不要求急进，太快了不是好事。急进容易落于侥幸，侥幸得来的，就不能长远保存，一定要工夫到了才行。凡事要慢慢来，这就要记住孟子这两句名言「其进锐者，其退速」。现代青年，往往犯了「喜欢快速成就」的毛病，结果基础不稳固。就像写毛笔书法，只求快意，草书不像草书，简直是鬼画桃符，他自己却说是创新的书法。假如古代有草圣之誉的米南宫（米芾）见到，恐怕也要跪下来投降了。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亲亲」、「仁民」、「爱物」三个阶段。
美国以前的总统卡特，一上台就大谈人道主义，于是人道主义的口号，在美国盛行起来，西方一些国家也跟着喊。但是做了多少？做了没有？越南难民漂流在海上，外国轮船望望然而去之，虽见而不理不睬。我们台湾的轮船、渔船把他们救回来，一批又一批，安顿在澎湖好好生活。我们如果到了外国，或者遇到外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仁」的文化，早已经是「超人道」的了。卡特的人道只是以人为本位，是自由主义的个人立场，是人与人之间的；中华传统的仁道是「亲亲」、「仁民」、「爱物」。现在美国人所号称的人道主义，是以个人立场争取自由，只是「亲亲」之后「仁民」阶段中的一个小节而已。
至于孟子说的「爱物」是什么内容呢？这是说人对于万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也都须要对它们有爱心，这是仁义之仁的「仁道」，不同于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道主义」。虽然爱心也由仁心而来，但到底不像对人那样仁慈，所以孟子说「爱之而弗仁」。他进一步说，对于人类，「仁之而弗亲」，人与人之间是相爱的，是仁慈的，但是不如对自己亲密的人那么亲切。这也就是前面所引述过的，假若孔子与释迦牟尼，救两人溺水的母亲，谁先谁后的道理。「亲亲而仁民」，儒家的仁是个人先亲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推而广之，以及于整个人类，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仁民」，然后进一步「爱物」。所以修养是以自己为基础，然后扩充范围，及于天下，次序是慢慢来的。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
孟子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务」就是当前必须做、应该做的，也就是「时务」。大智慧的智者，对万法的根源，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知者」在运用智能处理许多事务时，就看哪一件事在时间、空间上最为紧要，要先做紧要的，这就是「当务之为急」。
例如在一个废墟上开始建设，若想三个月内，把一切都同时完成，那是一样也做不好的。一定要先开道路、接电源，一步一步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一个仁者，心怀仁慈，对万物都慈悲，对所有的人都爱，这也是一下子所难做到的。第一步要亲近有道之士，之后有了仁心，才能救天下。「尧舜之知而不徧物」，尧舜是圣人，他们的智能，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天下治好；圣人要「急先务也」，也是要先看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先做的先做。「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尧舜是圣人，极仁爱，爱天下之人，他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平均普遍地爱尽天下人，所以他先要找好的人来治理并教化老百姓。
「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这里是从孝道的礼节上，来作一个结论。
孟子说：在孝道上，为人子女的，对生身父母不能够服三年之丧，以反报父母三年怀抱的爱心，反而要求晚了好几辈的孙子、曾孙、玄孙们守孝，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哭。事实上隔了几代的人，时光又差这么远，实在没有情感，哭不出来，父母却一定要他们哭。
孟子又引用《礼记·曲礼》所说进食之礼的道理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用手抓饭抓菜送到口里，喝汤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对于这样有失饮食礼仪的，不加过问；而对于别人咬肉干时，牙齿响了一下，却去注意有没有掉牙齿，这就是只注意不相干的事。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是如此，当注意的不注意，不当注意的去注意，都是不急之务。现代许多青年，最应该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业前途，但他不去关心，却去关心一些不相干的事。
刚才孟子举出的「缌」、「小功」、「三年之丧」，是有关丧祭的礼节，在中国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分量。不但孟子屡次提到，在《论语》中，孔子也多次提到。孔子在整理礼乐的时候，在《礼记》中，除了有《丧服小记》一章专门记载这个问题以外，在《曲礼》、《檀弓》等等篇章中，也有所记述。对于丧事的礼节，规定得非常详细，连一根丧杖的粗细，束头发的绳子或簪子的质料形状，也都有记载，可知古代对于丧事的安排和礼节，是非常严谨而郑重的。
