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公孙丑（下篇）
孟子与公孙丑（下）（01）天时 地利 人和
《公孙丑》下章，是由养气、不动心的个人修养问题开始，发挥到外用的行道。把个人的学问修养行之于社会，贡献于国家、天下，真做到了，就是圣人。目前学术界流行起禅宗，到处都是禅，一般人看了几本书，好像就懂了禅，其实连禅的影子都还没有看到。就算真悟了道，也还是困难重重，正所谓“悟道容易，修道难;修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成道难;成道容易，弘道难”。这条圣贤的道路实在是不好走的。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天时 地利 人和
孟子在此举出当时的时代事件以及他个人一生的事迹，给我们作参考。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段话说得很妙，颇有《孙子兵法》的味道。我们前面曾经提过，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很高，所谓“天、地、人”三才。上天、下地、人居其中，参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中国人自称万物之灵，说起来实在蛮难为情的，这是人自吹自擂、自我陶醉的说法。不过在我想来，牛、猪、马、鱼这些万物会把我们人类看成“万物之魔”，是专门吃它们的坏蛋。但是在人的立场，的确不错，人是天地间最能干的，因此有所谓“天地人”三才的观点。而孟子在这里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论国家天下事或者个人的一生命运、成败得失，都离不开天、地、人这三项要素。虽然三者中最重要的是人和，但是三者息息相关，缺一不可。如果说只有人和，没有天时，也不得地利，还是成不了事。
天时相当于命运，地利相当于环境，人和则相当于伙伴。孟子这句话言简而意赅，不仅可作为军事哲学的纲要,而且是政治哲学的中心;小而言之，也是个人成功哲学的原则。于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名言。我们看美国总统大选，当年卡特当选新任总统，当然是得人和的缘故啰！但绝对是人和的因素吗？不然！还配合了天时。为什么还配合了天时呢？这些年来，美国不论在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令人失望，使得民情急于求变，希望能打出一片新的局面。因此卡特就在天时、人和的有利条件下脱颖而出。
说到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里那位拿鹅毛扇的诸葛亮，早在未出茅庐之前就断定了“三分天下”的局势，他所依据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要素，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者势均力敌，因此造成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至于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大得“人和”。春秋时各路诸侯都没有他这样威风,但是他不得“地利”，以致无立锥之地，“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同时他又不得“天时”，时代大势所趋，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他有“时哉！时哉!”的感慨，乃至最后的“获麟而叹”。年轻同学将来到社会上做事，不论献身任何一种行业，也不论立志于大事、小事，都必须注意这三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
孟子这句话是针对什么而说的呢？古人好像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
依我个人看法，孟子当时因对各国的政治、军事有所感触而发此言，好比是个时代评论。那么孟子这句话所依据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晋国。晋国在春秋末年时国势衰微，政权操纵在四个大夫手里，就是智伯、韩、赵、魏这四位。后来智伯有心篡位独揽政权，于是配合韩、魏，共同攻赵。赵襄子一路败逃，最后逃到仅剩的地盘——山西一个小城。三家兵力重重把他包围，赵襄子困守了三个月，城里老百姓饿得连老鼠都捉来吃，但是他始终不肯投降。于是智伯观察地理形势，准备利用黄河上游的水决堤灌城，把整个城淹没。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襄子反攻了。怎么反攻呢？原来他策划了间谍工作,反过来说动韩、魏联合起来倒戈，打垮了智伯。虽然这只是春秋时代一个诸侯国里的小小内战，但是在战史上乃至战术上,却是有声有色的一仗。好比元朝当年围攻襄阳六七年，也始终无法攻下。像这种孤城困守的战绩，是什么道理？什么力量？原因何在？值得研究，尤其在座研究心战、政战的朋友们，更要特别注意。
孟子由于这个历史经验的启发，发挥多方面的哲理。首先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赵襄子凭着人和，在困守三个月的艰难下反攻胜利，打垮了敌人。其中涉及了思想战、文化战、经济战、心理战、政治战等，学问多了。
“三里之城”，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环而攻之而不胜”，重重地把人家包围起来，当然是有他的天时因素，但却没有获胜，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的缘故。
相反的，这一段也是说智伯这方面，当时为了攻击赵襄子新筑了一个堡垒，居高临下。“城”、“池”都是古代的战争工事。“城”就是城墙，“池”则是在城墙周围挖的河沟，有如我们现在的战壕。“兵革非不坚利也”，武器战备又新颖，“米粟非不多也”，后勤补给非常充实。结果打了败仗，“委而去之”，输给了敌人，“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地利不如人和”的原故。
这是我们就历史经验所作的解释。刚才我曾说过，孟子这些话是对各国有所感而发的，下面重点就来了。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人民的归顺依附，不能只靠国界来范围；国防的坚固，也不能只靠山川地理的优势;至于威望临于天下，当然也不能只凭借众多的兵力。不论是“域民”、“固国”或是“威天下”，主要关键在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什么叫“得道”呢?就是以“仁道”为中心，再配合文化、政治、教育、思想、经济等种种的德政。后面这些文字都很简单，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来解释了。
孟子与公孙丑（下）（02）孟子的架子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公孙丑》上下两章是相连的。上章是学理的发挥，由内养到外用，下章则引用事例加以说明。下章一开始，孟子先引用大题目，举历史的故事为例，紧接着，孟子要现身说法了。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这段很有意思了，孟子不是在齐国嘛，在齐宣王那里，起码也是客位，是外国来的客卿。齐宣王对他虽然不像对苏秦那样的言听计从，但也蛮尊重他的。孟子有一天准备去看齐宣王，齐宣王也想见见他，和他谈谈，于是就派一个侍从参谋之类的使者来告诉孟子，“寡人如就见者也”，宣王照理说应该来看孟先生的，“不幸有疾”，可是这两天感冒了，不大舒服，怕风。“朝将视朝”，明天早晨早朝开会，会后“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不知道能不能请孟先生去看看他。
要是我们一听，那还不好！一定兴冲冲地说“一定的，一定的”，第二天不到六点钟就起床了，等待着这荣幸的一刻，那多好啊！齐王召见，多神气呀！但是孟子怎么讲呢？“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一我们现在有时候还看到“造门拜访”这个用语，就是“登门拜访”的意思，比“登门拜访”要恭敬—点。我们可不要看到朋友信上说“造门拜访”，就以为他要重新造个门来拜访，那就滑稽了。孟子听到使者说宣王感冒了，不能出门，他就说对不起，我这两天也感冒了，我也不能出门，不能去看君王。你看！孟子架子好大，而且答复得很妙。
第二天孟子却故意到殡仪馆去亮相了，吊祭他一个姓东郭的朋友。嘿！明明没有感冒嘛！孟子的学生公孙丑看了，心里有点发毛，觉得不对劲，就说:老师啊！太过分了吧！昨天还跟宣王说有病不能出门，今天却又亲自出来送丧，给大家看见恐怕不大好吧？这样子对齐王太不礼貌，得罪齐王，也不大好吧？孟子怎么答复呢？“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这没有什么不对呀！昨天生病，今天好了嘛！朋友发丧，我应该到，这是礼貌，这有什么关系呢？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啤，而造于朝。”
齐宣王听说孟子有病，就派人来慰问。其实齐宣王也知道他这叫做“政治病”、“外交病”，既然你不能来，我就派个医生给你看病。孟子的堂兄弟孟仲子，据说是跟随孟子求学的，当时孟子已经出门了，他就出来替孟子应对说:“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之前宣王有命令，请家兄(孟子)去见他，但是他生了病。我们老一辈的人写信，有时会用“不幸有采薪之忧”这种说法，意思就是生了病。这个典故就从《孟子》来，“采薪”就是“打柴”，“有采薪之忧”就是身体不舒服，不能去打柴劳动的意思。
说到这里，又联想起一事，好在年幼时在家读过这些书，否则后来出外做事会碰到些为难的地方。譬如在台北，有位朋友知道你最近没有钱用了，就寄了两千块给你，信上说“以为桂玉之费”，要是现在年轻同学一看，糟了，要跑到西门町去帮他买什么“桂玉”。
到底什么叫“桂玉之费”呢？这个典故出自唐朝，当时首都在长安，许多要考功名的住在长安，到处拜访，请前辈推荐，如果没有人推荐，就不能报名应考。像李白、杜甫、韩愈这些大诗人、大文豪，还没考取功名之前也都很可怜地到处拜托，请人推荐。白居易有一次就基于这个原因，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见面之后，白居易报上名字，这位老前辈一听就说“长安居，大不易”，这里的生活费很高啊！白居易当然说“是啊!是啊！我有些作品，想请您指教”，就拿一些诗给顾况看，第一首诗就是：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位顾先生一看就说，“好！你可以在长安住下来了”。当时长安的生活费相当高，“米珠薪桂”，米的价钱好比珍珠那么高，柴薪的价钱则好比肉桂那么贵。几千年来中国没有朝科学方面发展，于是专门在文字上玩花样，这个典故到后来就演变成“以为桂玉之费”，意思就是给你做生活费，补贴一点伙食费或房租的。我为什么要连带提到呢？因为你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嘛！看到古书，碰到“采薪之忧”、“桂玉之费”这类的词句，你们真要头大了！翻遍了参考资料也无法解疑，因此我只偶尔提到一些，使你们研究中国文化时方便一点。
这个“采薪之忧”，就是指生病的意思，“不能造朝”，不能去见宣王。“今病小愈”，现在病是稍微好了些，“趋造于朝”，已经上朝去啦！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抵达了。于是赶快叫几个人在路上等着孟子，告诉他暂时先不要回家，直接上朝去，齐王等着见他。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我们这位孟老夫子真是聪明，也蛮别扭的。他要求宣王的是礼贤下士的精神，所以一看情形不妙，结果家也不回了，叫部车子转到朋友景丑氏家去过夜。他这位朋友晓得内情以后，就对孟子有一番责备，说得很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制下，一个家庭中，父子间的关系是人伦的中心;出外任职，君臣之道就是维系社会的法纲。君臣、父子间不是阶级的划分，而是礼制的关系。“父子主恩”，父子间以恩情为联系;“君臣主敬”，君臣间则以诚敬为桥梁。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景子说“丑见王之敬子也”，我看宣王对你是够恭敬了，一直低声下气地想办法和你见面，可是你老兄总是别扭，我看你对宣王实在不大恭敬。
