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公孙丑（上）33~42
33、大哉孔子34、唐明皇与孔子 35、孔子外传 36、素王的道德榜样37、孟子时论 38、贤能与职位的界说 39、选贤与能的另一章 40、自求多福 41、业由心造 命不由天 42、历代帝制的心法
孟子与公孙丑（上）（33）大哉孔子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公孙丑又说，老师既然不愿谈冉牛他们这些人，那么像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个人是不同的典型。伯夷薄帝王而不为，连国君都不愿当，而且看不起周武王的所为，所以不食周粟，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他是高士。至于伊尹，就怕没有机会出来做事，他只希望施展他平天下的抱负，所以背了一只锅去给商汤做厨师，用他优良的烹饪术获得了商汤的欣赏。后来召见谈话以后，更欣赏他的才华，结果便请他当了宰相。历史上称掌握相权为调和鼎鼐的美词，就是由于伊尹这段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
公孙丑好似用螳螂拳的拳法，一拳一拳连续钩出去，又举出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带着探测的意味，想问出孟子的看法。
孟子师生间的这一段谈话，要特别注意，这个主题涉及人生观的确定问题：人生到底要做什么？现在许多人学这样、学那样，甚至学出世法，如学佛、学道、学打坐，学了老半天，人生观都还没有确定。问他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人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立定自己要以何等人物作目标，才有努力的方向和路线。最好是做世界上第一等人，估量自己做不了第一等人，即使做末等人，也要有一个目标。或者你说想从事政治，想做外交官，或想当总经理，这些只是职业，并不是人生观。确定人生观是说做圣人或英雄，或豪杰，或富翁，或凡夫。在女性而言，则或为贤妻，为良母，或为女英雄、女圣人，这才是人生观。这一段谈话，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的。
我们再看孟子答复公孙丑，这两个人的道不同，人生观的路线也不相同。伯夷这个人的观念是，不是他认为够水平的好老板，他不侍候的，即使请他，他也不干。他认为值得自己拥护的，值得自己去抬轿子的，他才去干。其次，对于不够理想的社会，不够理想的群众，他也不愿意去领导，不愿意去管事；必须是大时代的整个环境处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下，他才肯贡献自己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整个时代环境扰扰攘攘，官争于上，民乱于下，他就遗世独立，不看更不管。
至于伊尹则不同，他的观念是“何事非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只要他肯干，就可以去帮助他，改变他。像后世汉高祖与张良君臣之间的情形一样，汉高祖那样粗鲁不文的脾气，当韩信要求汉高祖封他为假王的时候，汉高祖听了立刻火冒三丈，开口就骂，粗话刚出口，张良偷偷踢了汉高祖一脚，汉高祖就懂了，粗话下面马上接着说：“要封就封真王，还封什么假王？照准!”因此无形中消弭了一次重大危机。汉高祖能被踢一下就改过口来说话，所以张良说我对别人说话，他们都不懂，也听不进去，只有他，一点就透，此乃天授也，只好帮助他。因为除了刘邦以外，还没有第二人能够如此。汉高祖这样的老板虽然不够理想，但张良还是辅助他。所以伊尹说“何事非君”，老板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只看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辅助他。
假使今天有伊尹这样的部下，不管在任何单位，当主管的可真舒服，这个部下把你的事当他自己的事办，什么都办得好好的，主管乐得清闲了。但是主管也需要真认识他、信任他才行。伊尹对于领导下面的干部也是一样，不问是什么样的群众，他都照带不误。善于带兵的人就体会到这个道理，不管这个部队的素质如何，一个好的带兵官，对任何样子的部队他都能带，而且能把部队带好，他自有他的办法。即使一群笨人，如果有好长官带领的话，他们照样会发挥出力量来。如果领导人差一点，那么他们还是一群笨人；如果领导人高明，笨人也会变成有用的人。伊尹就有这个本领，所以他说“何使非民”，哪里有不能领导的群众呢？对于社会形态，上轨道的也干，不上轨道的也干，这是他处世的原则，等于佛家大乘道的精神。而伯夷则不过是佛家小乘的气象。
随后孟子又提出第三种典型来，就是有机缘可以施展抱负的时候，就出来担当大事；轮不到自己上去的时候，就潜修默化；可以久留就久留，必须速去就速去，不论环境如何都任运自在，这就是孔子。无可无不可，出世入世都能坦然处之而胜任无怨，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圆通自在”，也是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过的话。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老师，你看我到底怎么样?”孔子说：“瑚琏也。”你像是被妥善包装珍藏起来的贵重祭器瑚琏那样，在国家有重大祭典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拿出来，郑重地放在供桌上。这东西虽然非常贵重，但是平常不大用得到，这就是瑚琏。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样东西，如果成为一样东西，就定了型，限定了用途。所以君子不把自己固定为任何一种形态，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只要自己认为值得做、应当做，就去做，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孟子说这三种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对这三种典型的圣人，我都还做不到。不过如果要学的话，我愿意学孔子，当然，管仲、晏子根本不必谈了；也不愿学伯夷，走出世的路子，但也不愿走伊尹那种“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的路子。
公孙丑又问孟子：伯夷、伊尹、孔子是三种不同的古圣人，可是，老师你怎么又把他们三人排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等级呢？
孟子立即说：不！不！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可是孔子这位圣人与众不同，“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孔子的。孟子这句话，把孔子推崇到极点。
讲到这里，我们暂时搁置一下原文来讨论讨论。
孟子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任何人像孔子那样崇高，因此可知孟子是孔子真正的知己，也是他真正的门人。历代的人捧孔子，都捧得不过瘾，只有孟子这句“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捧得最过瘾，也可以说是最诚恳的话。可是他不像宗教徒那样，认为他们的教主是非人的、超人的；儒家的教化是始终不离“人”本位，而且不去说些超越人本位的话，这是儒家的平实处。
至于历代对孔子的尊称，则推元代的为最高，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就是元代封的。可不要以为元朝是没有深厚文化基础的蒙古民族政权，在元朝九十年间，政治上有许多过人之处。尤其对于尊孔这件事，做得最好，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制加孔子号曰“大成”，就可看出。
诏曰：
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幕承丕緒，敬仰体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这是千古名文，虽然起草人还是汉人，但仍应归功于元朝。历代对孔子的颂赞都没有这么好的。“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两句加到孔子身上，正是推崇极致而又恰到好处。而且妙的是，如果照抄到任何地方的文化，任何地方的宗教，都可以引用。如西方文化谈宗教，便可说“先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明；后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法”。在东方文化中如佛家，也可以说“先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明；后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法”。我们看所有佛经，都是“佛说，佛说”的；后世儒家著书，也无不是“子曰，子曰”的，不说“子曰”就不行。我们如果早生一千多年，甚至只要早生五百年，除非引用孔子的思想和语言，否则写文章时则“无以明”。