这些记载，读起来似乎很繁琐，但做起来并不麻烦，可以恰当地表达后人的伤痛情感和尊敬；在形态上也很能表现出家庭亲族，以及社会伦常，对一个生命消失的悼念。只是后世的人，有些在「做给别人看」的目的下，增加了许多铺张，甚至把丧事几乎变成了喜事，吊丧有如参加酒会，藉此交际应酬，在经济上更形成一种无谓的浪费，而为大家所诟病。
尤其近二三十年来，丧礼的仪式与精神，几乎完全没有了，而美其名为简化，但所做的，则正是那些不应该有的铺张浪费。这种情形，不但在殡仪馆中可以见到，在马路上的出殡行列，也每使人有不知所云之感。即以报丧一事来说，应由丧主亲往有限的亲族家中报丧，才是尽礼，不该报的则不可去报。现在却不行登门报丧的礼仪，而浪费上千上万的金钱，在报纸上大登其讣告，而所有刊出的讣闻，连辈分、丧服都错误百出。这里顺便作一介绍。
《孟子与尽心篇》关于服丧
只有五种，称作「五服」，其等次如下：
一、斩衰（音斩摧）：守丧时间为三年，所穿丧服用最粗劣的麻布制作，不缝下边及旁边。
二、齐衰（音资摧）：守丧时间，杖期的一年或五月，不杖期的六月，丧服用稍粗麻布制作，缝边。
三、大功：守丧时间九个月，丧服用粗的熟麻布制作（即经漂白后的粗麻布）。
四、小功：守丧时间五个月，丧服用稍粗的熟麻布制作。
五、缌麻：守丧时间三个月，丧服用细的熟麻布制作。
这里有「杖期」与「不杖期」，就是「执丧杖」或「不执丧杖」。丧杖粗为一搤，就是大拇指与食指，绕成一圈那么粗；长不过膝，就是和下腿一样长；外面裹以刺状的白纸，但所用的质料，因死者的性别而不同。男性用的名苴杖，用竹制成，以其圆形象天，性贞，四时不凋谢，表明子为父礼中痛极，自然圆足，有终身之痛。女性用的名削杖，用桐树削成四方形的杖，以象地，表示桐随时间的转变到秋天即凋落。母丧外虽削杀，服也从时除，而桐心是实的，终身之孝心，当和对父亲相同（桐）。由此可知在礼仪上的每一细小事物，都不是随便规定，而有其深刻的含义，一定的表征。
另外还有一种杖，俗称齐眉杖，是妻子死了，丈夫服亡妻之丧而用的，也是用桐制作，但杖的长度，高与眉齐。不过这是东汉时，梁鸿、孟光夫妇举案齐眉的故事发生以后，才有的礼仪。因为齐眉杖，就是象征夫妻相敬的意义。在讣文中，看到自称「杖期生」的，就表示丈夫为亡妻执这种「齐眉杖」。不过，如果父母尚在，则不可以执这种杖，所以凡在讣文上看见有「不杖期生」的，就知道死者的公公婆婆或其中之一尚健在的。
另外还有两种特殊的服丧，一种名「降服」，一种名「反服」。所谓「降服」，如兄弟二人，弟弟无子，哥哥将一个儿子过继给弟弟继承宗祧，成为弟弟的儿子。但当这孩子的生父死了以后，还是要服丧，只是不必服三年的斩衰之丧，可以降低服一年的齐衰之丧，在讣文上称「降服子」。女儿出嫁也降服。至于反服，则是尊长执卑晚的丧，如父亲执长子期年的丧，或执众子五月之丧，名为反服，讣文上称「反服父」。
关于丧服的体制，大约分为六大类：一、本宗九族五服。二、妻为夫族丧服。三、出嫁女为本宗亲属降服。四、为本生亲属降服。五、妾为家长族内服。六、外亲服等。关于丧服的详细规定，可参考《幼学琼林》。
孟子这是批判梁惠王与齐国的战争，那一次的结果，是梁惠王大败。这次战役大家都知道的，是齐国的名将孙膑，和他的同学庞涓之间的故事。当时梁惠王还是魏惠王，他用庞涓当元帅，兴兵去攻击齐国；齐国则用孙膑为帅抵御，最后齐国打败了魏国。因为庞涓被诱进一个峡谷之中，两边万弩齐发，他无处可逃自杀而死，连梁惠王的太子也被俘虏了。在这次战役以后，魏国迫不得已，迁到大梁，所以魏惠王才改称为梁惠王。《孟子》这本书，一开始是孟子见梁惠王，那是魏国这次战役大败之后。至于这里一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则很难确定，但他是和学生公孙丑说的，应该是公孙丑在齐国任仕的时候。
下篇
《孟子与尽心篇》圣贤事业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尽心》下篇一开始，就讨论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在仁（人）道哲学上的大问题。
第一句「不仁哉，梁惠王也」这句话，就等于是后面几段文章的标题。
孟子这是批判梁惠王与齐国的战争，那一次的结果，是梁惠王大败。这次战役大家都知道的，是齐国的名将孙膑，和他的同学庞涓之间的故事。当时梁惠王还是魏惠王，他用庞涓当元帅，兴兵去攻击齐国；齐国则用孙膑为帅抵御，最后齐国打败了魏国。因为庞涓被诱进一个峡谷之中，两边万弩齐发，他无处可逃自杀而死，连梁惠王的太子也被俘虏了。在这次战役以后，魏国迫不得已，迁到大梁，所以魏惠王才改称为梁惠王。《孟子》这本书，一开始是孟子见梁惠王，那是魏国这次战役大败之后。至于这里一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则很难确定，但他是和学生公孙丑说的，应该是公孙丑在齐国任仕的时候。
孟子批评梁惠王太不「仁道」。他说一个实行仁道的人，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就是有大仁慈之心，平等对待所爱与不爱的人。人都有私心，比较偏爱自己的人，人性本来就是如此，虽是缺点，并不算什么过错。但是一个人若要学圣人的王道，就应该了解人性的缺点，更要修正自己性格上的缺点，把爱自己人的心理推己及人，这就是圣人的仁慈之道。
他说，不仁的人则相反，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一件事本来不应做的，但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发动了侵略，结果给亲近的人带来大大的不幸，所以是不仁。
公孙丑问孟子：你说梁惠王最不仁，这话怎么讲？
孟子说：梁惠王发动战争的结果，军事、外交都失败，因此而生气，为了争取土地，而「糜烂其民而战」。「糜烂」一词，就是不明智地牺牲自己国民的生命财产。