对于景丑氏的责备，且看孟子如何答复。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就说:嘿！你这是什么话！你们齐国人对君王的建议向来只陈述利害关系，而没有文化思想最高哲理的建议，难道你们齐国没有文化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仁义之道这根本大计的重要吗？也许你们心中认为，对这些君王们谈仁义，那岂不是自讨没趣，他们怎么会听这一套！如果你们齐国人的心理是这样的话，“则不敬莫大乎是”，那你们齐国人对君王才是大大的不敬。而我一个外国人却不然！我虽不是尧舜，但是我一定建议宣王走万世圣王之路。“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因此你们所有齐国人都不如我对齐王来得恭敬。我所提供的都是最宝贵的意见，而最宝贵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见的，当时也都是不值钱的，无法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看起来既迂腐又穷酸。孟子这套君臣之道的哲理，可说是讲得太高了。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景子又说了:“否”，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的话。你老兄一天到晚标榜中国文化，同时以文化道统为己任，如果以中国文化的古礼来说父召，无诺”，父亲叫你的时候，不可说“等一下就来”，一定要马上就去。国君召你的时候，“不俟驾”，也不能说今天司机请假没有车子，明天再去吧！走路也要走去的。而你本来是要与宣王相见的，但宣王找你几次，你却摆架子始终不去，“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如果依礼法标准，好像不大对吧？他三番两次地请你，而你一直避不见面，我责备你的是这个“不敬”。
对这段话，且看这个以好辩出名的孟夫子如何辩下去。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孟子说:你说的是这个道理啊！于是他引用曾子的话说明中国文化的精神，这里面有很高深的哲理。现在让我们先解释一下原文。当时国际间，晋楚两国的国势都称霸一时。孟子引用曾子的话——“晋楚之富，不可及也”，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国际间不只是你齐国有钱，晋、楚和你们齐国也不相上下的呢！我为什么不到晋国去，不到楚国去，而到你们齐国来呢？这一段话，孟子并没有讲出来，不过他引用曾子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书要注意了，如果只看表面的文字，很多重要的关键就无法掌握。如果话还没有说意思就表达了，就是所谓的大手笔的一种写法，我们读懂了书，也就会写文章了。
在座有些年轻朋友或许会不服气地说，书上明明没写，你怎么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呢？我们继续看下文就知道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晋楚虽然强大、富有，但无法用财富打动我的心。我虽然是一个老百姓，但是我有我的仁道原则;他们有钱，但是我不为他们的钱所动，我的仁道是无价之宝，他们买不动我的。
“彼以其爵”，他们可以给我很高的官位，“我以吾义”，但是我处世以义理为原则，不义的爵位我不要，我有我的人格。他们的爵位和我的义理一比较，“吾何慊乎哉”，我心里没有遗憾，坦然得很！
我们看中国历史，很多人是这种作风，我有学问，可是不帮你做事，不肯助纣为虐;你有钱有势，要花钱买动我，我偏不干！你硬要买的话，那就把吃饭的家伙——脑袋给你，反正这个吃饭的家伙也不能代表我真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可贵的一面。
“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现在是孟子的话了，他说难道曾子讲这话也不合礼法吗？我认为他是有另外一番道理的。今天我到你们齐国来，是尊重你们的齐宣王，认为他了不起，我才来的。下面他引申理由，“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诸位要注意啊！今天社会只讲现实，所谓现实就是财富，房屋住得漂亮，汽车坐得新，钞票多，就是如此而已。另一面的精神天地，则远非现实所能影响。所以孟子在此提出了“达尊三”，所谓“达”，就是共通的;所谓“尊”，就是最高尚的。天下一致认为最崇高可贵的共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爵”，爵位。英国虽然近年日渐没落，但是还保有这种制度。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年以来，用的不是大英律法，绝大部分是皇清律，是沿用清朝的法律。当然，随着年代的变更，条文也有所变动，但原始蓝本是皇清律。所以香港乡下老百姓看到英国警察，还是叫“大人”，把警察局叫“差馆”；当年英国统治印度时，也是沿用印度当地的法律制度，这是英国政治手段的高明。近年世界各地有许多协会的组织，如红十字会、狮子会等;英国有个兄弟会，据我研究，英国的兄弟会是模仿我们的青帮、洪帮而来。在座有学社会学的朋友，不妨研究一下。这一段是题外的话。
说到英国还保有这种爵位的制度，譬如香港，年高德劭、对社会福利有贡献的人，香港政府就封他为“爵士”，这是英国的一种政治手段。“爵”和官位、职位的观念不一样，所谓官拜大将军，这是官职。但历代的爵官分类颇复杂，例如唐朝，就有“职事官”、“勋官”、“散官”、“封爵”之分。“职事官”就是有实际职务的官，如“尚书令”、“刺史”之类，好比今天的院长、市长。“勋官”是武官的官阶，好比今天的“将”、“校”、“尉”。“散官”是文官的官阶，称为“大夫”、“郎”之类，好比今天文官的“委任”、“荐任”、“简任”、“特任”。“封爵”则称为“王、公、侯、伯、子、男”，并有“食邑”。例如唐初名臣长孙无忌，他具有“太尉检校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扬州大都督监修国史（以上共兼三个职事官）上柱国（勋官）赵国公（封爵）”这种身份。研究这方面，要参考“唐六典”、“九通”之类有关官规、官制书籍才可以。从这点也可见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许多现代人事制度还不如古时健全。
第二件是“齿”，这个“齿”是代表年龄。中国文学中有“马齿徒增”的说法，年纪大了，自认为一事无成，于是对朋友感慨“马齿徒增”。我们看了会觉得很奇怪，原来要想知道马的年龄，就看它的牙齿，马的牙齿会随年龄而增。孟子这里说的“齿”，就代表人的年龄、辈分。
第三件则是“德”，德性、修养。“朝廷莫如爵”，在政府公家机构必须尊卑有序，以爵位、官职定先后。几年前，有位同学来对我说，另一位同学升官了，比他的阶级髙。我说,好呀！不过你要注意，同学归同学，你们回到我这里来，吵架、打架都可以，但是在外面的公事场合中，你见到他要规规矩矩地敬礼，规规矩矩地跟在后面。这位同学就问，那不是太虚伪了吗？我就说这是国家的体制，友情是私交的事，回到家里再谈友情，在公事场合应该以公论公。年轻同学们将来到社会上做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尤其现在国际间交往愈来愈发达，同学们出国留学或经商的也很多，和外国人一接触，我们无形中就负有国民外交的使命，如何做到不卑不亢，这是一门学问。
“乡党莫如齿”，回到家乡那就不同了，年纪大、辈分高的最尊贵。尽管你在外面官做得大，回到自己家乡，见到不识字、种田的长辈照样要行礼，哪怕是遇到同辈的学长，而他还是个一品老百姓，你也要请他坐上座。像蒋公中正当年回到浙江家乡，看到老前辈照样行礼，这是中国古礼。又譬如我从前坐船出门念书，经过祖坟的时候，赶紧站起来，拱手作礼。
如果骑马，经过祖坟或长辈门前就要下马步行，走过百步才能上马，这些都是中国古礼。有些同学听了就说，这个太形式化了。嘿！形式大有用处，因为习惯形式可提升为精神的实质。
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形式，所以精神也没了，形式和精神是两位一体的。
“辅世长民”，至于说辅助世道，善化民心，对社会国家的这种贡献，那就“莫如德”，没有比道德学问更尊贵的了。爵位再高，辈分再长，都无法与之相比。
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法治精神，就是依此而来。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学法律的，现在法律进一步发展出法理学，就是研究法律的哲学基础。中国以往有汉律、唐律、宋律（刑统）、明律、清律等，各个朝代各有他们自订的法律。我常对法界朋友说我们现在讲法律很有意思，近百年来，我们也跟着那些高鼻子的洋毛子说世界有两大法系，一个是海洋法系（英美的），一个是大陆法系（欧洲大陆的）。而我们呢？几乎大部分是抄袭大陆法系，小部分抄海洋法系，而编成六法全书。为什么不看一看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系统呢？为什么不研究汉律、
唐律呢？难道中国没有法律吗？中国以往不但有各个朝代不同的法律，而且法理也很高明。现在美国国家的大法官常引用判例,为什么引用判例呢？因为立国纪元太短，依据呆定的条文，有些案子找不出一条适当的条文来判决，于是就引用相似的判例为依据。
前几天有位同学从美国回来，提起一件离奇的谋杀案，和佛教密宗的念咒子有关。有个会念咒子又懂一点修持方法的人住在山上，自己种田，收了一大堆嬉皮弟子，教他们打坐、念咒子。他教的正是济癫和尚常念的那个观音菩萨六字大明咒“晻嘛呢叭咪眸”。有一天，一些电影明星在聚会，这些弟子拿着刀，嘴里念着“晻嘛呢叭咪晬”，像疯子一样闯进去杀人。结果被捕后，据这些弟子说，当时念着咒子就好像吃了迷幻药一样，自己意识中觉得是受了师父的感召，奉行师父的命令，于是拿起刀来杀人。但是这位师父呢？始终在山上，没有下山。现在这位师父也被关了起来。你说他有罪没有罪？美国当局目前对这件案子很头大，还找不出恰当的判例来引用。
我们中国古时候呢？如果找不出法律条文定罪，那么就找法理，到哪里找法理呢？四书五经，这叫做“经义断狱”。照古圣先贤的思想，认为应该宽恕的，就赦免;如果在行为上没有触犯条文，但是就法理观点看有伤天害理的地方，照样判罪，这是中国文化中法律的特有精神。所以我建议学法律的同学要研究一下中国的法律，同时最好再配合佛教的戒律。佛教“律”部里面的东西，和中国《礼记》里面同样的丰富，其中有很多哲理、伦理的规范。我们应该在两大法系之外重新整理一套东方法系，这是有志于复兴中华文化的同学们所应注意的。现在我把这把钥匙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孟子接着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现在宣王是很尊贵的，因为“朝廷莫如爵”，他是一国之君。但是我年纪比他大啊！我学问道德也不差啊！宣王有其爵，而我有其二—齿、德，从这个道理来说，他不是应该来看我吗？
孟子怎么跟人家争这个呢？简直像是饭没吃饱出去跟人家争豆渣吃，真是奇怪了！但是孟子有他的道理。现在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注意啊！孟子这里说，一个君临天下的明主，一个真正了不起的领导人，“必有所不召之臣”。中国有句古话，“天子有布衣之友”，像汉光武和严子陵，又如朱元璋和田兴。这些平民老百姓作风特殊，不好功名，不肯做官，皇帝如果愿意和他们做朋友，那可以，但也绝不亲近;如果说要他们做官的话，那他们就会逃跑了。所以一个君主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有风格超然的人给他提供远见。而这种人绝不像普通一般世俗之人，不能用爵位、官职加以规范的。即使贵为君王，但是在真理之前，必须要礼贤下士。这类清明的贤者，就是中国文化里所谓的“王者之师”，曾子也曾经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不要以为当了帝王是很舒服的事，可以任性地为所欲为。我常说中国文化非常高明，你看，古时候皇帝自称“孤家”、“寡人”，真是孤孤单单的。有时偶尔想起一个笑话，刚刚要笑，看到对方严肃地板着面孔，这个笑话也就不好笑了。想找个说知心话的人，没有;想跷跷腿，不好意思，这种味道真难受。所以古时候皇帝时常换上便衣，去找一些“布衣之友”说说笑笑，因为皇帝尽管是皇帝，但毕竟是人，总需有点人的生活情趣。当然那种境界不是我们普通人所可想象的。不过有个位子，中年以上朋友总尝过这个味道，那就是家长。一旦我们年纪大了，做起爸爸、妈妈，下面一群儿女，如果再加上一些孙子，那就成了爷爷、奶奶。这种高高在上的滋味，也不好受。如果老伴不在，连讲话的对象都没了，只好买张公共汽车票，找老朋友去。所以帝王们必须要有“布衣之友”，同时也要有“不召之臣”。