当然，有的人写文章捧孔子也未免捧得不得体。像后来有一位道学家常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出生的话，那我们永远都在黑暗中。他这个话，似乎把孔子以前的历史文化都一笔抹杀了。当时就有一位名叫刘谐的翰林讽刺这位道学家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怪不得伏羲以上的那些圣人们整天都要点亮蜡烛来走路。这也挖苦得够缺德了，所以有人评论刘谐这个人天生就很刻薄。固然这位道学家捧孔子的话过火了，没有孟子说得那么恰当，可是刘谐的讽刺则未免失之敦厚。
刘谐个性刻薄，可是口才非常好，他和哥哥分家的时候，坚持要求他的父亲刘巨塘把一个能干的男佣人分配给他，可是他父亲已经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他哥哥了。于是，他父亲开导他说，兄弟就如同左右手一样，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你哥哥和分配给你，有什么不一样？何必争呢？后来有一天，他去探他父亲的病，他父亲伸出右手来，要他搔搔痒，他却故意在他父亲的左手上大搔其痒。他父亲说你搔错了，我是右手痒，不是左手痒。他说：你不是说过左右手是一样，没有分别的吗？他对父亲尚且要报复，刻薄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孟子与公孙丑（上）（34）唐明皇与孔子
至于历代赞叹孔子的诗，也非常之多。在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好的一首，还是唐明皇《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夫子何为者 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 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 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 当与梦时同
这是唐代诗中最正派规矩的诗。诗就是文章，不同的只是变成可以歌唱出来的韵文。中间抑扬顿挫的平仄安排，就是要求歌唱时有音韵美感。如果平仄的安排不合规矩，就不能用。其次，在这短短几句美妙的辞藻中，还要蕴涵着深远的含义，以发人深省而堪回味为主，其中要有思想，要有感情，要有意境等，而成为一件完美的文学艺术作品。
唐明皇这首诗，第一句“夫子何为者”就很巧妙地提出问题。孔子是古今一致称颂的圣人，又称素王，他是大家的老师，人们都称他为夫子。可是这位大家的老师，他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第二句“栖栖一代中”，叙述他一生的情况，也是上句的答案。“栖栖”两个字引用了《论语》的掌故，在《宪问》篇中，一位隐士微生亩曾经问孔子:“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告诉他:“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意思是我不是到处逞口舌吹牛，只是看见世人的固执不通而以为病，所以想说服大家明白事理而已。
还有一次，孔子到郑国时和弟子们走散了，子贡到处找人问，后来一个郑国人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个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的老头子，这郑国人所指的就是孔子。所以“栖栖”就是忙忙碌碌，也就是形容孔子救世心肠之迫切，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经此一解释，就可知道要多读书。这一句诗很简单，只有五个字，可是它包括了有关孔子的这些故事，涵盖了那么多的意义。在那个时代里，孔子一心一意地要救世救人，那种忙忙碌碌的样子却被人误会是为了逞口舌之利、求瞰饭之地，甚至被人看成没人收养的野狗，这是多么可怜！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孔子丝毫不改变他淑世的初衷，这又是多么伟大！其中的意义和感情、赞叹，都在这寥寥五个字中表达出来了，而且说得温柔敦厚。
第三句“地犹鄹氏邑”，孔子是出生在鄹地，唐明皇是经过鄹地去祭孔子，这是写眼前的即景，看到当场的景物而兴起怀念，崇敬一千多年前这位圣人的“思古之幽情”，表现了一种相当深厚的情怀。
“宅即鲁王宫”，孔子的老家在汉朝的时候被一个被封为鲁恭王的汉高祖的后代准备拆掉，盖他的王宫。在开始要拆房子的时候，他走到里面去视察一番，忽然之间听到弦歌之声，宛如孔子还带着那些弟子在里面读书、弹琴、吟咏。他这下子害怕了，圣人就是圣人，自然就有那股威力和神力。以宗教来说，那是有神灵在保护的，所以他赶快下令停工，不敢再霸占圣人的遗产了。可是，在他已经拆了的一段墙壁里面，发现了古文的经书。据说，这是秦始皇焚书以后再度发掘出来藏在孔府壁中的第一手经文。不过，后人也有怀疑是伪造的。
这两句诗只有十个字，但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真是感慨万千。唐明皇这首诗，是离开了皇帝的本位，完全以诗人的身份写出来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感人。像孔子那么伟大的圣人，千年以后，连古迹都被有权力的人擅加摧毁，真是成什么话！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这两句是咏叹孔子的一生。
在《论语•微子》篇中，楚国有一个叫接舆的隐士，是道家人物，看见孔子来了，就装疯卖傻地唱起歌来：“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凰呀！凤凰呀！你来得可不是时候啊！现在这个时代人心不古啦!你现在出来等于跑到荆棘丛中，人家可会把你当做山鸡，捕去杀了吃火锅的啊！过去的不去说了，现在转身还来得及的。算了吧！算了吧！如今从政当官可危险得很啊！这是楚狂接舆给孔子的警告。
孔子自己也作过类似的感叹。在《子罕》篇里孔子说：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是孔子感叹当时既不像凤鸟出现时的大舜时代，又不是洛书出来时的伏羲时代，没有明君在上以为辅政，悲叹自己的道不得行于世。孔子在著《春秋》的时候，有人打猎打死了一只怪兽，不知是什么兽，抬来问孔子，他一看是麒麟。据说太平盛世才出麒麟；现在出来，却被打死了。因此他知道世界将更乱，而自己也和麒麟一样快完了。所以孔子“获麟而绝笔”，当时他正在著《春秋》，当他看到麒麟后就不写了。唐明皇用这两句诗来描写孔子一生行道的坎河，也为孔子发出无限的感慨。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这是唐明皇对孔子的祝文。
他说，我现在亲自来看你这前后两进的故宅，并且向你叩首祭奠。“当与梦时同”，是指孔子在快要死的时候，经常梦到周公，而孔子在死前最后一次，是梦见自己在周公祭殿的两楹之间，因此孔子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唐明皇的“当与梦时同”是说，我今天来祭奠离人世久远的你，这种心情和你当年梦到在两楹之间祭拜周公时是同样的沉重。
唐明皇以帝王之尊对孔子作如此之咏叹，也可知道唐明皇的风流蕴藉，还是有他的一套。所以我认为他这首诗不但是唐诗的正宗，而且比一般对孔子的诰文、祭文都要好。虽然没有孟子的“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那么简捷有力，但比其他的诗文实在好得太多。在文学艺术的观点上，他这一首五言律诗，四十个字，表达了那么多的感触，那么多的历史事迹，这就是作诗。一般不懂的人就指作诗为无病呻吟，其实并不是无病，实在是有病！而且还呻吟得有深度。
我们现在说这是古诗，在当时却是白话。今后的白话诗发展如何，“姑舍是”，且不去讨论它。但从这首诗上看，作诗一定要有深度，这里唐明皇一开口就是“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这十个字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一个落魄的书生或知识分子的身上。今天不得志的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吟唱一下这两句诗，那也是很有味道的。用现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共鸣”。一首诗经过千年以后，其文学价值与境界没有被漫长的时间冲淡，仍能新鲜而强烈地引起共鸣，即可誉之为不朽，当然也可以绝对肯定它是一首好诗了。