民国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我在日本东京时，曾应邀演讲，我告诉百位在座的日本大学校长、教授们，世界上最可怕的有两件事，一是刀，一是钱。你们日本人，过去做了一次梦，以为武力可以征服世界，所以发动侵略战争，犯了这样大的错误，结果无条件投降，几至灭国。大战结束后，二十多年来，日本能繁荣建设，正是中国人所给予的。因为中国三千多万军人流血牺牲，不向日本复仇，不要日本赔偿，日本才能在这二十多年中重建，繁荣起来。可是现在日本又做一个梦，想成为经济大国，用钱买通全世界。这一个做法，将来所得的果报祸害，比第二次大战的果报祸害会更可怕。无论个人还是家族，权太大了，钱太多了，都将成为自己的祸害。
同样的，梁惠王当时也是这样，战败了就想报复，用各种手段发动战争，又恐怕不能打胜，竟然不惜将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送到战场上作统帅，结果被俘而全军覆没。这是孟子亲眼所见，是最不值得的一次战争。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不但害了中国，还害了日本自己，甚至影响了全世界，造成今日处处变乱的局面。所以日本的军阀，也是最不仁的。
孟子在评判了梁惠王与齐国的战役后，提出了一个军事的哲学观点。
他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在春秋五霸以来，直到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没有「义战」。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没有为公道正义而战。中国上古正统的军事思想，反对随便发动战争，只有为正义而不得已启动战争。所以中国的「武」字，是止戈两字合成的，所谓「止戈为武」，意思是以威武遏阻滥用武力者。这就是黄帝子孙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又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都是「止戈为武」的精神。
孟子接着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这句话像禅宗的话头，「如珠之走盘」不落边际，随便怎样解释，都不对也都对。且不去管古人是怎么解释的，我们从多方面去看看。「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是点题，反正三代以下的战争，几乎没有一次是为正义而战的。但是有些人懂了历史，擅于运用，天下好话说完，坏事做尽，发动了战争，却口称为仁义而战。就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民族主义」、「同文同种」等口号，事实上都是假的，只是说很好听的理论。其实就是侵略。
无论就上面哪一种解释来批评，梁惠王的这次战争，都是无道的侵略。孟子提出「春秋无义战」，但并不是绝对反战。如果是为正义而战，为仁义而战，那是「不得已而用之」，是应该的战。但是为私欲，为兼并侵略别人而发动战争，这是无义之战，战得没有道理，就应该反对。
他又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这是以春秋笔法，讲到「征」的问题。所谓「征」，孟子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定义，是「上伐下也」，上面打下面叫做「征」。譬如说，中央政府看见某一地方有盗匪，或者地方上两边发生了战斗，于是出兵去消灭盗匪，干预阻止地方的战斗，这是「征」。如果上面发现下面做得不对，出兵以武力去纠正，干预、阻止，或用武力去解决地方的纷争与错误，也是「征」。这是「征」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敌国不相征也」，这个「敌国」的「敌」，不是仇敌，而是平等相对立的意思。譬如古文中称「夫妇为敌体」，并不是说一对夫妇成了仇敌闹离婚，而是说夫妇是平等相对的两方。齐国与鲁国，都是受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地位相等，爵位相等，都一样是「公爵」；而且人口相当，领土幅员也相当，那就是平等的兄弟之邦，就称为「敌国」。这样的两个国家，是不可以「相征」的，应和平相处。对方如果没有对不起我方，没有侵害我方，就不应该出兵去攻击对方。像梁惠王出兵打齐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时齐、魏两国，是两个独立国家，小怨或者有之，但绝无大怨，梁惠王（当时是魏惠王），怎么可以出兵去打齐国呢？假如是齐国犯了大错，除非中央周天子发布命令，号召各路诸侯联盟，才可以征伐。现在齐魏是「敌体」之国，魏并未奉到中央政府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出兵去攻击齐国呢？
事实上，从春秋到战国，各国诸侯，根本就没有把中央周天子放在眼里。春秋之五霸，战国的七雄，诸侯各国之间的互相攻击，都自称「出征」，是歪曲了「征」的传统文化定义。后世也这样说，错用「征」的名义，产生了错误的观念，而形成一个思想问题。例如后世的国际战争，在战斗之前，先要通知对方，犯了什么错误，限期改善，否则将要以武力对付；现代叫做「最后通牒」，音译为「哀的美敦」书，如仍不改，于是宣战。我国古代名为下战书，然后展开战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不宣而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在中东，在非洲等地区发生的国际性战争，都是不宣而战。
讲到战争的道理，这种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不论当时如何强盛，最后在历史的纪录上，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可是这一个道理，还是有问题，也许是因为有人发问，所以孟子答复如下。