“欲有谋焉，则就之”，有重要决策时，必须请教这些朋友，因为这些人比较超然，比较客观。不但在道德学问方面对他有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谈些知心话。“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的话，那么好比“有限”公司，会前途“无亮”。
下面孟子列举历史经验：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伊尹是汤的宰相，但是私下商汤以伊尹为师，处处向他请教，“故不劳而王”，所以商汤成为千古明王，日理万机而悠然自得。“桓公之于管仲”，齐桓公当初也是向管仲求教，把政事交与管仲，而他自己只喝喝酒，也不管什么事。孟子不说王道，而是霸道，结果齐桓公“九合诸侯”，多威风！后来管仲一死，齐桓公也就垮了。
现在天下局势很糟糕，诸侯各国实力相差不多，作风也差不多，都喜欢用听话的干部，而不愿意用对自己有所建议的人i才。这一点不仅是当时诸侯的通病，而且是人类的通病，到现_在还是如此。年轻同学们将来如果做了公司老板，或者某个单位主管，对这层修养要特别注意。我们看下面，孟子为了强调这点又引述历史典故。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商汤当时对伊尹、齐桓公当时对管仲，都不敢随便下命令，随便使唤他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更何况还有比管仲高明一等的人哩！这个人是谁呢？下面不说了，我们替孟子说:“更何况我呢!”前面已说过，孟子是不屑于做管仲的。
在这一段，孟子说明自己的立身处世，同时代表了儒家的典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格,绝对不是一般世俗功名富贵所能左右的。
孟子与公孙丑（下）（03）受授礼则
上一节，孟子借着和齐宣王拉锯式的外交战，表明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同时说明臣道和君道的精神。现在，又换了一幕。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这一段文字是古文的叙述体，“馈”是赠送的意思。陈臻是孟子的弟子，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前天，齐王(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送老师兼金一百。什么是“兼金”呢？所谓兼金就是上等的金。据考证，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朝期间，所谓的“金”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黄金，而是一种高级的铜。所以这里的“兼金”就是指质地纯美而贵重的上等铜，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货币。齐王送孟子一百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结果孟子不肯接受，一毛都不要，把这个大红包退回去了。“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但是后来路过宋国时，宋国国君送了七十镒，没有齐王那么多，结果孟子接受了。“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后来在薛国时，薛国国君送了五十镒，孟子也接受了。
这个学生陈臻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提出来问，他并不是觉得孟子这位老师贪财，而是不懂为什么多的不接受，少的反倒接受了。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陈臻说，“前日之不受是”，前几天不肯接受齐王的赠送，如果是对的话，“则今日之受非也”，那么现在接受宋、薛两国的赠送就不对了。“今日之受是”，如果说现在的接受是对的，“则前日之不受非也”，那么从前的不接受就不对了。“夫子必居一于此矣”，所以不管怎么说，老师总有一种处理方式是不对的。
这个学生和老师针锋相对起来。在《论语》中，我们也常看到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紧迫盯人地追问。由此可以看出古时候教育风气的自由、亲切。现在呢？教育普及了，师道尊严没落了，学生们也不提问题了。我在大学上课时，经常请学生们提问题，但是他们总是没问题，为什么呢？事后和他们闲谈才知道，有些老师被问得不高兴，就扣学生的分数。这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而言。反过来，站在老师的立场来看，学生们的求学热诚实在不够，书本怎么写他们就怎么背，只要能应付考试，就天下无事了。现在让我们看看孟子怎么应付这个学生的问题。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回答说:我这两种处理方式都没有错。像我们小时候出门念书，都瞒着亲戚朋友，不让他们知道。因为照中国规矩，出门念书的话，乡里亲朋都要送礼的。有些红包就写着“以壮行色”，如果给年轻人的红包，有时就写“鹏程万里”，或者“前途无量”，等等。这种社会风气就好比现代的奖学金、助学金之类，虽然没有像现在一样制度化，但是在人情的气氛下，不但使受者倍感亲切，同时不会像现在的奖助学金常发送给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失去了奖助学金的意义。在过去，一个贫穷家的子弟要出门念书，有钱的人家如果不送一些礼金的话，出门念书的人家虽然不会责怪，但是乡里朋友们都会批评，觉得他太不够意思，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这就是“礼”，不是制度，更不是利害关系，也不是希望他将来读好书，做了官，来回报这些送钱的人家。
但是象我们出门读书的，接受了亲友的礼赠，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因为礼尚往来，我们回来还要还礼，很麻烦的。譬如我在杭州念书，回家时箱子行李要装一大堆杭州的土产，诸如杭州的扇子啦、剪刀啦，或者女人梳头用的篦子啦。买起来费事，带起来也辛苦。这些中国古礼和现代的红白炸弹不同，当时民风非常淳厚，不像现在，常常有人轰炸得太过分了。
现在我们回到《孟子》原文：“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这个“辞”不是推辞的辞，而是指措辞的辞。宋国送孟子的帖子上写着“馈赆”两个字，等于说，要出门了，送一点路费，送一张飞机票，这是中国古礼，人家依礼给我，我当然要接受啊！
当我到了薛地（当时齐国边境的重禁，孟尝君父子相袭的封地），民风强悍，良莠不齐，“予有戒心”。他们说“闻戒，故为兵馈之”，薛国的当局尊重我是客卿，身居异地，必须加强保护自身的安全设备，诚意送钱给我，这是薛国的一番诚意，我当然接受馈赠。
你刚才问我在齐国为什么不接受齐湣王的馈赠，“则未有处也”，这要注意了，在齐宣王时，孟子起码是一个顾问，还有些顾问费、办事费。现在到了宣王的儿子湣王，他虽然还说不上是个昏君，但也是半个昏君，历史上有名的燕齐之战，后来乐毅率领燕兵反攻，连下齐国七十二城，就是齐湣王时候的事。孟子在这里说“则未有处也”，我当时在那里什么名义都没有，只是一个做客的身份，没有任何立场，我以什么名义接受人家的馈赠呢？“无处而馈之”，没有立场、没有名义，他随便送钱给我，“是货之也”，这个钱就有问题了，好像要收买我一样，大丈夫不受人收买，“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我不吃这一套，我不接受。所以我说我都对，不接受也对，接受也对。
孟子这段现身说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在为人处世之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的、合宜的，则当仁不让;不合理的、不应该的，则丝毫不苟取。孟子这番说辞是正统的儒家风格。如果我们翻开《庄子》看看，在《杂篇》、《天下篇》、《让王篇》里，也提到很多这类的问题，所不同的，庄子的笔调是嬉笑怒骂，言辞幽默而锋利。在此我们无法列举书中的例子，否则就喧宾夺主了，同时诸位手中也没有《庄子》这部书，所以我们只简单提一下《庄子•让王篇》里面的一小段:“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富贵的人，自己太求安逸，保养得太周到了，反而多病，很多人的病就是养尊处优来的富贵病。相反的，一个人贫穷时，要有人穷志不穷的气概，不可以为了利害而动摇自己的品格。《庄子》里面诸如此类的事理很多很多。
又譬如我讲解《论语》时，提到《庄子》里所说的屠羊说，他姓屠羊，名说(音悦）。古人的姓氏，不像我们后代的赵钱孙李等一代传一代。上古时候，姓牛啊、姓马啊通常都是就当时环境而定的，譬如养牛的大户就姓牛，养羊的大户就姓羊。不仅中国，像美国的皮鞋李、日本的犬养毅，前者的祖先是做皮鞋的，后者的祖先是养狗的，也都是这个情形。屠羊说就是以杀羊为职业，专门卖羊肉。
当年伍子胥帮助吴国打垮楚昭王，眼看楚国就要亡国了，屠羊说不肯投降，追随昭王逃亡。后来楚昭王复国了，想起屠羊说，于是派左右高级干部送奖金给屠羊说，屠羊说不肯接受，他说:楚王一逃，我的羊肉生意就不能做了。楚王是为楚国而逃，留有用之身，以便反攻复国;而我是为丫羊肉生意而逃，没有一点功劳，怎么可以接受奖赏？大臣们报告楚王以后，楚王更觉得屠羊说了不起，于是再派人去，而屠羊说又说了一番道理，还是不肯接受。楚王因此就越觉得他了不起，派大臣再去，同时要封他官爵，请他为国家做事。这么一来，屠羊说就更不肯接受了，又说出一番理由。总而言之，他是说:楚王为国而逃，他逃他的，我逃我的，巧合的是两个人逃到一路上。当时国家有难，我不能出力，是我做国民的耻辱，如今能够复国，是楚国的福荫，以及楚王的光荣，而我只是享受到恩泽的一个老百姓。我怎么能无功受禄呢？笑话！笑话！
一个小小的生意人，竟然有如此清风亮节，而对权位毫不动心，而且极尽谦虚之德。所以后来楚王特地召见他，他和楚王面对面辩论，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只好放他回去，他还是去卖他的羊肉。
现在话说曾国藩，当年他平定太平天国立下大功以后，同时也遭致很多毁镑，甚至有人著书立说，对他弟兄两人批评得很刻薄，很难听。曾国藩感慨很深，同时怕弟弟曾国荃(排行第九，又称九帅）受不了要发脾气，杀人问罪，于是写一首诗给他：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们弟兄两人平定太平天国后大得皇帝宠信，但却也因此树大招风，所以说“人间随处有乘除”，天下事就是如此，在一方面有所得，则另方面就有所失。因此他奉劝弟弟翻开《庄子》，看看屠羊说的风格，效法他的谦德。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毁镑责难，都如空中浮云，都会过去的，也都不是真实的。
孟子与公孙丑（下）（04）牧民的职责
现在我们再回转来看《孟子》。送礼的一幕收场后，又是另外一段故事开始了。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这个故事没有完，我们暂且到此停住，先解释一下这前半段的文字。
“孟子之平陆”这个“之”就是“到”。古代的“之乎者也”不一定完全是虚字，譬如现代的“的呢吗呀”也一样，如目“的”、中“的”的“的”（目标)就不是虚字了。孟子有一次到平陆这个地方——齐国边疆的一个小县。他对这个地方的主管邑宰说，你那些拿枪拿刀、负责守卫的部下，“一日而三失伍”，一天当中差不多要三次离开岗位，常常看不到人，不忠于职守。假如有这样的事，你是不是要开革掉他？“曰:不待三”，这位主管说，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不等三次失职，只要有一次出了毛病，后果就不堪设想，马上就要开除的。