还有刚才说过，诗就是韵文的一种。古代的散文，也多少包含韵律的。古文中为什么那么多“之、乎、者、也、然、焉、哉”等语助词？就是在朗诵起来，可以抑、扬、顿、挫，帮助长哦慢咏，并且加重语气，也加深了印象，易于记忆。我认为古代的读书方法比现代好，不但有上述的好处，而且高声吟哦朗诵起来，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可以与书中人打成一片。如读《论语》，有时好像自己就是孔夫子了，在无形之中又是一项德育的潜移默化。而在生理方面，又等于做了深呼吸，练了气功。不像现代人读书那样，低着头默不作声地死啃，把知识向脑子里硬塞硬填，强迫脑子死记，这是多么痛苦！今天年轻人近视那么多，和读书方法大有关系。我们幼年时读书，是把知识像唱歌一样唱进脑子里去的，当然那个时代是拉不回来了。
今昔相比，文学的组织方法已大不相同了，现在的语体文和说话一样，如“张三走路快一点”可以用嘴说，也可以写成文字，可是如果像朗诵古文的方法一样朗诵起来，那不是“快一点”而是“十三点”——神经质了。
有一则笑话，一个人口吃，一句话说了半天还说不出来。
可是他唱起歌来，一点也不口吃。有一次他家里失了火，他打电话报警，本来就口吃，现在又加上心急，更对着电话听筒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了。总算他急中生智，想起自己唱起歌来就不会口吃，于是把报火警的话用唱歌的方式唱出来。可是等他把“报警歌”唱完，家里的房子差不多快烧光了，而消防队里接电话的人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哩！
孟子与公孙丑（上）（35）孔子外传
另外，唐末五代时期的冯道也有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冯道还没有当宰相之前，在外面做官镇守同州，大约和现代的省主席或行政专员的地位差不多。那时，当地的孔庙年久失修倒塌，却没有人过问。在他下面有一名专管酒税的科长之流的小官吏，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了，觉得孔庙都弄到如此衰败，太不成话，于是上了一个报告给冯道，要求准许他自己出钱来修复孔庙。冯道收到他的报告，因为是一名小科长递来的，就交给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长兼管司法的去办。这位判官的个性也蛮滑稽的，看到冯道交下来的这件公文，于是在上面批了一首诗：
槐影参差覆杏坛 儒门子弟尽高官
却教酒户重修庙 觅我惭惶也不难
意思是说，孔夫子教书的地方杏坛四周都长满了荆棘啦，可是口称孔孟之学、自认为是儒家出身的读书人都在高官显贵的位子，只图自己偷享安乐，对于孔老夫子四周的环境卫生也不去管了。如果叫一个管酒税的小吏去花钱修孔庙，我看了也感到脸红而惶恐，对这份公文我实在很难下笔签具什么意见了。
然后他把这件公文退回到冯道那里，冯道一看这首诗，真的不好意思，脸都羞红了，赶快自己掏腰包出钱来修孔庙。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陈州的卫士使李谷，相当于现代的警备司令,他到任三个月，依照当时的规定去拜孔庙。当时陈州的夫子庙只有三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尊孔子像，简陋得很。由于唐代的帝王们爱好歌剧，出了不少有学问的伶人，一直到五代时都继承这一遗风。唐时陈州一个著名的优伶李花开，看到这孔庙的破陋情形，口吟一首诗：
破落三间屋 箫条一旅人
不知负何事 生死厄于陈
孔子生前绝粮陈蔡，曾在陈州落难，无饭可吃。而死了以后，在陈州的庙宇又破陋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孔子对陈州来说，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陈州这个地方的事，以至于生前死后都在这里倒霉。李花开的这首诗也等于是一种民间的舆论，李谷听了以后又惊讶又感叹，于是赶快自掏腰包来修孔庙。
由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之成为千古之圣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圣人永远是寂寞的。明代洪自诚所写《菜根谭》中说:“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我们借用这段话，作为讨论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的结论。
所以说，一个人必须先仔细研究，确定自己的人生观。有许多事业，是一时的成功，短暂的光耀，只能保持三十年、五十年，最多保持一百年便过去了。所以只有少数人做的是千秋事业，像孔子，像那些宗教的教主们，除非没有人类，除非太阳不再出来，否则的话，他们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千秋事业，就是确定人生价值的问题，大家做的到底是千秋事业，抑是一生一代的事业，就要自己去考虑了。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前面孟子答复公孙丑，认为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但并不能与孔子等量齐观；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没人比得上的圣人。于是公孙丑这里接着问孟子，那么伯夷、伊尹、孔子他们三个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孟子说：有啊！只要有一百里这么大的领土给他们治理，结果都可以做到富强康乐，使得各国诸侯心悦诚服地前来依附而统一天下。不过，假如叫他们用手段做一件不义的事，或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他们也一定不肯这样做的。这就是他们相同之处了。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孟子在《公孙丑》这篇里，借着和学生的讨论，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内圣外王”的中心思想。“内圣”修养方面，他提出养心、养气的要点。“外用”功业方面，我们曾经提到，他借用伯夷、伊尹、孔子这三种不同的典型，影射出立身处世的楷模。全篇精神实在值得后人用心体会和效法。至于在文体方面，如果从孟子的时代退回一百年，换成《论语》笔法的话，就要简单多了，几句话就把意思表明出来，不会像孟子这样说了长篇大论。孟子此时，一方面，受了时代文风的影响——时代越向后发展，文章笔法越详尽；时代越向前追溯，文章笔法越简练。另一方面，也是孟子个人的文学素养好，起承转合，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内养”方面的阐述，《孟子》比《大学》、《中庸》、《论语》都要详细、具体得多。孟子提出养心、养气的方法，导致后世儒家“养心、养气”的学说和体系在中国文化中和道家的“炼心、炼气”、佛家的“修心、修气”相互辉映，蔚为大观。“外用”方面，他则列举伯夷、伊尹、孔子三人，烘托出万世师表孔子的典范，同时隐喻这条道路的艰难。
难在哪里呢？这也就是庄子所谓“有圣人之才，无圣人之道”则不足以成圣人；“有圣人之道，无圣人之才”也不足以成圣人。真正的大圣人必须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假如从庄子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道家可以说是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才；而佛家则可以说是有圣人之道，也有圣人之才，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道。才、道两者周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佛家所谓的“根器”。
在座诸位都有志于学圣人之道，这一点是不错，但是，诸位不妨自己检点一下，是不是具备了圣人之才？这一点，恐怕大家还要多加充实。才、德、学三者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佛家注重功德，主要的目的也就在于“器识之才”的培养，才器如果有所不足，那就要靠“力学”，也就是努力多学来加以弥补。如果才、德俱佳，那么更要“博学”，以精益求精，因为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至于能否得其时，那便另当别论了。正如唐杜牧的诗所谓“由来才命两相妨”。