《孟子与尽心篇》历史难读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说，历史的记载并不一定全部可靠。我常说，历史的记载，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很多事实却走了样；而小说的叙述，人名、地名、时间都是虚构的，而故事却常为事实，这是历史与小说的不同之处。正史有时候记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所以历史是很难读的。例如读《春秋》，非要把全部《春秋》读完，反复研究，才可找出孔子写《春秋》的精神及历史的背景。又如司马迁仿《春秋》笔法而写的《史记》，也是很难读的，其中汉高祖、项羽的传记，写他们两人好的一面，写得真好，只稍带一点点瑕疵；而真正不好的一面，却写在另外一些人的传记中。所以要看完全部的《史记》，才能懂得《史记》，只看一篇，或若干篇，是无法读懂《史记》的，当然也就不会真懂历史了。
后世的历史，都是如此。例如大家都说，在汉高祖之后，唐太宗是最英明的皇帝。我们读了《贞观政要》，感觉唐太宗的确很好，可是另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看看唐太宗好不好吧！有一个人，追随唐太宗很久，也很有功劳，但唐太宗硬是不喜欢他。这个人有一天说：「人是要靠命运，不知道哪一天，我的运气才会好起来。」唐太宗对他说了两句名言：「待予心肯日，是汝运通时。」等老子哪一天高兴的时候，你的运气就来了。这居然是当皇帝的人说的话！十足反映有钱有势的人的心理状态。透过这两句话，所有唐太宗的一切好，是否须重新判断呢？
再看唐太宗建立了考试制度，在第一次考试后，他站在高台上，接受考取的士子们朝见。士子们山呼万岁，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意思是说，我设了一个圈套，天下英雄都投到我的圈套里来了，被我笼络住了，听我摆布了。从他的这句话中，就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可爱，只能成就一个霸业而已，没有圣君道德，不像尧舜那样的味道。看通了历史的这一点，哪一个帝王不是如此啊？这就叫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为什么在这里插进来讲这个道理呢？他上面说到「春秋无义战」，跟着说到「征伐」，说「征」只是「上伐下」的战争，而不能随便用「征」的。当时战国的诸侯之间，随便出兵侵略，还要说是「征伐」，这是不应该的。
此时也许有一个人问孟子：商汤攻击夏桀，周武王出兵打殷纣，不都是以下攻上的部下叛变吗？为什么历史上却称他们是征伐，说是汤伐桀，武征纣呢？纣王虽坏，也轮不到做部下的去推翻他。而且历史上记载，周武王打纣王的时候，血流漂杵——所流的血，可以把舂米的木杵都漂起来。血流成河，可见杀了太多人，居然还说周武王是仁者之师！
这一问，大概问得孟子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捋捋胡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时候历史的记载对一件事难免有过分渲染之处。可是回转来，读了《孟子》这部书，也可以对孟子说：「尽信你，则不如不信你。」所以历史是很难说的。
关于这方面，我们有几个史例可以提出来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司马迁的《史记》，写到周武王出兵打纣王的时候，周文王找到姜太公商量这件事，司马迁用了「阴谋修德」四个字，作了定论，说文王与姜太公这两个老头子在一起阴谋，然后才由武王出来起兵，所以武王之伐纣，是预先有布置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阴谋」两个字，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要读完了《史记》，而且要仔细地读，才可以发现，这两个字就是对文王、武王、姜太公的一个定评。
后来到了明朝，有一个和尚，就是禅宗的莲池大师，写了一首歌，题名「七笔勾」。因为他读了全部《史记》，读到「阴谋修德」这里，对于文王、武王、姜太公等等一笔勾，把圣也者，贤也者，都勾掉了。所以司马迁写完了《史记》，吹个大牛说：「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意思说，我写的文章，你们都看不懂，将来终会有人读懂。这是他轻视同时代的那些人，认为那些人都看不出他在文章中所涵蕴的历史哲学。
另外有一个人，就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邵康节，一生不出来做官，他有两句名诗：「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这是说，尧老了把皇帝的位置交给舜，舜老了把皇帝的位置交给禹，推位让国，是和谐的交待；而商、周的征伐是和下棋一样。他看历史如此，觉得人生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始终不出来做官。可是他这两句诗，我们不要会错了意，那并不是洒脱，而是含有无限的血泪。简单地说，「唐虞揖让三杯酒」就是恭敬退让；「汤武征诛一局棋」就是有布置的，预谋的。这是邵康节明显而真正的意思。这并不是我故意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告诉大家，读书要读得多，而且要相互贯通，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否则就被邵康节美妙的文字骗过去了，还真以为他好洒脱，把历史上人物个个赞好，如此轰轰烈烈的大事，写成了「三杯酒」、「一局棋」。如果真认为如此，那邵康节在棺材里都会笑了起来。