孟子实在很会说话，套出了平陆大夫的“不待三”之后，马上就反过来说：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老兄犯的错就多了，“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你也经常失职，以至于“凶年饥岁”，每逢战乱或者收成不好的荒年，老百姓没有饭吃，于是“老羸转于沟壑”，年纪大的老人们就饿死在路边。现在年轻人们看了这一段话，会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我们当年的确亲眼看到过这种惨状。抗战刚开始时，四川由于军阀割据，作威作福，民国初年就把民国七十几年的税征收了，弄得民穷财尽，虽然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是冬天一到，经常有人冻死在路边。那个时候，四川人的头上都包一块白布，脚呢？什么也不穿，寒从脚底生，所以也容易冻死。
说到这里，又牵涉到一个民俗学上的问题。印度人还有西亚的回教人们也都喜欢头上包一块白布，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共通的习俗呢？过去在大陆，女人头上喜欢包一块布，这倒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医理上说，女人过了三十岁，头部容易出毛病，需要保暖。现在女人们出外做事，必须打扮，不好意思再包那么一块布，在办公室里也不好戴顶帽子，风气使然,没有办法，很多女人就只好让自己头痛了。其实倒是有一法可以补救的，在晚t睡觉时，最好把头部包起来，平常多注意保养，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
我们当年初到四川，看到路边冻死的人，不禁就想起孟子I这句“老羸转于沟壑”，实在是非常悲惨的一幕。“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年轻的为求活命，也都逃到外地，另谋发展。孟子的意思是告诉平陆的大夫，你看看，你的地方行政搞成这个样子。古代人口稀少，老的死，少的逃，去掉了几千人，平陆这个地方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了，所剩下的就只是些老弱妇孺。
孟子多会说话！先举出一个士兵不守岗位的例子，问这位大夫应该如何处分。这位大夫就说，不等三次就要把他开除掉。孟子抓住机会，就指责这位大夫的失职，言下之意，大有问他是不是该杀头的味道。当然，孟子说话很有分寸，同时也很巧妙，他只点到为止，数说了一些行政上的失职以后，这位大夫怎么办呢？他一定是脸涨得通红地说:“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距心”是这位大夫的名字。他说，唉！孟先生，这件事实在是很抱歉，我虽然有心把地方治好，但是许多地方限于法令，乃至人事上的陋规，相沿已久，以至于弄到这个地步，我一人的力量实在有限，没有办法啊！孟子听了以后怎么说呢？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孟子说，哪有这个道理！譬如有个老板出钱请人负责照料牛羊，说好了每个月给这个人多少经费。“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当然，这个人就必须尽心职守，想办法为牛羊找到一块牧地，让牛羊去吃草。如果找不到好的牧地，没有办法让牛羊吃饱，“则反诸其人乎”，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研究一下，怎么样才能达成任务？“抑亦立而视其死与”，难道就站在一边，眼看着这些牛羊饿死吗？
孟子就藉这个例子责备他，身为一国的地方官，负有牧民之责，就必须尽心职守，设法使百姓吃得饱穿得暖，结果却使百姓们落得这样可怜的下场，怎么能推卸得了责任呢？如果说无能为力，没有办法达成任务，就应该辞职才对啊！
天下无处不能吃饭，虽然说吃饭难，其实真肯为吃饭而卖力的话，就不难了。譬如现在这里许多大学生，各个都是公子哥儿、千金小姐似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是到了国外，人境随俗，把围裙一穿，去端盘子洗碗了。甚至许多拿了博士学位的，找不到工作，也只好端盘子、洗碗碟。结果克难成家，后来也做了老板。如果拿这种精神在自己国内发展，照样成功。并不是美国好生存，就业机会多，实在是只要肯干、肯努力，吃饭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大家为什么感叹吃饭难呢？原因是“好逸恶劳”的劣根性，谁不喜欢跷起二郎腿坐在那里指挥别人做事呢？
孟子责备孔距心既不能有所作为，却又恋栈，不肯离开官职;既然不肯离开嘛，总应该有所建树才对。孔距心被骂到这里，只好承认“此则距心之罪也”，老师说得对，我是错了，我犯了失职的罪过。
过了几天，孟子在边疆考察完了，回到齐国：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他见到齐王，就对他说，“王之为都者”，派去做地方首长的，我看过了五位，“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其中只有孔距心这个人他能知道自己的过错，肯认错，这种修养非常难得。后来这位孔先生大概要高升了，因为孟子“为王诵之”，又加油添醋地特别加以赞叹。齐王就顺便问起他们碰面的经过、交谈的内容等，于是孟子又趁机打丫头、骂小姐地刮了齐王的胡子，数说了齐王一番。“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齐王修养还不错，同时也很高明，赶紧说这都是我的错。当然在下位的人有错时，居上位的人也推卸不了责任。
我们看孟子，当时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奔走于诸侯之间，一心一意要救世救人。反过来看看很多学佛的朋友们，时常把“度众生”挂在嘴上，结果连自己都度不了，“名”来了开心，“利”来了开心。求不到名利呢？那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竟然还说什么“弘法利生”，不是“红发（弘法谐音）”，是白发——头发都白了。像孟子这样，才是真正在“弘法利生”，处处教化，虽然没有当权施政，但是却随时随地注意民生疾苦，提出建议。如果当时诸侯乃至其他当政者能够稍稍改正的话，无形中会有多少人受惠啊！能挽救多少生命啊！
这一段又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方针。引申而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为社会国家、为人类尽自己的力量。至于谈话的艺术，那又是一门学问了，说得不好的话，说不定就把吃饭的家伙给送掉了。像孟子的说话技巧，就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目前正逢山河变色，又是一幕“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历史悲剧，而年轻朋友们从小过着安逸的生活，无法体会其中的凄惨。但是我还是期望你们能本着“自立立人”的精神，担负起文化道统的重任。
孟子与公孙丑（下）（05）职责与言责
孟子谓蚔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蚔鼃是齐国的一个官员，本来在灵丘这个地方做官，后来辞职不干“而请士师”，希望能做“士师”，在齐王旁边，能对刑罚方面的事有所建议。孟子说“似也”，你这番用心是很可取的，“为其可以言也”，希望能常和齐王见面，对他有所建议，使他能有好的政绩。“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现在你就职以后已经有几个月了，怎么没听说你发表过言论，使齐王有所改正呢？“谏”是下位对上位进劝的话。这位先生听了孟子激发的话，于是向齐王提出了建议。
蚔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鼃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蚔鼃向齐王提出应该改进的办法，但是齐王没有采用，于是“致为臣而去”，这个“致”就是退还的意思，“致为臣”也就是“致仕”的意思，辞职不干了。这位仁兄实在了不起，被孟子一说，马上从善如流，对齐王提出谏言，想对国家有所贡献，无奈齐王不肯采纳，蚔鼃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只好挂冠而去。齐国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孟夫子这位先生教别人倒是教得蛮好的，但是他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在外面听到这些消息，就回来向老师报告。孟子听了，并不介意，同时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依据中国文化的精神，既然身居官职，不能尽心公务、不能达成任务的话，就应该引咎辞职。因为做官的目的就是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国家谋福利，既然达不到目的，再占着这个官位就失去了意义，说句难听的话，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呢！
“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在中国历史上，“言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深知这种精神的可贵，因此在著作三民主义时，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主干，再加人中国原有的考试、监察两种制度，特地编成了五权宪法。
在古代，监察御史专门负责评论，即使对皇帝也不例外，看到皇帝有不对的地方就奏上一本。奏文里面都引经据典，加上一番大道理。但是有时候词句实在太严厉了，皇帝看了真不是味道。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实在不是好当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专制政体、君主独裁，其实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的法治精神。为官者经常抱着要对历史、对百姓负责的存心。所以我常说，要懂中国历史，不能只看正面的历史，还必须看反面的历史，就是历代大臣的奏议。皇帝尽管不好，不愿意采纳忠言，但是做臣子的宁愿以身家性命做赌注，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进谏忠言。所以在历史上，有些大臣为了第二天要上奏章，经常连夜不睡，有的甚至棺材都准备好了。他们同时留下一份奏章的副本，因为万一第二天上朝触怒了皇帝，会被杀头;或者是自己甘愿以死尽忠，不惜生命的代价，要对历史文化负责。
像清朝的朝珠就有这种特殊的作用。据说朝珠、马蹄袖都是洪承畴想出的办法，让汉人在受辱之下不要做满人的官;无奈大势所趋，宦场诱人，汉家英才终究还是人其彀中。在清朝，官员们见皇帝时，必须把马蹄袖一甩，同时弯下腰，让朝珠碰到地，象征为皇帝效犬马之忠。大官们的朝珠里有一颗是红色的，据说放有鹤顶红，毒性很大的，舌头一舔就死。好比二次大战时，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党就在假牙里面装了药，一看情势不对，就拿下牙齿，服毒而死。大臣们“心存君国”，到必要时就以死报效，积极地说，是尽忠报国;消极地说，就是怕死后在历史上留下不直言进谏的污名。现在市面上有一本唐朝的《陆宣公奏议》，大家不妨买来参考参考。
说到这里，顺便插一段题外话。从前当大官实在是不舒服的，每天早上两点钟就得早朝，连觉都睡不好。所以唐朝有两句诗，以一个年轻的官太太身份为此感慨:“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做皇帝的也是天不亮就必须起床，通常都是老太监站在门外敲钟，第一次敲过，皇帝未起床，就再敲第二次，再不起床，老太监就不客气了，手上拿条热毛巾，往皇帝脸上一蒙，顺手就把皇帝给拉了起来。皇帝睡眼惺忪的，II换好衣服，就连拖带拉地被架上了朝。国家大事讨论两三个钟头以后，早朝结束，皇帝回去吃了早点，又要打瞌睡了，于是再睡上一觉。这就是“回笼觉”这个典故的由来。