《公孙丑》这半篇的要点就在于此，如果把握了这个关键，那么一路读下，味道就出来了。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孟子》为什么如此记载，为什么如此编排。否则，也和前人一样，把它圈成一段一段，支离破碎的，对全篇连贯的精神就没有办法掌握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孟子》的原文。孟子借孔门三子宰我、子贡、有若对孔子的赞言，作为他对孔子的结论；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效法孔子，立志于圣人之道。不过这一点孟子并没有讲明，而要读者自己去领会。这种文章的写法就好比“歇后语”。譬如“瞎子吃汤圆”，歇后语的意思就是“肚里有数”，主要意思在“肚里有数”，但是这句话不说出来，只说“瞎子吃汤圆”。孟子在此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个人的话表达对孔子的赞叹，其中隐含的寓意他也没有明说，而要我们自己体会。
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宰我认为他的老师孔子比尧舜还要伟大得多。我们如果只从表面看，学生投老师的票，是当然的道理，偏私之意在所难免。事实不然，我们如果详加研究的话，宰我这个论点可以说是公正无私。尧舜固然有圣人之才、圣人之道，可以君临天下，但是却没有建立万世师表的精神世界；而孔子在当时很可以一统天下，但是他却仍然安守其分，以平民之身开创有教无类的先河，致力于百代千秋的大业。如果更深入研究，这其中还有更多道理，我们在此也是只点到为止。
宰我和子贡这两位同学的观念相同，但是表达的内容、方式有异。子贡在这里称道孔子的伟大，首先举出“见其礼而知其政”这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字、政令、法规等都没有统一，文字、政规等的统一是秦汉以后的事。因此，当时各诸侯国的礼仪、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律法等互不相同。而孔子的智慧可以“见其礼而知其政”，随便到各地一看，由当地的民俗风情、社会状况就可以断定那个地区政治设施的成败。
子贡接着说，孔子还有更高明的一着，“闻其乐而知其德”。当时各诸侯国的音乐也都不相同，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地音乐的乐风、韵味都各不相同一样。而孔子能够一听音乐，就知道当地的社会风气、国民道德如何。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有点玄虚，有点离谱，好像是学生为老师送出来的一顶高帽子，其实这顶帽子一点也不高。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史记》中《吴太伯世家》——吴太伯是吴国的祖先，本来是周朝的世子之一，后来由于家庭问题，他为了成全孝道就离家出走，躲到偏远的南方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江苏，当隐士去了。久而久之，这一带的百姓自然受他的感化，大家一致拥戴他为君主，于是就成为后来的吴国。或许由于吴国的开国先祖吴太伯的影响，吴国世代都有髙尚的流风。
又譬如吴季札——吴王夫差的叔祖，也是舍弃王位远走他乡的一位奇人。《吴太伯世家》里称他为延陵季子(延陵是他的封邑）。后来他出使各诸侯之间，每到一个地方，他只要随处看一看，就能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兴亡得失有个大概的认识，并且有独到的见解。譬如他到了齐国，那时正好是晏子辅相，齐国势力相当强大。但是他已洞烛机先，警告晏子齐国不久会发生变乱，劝告晏子及时安排后路以保全性命。晏子不愧为一代名相，接受了吴季札的建议。后来吴季札到了郑、晋等国，又向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总之，他在周游列国之时，各国的君相几乎没有不向他请教的。因此，孔子对他也是非常佩服。
关于他，还有一则千古流传的美谈，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古时候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士大夫们身上都会佩挂一把宝剑。当吴季札访问到徐国的时候，那个国家在当时是一个小国，徐君对他身上佩的宝剑非常喜爱，很想向他索取，但是没有明讲；吴季札懂得徐公的意思，但他也没有表示什么。后来他这趟大使的任务完成了，再过徐国，就准备把这把剑送给徐公，无奈这个时候徐公已经死了。于是吴季札亲自到徐公的坟上，解下宝剑挂在徐公的坟前。随从的人看了说，人都死了，何必如此呢？吴季札有他的道理，他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当时徐公心里想要，而我心里也想给，只不过当时双方都没明讲，现在徐公虽然死了，但是大丈夫不能负心，所以我一定要实践自己的许诺。这就是延陵季子的风范。
现在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介绍奇人轶事，引用这段故事，主要是说明《史记》在《吴太伯世家》里也记载了延陵季子具备“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的才智。现在我们翻开《史记》，看了这段记载，就像看普通文章一样，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如果我们设身处地，退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时代中，看到一个人能够早许多年见人之所未见，预言出一个国家社会的兴亡成败，这是多大的智慧、多高深的修养！
子贡这里称颂孔子就具备这种高明的智慧，事情的前因一动，他就已经预测出将来的结果，这是何等远大的眼光与过人的见地。所以子贡接着说：“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就算经过千百年时间的考验，经过多少英雄豪杰的崛起，也没有办法动摇孔子在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子贡对孔子佩服得真是无以复加，所以他结论就说，自从人类世界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像我们老师这么伟大的人。
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子贡应该算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千古之名，生前身后，得力于子贡的宣扬之处很多。子贡当时在国际间也颇负盛名，而且有的是钱，在外交界又是位高手，有眼光，有办法。说句笑话，他是官僚，又是资本家，做什么像什么。孔子的晚年生活大概都靠他供应。例如有关堪舆的书籍记载，孔子死后，他弟子里面很多研究《易经》的，对阴阳、八卦颇有心得，经过会商讨论后，选出一块坟地，最后请子贡来加以裁定。子贡到场一看就说：这块地只足以葬帝王，不足以葬夫子啊！葬一个小小的皇帝嘛，还可以，我们的老师怎么可以葬在这里。最后由子贡选择了曲阜这块百代帝王师的名地。
孔子安葬之后，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冷冻，到了汉武帝时，终于时来运转，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奠定了“至圣先师”的声威，孔子果然成了百代帝王之师。而原先为孔子准备的那块坟地，后来就成为汉高祖的安葬之处。据说是如此。风水之说是耶？非耶？其中涉及论辩太多，在此不用多加讨论。孔子死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独独子贡庐墓六年，在孔子坟墓旁边搭了个小茅棚，守了六年孝。其余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这是事实。子贡对孔子的衷心敬仰由此可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子贡对孔子的赞叹，真是捧得过瘾。