邵康节是北宋末期的人，无所不知，他在洛水桥上听到杜鹃鸟啼，就说天下将大乱，吩咐儿子搬迁，从洛阳远迁到四川。他指出地气——宇宙之间有一股气势，这股气势，如果由南向北行，天下必乱；反过来由北向南行，则天下必治。所以南人为相天下必乱。自古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都与地气有关。宋朝后来不久，王安石以南人当宰相，果然就开始启动了天下的乱局。而洛阳在那个时候有杜鹃啼，正是地气由南而北的兆头。
邵康节是北宋晚期的人物，他曾经推算过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演变情势，一直预言到今日以后的时代。而在今日以前的历史变迁，他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当时曾有好朋友问他，宋朝今后的情势如何，他一句话也不作答，回到家里，寄了一部《晋书》给这位朋友。我们知道，晋分东晋西晋，宋朝后来也分北宋、南宋，而且南北宋半个天下的国势，几乎和东西晋的国势完全一样。可是，他是宋朝时代的人，不能明白地说出来，如果说出来要杀头的，只好用这部《晋书》，作为强烈的暗示，看得懂的就心里有数，看不懂只有自认蠢才了。
所以我对他的那两句诗，各下一个脚注：「唐虞揖让三杯酒」——恭敬谦让的，「汤武征诛一局棋」——有预谋布置的。
有学生问孟子，既然「上伐下」才是「征」，汤武之推翻桀纣，明明是以下去叛变上，历史上怎么可以说是「汤武征诛」？孟子对于这个问题，只好用这个「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辩解了。假如我是孟子，站在教育的立场，也不能不想办法辩解一下，这就是一个宗教家、教育家的苦心，明知道有坏的一面，也不好揭穿；被人家揭穿以后，也必须要去把它扳正。
「汤武征诛」这四个字的历史记载，后世用惯了，便认为汤武革命是征诛，忘记了古人用这两个字的本意，是对汤武的这个举措，含有谴责的意义。这正是春秋的笔法，有如「郑伯克段于鄢」，用「克」字以谴责郑庄公，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句话：「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三代以上的人，若好名则无所不为；三代以下的人，假如好名，就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官，希望在历史上留名。向这个目标走的话，社会就比较安定。同一个理由，在三代以上，对于「征诛」的看法是对的，而在三代以下，则是靠武功治天下，以成盛德。
从这个道理，想到清朝的龚定盦。他这个人很怪，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现代许多人，都在思想学说上受他的影响。他的儿子也怪，诗也怪，他有一首有关历史哲学的诗：
少年虽亦薄汤武 不薄秦皇与武皇
设想英雄垂暮日 温柔不住住何乡
诗的意思是，向来就看不起商汤和周武王这两个人，专门说假话，真抢了别人的天下。对于秦始皇与汉武帝，则不会看不起，因为在三代以下，为什么不可以有这样的雄才？中华民族的英雄，就应该有这样的雄才大略。大家批评秦始皇养了许多宫女，汉武帝到晚年也有很多妃子，其实这有什么稀奇？一个大英雄到了晚年，事业成功了，无事可做，不到温柔乡里睡睡觉，叫他到哪里去消磨呢？
至于他们两人，到晚年想求丹药，当神仙，后世也有人说他们错，可是世界上谁不想多活几年，谁想早死呢？而且这求丹药只有他们做得到，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英雄退路作神仙」，英雄不当了，退休当神仙，也是应该的啊。
这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历史观念，也等于是对历史的评论，对于圣人的怀疑。
所以回过头来看，治平天下，无一不是阴谋。因此孟子在这里，也只好救周武王一把，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于《周书·武成》这一篇所记载的事，有些是过分的，其中只有「二三策」是可靠的，其他都不可靠（「策」是上古竹简书本的名称，与「册」字通）。像「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这段话，其中就有问题。因为一个仁人，自然「无敌于天下」，武王当时出兵打纣王，完全是大慈大悲为了救人救世而战争，是「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怎么会流血成河，把木杵都漂起来呢？
其实一次战争打下来，流这许多血，也是平常的事，而孟老夫子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是《武成》这篇书太夸张的描写。我们只好说，孟老夫子这位圣人，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由孟子「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句话，使我们想起近代史上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当太平天国之役，曾国藩、曾国荃练兵为清廷出力，作战九年。曾国荃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以后，曾国藩的好友故旧王闿运（湘绮），回到湖南家乡，写了一部《湘军志》。这部书里面记载的，有许多是使曾国藩兄弟颇为难堪的事，而这些事，也并不是虚构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荃回到湖南以后，有一个人生病，药方里需要几钱人参，可是跑遍了偌大一个长沙省城都买不到，打听一下缺货的原因，原来是曾国荃的府中需用，一夜之间，把整个长沙城的人参全部都收购去了。那种富贵鼎盛时候的气象，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来。王闿运虽然与曾家是友好故旧，仍然将这一类事，用中国史家的精神，毫不客气地一股脑儿写了进去。所以曾国藩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有一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劝他弟弟不要计较，实际上也不敢计较，历史家这枝笔，是无法抗拒的。所以要想做大事，在历史上标榜一个正义之声，也是可尊敬的。
