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燕之战
为了研究孟子的学术思想，这里仅就流传较广的《史记》《战国策》等资料，先约略了解孟子答复齐宣王取燕与否的时代大势。然后，便须了解孟子后来对齐湣王的一段话。在《史记·燕世家》里，说是燕王哙读书，中了“书毒”，很想自己当尧舜，学尧舜的禅位，把国家让给别人。当时燕国有一位叫子之的奸臣，是一个大坏蛋，知道他这位宝贝老板，有如此的想法，就布置了一个局面，由燕王哙把政权让给他。这个时候，燕国国内已经乱得不得了。正在这个时候，苏秦在齐国被刺了，受了重伤。当时齐宣王听到苏秦被刺，非常生气，他因为爱才，特地亲自去慰问苏秦，并且追问凶手是谁。苏秦这个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伤太重，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临死时，还想出死后报仇的方法。他告诉齐宣王，查凶手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在他死了以后，对外宣称，苏秦本来就是为燕国到齐国来作间谍的，现在把他刺死了，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凶手有这样的大功，应该给予奖赏。齐宣王在苏秦死后，照他的话做，果然那名刺杀苏秦的凶手，出面来领赏，齐宣王把这名凶手杀掉，替苏秦报了仇。苏秦过后，他的弟弟苏代起来了。苏秦读了几年书，连弟弟都能教得出来游说诸侯。
现代的基辛格，只能一个人玩，还玩得并不十分高明。而苏秦兄弟两人，都能够把各国放在自己手掌摆来摆去地玩弄。最初，苏代到齐国、燕国，都不大受欢迎。可是不知道苏秦写了或读了一本什么秘笈，这秘笈后来可能被烧掉了，或失传了。而当时竟然教会了他弟弟，所以苏代尽管最初不受欢迎，但经他三言两语一说，那些君主们又听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这时苏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齐国。而《史记·燕世家》及《战国策》记载，燕王哙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恐，构难数月，老百姓死者数万。在当时的人口，几个月死了数万人，用现代人口数字类比，就好像一个国家在几个月以内死了几百万人，这数字是不得了的。齐国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攻击燕国。这就是为齐、燕之间的仇恨，种下的一个因。
后来燕国的昭王即位以后，为了要复国中兴，就广求天下良才，交接贤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谋大事。这时有一个名叫郭隗的策士，抓到了机会，去对燕昭王说，你如果要招纳天下贤士，就先把我这个并不见得有特殊本领的人高抬起来，那么天下的贤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国来效力了。燕昭王问他，这是什么道理？他说，从前有位喜欢千里马的国君，出千金的高价去找。后来派去买的人，花五百金买了一具千里马的骨骼回来。这位国君起初很生气，但派去买马的人解释说，连死马都花高价买了来，更何况活马呢！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千里马很快就会来了。果然，他爱马的名声传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马。现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这里，自然天下贤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国来了。燕昭王听了他的建议，用了他，后来果然许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国。最后昭王用了乐毅，很快就把齐国打败，连下七十余城，只剩下即墨、莒两城未下。后来齐国又用田单，以火牛阵反攻，打败了燕国而复国。这些战役，都是齐湣王在燕王哙让国而内政大乱时，乘人之危，攻打燕国所种下的祸因。根据《战国策》和《孟子》的记载，好像齐国在攻伐燕国之前，齐宣王（《史记》则说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曾经问孟子，可不可以占领。而《战国策》与《史记》上记载，孟子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意思是说，你现在去打燕国，和古代武王代纣，完成文王的事业一样，正是时候，你可以去打。假如孟子真的是这样说法，那么孟子和苏秦、张仪也差不多了。如果孟子没有说，那么司马迁和《战国策》的作者，就犯了诽谤罪，就要像最近报纸上为了韩愈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总之，这已经为孟子上了一点颜色，有了一个小小污点。因为这句话等于鼓励齐国去侵略，这是很严重的。《孟子》本书上记载，当时便有人问孟子是不是曾经鼓励齐宣王去打燕国。孟子说，这是沈同问起，像燕国目前这样，燕王哙糊里糊涂地让国给子之，而子之把内政弄得乱七八糟，死了好几万人，燕国的老百姓这样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我告诉他，可以。但是我说的可以，是指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说侵略性的攻伐。正如有人问起，某人杀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处以死刑。我说可以，但并不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杀这个犯人，而是要执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去判处他的死刑。但这些话，对齐宣王说的也罢，对齐湣王说的也罢，对别人解释也好，到底孟子说了没有？是怎么说的？在《孟子·公孙丑下》，便有对沈同一段话，可做说明。接下来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问题。本来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时候许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据《史记》记载，孟子这段话是对齐湣王说的，是孟子去过魏国，见了梁襄王，不投机，就回鲁国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次回到齐国来，见了齐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国。反正《孟子》这本书，不论是孟子自己作的笔记，或者门人根据资料写的，在文字上总会有多少修饰。但在语气之间，还是赞成有此“吊民伐罪”的一战，只是不像《战国策》式说得那么激烈而已。