同时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们，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要说死后不怕人骂，活着的时候也尽管人骂，不在乎，只要他官做得大，钱赚得多，管他别人怎么说！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美国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凡是中国人，是不是也都应该自己反省反省呢？
所以孟子说，既然不能报效国家，不能为社会尽力，那么就不应该留在职位上吃闲饭。而我现在呢？是自由之身，在齐国“我无官守，我无言责”，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监察委员，只不过是个外地人，拿个居留权，住在这里。“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所以进也好，退也好，我有充分的自由。孟子这番话说得有道理，那么他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呢？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这就是歇后语了。孟子在这句话里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梁惠王》篇一直看下来，他的确是时时以国家天下为念，并不只是发言刺激别人，让别人丢官。他只是苦口婆心地处处说教，但是毕竟不在其位，很多话也就不方便说了。孟子所表露的，就是儒家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精神。
中国文化另一面的道家人物则稍有不同，他们大都采取“进退裕如”的态度。“进退裕如”这句成语，就是从《孟子》满这一段话而来。道家人士往往只负言责，而不肯居官。譬如南北朝时期有名的人物陶弘景，据说他后来成仙。梁武帝经常请教他国家大事，封了他高官厚爵，但是他却挂冠而去，隐居到山里，修道去了。不过，梁武帝每逢国家大事决策的时候，还是派人到山里向他请教，所以后世就称他为山中宰相。像这一类就是道家的风格，端上一大桌“满汉全席”，只要别人吃得高兴就好，他退在一边欣赏，还是吃他的青菜豆腐。
这些儒、道的风范都已成为过去了，将来会怎么演变呢?但愿新的生机、新的局面能出现在不久的将来。
孟子与公孙丑（下）（06）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下面，《孟子》的原文又换一个话题了，如果用白话文加以改编，《公孙丑》下章可热闹了。用白话文改写古代的历史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也不要太离谱。例如有人说伍子胥和西施谈恋爱，就实在是冤枉了古人;又例如说韩昌黎是得风流病(梅毒)死的，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以文人或者学者的身份来说，一旦下笔，就必须对文字负责，说清楚点，就是必须对历史文化负责。写上一篇好文章、有价值的文章，流传五百年的话，就好比你活了五百年的寿命，这五百年当中有多少人会看这篇文章？有多少人会受它的影响？所以古人写文章都不轻易下笔的，一旦下笔，一定非常谨慎，因为稍有不慎的话，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行事也。
“卿”是古时候的官阶，相当于大夫之职。“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齐湣王派孟子代表齐国到当时一个小国滕国去吊丧。大使就代表了一个国家，如果是元首特别信任的大使，就再加两个字，所谓“全权大使”。譬如大使到国外签约，虽然说他出使时就具有了代表权，但是还是要打电报回来请示。如果是全权大使的话，就可以随机制宜，不必再打电报请示了。孟子这次出使，到底是普通大使还是全权大使，我们不得而知，当然应该是取得了齐王的信任。
但是齐王很奇怪的，“王使盖大夫王骝为辅行”，又派了一位亲信的大夫和孟子同行，做副大使，帮忙孟子。这正、副两位大使一路到滕国去，他们两人就天天相处在一起。“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孟子也很奇怪，平常最爱说教的他，这次代表齐王出使滕国，在来回的路上，对此行的任务一句话都不说。一路上大概只有闲话，譬如天气冷了、天气热了等，但是正题却不谈。譬如应该如何安排某某部长的拜见，应该如何做些国民外交，等等，一概不提。于是，那位喜欢发问的公孙丑又问了。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孙丑问:齐王派老师以卿大夫的身份出使，这个特任官的职位实在是不小了。由齐闰到滕国来回的路程也相当远，“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但是老师这一路上却绝口不提国家外交与国内行政的事，这是什么道理？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说，反正有那位先生在，他已经全盘筹划好了，还要我多管什么闲事！原来齐王对孟子没有充分的信任，也没有重用他，只不过为了同际的声望，所以请他挂个大使的名义，再派一个亲信跟着他，也等于是监视他。而孟子肚里有数，干脆摆摆样子就算了。这应该说是孟子的错呢？还是齐王的错呢？还是他们都没有错呢？
由此使我们联想到从唐末开始的一种制度，到了明朝更为普遍，那就是“监军”。监军职权很高，通常都由太监担任，因为皇帝不放心重兵在外，于是派太监去监军，结果部队里的总指挥一一元帅就尤法直接下达命令。因此之故，明朝的军事渐渐一败涂地了，因为大家都抱着“既或治之，予何言哉”的心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不相信我，派个人来监督我，那我又何苦卖命呢？由《孟子》这段事，我们读懂了后世的历史;同时我们也由后世的历史，读懂了《孟子》这段事。
所以这些书实在不容易读懂，我们过去考功名，四书五经是必读之书，年纪轻轻的怎么读得懂？常常越读越糊涂，冤枉了圣贤。那么，你说年纪大了，就读懂了吗？也不见得。如果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够,人生经验不够，没有做过官，没有带过兵，没有这些人生经验的话，还是不懂;必须要在各行各业打过滚，然后再读这段书，那就要哑然失笑了。到那个时候你会把书一放，“予何言哉”地感叹一番了。此所以圣贤之学的难懂。
这一段一段的故事，都含有人生处世的哲理，我们不要读一段就只懂这一段，必须要运用智慧，触类旁通。书本是古人的经验，目的在启发我们后人的立身处世。年轻同学将来有你们的天下，当然环境、处境有别于古人，但是“人情世故”的大原则却是不变的。如何活用古人的智慧开创你们未来的人生，那就看你们自己了。
下面这一段和丧事有关。
孟子与公孙丑（下）（07）葬礼的演变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赢，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孟母三迁”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现在孟子的这位伟大的母亲死了，“孟子自齐葬于鲁”，孟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奔丧。在中国古礼，奔丧是件很隆重的事，一直到六十年前，这种风气还存在着。我们看历史，宋、元、明、清好几位官员因为没有回家奔丧，就被专门骂人的言官提出弹劾，结果皇帝下令“永不起用”,永远不封官职了。这就是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的精神。但是如果身为军人在前方打仗怎么办呢？同样地要回家奔丧。除非是特殊情况，这位将军离不开前方，于是由皇帝特别颁布“移孝作忠”的命令，戴孝上阵。
孟子料理完丧事后，“反于齐”，又从鲁国回到齐国，“止于羸”，半路上走到羸这个地方的时候，“充虞请曰”，充虞是孟子的学生，他利用休息的时候问孟子，“前日不知虞之不肖”，前几天跟随老师回鲁国，为太师母料理丧事。注意！老师的母亲称太师母，不是师婆，现在很多年轻学生带了孩子来，喊我师公，实在是没有这种称呼法，照《礼记》应该称“太老师”。师公、师婆这些头衔，大概只有在扮演张天师画符念咒时才出涵。
充虞说，承蒙老师看得起我，“使虞敦匠事”，让我负责棺木以及坟地的建造工程，当时“不敢请”，我有问题也不敢问，只是闷着头照老师的意思做。现在看老师心情比较平和一点，不再那么伤心，所以有个问题想请老师指教。什么问题呢？“木若以美然”，棺木似乎太贵了，太浪费了。
过去对丧礼非常重视，一切费用也都很可观，所以人实在是死不起。讲究的棺材往往要好几十万。从前最好的棺木是西康建昌（现在的西昌）的建材。我有位朋友，是个孝子，现在已经过世了。当年他在大陆时，不论到哪里都带着他老太爷的棺木同行，后来到台湾，他老太爷的棺木也运来台湾。这些运费算算，实在相当可观。
孟子对学生的疑问怎么回答呢？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忮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孟子从古代历史文化的演变说起。在上古时候没有葬礼，人死了往旷野里一埋就好了。所以孔子在《易经》上就说过“不封不树”，没有坟地的界限就是“不封”，也不树立墓碑作为标记就是“不树”。后来慢慢发展演变，就有了“土葬”的葬仪制度。
说起葬仪，西藏人很妙的，父母死后，儿女把父母抬到山上进行天葬，让秃鹰来吃，吃得越干净，表示儿女越孝顺，父母就可以升天。所以我们在西藏常看到一些鹰鹫，那张嘴大概是吃野兽、人肉吃多了，所以红红的。在西藏，买了肉必须盖在碗里端回家，如果像我们这样提在手上，被鹰鹫一口就给叼走了。至于印度，则流行火葬。另外北欧还有些地方流行水葬。而回教葬礼也很简朴，他们在人死之后洗干净用白布包起来，装进棺材，不看风水，抬到挖好的坟坑，然后把棺材下层一抽（是活动的），死人就落坑土葬，他们再把棺材抬回家，下次再用。到底哪一种葬法才对？怎么样才合乎孝道？实在很难说。
葬仪发展到孔孟时代，已经很具规模了。因此墨子就提出反对，他主张薄葬，当然也有他的道理。至于道家老庄方面呢？他们不管什么厚葬、薄葬的,反正他们看到为死人哭就觉得好笑，他们认为“生死一条”，生好比白天，死好比晚上，是请假去另外一个地方休息休息，有什么好哭的？总之，中国文化里，诸子百家，花样繁多，如果只读了四书五经就大言孔孟代表了中国文化，那就实在太幼稚了。中国文化包罗万象，孔孟思想虽然伟大，却只是我们文化中的一环而已。
丧礼到了现在，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前面古乐、洋乐，再加上军乐队开道;后面则道士、和尚等，来个公开展览。等而下之的，父母一断气，就往殡仪馆一送，早点挂号，生怕去晚没有空位，就必须在家里多搁几天。到了殡仪馆，拿冰块镇住，然后排队，轮到了，就一把火烧掉，我们看了真要捏把冷汗。我在《论语别裁》里也提到过，照中国古礼，人死了在四十八小时内不能随便搬动的。这牵涉到医学。近代医学界许多事例，证明了我们中国这个古礼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为防假死，医学上有一种病无以名之，就叫“假死”，用医学判断，的确是死了，但是过一两天又莫名其妙地活了。二来涉及更深—层的道理，现在医学正朝这方面努力研究。照佛学理论说，人的呼吸停了，心脏脉搏停了，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完全死，还有一部分知觉是我们旁观者无法体会也看不出来的。如果这个时候就把他拿冰块一冰，再打上几针防腐剂，岂不痛苦万分！临死还要再受一番折磨，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注意。
孟子这里说“古者棺椁无度”，古时候没有一定的葬礼，“中古棺七寸，椁称之”，到了中古时候，有了成规，棺木七寸厚，棺材外面的椁也要配合。从皇帝到老百姓，都是这个规矩。“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漂亮、美观，才觉得尽到了心意；实在是父母去世，做子女的太伤心了，总要为父母准备一张好床，略尽一点最后的心意，才能心安。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财力购置名贵的棺木，就要斟酌情形而定，不可以过分铺张浪费。假如有能力、有财力购置上好的棺木，当然必须尽心竭力把这件事做好。孟子又说，如今，我虽然不是达官显要，但总在外国——齐国当个顾问,经济环境许可，当然必须讲究些。这是自古以来的风俗礼制，我为什么要例外呢？