第三段，孟子引用有若对孔子的赞扬。有若顺着子贡的话说下来，师兄弟两人好像唱双簧似的，有若说“岂惟民哉”，岂止人类如此。有若对子贡的赞叹再来一个引申强调，有若举出走兽中的“麒麟”、飞禽中的“凤凰”来作比喻。现在有些生物学家认为麒麟就是生长在南洋一带的长颈鹿。我对这个看法是非常怀疑的，就好比现代学者把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龙当成西方的恐龙一样的荒谬。恐龙是恐龙，不是中国文化里的龙，西方的恐龙只不过是我们中国龙的子孙。当然，到底有没有龙又另当别论。不过据中国文化的传述，龙生九子，形状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龙和西方的恐龙扯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只好说恐龙是中国龙的子孙，而且是个笨子孙。因为中国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幻莫测的三栖神物，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水里游，更能在地上走。在中国文化里，麒麟和龙居于同等地位，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我们把它随便比成长颈鹿或恐龙，实在是很成问题，至少我站在拥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是不同意的。在中国文化里，麒麟是走兽中最高贵、最了不起的，千百年难得一见。方才我们提到过孔子“获麟而叹”的典故了；至于“凤凰”则是百鸟之王，在飞禽当中是最珍贵的。
有若提出了麒麟和凤凰的比喻以后，接着又举“太山”为喻，“太山”就是鲁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泰山。太山并不是中国最高的山，太山在中国文化里所以占了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它被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丘垤”是普通的小丘陵。“行潦”是小河沟、小溪流，“类也”，是同类的。麒麟是走兽，阿猫阿狗也是走兽；美丽的凤凰是飞鸟，天天生蛋给我们吃的鸡也是飞鸟；神秘的太山是山，公园里一堆假山也是山；浩瀚无边的江海是水流，马路旁的脏水沟也是水流。我们顶礼膜拜的圣人、仙佛是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是人，都是同类。所不同的是，麒麟、凤凰、太山、江海、圣人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在同类中表现得最优异，从平凡中升华、超越，而至于崇高、伟大的境界。“拔乎其萃”的“萃”就是草类，当一片种子撒下去以后，没多久就发了芽，随后长成一片草木，良莠不齐，经过了风吹雨打的锻炼，经过了地利天时的考验，最后硕果仅存，发展成了凌云之干。人为万物之灵，更应该效法这种“出类拔萃”的精神，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的学养，日久功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朝一日，平凡中自会有非凡的成果。
就像孔子，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但他是个了不起的普通人，能够学不厌、教不倦地从平凡中升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所以有若结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从有人类以来，的确是没有比我们的老师孔子更伟大的了。有若这句话，比子贡说得更重。
我们看这篇文章，从公孙丑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开始，说到动心、不动心的修养，一路说下来，说到这里作了结论。究竟这一段话和动心不动心有没有关联呢？绝对有关联，关联在哪里？就在于孟子说明了自己“志心于圣人之道，志心于圣人之境”，这两句话是我照他的意思代他说的。他立志以孔子为榜样，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可以治平天下，也可以默默无闻。所以孟子这里借孔子的修养典范，说明自己“志心”——内养不动心，以及“修身”一-调养浩然之气的原因，以期外用济世救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歇后语，他并没有完全点明。所以我们读书呀，不但自己要多读，还要能透过文字，运用我们的智慧了解它的内涵，了解它的真正精神，那么就可体会出《孟子》的味道来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因为他们在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但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作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孟子与公孙丑（上）（36）素王的道德榜样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別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诚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想坐在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是如此，不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的极端高明。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话，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有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地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接着又引《诗经•大雅篇》颂扬文王的话，东、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文王的。这种诗句的咏叹，就是歌颂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这样，谁都会心悦而诚服的。
孟子与公孙丑（上）（37）孟子时论
我们还记得孟子曾经对公孙丑说“以齐王，由反手也”，如果要使齐国实行王道，听我的意见去做，齐国称王天下就像把自己的手掌翻过来一样的简单容易。可惜齐宣王和齐湣王都不听这个意见。现在，齐湣王政治暗潮涌动,正欲发动伐燕的不义之战，所以孟子就针对这件事首先阐明王道与霸道的分野。这也等于孟子评论齐湣王不行王道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也成为后世讲政治哲学时的不易原则。在他指出王道与霸道的分野后，又继续申论下去。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
“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这里为什么又来一个“孟子曰”，而且为什么在这里把它圈断了呢？作文章讲究文气，前面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一路说下来，如果接着就是“仁则荣，不仁则辱”，一路再连接下去，没有起伏，没有顿挫，没有转折，像一条直线，就会觉得没有味道。像画画也是一样，一弯流水，一条曲径，有时被山峦遮去一段，被浮云罩住一截，于是隐约回旋，就另有一番气象，另有一种风情了。行文到了这里，又来一个“孟子曰”，就是这一类的手法，在文学上，好像是另起一段，重新起头。现代写白话文，也多如此，一节不能太长。现代人的工作繁重，生活紧张，对于太长的文章没有耐心去读，即使文章中需要较长的说明才能在文意上告一段落，也得想办法分成几个小段落，至少在编排形式上要如此截短。
这里孟子说“仁则荣”，荣就是光荣的成功，永远的辉煌，永远见之于文化历史上的荣耀。“不仁则辱”，辱就是耻辱，如果不行仁道的话，就会招来耻辱。这是以历史哲学家的观点所作的一次结论。
但是世上的人谁不喜欢光荣的成就呢？所以孟子说“今恶辱而居不仁”，今是指战国当时的诸侯们厌恶失败，却又不愿推行仁政，走成功的道路。既希望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留一个好名声，但实际上内在居心和外在的行为又与“仁政”背道而驰，只讲究现实眼前的利害，不管什么仁或不仁。这就等于一个人既讨厌潮湿，又偏要住在低洼地带不肯迁到高地去住一样，这就太矛盾了。