苏代评论齐王
在当时的国际背景，还有一段有趣的事。原来燕国是派苏代去齐国做间谍的，苏代到了齐国，齐湣王本来认为他是一个政客，两边跑的，不太理他。可是苏代很厉害，最后还是说服了齐湣王，暗中帮了燕国的忙，甚至于齐国要他带兵去打燕国，结果打了败仗，齐湣王还是相信他，他又利用当时的国际情势，使齐王派他出使到燕国。燕王哙看见自己派往齐国的间谍回来了，就问苏代说，齐王可能称霸天下吗？苏代说，不可能。燕王哙问，这是什么道理呢？苏代说：“不信其臣。”这四个字是不是实在呢？这也是实情。我说过，齐宣王是相当有器量的。那时候天下贤能之士，如孟子、邹衍等名贤，都集中在齐国，而齐宣王也很尊敬他们。这些人讲的话，他也听，但接纳不接纳是另外一回事。他等于设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养着这些人。你们讲演也好，开座谈会也好，你们尽量去吹你们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并不偏爱某一人，也不专采某一人的建议。结果他的儿子齐湣王也和他的父亲宣王一样，但更有甚焉，“不信其臣”。
苏代把这情形报告了燕王哙以后，燕王哙知道齐国已不能称霸天下，于是放心了，同时听了别人“不信其臣”的弊端，便专任子之，让他负更多的权责。最后让位给子之，终于导致了燕国内部的大动乱。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秘密，原来子之早就看出苏秦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所以就教他的儿子，积极追求苏代的女儿。两个年轻人结了婚，子之和苏秦、苏代之间，早已成为儿女亲家，而且在苏代奉燕王之命到齐国去做间谍以前，是有深交，苏代自然要帮忙亲戚。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个字，不着痕迹地种下了燕王哙让国的前因。再加鹿毛寿说的“人谓尧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是王与尧同名也”，于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丑剧。了解了当时的国际情势和人事的背景，权臣谋士们心术品格的卑劣，再来看《孟子》这一段书就更有味道了。虽然孟子说的是可取之道，与不可取之道，谈的是理论。但是以孟子谈话的气势、口吻，和当时国际情势配合起来看，那么孟子的话，和当时的谋略家、纵横家们没有两样，他的态度是赞成的了。其实在精神内涵上，还是大有不同。前面已经讲述，齐宣王时期出兵攻伐燕国，打了胜仗，占领了若干土地与城市。但仍有下文：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止也。”前文讲到齐国打燕国，把燕国拿下来了。可是国际上不同意，看不过去了。诸侯之间，计划组织一个联合阵线，要打齐国。这时，齐宣王问孟子，现在诸侯们要联合起来，替燕国打抱不平，攻击我们齐国了。孟先生，你看我应该怎么办？孟子说，就我所知，我只听说过以方圆七十里领土，而领导了天下，像商汤当年就是这样兴起的。可还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一个大国，竟然还会畏首畏尾的。
从孟子这段话的论调，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终归是战乱的时代。不管你圣人高明到什么程度，时代的趋势，国际政治风气的力量，毕竟很大，个人的思想观念终究还是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时孟子就以力的大小来立论了。孟子又继续引经据典，用《尚书·商书》上仲虺诰文“汤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话对齐宣王说，《尚书》上仲虺制的诰文上记载，商汤为了除暴安良，从“葛”这个小国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天下的人都信服他。当商汤向东面征伐的时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时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他们都抱怨说，为什么不先来我们这里，而把我们摆在后面呢？孟子说那时各方面的老百姓们，盼望商汤的王师，像久处大旱的农民，对着万里无云的晴空，盼望着能有云霓的涌现一样。不过历史上汤武那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仲虺这位左丞相，在制诰时对商汤仁义的强调宣扬。孟子继续描写商汤征伐时，部队纪律良好的情形说，当商汤的部队打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还可以照常做生意，种田的也照常种田，一点也不受影响。像这样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们的历史上，像这样好的部队，像这样不扰民的战争，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问题全在于这位指挥部队的司令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仁将—曹彬
如历史上有名的仁厚将军，宋朝初兴时的曹彬。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后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诗填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当时曹彬围攻南京半年多，连秦淮河、白鹭洲、西门水寨都占领了。到最后，只要一仗就可以轻易攻进金陵—南京城了。李煜也准备要投降了。在这紧要关头，总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么病呢？大家都着急，都监—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锋—前敌指挥曹翰等都到总司令部去探病。问起生的是什么病，曹彬说是心病。于是大家纷纷主张找医生，还要找名医。曹彬说，不必找医生，我的病医生治不好，只有你们各位能医好。大家问什么办法。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进南京的时候，不许随便杀一个人，也不许任何人奸淫掳掠，做不做得到？这时一班将领们只好说，你命令下来就好了嘛！曹彬说，不行，要先发誓。于是大家就发誓。发过誓后，立刻下攻击令，打进了南京城，而城里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呢！潘美的难以控制，曹翰的好杀，都是事实。