《孟子与尽心篇》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因为谈到军事哲学的问题，可能有人问孟子：假使有人，认为自己擅长于军事——这是指春秋战国时人，如孟子之前的孙武，他曾写《孙子兵法》十三篇。对这种自认为只要依照我的意见，就可一战而称霸的人，孟子都反对，认为都是大罪人。他站在圣人之道的立场看战争，认为那是悲惨的，要死人的。如果一个国君好仁，自然天下无敌，何必以战争取胜呢？
假如有人根据孟子这一思想，把春秋战国三四百年间，好讲军事理论，好发动战争的人，作一个总评，一定是非常有道理的。如白起在一夜之间，活埋赵国的俘虏四十万人，这些事都是历史所痛恨的。一直到清朝，都常有记载说，发现猪的身上有「白起」或「秦桧」的字样。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民间老百姓，对于这种残酷战争和忠奸之人的因果报应的传说和故事，屡见不鲜，这不也正是符合历史记载的精神吗！所以用孟子这几句话，作为对好战者的总评是对的。
可是站在另一方面看，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全国的一战，则全国的战乱，可能还要延长很多年，死的人会更多，苦难会更久。所以从纯军事哲学的立场看，有战争才能使天下太平。现在时代进步了，甚至可以写一篇歌颂战争的文章。
我认为战争与不战争，很难说该与不该。战争犹如一把刀，操在医生的手里可以救人，操在奸恶之人的手里则会杀人。刀刃的本身无善恶，战争的本身也未必绝对是罪恶。
但是孟子接着引用上古尧舜的历史，说他们南征而使北狄怨，东征而使西夷怨。这些夷、狄，都是边疆地区的落后民族，抱怨尧舜为什么不早来统治，也就是表示希望获得文化的孕育，能过文明的生活。本来由上伐下为征，为什么对他们也叫做征？那是在文化上的一种看法，认为文化落后的野蛮地区，就算是下。
接着他说「武王之伐殷」——注意，这是孟子自己说的话，对于武王革命，孟子没有用「征」字，只有用「伐」字。其实认真研究起来，这个「伐」字用得也很勉强。当时武王用的战车是三百辆，部队三千人，而且向老百姓宣布：大家不要怕，这次战争是为了使天下老百姓得到安宁，不是和老百姓敌对的，只要将暴虐老百姓的纣王处决就好了。因此老百姓们看见武王的部队到来，高兴得跪在地上磕头，五体投地，额角触地发出响声来，这就是「若崩厥角稽首」，俗话叫「磕响头」，是一种至诚恭敬感激之情的自然流露。不过古书上的记载，是一种表现于外的态度，而有人则说，在内心上，他们也许并不是高兴得「磕响头」，而是害怕得磕头如捣蒜。当然，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事实上，这两种不同心理的人都有，战争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孟子又为军事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征之为言，正也。」「征」就是「正」，要治国平天下，必须先诚意、正心、修身，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用武力，逼迫不正的人，非走向正道不可。孟子认为，战国当时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争夺而战，为争私利而战，所以战争就是争战，不是诛，也不是「伐」，更不是「征」，如果为了匡正人家，则不必用战。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说：一个制造车轮的好木匠，在一根木头上取方取圆，技术很高明，但他教别人时，只能教制造的原理与规矩，没有办法使人的头脑变灵巧。就像现在的学校教育一样，只能教学生各种知识，至于如何去运用这些知识，以及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家，则不是老师可以教成的，还是要各人自己努力才行。
他又说：舜当帝王之前，在外面流浪了五十多年，那时，吃的只是糙米干饭团和野菜，好像将来就是这样平凡地生活下去，不怨天，不尤人。晚年当了帝王，「被袗」，就是穿得好了。穿好衣服是自舜开始的，因为有别的国家送了很好的蚕丝来，舜还说不要，他的两个太太，就是尧的女儿劝他收下，用来织了一件衣服给他穿。舜于是穿上了好的衣服，自己也爱好音乐，经常弹弹琴，又有两个太太服侍，但他也不觉得自己享受，似乎本来就如此，和平常也没有什么两样。他穷也穷得，富也富得，他的人生就是如此平静地生活下去。
这两方面连在一起，就是说，对于一个人，传给他知识，没有办法使他有智慧。读了书，应该明白道德的规范，知道怎样做人，但如果呆板地守道德，就变成书呆子，被书困住了，也很糟糕。所以再说到舜，能贫贱，能富贵。舜的榜样，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永远显得平凡。这就是人生的巧妙运用，处什么环境，站什么立场，就采取什么态度。以过去的俗语来说，就是「到了哪一个坡，就唱哪一支歌」。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孟子说：由春秋战国的历史果报、社会果报看来，我知道了，凡是杀别人父兄的人，自己的父兄也会被别人杀。所以好杀人，好发动战争的，结果等于自杀。