“且比化者”，“化”就是物化、变化的意思。宇宙万物在道家看来只不过是“物化”的作用，因此他们觉得“死亡”并不可悲，因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万物随时都在变化，“死亡”只是其中的一个现象、一个过程，不是结束。从整体观念来看，人死了，肉体变成泥土，而后土地上长出青菜萝卜，青菜萝卜又维系了人的生命……如此循环不已的物化，就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孟子继续说，“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佼乎”，父母死了，如果随便就埋到地下，使得父母的身体和泥土、虫子等混在一起，做子女的内心会像刀割一样的痛。‘‘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据我所知，一个大丈夫尽管心存君国，志在天下，但却不能为了“天下之事”而忽略了父母。这里又流露出中国文化中“以孝治天下”的精神了。
孟子与公孙丑（下）（08）直道做人难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沈同是齐国的一个臣子，“以其私问曰”，他私下以个人的想法请问孟子:是不是可以出兵攻打燕国？孟子答复说:“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子啥是燕国的君主，读古书读得有点呆了，他看上古时亮舜的禅让政治传为千古美谈，于是起而效法，不当君主，把大位让给一个名叫子之的臣下。子之是燕国的一个高级千部，非常有心，知道燕王这种心理，就故意安排，布置圈套，使得燕王把王位让给他。孟子认为子哙不应该随便把君位让给子之，而子之也不应该接受子哙的君位，孟子举沈同与部下之间的关系为例。
譬如你很欣赏你的某个部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你却不报告你的顶头上司齐王，就私下把你手中的官位封给他。“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他本来是齐国的一个官员，如果没有奉齐王的命令就私自从你手中接受官位，你认为这样子可以吗？拿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公司的高级干部，不向董事长报告就私自任命他喜欢的部下为业务经理，这个样子当然是说不过去了。“何以异于是”，同样的，燕王虽然贵为一国之尊，但是上面还有周天子，如今没有呈报周天子，竟然私下禅让自己的国位,当然是不合理的。这是战国时代有名的史实，结果子哙把国位让给子之以后，一两年就出了毛病，引起战乱。子哈的食古不化，变成了千古的笑柄。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沈同问过这个问题以后，很巧的，果然齐国出兵攻打燕国，同时占领了燕国大部分的土地。在战国时候，这种趁火打劫、不仁不义的举动比比皆是。于是有人问孟子说，听说你劝齐国出兵攻打燕国，有这种事吗？孟子这里的回答很妙，既不说“无”，也不说“有”，他回答的是“未也”。是什么意思呢？I下面他申述理由，他说:沈同问我，像燕国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出兵攻打他呢？我说可以。谁知道他听了之后，竟然就通过了内阁会议，出兵攻打燕国。他如果再问，谁有资格可以攻打燕国呢？那么我一定说，不是你们这些诸侯国所可以攻打的，你们一出兵，就带有侵略性质，像燕国这种情形，只有周天子下命令，才能出兵讨伐。
孟子继续以比喻说明:如果有人问杀人犯是不是该处死？我们当然予以肯定的回答:“应该。”如果他再问谁可以处死他呢？那么我们一定回答说，只有执法的士师才可以杀他，别人则无权如此做。“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如今虽然是齐国出兵侵略燕国，但是齐国的地位与燕国一样，都是诸侯，又不是周天子，有什么权力去伐燕呢？燕国虽不好，齐国与他地位平等，却去侵伐人家，实在是没有道理。所以，我怎么会劝齐国侵略燕国呢？
这一段说到这里，有几点值得研究：
第一点，我们都知道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而孟子则为亚圣，比孔子略逊一筹。现在我们看孟子这段答话，此所以亚圣之为亚圣的道理。如果换成孔子，别人问他这个问题，他一定不这么回答。孔子会说:“燕有可伐之罪，然非子之国而能伐之也”，此所以孔子之为至圣。当然，孟子这番辩论很对，但是他当初明明知道问话者的动机，如果直截了当地回答：“打是应该打，但却不是你们可以出兵打的”，多好！但是他却偏偏只答了一半，等出了毛病人家来质问，才说自己没有错，然后讲了一大套逻辑。就好比有人头痛，来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吃药，我们就说“可以”，而没有告诉他应该吃阿司匹林，结果他吃了泻药，泻了肚子。所以孟子到底只是亚圣。
第二点，话又说回来，亚圣自有亚圣的道理，孟子之时是战国时期，不像孔子生在春秋时代。战国时期，学术风气好辩，喜欢斗嘴，这是时代趋势，人难免受其影响。因此孟子也多少带了纵横捭阖的气息。开始只露上一手，如果要再问嘛，就得再磕个头再说。
第三点，使我们联想到黄山谷的一句词:“是非海里，直道做人难”，黄山谷和苏东坡一样，在政坛上因为受政敌的打击非常不得意，因此他感叹直道做人难，说直话、以直心待人，反而受人误解，惹上一身麻烦。所以，有时候做人实在不得不圆滑一点，差不多就算了，当真不得，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存心光明磊落就好。
第四点，告诉我们处世的典型，在某种场合说某种话，要有分寸，不能逾矩，太过分了就不行。接下来，还是前面这段故事的延伸。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齐湣王打败了燕国子之以后，统治了燕国两年。“燕人畔”，后来燕人拥立太子平为燕王，起兵抗齐。齐湣王于是说“吾甚惭于孟子”，对于孟子说的那番话,觉得很难为情。他明知孟子不赞成他出兵，但是却一意孤行，结果自食恶果，受_到燕国的反击。齐国的一个大夫陈贾就在旁边劝慰齐湣王：大王不要难过，其实这件事不算什么。于是他举出历史经验，“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您与周公相比，您认为谁比较高明、比较仁智呢？齐湣王马上说:怎能这样比较呢？周公在中国文化里也是一位圣人，我对他非常景仰，所以自认比不上。这里又牵涉到人类的普遍心理问题。
人往往“重死轻生”，看古人觉得了不起，看今人却觉得起不了。人又往往“重远轻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也就是所谓“菩萨照远不照近”。人更往往“重难轻易”，对难以到手的，觉得分外珍惜;对容易得到的，往往不知爱惜，这种心理是古今中外一样的。
齐湣王也是如此，所以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周公是古代的圣人，而我，是现在剩下的人，你怎么把“圣人”和“剩人”比到一块儿呢？
我们看陈贾怎么样引经据典来拍这个马屁。
他说:“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周武王灭了商纣，建立周朝以后，周公辅政，把纣王的后代分封在殷，派他的哥哥管叔去监视。结果后来管叔挑唆殷人反叛周朝，于是周公只得派兵镇压，杀了管叔，把殷商后代重新分封，移迁到宋。
“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如果周公预先就知道管叔会叛变，却仍然派他去殷监督的话，那么周公就是不仁，等于陷兄弟于不义;如果周公原先不知道管叔会造反，所以派他去殷监督，那么周公就是不智。“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不管怎么说，周公总有一样不对，不是不仁，就是不智。古代圣人尚且如此，不能十全十美，更何况齐王您呢？
年轻朋友们要注意了，有朝一日你们当了老板，这种马屁不知不觉地就会来了。你们看这里马屁拍得多好，不着痕迹，而且引经据典、冠冕堂皇的，替齐湣王排除了内心的愧疚。
“贾请见而解之”，接着第二个马屁又来了，陈贾在齐王面前自告奋勇，表示要去见孟子，为齐湣王解说，更进一步排除齐湣王愧对孟子的心理。陈贾见孟子能否达到解说的目的呢？且看下面事情的发展。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陈贾的确很高明，一点都不含糊。他见到孟子，绝没有说我来是为齐湣王解释，大王心里觉得很抱歉，请你千万别误会……婆婆妈妈地说上一大堆，如果这样就算不上是什么人物了。
他首先就问: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明知故问，孟子也就明知故答:“古圣人也。”周公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圣人。于是陈贾再问，“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周公派管叔监督殷商的降民，结果管叔煽动民众起兵造反，历史上是不是有这回事呢？孟子说:是的，是有这回事。陈贾再问:周公是不是知道管叔会造反，而故意派他去然后借刀杀人呢？孟子说，你别乱猜想，周公不会想到自己兄弟竟然会造反。“然则圣人且有过与”，陈贾套出了孟子的话，很高兴地说:那可好了，周公还是智慧不够，认人不清，以致造成历史上的错误。“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孟子说，你错了，古代宗法制度下，兄弟间长幼有序，如果父母不在，那么长兄就如父，兄长具有相当的尊严，弟弟对哥哥不应该怀疑的，否则就是不敬、不悌，有亏于礼法。如今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既然派管叔去殷监督，就应该完全信任他，所以周公这个错误估计实在是情有可原的。陈贾不含糊，孟老夫子更厉害，以礼法堵住陈贾还不够，又继续说：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这段话，无异大大藉题教训了陈贾一顿！
孟子说，古代人一旦错了，马上认错，改过;现在的人呢，犯了错往往将错就错。古代的君子，犯了过错，就好比日蚀、月蚀，大家一看就看到了，他们并不遮掩。但是他们一定马上改过，好比日蚀、月蚀一过，太阳、月亮立刻恢复了原有的光辉。“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现在时代不同了，在上位的人犯了错，幕僚人员不但不劝阻，而且还编造些理论顺着拍马屁，支持上面的错误。孟子这就是指陈贾而言，用佛家的话来说，孟子是有他心通啰，不待陈贾说完，就猜中了他的心事，同时很婉转地教训了他一顿。
这一段记载了孟子在齐国的为人处世，对当时政府的负责人身教、言教的要求，一丝不苟。
孟子与公孙丑（下）（09）门阀 财阀 学阀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盘为我言之。”
“致为臣”也就是“致仕”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退休。孟子在齐湣王时期不大得意，于是退休不干了，准备回自己家乡。齐湣王得到这个消息，就亲自御驾来看孟子。“前曰愿见而不可得”，上次我想亲自来拜访你，无奈公事太多，抽不出空来。这个外交辞令说得多好！“得侍同朝,甚喜”，我能和你老先生在同一个朝廷做事，实在是件很高兴的事。现在听说你要弃我而去了。这位诸侯说得多客气！但是他下一句并没有说“请你不要走”，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得很高明，“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不知道你走了以后，是否能再和你见面？这不等于批准孟子退休了吗？他为什么这样说？是真的愿意孟子离开吗？也不见得，看后面就知道。