当宋太祖赵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时候，曾告诫曹彬最好不要多杀人，对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曹彬当下迟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没有明确的答复。他只问副将—副司令要派谁来负责。赵匡胤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见了潘美、曹翰等人，发表他们做副司令。不过，当着他们，交给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宝剑，告诉他说，你拿着这把剑，“如朕亲临”，等于我本人在场一样，凡是副将以下不听命的，我授权给你，你只管照军法办理，先斩后奏，一切由你全权做主。他一面对曹彬说，一面眼角看着潘美、曹翰。吓得这些人汗流浃背，只有禀报“末将听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还不止如此。他又向赵匡胤请调一位将军田钦祚，来担任另一路的前敌指挥官。弄得潘美、曹翰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姓田的，既狡猾，又贪污，爱争功，又不肯负责。同时又最喜欢打小报告给赵匡胤，常常忌功而倾轧同事。曹彬所以请调了他来参加战役，作用是准备平定江南之后，送点功劳给他，免得他在后方捣乱，又增加赵匡胤的怀疑顾虑，而对前方有所牵制。这就是曹彬高明的权术大用了。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后，李后主在无可奈何之下，穿着白纱衫帽，亲自向曹彬投递降书。他先见副帅潘美，只好叩拜如仪，潘美却也答拜叩头还礼。进一步，便要上船晋见大元帅曹彬，他也设拜叩头。曹彬便叫左右告诉他说：恕我“介胄在身，拜不及答。”换句话说：对不起，我是军人，只好以军礼接见你，不能跪拜还礼了，请原谅。行过了投降的典礼，正副元帅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两只大船，很礼貌地请李后主上船饮茶。由岸上到战船上的跳板，当然是独木板。李煜素来是养尊处优，平时生活，哪里受过一点罪，今天忽然要他经过独木板上船，实在没有这个胆子，再三徘徊不敢踏上去。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来。曹彬的确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后主吃茶的时候，他问起李煜家庭的成员，知道总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准备一百条官船，给李煜三天时间，收拾财物，带着进京。并吩咐他尽管多带些财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钱，可是到了京里，还是有人要钱的，得准备送红包。然后放李煜这些人自己回去，连卫兵都不派一个跟着。其他将领们很不放心，但曹彬并不在意。他说，放心！他连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见他怕死得很，哪里会有逃跑的勇气。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将潘美代理职务，表示自己要暂时离开总司令部三天，把统率部队的责任交给他，并特别交代不许杀人犯军纪。然后带了二百名亲信，在李后主的宫殿四周布防保卫，不许任何人闯进李煜的宫中。自己则亲守在大门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们，以对待敌人的态度，进去危害骚扰。等三天以后，李煜带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进宫去，查封了宫里的财物，造册呈报给朝廷。
据宋人的笔记，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后来奉命攻打九江。打进了九江，纵兵掳掠，还要屠城。而他自己却装了二十几船的财货宝物，悄悄地运回家乡去了。与曹彬相较之下，就有天壤之别了。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将。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后代也很好，孙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誉为圣后；相传还有一个孙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灵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历史上仁厚的名将，当然不只曹彬一个，其他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这就是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风范。打仗时只要屈服了敌方的领导阶层就好，而对老百姓则是慰问、关怀、救助，像及时雨一样，老百姓当然高兴。孟子说，像这样的仁义之师，就如《尚书》上仲虺在诰文上记载，那时的老百姓天天盼望着仁主到临，仁主来了，就有好日子过，就能离开水深火热的苦难。孟子引用了《尚书》的话以后，又针对当时的情况对齐宣王说，现在燕国内政那么紊乱，又虐待他的人民，你发兵去攻打燕国，这时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水深火热的生活可以有所转机，他们将会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他们从家里拿出吃的喝的，高高兴兴地招待你的部队。如果你反而杀了燕国的百姓，捆绑他们的子弟，拆毁他祭祀祖先的宗庙，搬走他们贵重的宝物，使燕国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么可以呢？至于国际上的观感与反应，你要知道，天下各国诸侯对你国势的强盛，本来就畏惧三分，现在你打下燕国，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国诸侯为了自己的安全，同时又有了口实，自然要联合起来攻打你了。这等于是你自己发动天下的兵来讨伐自己。现在你只有赶快发布命令，释放俘虏，停止掳掠，再召集燕国的臣民代表开一个会，替他们选出一个贤君来，然后班师凯旋。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对你的联合攻击。此刻孟子已经是要卷铺盖，离开齐国的时候，也许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
仁义的实质与权谋