孟子批评战国当时的诸侯各国是如此，其实，人生也是如此。人的习惯总不肯改变，等想到时，习惯已经使自己受了太多损失。学问之道，就是要变化气质。人往往都很短视，安于现实，珍惜目前，那里放着一样东西，明知是一种障碍，可是摆了很久就是不肯挪开。过去农业社会讲究节俭，一张凳子坏了，还要留着，准备有一天还用得着。现在工商业社会的商品讲究包装，买了东西，盒子、罐子，美观大方，舍不得丢，积起来一大堆，成为美丽的废物。这就是农业社会的旧习惯，改不了。由此也可了解社会、政治、文化之难变，有时候领导人决定要变，可是一般人习惯久了，不肯变更。就连狭窄的泥路改成宽一些的柏油路面，有些人都还觉得讨厌。因为张家大嫂到对门串门子，要走那条柏油路，就认为太宽、太麻烦了。由此便也知道为政之难！
孟子希望那时的诸侯们怎样转变呢？他认为如果他们不愿在历史上蒙羞，留下恶名，就要赶快改变作风;而改变之道，在于“贵德”，尊重政治的道德，推行道德的仁政。而且必须“尊士”，尊重当时所谓的“士”。因为当时教育还不普及，“士”就是少数贤良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其实上古真正的“士”并不如此简单，在中国文化里，典型的“士”应该像《礼记》中《士行》、《儒行》篇中所记述的读书人，是在思想、言行、学问、道德、修养上都有卓越成就的知识分子。现代人大学毕业为学士，进而硕士、博士，这些只是学位的名称。有人拿到了这种头衔，实际上也许是不“博”、不“硕”、不“学”也不“士”的。
孟子与公孙丑（上）（38）贤能与职位的界说
领导人除了“贵德尊士”之外，同时还要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贤者在位”就是贤人的政治，这不只是孟子的思想;与他意见相反的墨子，当时也提出了“尚贤”的主张。虽然孟子反对墨子某一部分的思想，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下一句“能者在职”和上一句“贤者在位”两句话，从文字上粗看起来好像是同一意义，一般人会认为在位就是在职，在职就是在位;贤者就是能者，能者就是贤者。其实，这两句话大有差别。
古代的政治体制，位是位，职是职。以现代观念来说，“职”是负责执行职务、具有政治权力的行政人员。“位”不一定负责执行，而是说有智慧、有见解的人执掌决策、清议、评审、监察等官位。他们虽然位高而清贵，并无执行政策的实权，如清代翰林大学士等的显位便是。上古官制中有三公之位，也是“在位”的一种体制。“三公坐而论道”，并不以行动去执行事务，是专门对政治给予策划、建议、诤谏的。帝王一有不对的地方，他们就严肃起来，开口说话了。至于执行政务的事，便由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在职务上去实施、去执行了。
从前有一位同盟会的元老曾经对我说过，对任何人，即使有很深挚的友情，也不可以拿国家的官位当做人情送。可以送钱，送别的东西，但不能送官位。这个意思也就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道理。
国家为政当如此，个人事业也一样。譬如投资开一家公司，结果因为是岳父、是内弟，不问他们是不是贤或能，就拉到公司来当权做事。如果他们是贤的、能的，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不贤、不能的，你这家公司就非垮不可。当校长、开医院，做任何事都一样。
现在我们实施民主政治，也要贯彻《礼运篇》的精神。但是所谓“选贤与能”，这里要注意贤、能是分开的。当然，既贤又能的人更好，不过这种人才恐怕少之又少。我们只要深入研究历代官职的人事制度，就会发觉古人的确不简单。例如这一张娱乐用的《满汉升官图》，它标示清代人事官职的遴选制度，也是德第一、才第二、功第三、良第四、柔（服从）第五，这是升迁的顺序标准。许多人看了西方文化的什么人事管理学就以为了不起，其实我们几千年以来，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可真是多得很，可惜自己把它堆在仓库里当废物，不知道去挖这些宝藏。
孟子又说，做到了“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可以施仁政，行王道。然后到了“国家闲暇”的时候——要注意“闲暇”两个字，并不是各级的公职人员坐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看报、喝茶、打毛线。其实，社会安定，民富国强，政简刑清，天下太平无事，才是“国家闲暇”的状况。在全国上下皆得清闲的时候，“明其政刑”，整理内政，修明政治和法令，在这种政治形态之下，别的大国也不敢来侵犯你了！
孟子与公孙丑（上）（39）选贤与能的另一章
读了《孟子》这一段文章，正可作为孔子在《礼运篇》里所提出“选贤与能”的最好注解。孟子在这一段中，提了德、士、贤、能四种人才分类。他的“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名言，成为历代中国政治哲学和用人行政上不变的原则。在过去的历史上，历代的明君良相也都是深深了解这个道理，以这个原则施行于用人行政上面。当然，这又限于所谓“明君良相”才能懂得;等而次之，如历代的庸碌之主，便不大明白了。至于昏庸的，更不用谈。
孟子这三句当中的“贵德尊士”，是一大原则。不过，这个“士”字，包括了后世“才与学”这两重含义的综合。说它是一大原则，是因为无论贤者与能者，都必须以德与才为至高无上的标准。贤德者未必有才能，有才能者不见得尽是贤德之士。这是古今中外人才智力的差等，绝对无法平等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也讲智、贤、愚、不肖，是等差平等的。所谓等差，是不能齐头并论;所谓平等，是人权基本上立足的平等。我们明白了孟子所说的重点，便可对“选贤与能”的道理有了明确的认识，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随随便便认为都是贤能了。
我们读历史，当然要认识历史，在过去历代帝王专制的政权上，许多开国的明君良相对于这个原则天生都搞得很清楚，不必读了《孟子》才懂得。只可惜他们缺乏孟子所说的王道仁者的思想。举近代的历史来说，如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便是集这个治术的大成者。他们懂得如何安置贤良方正、博学宏词的贤者们，把他们的位置摆得清而且高，使他们沾不到一点实权。至于放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时候，大体上都只责成他们有治理的才能，不大过问那些小德小行的缺点。当然，有贤而有德的能员，如清初的汤斌、陆陇其等名儒，更是极为欢迎的。
我也常说，大家要研究政治上的人事制度，非要完全读通《通典》、《通志》等十通不可。不过太难了，还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满清末年的一张娱乐用的《满汉升官图》，便可看出历代帝王政权的用人行政的确有他们一套，并不是随便胡来的。他们用人的标准是以“德、才、功、良、柔”五个字的原则做标准，以出身学历经历的“由”字辅助，责“赃”罚罪，以贪赃枉法的“赃”做根据。由此升迁调降，看出他们对孟子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理想与做法真推崇备至。这是中国文化的结晶,是人事行政管理科学的良模。这张图表和解法，学者另有专文，我只是略加说明而已。这张图并不完全为纪晓岚所作，而是清朝翰林院中一班穷翰林们集体的杰作;只因纪晓岚名气大，后来便都挂在他的名下了。
接着下来是“国家闲暇”，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我们看看几千年的历史，有多少是“国家闲暇”的时候？看过中国的历史以后，再翻阅一下外国史，我们就会深深感到，所谓“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国家闲暇”这些字眼，几乎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一旦有幸，国家闲暇、社会安定，“即是时”，把握住这个时机，“明其政刑”，古代刑政合一，司法与行政不分。如果做到了政、刑清明的话，“虽大国，必畏之矣”，就算是大国强国，也不敢轻视你的。这几句话说起来好神气，又好像是空洞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仁风德政的必要条件。
同时我们在这里头可以看出几个问题: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贤者都很难得。我们看看历史上，没有多少“明君”，也没有多少“能臣”，多半都是“具臣”。具臣就是有这么一个位子，有这么一个人摆摆样子就是了。好比现在一般普通人不敢有所作为，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结果都在那里又不做、又不错。前面也曾说过，能干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干，结果嘛！弄得既不肯干，又不能干，就是那么回事。现在把孟子这句话拿来对证，对于历史哲学就另外看出些道理，如果详细发挥起来，还很多。