这是孟子早在几千年以前说的话，后世到了明朝，有人作了一首剃头诗，因为民国初年，剃头才叫做理发，以前杀头也叫做剃头。这首诗很妙。
闻道头可剃 人人都剃头
有头皆可剃 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 头还是我头
且看剃头者 人亦剃其头
这首白话诗，也可以用来说明孟子这段话的真意。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这个思想，不但孟子在这里说到，更早以前，孔子在《易经·系辞传》里，就已经说过了。
他说，古代在国境边界上筑一道城墙，目的在防御暴力的侵略；现在不同了，建筑军事工程，设立基地，是为了攻击别人的。这是孟子对人类文化、道德堕落的感叹。
他接着说：人要行仁义道德之道，自己本身如果不能有高度的修养，那么在家庭中亲如夫妻之间，彼此都会有戒心，要防备一手；兄弟姊妹，更是如此。如果自己没有高度的修养，不以仁义道德处事，不能让人感动信任或敬佩，在指挥别人的时候，连妻子也指挥不动了。
他又说：人人都想求利，但是个人求利时，如果能让天下的人也得到利益的话，即使遇到凶年，也没有关系。因为平日给别人方便，自己也一定得到他人给的方便。
如果更进一步，把道德的思想行为，扩充到整个社会，遇到变乱动荡的时代，也就不会受害了。这几段是讨论道德修养与自守的重要，下面就说到社会风气的变坏与道德的衰败。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说，后世有人的心理是好利，有人的心理是好名，为了好名而做高人。历史上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如齐愍王，为了历史上能够写他公天下、做尧舜，为了好这个名，盲目地把国家让给一个最差劲的宰相，好名竟然好到这个程度，结果出了大乱子，几乎亡国。所以孟子说：好名的人可以「让千乘之国」，可是这种让国，不是道德的，而是满足自己好名的欲望，这不像圣君的让国，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人都是生活在名利之中的，如果一旦侵害了他名利上的需要，纵然是一碗豆浆，一个糯米饭团，也会跟人动刀的。
孟子对于人性坏的一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作一个结论，提出政治上的大原则。
他说：领导一国大政治，首先要相信仁者、贤者；能够相信「仁贤」的人来治国，来指导，国家的文化才能充实，才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否则，国家尽管富强，如果在文化上没有正确的思想与观念，则只是一个好看的空壳子。这也就是说，精神生活的重要，超越了物质享受。所以礼义很重要，如果没有礼义，则天下要大乱。除此之外，还要有真正好的政策，没有好的政策，国家的财政就要崩溃。所以正确的思想、良好的文化以及经济基础，这三大原则是三个重点。
他最后的结论，仍然指出仁道、仁政的重要，因此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抢来、偷来、骗来，用种种不道德、不正当的手段得来领土、权力、地位的人，在这个时代，有的是。像老一代的人看了《三国演义》说：曹操的天下偷来的，孙权的天下抢来的，刘备的天下哭来的。小说上说刘备借荆州，借了不还，后来孙权派人去讨，刘备急了，不知如何应付。诸葛亮告诉他：债主来了你不必说话，只管哭就好了，由我来谈判。果然诸葛亮利用刘备的眼泪，把这笔债赖了，刘备由此而起家。这都是「不仁而得国」，占据一个地区称王、称霸的情形是有的。至于说以这一类的手段而统一天下，又得到天下老百姓的拥护，却没有看到过。
《孟子与尽心篇》民为贵的真义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讨论这段之前，我们先清理一下几个概念。
上古发洪水，共工氏的儿子句龙，让人民住到高地和土丘上，每丘住二十几户人家，这是最早的社。后来句龙被奉为土神，也叫做社神，也叫做后土。稷呢，有不同的传说，但都是指主管农业的人被奉为农神，也叫五谷神，也叫后稷。因此，上古以农业安身的农耕文化中，社是社，稷是稷。
社稷的概念，是从夏朝家天下以后才有的。一个宗姓家族聚居在一起，慢慢发展，从小的社变成大的社。那么，一个宗族有族人，有土地，以农业为主，共同祭天、祭地、祭祖、祭神，就形成了宗庙社稷。因为宗族社会是以家天下为基础，宗法社稷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社稷引申为江山天下，引申为国家，也是从夏朝家天下开始的。上古尧舜禹三代是公天下，还没有社稷的概念。
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社稷。譬如，唐朝是唐朝的社稷，唐朝皇帝姓李，由他李家做主。宋朝是宋朝的社稷，皇帝姓赵，赵家做主。朝代更替，但各家的宗社还是自己家的，只是由不同的宗社为社稷的代表，谁上台成为天子，代表国家，就以谁家的社稷为主。中华民国推翻清廷之后，有没有社稷呢？有，国民党建立的忠烈祠相当于社稷。所以说，人民、社稷、诸侯天子，都是不同的概念。
中国这方面的文化，大家很少搞清楚。譬如封建是什么？封建是分封诸侯建立各自的诸侯国，人民拥戴各个诸侯的政权，所有诸侯的中心共主叫做天子。天子代表国家，分封那些有功劳的为诸侯，到各自的地方去自治，文化精神归到中央，这个叫封建。诸侯有诸侯的社稷坛，天子的社稷坛则代表全国；天子是代表诸侯共主的文化精神；而诸侯有诸侯的政权范围，天子有天子的政权范围。所以，诸侯、天子、社稷、政权，不能混同在一起。
大家先要把这些内涵搞清楚，再来继续研究孟子的这段内容。
大家都知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是孟子所提的一个政治哲学上的大原则。