从历史的资料看，齐、燕的结怨，有两件事足以启发后人的睿思。第一是，燕王哙传到昭王以后，燕国起来复仇。要复国仇，必须要内政修明，力图强盛。而内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争取为先。他第一个就采用了郭隗“千金市马骨”的精神原则，广求人才，得到乐毅这一批贤能之士，一战连下齐国七十二城，湔雪了国耻。第二是，在那个时候，苏代曾对燕昭王说过这样一句话：“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他认为仁义的精神和行为，是个人对自己的一种最高修养。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国的政权，治理天下的百姓，仅仅讲究仁义的道理，是没有用的。把苏代这个理论和孟子的话对照一下，则很可以做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义的思想和精神没有错，只是在方法上，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通。其实，苏代的话仍然不脱纵横家的论调，把仁义限制在个人的修养上。我们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纣之前，曾经和姜太公商量过。
据《太公金匮》的记载：“武王问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伐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时而生，是为妄成。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时难得而可失也。”周武王在准备起兵攻伐纣王之前，对姜太公说，现在殷纣王因为暴虐无道，已经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国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来还会变本加厉，天下将更动乱，百姓将更痛苦。现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动，把殷纣的政权拿下来呢？姜太公对武王说：据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时、地利、人事等这些客观因素和时代趋势的人，当时虽然势不利于自己，而无法实现理想时，他是不会怨天的。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将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么就不会轻易去责怪别人了。所以处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观的因素衡量清楚，对别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据这些条件，做好周密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一定会成功的。反过来，如果不能把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说，那就必然失败无疑。而且，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时机成熟，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却迟疑不进，坐失良机，这样不是太可惜吗？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这就不对了。一件事情，时机到了，大势所趋，由不得你，而你却偏偏不采取行动，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业更要注意。至于时机不到，或者时机已过，却勉强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会持久的。譬如夏天，枝叶茂盛，花开之后，到了秋天，自然结果。等到严冬来临，则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当的时节，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一个恰当的时机很难遇到，但却很容易失掉。鬻子也曾经有这样的话：“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谓之道，谓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名熊，著《鬻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天下福祉所做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仁道。能使全国上下安居乐业而心悦诚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并不着意去追求争取，而自然由他人拥戴，那么你便立了信。为天下民众除害，换言之，谁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谁，这就是仁。如果顺天应人，自然获得权位，执政以后，全国上下亲爱精诚，和睦相处，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内在的灾祸危难，则和衷共济，同心协力。能做出这种政绩，那就真是为帝为王的材料了。同样地，我们可以了解，孟子的赞成—至少是不反对齐宣王伐燕，并没有违背他一向所主张的“仁义”思想。而仁义也不一定如后来所说的，只是完成个人美好人格的修养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说法，在客观条件的需要下，战争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则不但不违背仁义，且合乎仁义。照鬻子的理论推衍，一场为天下除害的战争，也就是仁道的伸张。总之，孟子因为燕国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中，所以不反对齐国去攻伐，这并不违义。他的论调，可以说和当年姜太公对武王所说的，是同一个方向。问题是齐国之伐燕，没有做到如鬻子所说的那几个原则，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实上，基于当时时代趋势等因素，孟子的思想并不像孔子那样宗周。因为历经七百多年来的中央周室，实在已是一个扶不起来的破砂锅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义，为民造福，他便可辅之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