所以我素来主张“经史合参”，要诸位对经史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否则光读经书，一天到晚抱着四书五经，人会变迂的，会变成呆头呆脑的。读经书，还必须配合历史，读历史同样必须配合经书。所以古人有所谓“刚日读经，柔曰读史”的说法。年轻人一看这句话，头大了，什么“刚日”、“柔日”的。其实很简单，所谓“刚日”就是阳日，也就是单日；所谓“柔日”就是阴日，也就是双日。
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的，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
孟子与公孙丑（上）（40）自求多福
接下来，孟子又引用了《诗经•豳风》中周公所著《鸱鸮》的诗句——“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音杜，桑树之根）”，以及孔子对这诗的评论——“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以阐明孟子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等政治思想和主张是继承周公、孔子之学，是有所根据的，强调他自己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是颠扑不破的。
周公作这首诗，是借小鸟营巢护居的情形，来说明治国的道理。有一种很会营巢的小鸟，在风雨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去把柔韧而带有湿土的桑根皮衔来，缠结补葺巢上通气和出人的孔道，以防风雨来袭时把窠巢弄坏。经过这鸟巢下的人们，看到这种努力工作的精神和态度，就不会轻视而任意捉弄这些鸟。我们现在常用“未雨绸缪”的成语劝人凡事要事先做好准备，就是从这首诗来的。所以孔子读了这首诗以后，就评f论说:作这首诗的人，真是深懂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如果用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谁还敢再对你有侵略的企图呢？
换言之，孟子在无形中说，这个治国之道就是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明其政刑。那么其他大国也要有所顾忌，就如经过鸟巢下的人，不敢看不起这只小鸟一样。
接着孟子的笔锋一转，针对当时的齐国现状发表言论:现在你们齐国也可以说是国泰民安的闲暇之时，可是在这样正可大有作为的时候，本应该未雨绸缪，明其政刑，而你们齐国上上下下却因为繁荣安定而昏陶陶地麻痹了，懒惰、傲慢、自大、优越感，一味地贪图安乐享受。这也就是以前提过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中所描写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繪跔者……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最后应是“趾”高气扬，大概苏秦为了讨好齐宣王，而把“趾”字换为“志”字–完全一派骄、奢、淫、逸的气象。
当时岂止齐国情形如此，我们翻开历史一看，每一代在开创的时候，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的手里，就慢慢不行了。政治安定、经济富庶、社会繁荣之后，逸乐就来了，这就开始走向衰败了。
—般家庭也是如此，祖父那一辈，天寒地冻时尚且赤了双脚，鼻尖被冻得红红的，手执锄头，在田里一锄一锄地翻土松泥，准备春来播种。到了他的儿子这一代，虽然由种田的父亲培育上了大学，但亲眼看见父亲的辛勤劳苦，也许自己也下田帮过一些小忙，还知道赚钱的艰辛，所以生活朴实，也努力振兴家业，继续置产。可是到了孙子的一代，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已不知祖辈、父辈的辛劳艰苦，于是“般乐怠敖”的毛病都出来了。到他的下一代，不但汽车要最时髦的，还要年年换新，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于是就走向了衰败。也许传到第五、六代，差不多又要顶着寒风冷雨，佝偻着在田地里挥锄头、踩泥巴了。人世间之事，总是这样反复轮回。
这都是人类的一种惰性，家庭、社会、国家政治，都在这一惰性下循环起伏，交替兴衰。所以孟子在后面说“忧患兴邦，安逸亡身”，又说“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没有内忧外患，没有困难，就容易灭亡了。家庭、个人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孟子指出齐国这种“般乐怠敖”的风气会为将来招致祸害，所以他到了齐国力劝齐宣王行王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在这里对齐国所作的评论，就说明齐国该行王道的原因了。
于是他下了一个定论，也在人生哲学上给后世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灾“祸”，未必是神力所降;至于“福”，也不是上天所赐，都是自己造成的。由此看来，有人会说孟子不信神，不信上帝，不信菩萨。孟子究竟信什么？他是有神论或无神论，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孟子这句话正是世界上任何宗教所奉行的最高宗教哲学。你信上帝而不做善事，上帝也拿你没办法，上帝与你接不上线的;信佛的，就姑且算是唯心吧，但明明说心即是佛，此心不正、不善，求菩萨也是枉然。
撇开宗教不谈，福与祸，不是外来的，的确都是自己求来的，求福则得福，求祸则得祸。行仁则是求福，不仁则会招祸，这是孟子此处的看法，也是今古不移的定论。
孟子与公孙丑（上）（41）业由心造 命不由天
说到这里，孟子又举出《诗经•大雅•文王》里说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是千古流传、符合天命的真理名言。这两句话，只有八个字，但这是中国文化本有的精神，包括宗教、哲学以及人生生命价值的因果观，同时更是破除千古迷信的宿命论的重点。上古的文字非常简单，但内容非常深奥;如果是现在，这八个字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
什么叫“永言”？永久千古不能变动的名言，万古长新，永恒的。“永言配命”，配合一般人对命运宿命的观点。一般人认为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做主,如上帝、佛、菩萨、阎王等，以为命运有鬼神做主。上古文化，老祖宗告诉我们是“无主宰”的，配合大家了解一切生命、天下、国家的大势命运是“无主宰、非自然”的唯心所造。
因此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是靠他力，不是靠上帝、佛、菩萨，是靠自己“自求多福”，这是破除一切迷信的真言。人，只要努力，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你感觉这个社会对你不适合，哪个朋友与你处不好，都是自己的原因。所以先反求诸己，反省自己，不要怨社会、怨朋友，要严格检讨自己，找出原因，这就是“自求多福”。如果自己不先反省，而先怨社会、怨朋友，又有什么用？反而会“自求其祸”了。
孟子又引证《书经》上《商书•太甲篇》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如台风、地震、水灾、旱灾、火灾等，这些天然的灾害，有时还可以逃得过;但是自己造的孽，如放、僻、邪、侈这些罪过，如影随形，逃不掉的。“不可活”的“活”，《书经》作“逭”字，就是自己造孽所得的祸害，想逃也逃不了。所以《诗经》、《书经》所记载的这些话，就是“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意思。
上面所讨论的两节，在中国文化中都是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的大经大法，以现代名词而言，是至高的真理。我们做人、齐家、处世，对这些原则都要特别注意。像前面说的，既怕潮湿又偏偏要住在低洼地带，为什么不搬？自己不求转变，安于习惯，谁也帮不了忙。好像佛学所说的一样，明明知道众生皆是佛，我是众生，当然我也可以成佛。但是，我何以不能成佛呢？因为不能自己转变，所以别人也转不了你。
须知古今中外任何政治理想的终极目的，都是要使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进而求得富强康乐，达到国强民富，然后而至于天下太平，这是不易的定则。至于任何政治主张、政体制度，都是因时因地的救时方剂，都是为达到政治理想的最高公德的方法，但也是随历史社会的演变而变更，这些还是次要的事。
反之，即如孟子在前面《梁惠王》章中对邹穆公所说的,“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再加上诸侯相互侵略，连年战伐，天下大乱，便是民不聊生的景象了。