其实齐湣王是想留住孟子的，他之所以这样说，还是怕碰钉子的成分居多。如果恳请孟子留下而孟子不留，做君王的就太没有面子了。“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孟子回答说，我实在不敢抱这个奢望，不过，我内心却是非常希望能再和你见面的。似乎两个人在大耍外交辞令呢！记得我们小时候到朋友家，朋友招待吃点心，我们也就学这句古话——“不敢请耳，固所愿也”，然后拿起点心来便往嘴里塞。
齐湣王去看了孟子以后，孟子大概还有些事必须料理，所以他并没有马上离开齐国。有一天，齐王对一位亲信的大臣时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我想在齐国拨出一块地方盖批房子，请孟子到那里主持，教育子弟，不管多少学生，所有的教育经费一概由我供应。“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让知识分子以及髙级官员们能够看看孟子的这种风格和典范，也就达到教育目的了。你姑且去替我转达这个意思，试一试，摸摸底子。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孟子当时虽然没有孔子的那种味道，但是威严还是蛮重的，时子并不认识孟子，所以不敢直接来找他，透过他的学生陈子告诉他齐王有这个意思，请陈子转告孟子。陈子将这话报告以后，孟子就说：“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这个“然”，并不是答应说可以的意思，而是说反话，等于我们现在笑着说“是吗”的意味。孟子说，时子通过你代表齐王来讲话，难道他已料到我是不会答应的吗？接着他说，“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齐王现在等于计划为我办一个大学，给我很多钱。前次他送我的十万块钱俸禄我都不要了，而今难道为这万把块钱我就干吗？我是为了钱吗？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季孙是鲁国大夫。接着孟子引用季孙的话，谈到发生在鲁国的一件事情。季孙说，这事情好奇怪喔！有一个人名叫子叔疑的，他希望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够发挥，“不用”，结果还是不能达到目的，“则亦已矣”，只好算了,大丈夫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想贡献自己，为社会、为国家做点事，既然没有机会，也就算了。但是，他另外耍了一个手段，自己不出山，装作高尚，却把他的兄弟子侄布置上来，都在鲁国居上位，当要职，将政权都把持了。
天下人哪个不想大富大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但是为了求富求贵，就制造派系，形成一个小集团，把别人的政治前途都垄断了。现代工商界用的专有名词“垄断”，就是出自《孟子》这里。不准别人上来，这怎么可以呢?接着，孟子就拿市场的贸易行为来作比喻。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践丈夫始矣。”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五千年来的传统商业观念。古时候，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就是拿我所有的，换我所没有的。譬如我家生产毛巾,你家生产手表，我们大家隔一阵子集中在市场上做现货交易，这是最原始的商业行为，叫做贸易，后来才慢慢用货币来作为交换媒介。中国古代商业行为很进步，
三千多年前就有专人负责市场的管理，有法令、规章，不能乱来的。“贱丈夫”就是大丈夫的相反词，在这里是指专门垄断生意的人，“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他们多方面观察，知道哪个地方缺什么东西，哪个地方某种东西又太多了，便在中间操纵居奇，赚钱获利。这种人在现代这个社会里，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商业人才;但是在孟子那个时代，却为社会一般人所不齿，这是古今观念的不同。
“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这里写出中国市场管理的演变，从政的领导者看见商人这种垄断的不良行为，于是开始课税。古时候课税的动机，就在防止商人投机、垄断的恶作风。孟子把这类投机取利的人称为“贱丈夫”，在现在人看来，这类人物却成为“贵丈夫”了。
好了，这一段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点，如果我们写有关中国商业发展史或者赋税发展史之类书籍的话，这一段是个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二点，就是孟子对垄断问题的看法，此所以亚圣之为圣也，而不是亚圣之为亚也。要是换成你我，有钱的老板既出钱，又出房子，又出人，那还不好？真是求之不得。但是孟子却不然，他这种独立不移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效法。
我常说在秦汉以后就没有儒家了。秦汉以后，虽然处处标榜孔孟，但是却没有看到真正的孔孟之徒，大部分都是拿孔孟的招牌骗饭吃而已。孟子这里说出的“必求龙断而登之”，不仅是商场上的现象，在科考制度之中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这种垄断的现象，这就是所谓门阀、门第的观念。往往一代为官，子孙亲朋就逐渐把持了政权，普通人要想在这种情势下跻身其中，那真是谈何容易！
到了唐朝，虽然兴起了考试制度，但是法久弊生，也难免形成门第的垄断。发展到中、晚唐，政坛上因此而有“牛、李”两党之争，各以牛僧孺、李德裕为两大政魁，两派意见之争非常严重。李德裕为宰相李吉甫之子，并非科考出身，因祖荫人仕，专门提拔清寒子弟。牛僧孺则为科考进士出身，属于学阀门派垄断团体。唐武宗时，牛僧孺人相，威权独重。唐宣宗时，李德裕为牛党所陷，贬往崖州。当时有诗云：“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就是以这个历史背景为典故的。崖州是广东边区的一个小县，唐朝时还是没有开发的蛮荒之地。那些清寒子弟眼看恩师为了提拔他们遭人陷害，从宰相之尊被贬到边疆荒区，难免痛心疾首，悲泪纵横。
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元、明、清一路下来，不仅政治上有门阀，军事上有军阀，经济上有财阀，学术界还有学阀。但是，我们看看孟子这里，他绝对有机会可以形成一股学阀的威势，但他却毫不动心，我们不免再度赞叹亚圣之为圣也！
孟子与公孙丑（下）（10）处世的艺术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斋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
这里就开始讲故事了，也等于是孟子的传记。孟子离开齐国，到了昼这个地方。有一个热心人想替齐王留住孟子，请他不要离开齐国。结果如何呢？“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这人见了孟子，坐下来想和他谈谈，孟子不搭腔，反而躺了下去，不理他。这人很不高兴。当然不高兴，别说是这个人，若换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不高兴的。但这个人还是执弟子之礼，很谦虚地说:“弟子斋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我对老师非常诚恳，见面之前先沐浴、烧香，没想到老师根本不理我，从此以后，我不敢再来求见了。言下之意，大有“你孟夫子又算老几呀”的味道。
孟子听了，对他说:来！你请坐，我和你讲老实话。
“昔者鲁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繆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
孔子的孙子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孟子的老师，孔子死后，文化道统传到子思了。鲁国当时的国君缪公对子思非常尊重，他经常派两个最亲信的干部在子思旁边，以便随时传话。鲁缪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子思请到宫里来住，或者请他住到隔壁，不是更方便吗？这就是年轻同学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了。你们自己将来从事外交，或从事工商业，对于人事问题的处理要特别小心。人与人之间相处，尤其是高级干部之间，有些问题要研究、讨论的时候，必须有个转圜的余地,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容易搞砸。比如年轻人谈恋爱，结婚以前都很好，但结了婚以后，太亲近了反而闹别扭。这时，就需要朋友出来说话了。
中国人讲究伦理，也就是伦常。所谓伦常就是社会的次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艺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朋友列居其一。大家或许会觉得奇怪，好像朋友一伦不相干，而事实上朋友非常重要。任何一个人，许多心里的痛苦、心里的烦恼，上不可对父母言，下不好对兄弟、妻、子开口，对着好朋友东拉西扯，什么都可以向他发泄。就像中药里的甘草，每一帖药都用得着它，离不开它，因为它的性质是中和的。人生不能没有朋友，否则会很痛苦。
所以不要以为鲁缪公的这种做法是手段，他确实是深懂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艺术。做人实在难，往往不能走直路，如果坚持要走直路，一定会碰壁，稍微一转弯，事情就好办了。《孟子》这里的重点是告诉我们，鲁缪公以至礼对待子思，但中间如果没有人来缓和缓和，就无法安顿子思。这是事实，但这一则史实在一般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读了《孟子》才知道有这回事。
孟子提到泄柳、申详这两个人，他们都是鲁国当时的贤人，也很了不起，尤其是申详，是孔子有名的弟子子张的儿子。虽然他们不如子思在鲁缪公心目中的分量，但是鲁缪公也很器重他们。当时他们两人也都有缪公的人在身边，替他们传话转園。
孟子讲这些话究竟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与齐王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需要有人在中间做转圜。
“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对这个客人说，你很恭敬我，待我以长者，希望改善我和齐王的关系。你有这个理想，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为人处世的艺术是很不简单的，你想撮合齐王和我的关系，那么你是不是能做得像鲁缪公与子思之间那么的圆满呢？
年轻的同学们想想看，孟子为什么这么讲？道理在哪里？孟子这些话，等于是在骂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自作主张，很热心地跑来留我，如果我真答应留下来了，难道你做得了主吗？齐王并没有托你呀！“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所以，你说我是不是不该理你？是你不了解我呢？还是我不了解你？
所以读古书要用脑子去读，用智慧去读，否则字义虽看懂了，却仍旧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读不通。我们前面曾说过孟子这个亚圣的称号，说过他之所以为亚、所以为圣的地方，现在看了这一段，简直会认为他既不亚也不圣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脾气那么大！话也不说一句，就跑去睡觉了。其实他是有道理的，这就要靠你自己去深人体会了。
这个人冒冒失失地，谁的命令也没奉就热心跑来，莫名其妙地参与其间。等于人家夫妇吵架，邻居突然有个人莫名其妙地跑去劝架，本来只是小小地拌个嘴，被他这么一热心调和，东说说、西说说,害得人家越吵越厉害，无法收场！这不是多事吗？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孟子很不得已地离开齐国，因为齐王不采纳他的意见，等于现在特地跑一趟美国，希望对美国政府有所贡献，但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所以只好买张机票又回来了。