在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制度，倡建民主政体的时候，一般的政论和宣传文字，经常引用孟子这几句话，指称我国古代固有的政治思想，就是民主的。这种说法，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孟子这几句话，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如果一定以西方的民主文化来比拟，说这就是民主，我觉得大有商榷之处。孟子说的「民为贵」，并不是「民为主」，所以应该说，这不是西方的民主，因为它在精神和形态上，都与西方的民主不同。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包含在「民为贵」的原则里，但不能因此就说「民为贵」等同于西方的民主思想。实际上，孟子这一政治哲学思想，是以民主为基础，而以君主制度，为实施民主精神的政治机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本制度，我们只要看孟子在后面所作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国家政府的建立，是属于全国国民的；民权的执行，是属于中央政府的。至于中央政府的制度，是帝王，是总统，或其他的名称，则无严格的限制。但必须「得乎丘民」，要获得全国国民内心以及行为上的拥护。
所以，我们翻开七八十年前鼓吹革命的文章来看，有些人对孟子这几句话，所作的任意解释，产生了很大的流弊。在将来，也许不出一百年，中国的文化史、政治史上，对于有关这方面的文化思想，一定会有所争论的。
孟子的这一政治哲学原则，有三个层次，刚才简要提出，现在继续研究：第一，「民为贵」。「贵」的意义，在这里是「重要」，人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在后面有所解释。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思想，便和这个原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社稷次之」。「社稷」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是国家的象征。上古尧舜禹是公天下，从夏商周的家天下起，中国古代政治就是君主制度，君权至高。但是在帝王之上，还有一个精神的制约，可以叫做天，也可以叫做道，可以叫做神，也可以叫做祖宗，是宗法社会的中心精神。而所有这些，统称之为「社稷」。这一个抽象的名词，也有实物作为表征，在北京则有社稷坛，人们对这个坛非常重视崇敬，连皇帝都要来跪拜，它代表了国家。
像现在外国的元首来访问台湾，就要到圆山忠烈祠献花敬礼，忠烈祠则代替了过去帝制时代的社稷坛与帝王的宗庙。在帝王时代，外国的元首或使臣来访，除了晋谒国家的元首外，还要拜宗庙，因为是家天下。例如宋朝的皇帝姓赵，那么宋朝的宗庙，则供奉着赵家已故的祖先。社稷则同样是象征性的。换句话，社稷的观念是宗法社会精神的民族主义，代表国家的观念，一个国家之所以成立，有三个条件：人民、土地、政权。政权是虚构的，靠前两个捧起来的。
再如我们旅居国外，看到自己的国旗，就有无限的崇敬和情感，因为国旗代表了自己的祖国，也代替了古代社稷的精神。但这也只是勉强地比拟，因为很难用现代事物或名称，来作完全符合社稷的解释。假如说「社稷即国家」，也不符合社稷的原意，因为国家也不能「次之」。抗战时期，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陪都重庆，设有精神堡垒，就有相似的含义，但胜利后，又无形中废除了，且从未订为制度。所以实在没有一个现代名词，可以来解释社稷的准确含义。
第三，「君为轻」。这里要特别注意这个「君」字，并不一定代表中央政府的天子或帝王。在中国文化的古意中，「君」就是「长老」，年高德劭可以领导群伦的人，则称「君」。在帝王制度中，帝王为大家长，自然也称「君」。例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君」，等于现在的「家长」、「户长」等，称已去世的父亲则为「先君」。
大家一定读过王勃作的《滕王阁序》，其中有两句「家君作宰，路出名区」，是说我的父亲在某地做县长，我去看他老人家，路过你们这个著名的地方。
王勃写这篇序时，只有二十几岁。原来并不打算去南昌的，不料路上遇风，航行不便，才将船改泊南昌避风。靠岸以后，看到江边新盖的一座楼阁，嵯峨瑰丽，非常漂亮，就信步前往参观。进去以后，发现江西的都督，正在大宴宾客。原来这座楼阁，正是这位都督所盖，刚好这天落成，命名为滕王阁，所以大宴宾客，并且准备要他的乘龙快婿，席上作序，以便在文武僚属的面前，出出锋头，露一手文才。
王勃在里面看到满阁冠带，都是各地衙门的首长；他出身世家，当然也满不在乎，看到一个空位就坐下来，却不料一下就坐在那位都督女婿的席位上。当主人与他的女婿来到时，就有人告诉王勃，坐这个位置的人，是要即席写序的，本意是希望他知难而退。可是王勃说，写序就写序，这有什么难处。于是提起笔来，就「南昌故郡，洪都新府……」一篇《滕王阁序》，一挥而就。在座的文武百僚，读了这篇序后，无不赞好。这位都督见王勃年纪轻轻，居然一下子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来，心里也不禁佩服，知道自己的女婿，绝不可能作得更好。而王勃也由此一举成名。
且不去管王勃的文章好坏，我们随意举出这一篇大家都知道的文章中「家君作宰，路出名区」两句话来，说明「君」字的意义。
至于孟子这里所说「君为轻」的「君」，是指各国的诸侯。因为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也称「国君」、「君主」，为一国之君。只是那时的「国」，在政治体制上，还是中央政府天子的臣，是由天子册封的，仍受天子的管束监督，相近于现代我国的省或美国的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