其实，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在这两种大情况之下互相消长，反之复之，永远是如此矛盾发展的。
而马克思本身是一个备受艰难困苦的穷书生，处在当时西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社会，感觉贫富悬殊的痛苦，便产生了他的《资本论》的经济分配思想，认为去掉了资本家的暴富，便可以得到社会的安定。我以为他的见解只见一面的光景，不能反观另一面的情况。同时他更没有想到，今日会有劳资合作制度与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这种合作与福利，将来也许会发展得更完备，更美好。但是“法久弊生”，用得太过了，也会出大问题。这是未来不可预料但也是当然的事。
不过，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假定未来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物资分配不均已不存在，人人都富足康乐，又无敌国外患，试想，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人们是否真能安分地享受富有的果实呢？富有之后的社会人心,如孟子所说的“般乐怠敖”便自然而然地会发生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人类社会的不平、不得安定的原因，物质和经济的问题还是次要，主要的，还是唯心所致，是心理和欲望难以平、难以安的关系。这个问题，正是社会心理学，也可以说是纯粹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说来，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和接受，我只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预先对未来时代作个研究而已。现代人的学术思想很有趣，拼命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几十年前，所谓红学是很流行、很时髦的学问，甚至连毛泽东也是其中的一个。
殊不知，《红楼梦》中描写的情况，是清朝乾(隆）嘉（庆）时代社会初得安定的反映而已。因为社会安定，家室富有，尤其在帝制时代的王孙公子、太太小姐们，一天到晚吃饱了饭闲得没有事干，不想些特别花样来混日子，就会觉得人生闲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清朝中叶的名词人项莲生便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种心境，是确有其事的，绝对不是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所能了解的。不过，现在这个矛盾的社会，很多有福气的太太先生闲得无事可做，不得不用打打麻将、跳跳舞、听听歌来排遣日子，这也就是“般乐怠敖”的道理。
所以说，古今中外的人文文化、历史哲学的问题重心，主要关键还是心的问题，并非是物质的问题。“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无论个人与社会，有《红楼梦》大观园的繁华时代，如果不知检点，便有红楼梦醒时凄凉的后果。这是历史法则，历史的因果定律，必须特别注意。
孟子与公孙丑（上）（42）历代帝制的心法
我们回转来讨论中国历史文化。在上古时候，儒道不分家，秦汉以后儒道才分开为两家。但是儒道两家文化同根，都和孔孟所讲的原则相同，而且都是推行王道。为什么自秦汉以后没有出现真正的王道政治，只有“以力假仁”类似王道的情形呢？我们且看一个历史故事，大致就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
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两个朝代，就是汉朝和唐朝。先说汉朝。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称帝称王，后来在文帝即位后，汉朝的政治才真正上了轨道，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便由此而来。但汉文帝用的是黄老之道，是道家的思想。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文、景两帝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尤其在汉武帝的时候，正式以儒家孔孟的思想为施政中心，所以汉朝的政绩非常辉煌。但汉朝的政治究竟是用道家，抑或儒家？是行，k王道，抑或霸术？说句老实话，当然是霸术！到汉宣帝的时候，我们看看下爾记载：
汉宣帝甘露元年——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才，王母张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上面这段历史的记载，是汉宣帝与太子之间的情节。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他个性、处事都是软软的，心地比较善良。这种个性，即使看见杀鸡，也会觉得恐怖而不忍心的，同时他也喜欢儒家的孔孟之道。他看见父亲汉宣帝所运用的政治原则着重在法治，下面的一班大臣也都是执法严厉苛刻，以严刑峻法来驾驭部下，并约束一般人的思想行为。对于这种情形，他看不下去。有一次，他陪父亲吃饭。在古代的宫廷之中，家人父子兄弟在一桌吃饭也是不容易的。当皇帝高兴的时候，才把太子或什么家属叫来一起吃，叫做“侍燕”。有一次，元帝得到侍燕的机会，趁父亲髙兴的时候，就态度从容、语气缓慢的，不敢以父子的私情，只是用君臣的关系对他的父亲宣帝说:陛下，您现在以法治的精神治理国家，我看下面执法的人最好用一般的儒生——现代语是用些学者。
汉宣帝本来一顿饭吃得蛮舒服，一听见这样的话，尤其是从准备继承政权的孩子口中说出来，一气之下，脸色都变了，饭也吃不下了。他对元帝说，我们刘家自有天下以来，自有我们刘家的体制，是王道和霸道混合应用的;不能只用王道不用霸道，也不会只用霸道不谈王道。怎么可以专用儒家的孔孟之道、只讲道德的教化？这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难道说要把历史倒退，实行孔孟之道，用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制度吗?时代已经不同了，如果现代实行周朝文王、武王时代的制度，那就糟了！
汉宣帝在盛怒之下，对自己的儿子说出了内心的真话。也可以说，这正是周朝以后，一直下来，汉、唐、宋、元迄明、清，历代帝王的真传秘诀。
汉宣帝又批评当时崇尚孔孟之道的儒家说:现代这一班世俗的儒生们，根本就没有头脑，都是一些不通时务的好古之徒。他们不懂人情世故，主观上有色盲，有偏见，喜欢说古代什么都好，现在什么都不对。其实，读书人是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则不是说古代怎么好、现代怎么坏，而变成了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一切都不行了。
汉宣帝又说，这些读书人只是把这种听起来蛮崇高、美妙的理论吹得天花乱坠，把人吹得头脑昏昏的，令人觉得愈听愈好听，而不知道把握政治上的要点、洞察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书呆子怎么可以做官？怎么可以把政治交到他们手里去搞呢？
他说完这一段历代帝王治理国家大事的秘诀之后，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刘家的天下，大概就要败在你的手上了。
从周秦以后历史的事实发展上，证实了宣帝讲的话相当真切实在。而且很不幸而言中的是，汉朝的政治差不多就是从汉元帝开始走向下坡，开始衰败了。
因这一次的谈话，汉宣帝对这位太子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慢慢疏远他，而想改变主意把皇位传给另外一个儿子淮阳宪王。不过，后来又经过一番周折，元帝才保住了太子的权位。
我们看了这段历史，再看以后的历史，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谋略家、王道、霸道杂用的拼盘，并不是绝对没有王道，那些治世的帝王也照样讲究仁慈。其实孟子在《离娄》章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味仁慈，不能把国家政治做好•，只讲法治，则连自己走路都走不通。换言之，偏听医师的话，饭也不敢吃;偏听律师的话，路也不敢走;偏听佛家的话，做人也不敢做了。这也就是孟子这句话的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