为了这件事，背后就有一个齐国人叫尹士的，批评孟子说“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我们这位了不起的孟夫子，如此跑了一趟齐国，结果毫无所成地回来了！如果说是他事先不知道齐王不像汤武那般英明，是无法扶助的，却热心地跑去找他则是不明也”，可见是他孟夫子自己的头脑不清，看不准。“识其不可，然且至”,如果说孟子明知齐王不行、不能扶助，只因人家是当权的，就非去看人家不可，“则是干泽也”，无非是想要得到一点好处罢了，那就更不值钱了。“干”是“干禄”的意思，指希求而言，“泽”可引申为利益好处。
“千里而见王”，千里迢迢地跑来见齐王，“不遇故去”，“不遇”，不是指碰不到，而是际遇不佳的意思。孟子和齐王父子——齐宣王与齐湣王都很好，只是和他们的政治意见不同，“故去”，因此他离开了。
“三宿而后出昼”，孟子想要离开齐国，走就走吧，买张飞机票不就马上可以离开了吗？但是，他却在那边徘徊了三天，还故意留住，大有回首依依之感。“是何濡滞也”，他这样拖拖拉拉的是干什么？他是希望齐王留住他吗？“士则兹不悦”，他的这种行为很叫我看不惯。这个人说:老实讲，我因此很看不起他，大丈夫和人主搞不好，说走便走，他却光是嘴上叫，而又留恋着不肯走。既说走，又希望人主能回心转意留住他。好比两个人吵架闹翻了，挟着一个皮包要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问说:“你看怎么样?”那不是太没骨气了吗？
且看孟子对尹士怎样反应的。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律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高子是齐人，是孟子的弟子，他把尹士的这些话报告了孟子。孟子讲:“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老实说，尹士怎么能够了解我的苦衷？我千里迢迢地跑去找齐王，是希望帮忙他、辅助他。当今社会一两百年的战乱，民生如此痛苦，而齐国是当今第三个霸主，我当然希望能辅助他安定民生，使天下太平。“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结果我与齐王意见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我不得不走，这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的。
我要离开齐国时，在“昼”这个地方一连住了三晚，我为什么说去，偏偏又留恋着，不忍心离开呢？老实说，我现在虽然离开齐国了，“于予心犹以为速”，内心还正后悔走得太快呢！“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如果齐王改变态度，就一定会追我回去。
孟子继续说:但是直到我抵达齐国的边境“昼”这个地方，回头一看，齐王并没有派人来追我回去，我才死了这条心，等于佛家讲的毅然决然地把心放下了。“予虽然，岂舍王哉!”我虽然死了这条心，不过话说回来，悲天悯人的心理还是没有放下，我并没有完全放弃齐王呀！难道除了齐国外，我不爱去别的国家吗？只是当时的情势“王由足用为善”，只有齐国才可能辅助天子实行王道呀！假如齐王肯实行我的计划和理想，则不只是富强了齐国，从此天下人也都得以太平了。所以我心里还是希望能改变他的观念，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天天都还在盼望着。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齐王不了解我，别人又如此地批评我，难道我是气量如此狭窄的小人吗？如果君王不接受自己的意见，我就发脾气，悻悻然满肚子不高兴，并且一怒绝裾而去，这算是大丈夫应有的气度吗？
髙子把孟子的这些话回头转告尹士。尹士听了说:“士诚小人也。”哎呀！孟老师说得对，我错了，我完全把观念搞错了，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们看这一段故事，如果只照字面解释，孟夫子可真是亚也不亚、圣也不圣，连冷猪头也不让他吃了，牌位也不替他立了。其实孟子完全是悲天悯人的胸怀，绝不是为自己的功名、富贵着想;他要救社会、救国家，只有靠权势才有办法。那时候的第一强国是秦，第二强国是南方的楚。秦国是绝不可能行王道的，而楚国又是个新兴的国家，思想、文化各方面不同，也不可能。于是只有靠第三位的齐国了。当时齐国的经济力量绝对可以和秦、楚相抗衡，所以孟子想使这个国家富强起来，天下就可以太平了。他的用心在此，而并不是贪图高位。以前许多高位给他他都不要，宁可带便当吃冷饭。所以不要随便冤枉古人，不要错怪了他。
五四运动时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的大老板是孔子，二老板是孟子。孟子的这些地方，都是他们所要打倒的罪状。所以我们读书要像庙里塑的菩萨一样，顶门上必须另具一只眼睛，好好地思考，把道理点出来。这只眼睛就代表慧眼，并不是顶门上真的又长出一只眼睛来了，那样就不是智慧，而是妖怪了。
孟子与公孙丑（下）（11）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曰，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离开齐国了，在路上，就有一个名叫充虞的学生问孟子说:老师，我看你的气色不好，好像心里很烦、很舍不得离开的样子。还记得老师以前教导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但看老师今天这样子，好像又怨天、又尤人似的。这个学生一定很年轻，所以问起话来这么直爽。
孟子被他这么一问，就答道：“彼一时，此一时也。”唉！孩子，你知道我教你们不怨天、不尤人的时候，当时的环境、心情跟现在完全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你说得不错，我心里确实很难过。
孟子接着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已成为历史命运的名言。我在两三年前算历史命运时，更肯定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自周公以下，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有汉武帝、董仲舒等;又过了五百年，出了梁武帝和达摩;再五百年后，就是宋明理学家王阳明等;之后五百年就是现代，是中国文化自周公以来的第七个五百年。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年轻的同学们赶紧努力，以后就看你们的啦！
中国历史上五百年出个英雄，我说三百年出个戏子。这不是开玩笑的，我所谓的戏子并不是现在的所谓电影明星，而是指真正唱得好的戏子，唱得神化了的，这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也好、画家也好，都须经过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的培养。尤其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更非经过几百年的培养不可。历史、文化造就人才有如此的困难！绝不是目前这种速成班、专修班所能造就出来的。所以说五百年出个英雄、三百年出个戏子，可也真不容易啊！
下面这句话值得注意。“其间必有名世者”，在这五百年中间，一定有“名世者”。什么是名世者呢？就是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一出现，他的声名、威望就震撼全世界。所以清朝的一位历史学家赵翼写了一首讲历史哲学的诗，他说：
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气魄好大！年轻人要有他的这种气魄才行。你们年轻的一代都喜欢创新，我认为不管哪一方面，要创新都必须有学问基础，没有基础能创个什么新？现代人动不动就出书，新书出_得汗牛充栋，但是这七十年来所出版的书却很难找到一本值得流传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丈夫必须有这种把握才下笔，一下笔就须得有流传数百年的价值才行，绝不轻率！现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只有五分钟寿命，如果能有一个月的寿命，已经是了不起的作品了。通常是看完了就丢，所以只有五分钟的寿命。
下面，孟子继续他的话。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自周公开始到孟子的时代，有七百年历史。周朝开国三四百年就已经开始乱了，到了孔子的时候更乱，所以孔子非常忧心。今天下午，有个朋友介绍一位医生来看我，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教人为善，而依他行医数十年的经验观察所得，
人心是越来越坏了。医生只能治疗生理上的疾病，却没办法医治人的心理疾病。这是什么道理呢？他的这番话很值得注意。我们自称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未能挽救人心的恶化，人真的是越来越坏了。孔子、孟子处在那么乱的时代，一直希望有“王者兴”，所以孟子说“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盼望着，就快到了吧！孟子不像孔子那样有神通、能前知，所以他把时间估计差了几百年，一直到汉高祖以后，天下才近似太平，民生才安定下来;到汉武帝时，才重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这句话，牛可吹大了。他感叹说:唉！上天不希望天下太平，假如上天希望天下太平的话，除了我以外，谁还有这个抱负啊！年轻的同学们，包括当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这句话——“舍我其谁”，好大的口气！现在我们老了，最好就是你们年轻同学了，可是你们要有准备，要有学问、有修养，到时候才能担当大任。
“吾何为不豫哉”，我是心里很难过，我为什么难过呢？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类太悲惨了，而我却始终还没能施展我的抱负，我怎能不难过呢？谁来救这个世界呢？
好了！孟子的传记到此告一个段落，以后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了。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离开齐国，到了“休”这个地方。公孙丑说:老师呀，我有一个问题，在肚子里憋了好久，现在我们回到自己国家了，我想请教老师，您在别人的国家替人做事,退休金、待遇也不拿，这难道是“古之道乎”？这是传统的文化观念吗？应该这样做才对吗？
孟子答说:不是的。在齐国，虽然齐王对我那么好，很客气，但他不是真心的，所以我不能接受他的待遇。吃人家的饭，就得替人家做事。“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当年我在崇这个地方头一次和齐王见面，一见面我就看出来他不会走我这条路线，他只要霸权，只想侵略人家，所以我就准备离开了，当然不能接受他的待遇。但是，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会改变主意，听我的劝导。
“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我已经决定要走的时候，齐国与燕国打起仗来，国与国之间打仗，各方面的事务都比较忙乱，在这个时候提出辞呈，太对不起人。再则，因齐国有军事行动，为了避免间谍的嫌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所以只好留下来。
“久于齐，非我志也”，现在齐国总算安定了，像齐王这样把我冷藏在冰箱里，这样不上不下的，我留在齐国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这不是我的愿望，所以当然要离开。
孟子最后还是离开了齐国，冋到鲁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