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庸
南怀瑾 原著
刘雨虹 编整
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本书了，如果是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百年来弄得国家民族吃尽了苦头。但你如果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彻底研究《中庸》了。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了，那便是中庸之道。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但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如果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在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这本书，只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并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
子思名伋，他是曾子的学生；曾子就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子思生在春秋时代的末期（公元前四八三—前四〇二），他比希腊上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十几年出世。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所以他曾亲受孔子的教养，后来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有说是子思门人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子思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因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悦，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了几句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乐朔和子思的对话
乐朔与子思讨论学术，他们为什么发生歧见呢？按《孔丛子》的记载：“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乐朔说，《尚书》所收集的，只有《尧典》、《舜典》等三四篇文章是好的，其他的那些《秦誓》、《费誓》啊，都是模仿尧、舜的话，实在不够格。
“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更时异处，其书周矣。”子思说，因为时代社会有所改变，所以有些文章，也是针对当时的习惯而写。假使周公和尧、舜，彼此时代互换，那么尧、舜的文告，也就会和周代的文句一样了。
“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乐朔说，写文告，本来是要一般人都看得懂，能知道事情，所以愈简单明白愈好。但那些古书的文章，有些故意用令人读不懂的字句，这不是有意找麻烦吗？
“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昔鲁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贵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子思说：古书上的记载，固然有时觉得很深奥，其实，只要对文字学的训诂下点功夫就懂了。古人把口说的话变成文字，就要求典雅一些，才使文章有艺术感。从前鲁国也有乡下里巷之人，像你一样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我（子思）对他说：学问之道，是传给真有慧智的人，如果不是智者，学问之道，对他又有什么可贵呢？现在你为何也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一样见解呢？
子思说罢，乐朔当然是“不悦而退”。回去对他自己的党徒们说：“孺子辱吾”，孔伋这个小子，当面侮辱我。“其徒曰：此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乐朔的党徒们听了便说：孔家的祖先，虽然也是宋国的人，但已隔了很多世代，而且也和我们有旧仇，我们正要找他出气，修理他。于是就来围攻子思。幸而被宋国的君侯听到了，亲自前来，才解救了子思的危难。
《孔丛子》又记载子思“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正如子思所说，读古书要知道训诂之学了。古文所说的“篇”字，是从竹从扁。换言之，在子思的时代，作书写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简上的。所以说《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后来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编成三十三章，这就是《大学》、《中庸》朱注章句之学的起源，并非子思的原著。如果要真正对《中庸》原著考证起来，实在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只好各说各话了。
何谓《中庸》
子思著《中庸》的原意，如果根据《孔丛子》等平实的记载，他是为了解释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问之道的著作。所谓《中庸》一书，其中言智、仁、勇，言费隐，言诚明、天道、人道，非深入圣人之奥，不能达于心口。子思之学，有渊源于《中庸》乎见之矣。
在初唐时期，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引用汉儒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但到了南宋初期，宋儒朱熹自编《大学》、《中庸》的章句，《中庸》被分割编为三十三章，而且加冠圣境。他是根据韩愈一篇《原道》论文，认为《中庸》是传“上古圣神，继天立极”的道统，从尧、舜的传心法要而来。因为尧传位给舜的时候，说了一句“允执厥中”的话；舜再从他一生经验的总结，更深入地悟到人性的精微，就另加了三句而传给禹，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韩愈认为，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传承相续。但从孟子以后便失传了，这便是韩愈《原道》的意思。因此朱熹就认为，总算由宋儒程颢、程颐兄弟，重新悟出来了，再传到朱熹等人，又把道统接上去了。但朱熹和宋儒们，却绝口不提这种道统说法，是根据韩愈的《原道》思想而来，未免太过小器了。
不过，朱熹又说：“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这也是朱熹对《中庸》确有心得的另一见解。至于在朱注《中庸》章句开头，特别标榜程颐（伊川）解说《中庸》的书题，稍后再说。有趣的是，到了清初乾隆时代，有名的诗人才子袁枚（子才），最讨厌宋儒理学，也最不喜欢佛、道两教。关于《中庸》，他认为是西汉儒家的作品。因为他认为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动不动就提到泰山，而《中庸》唯独称华岳；他断定子思没有到过秦地，哪能见过华山或嵩山。袁子才素来就有文思辩才，但他的这些论点，始终免不了名士气的狂放。因为孔子和子思祖孙二人，都遭逢乱世，周游行踪，所到之处甚广，岂可认为他们绝对不知华岳！所以不能单凭书上一句文字而作定论，认为子思未见过华岳。袁枚善于谈诗选色，精煮随园豆腐，至于义理之学，并未深入，而且也是性所不近，习之所远，所以不足论也。其实后人也有认为《中庸》中“载华岳而不重”的“华”字，本是山岳的“山”字，乃汉代传刻之误。此说似较有理。
宋儒程朱说《中庸》
现在再说南宋理学名儒朱熹，在他的章句《中庸》之首，特别提出程伊川解释《中庸》书题的定义，那就大不同于汉、唐诸儒的解释了。如：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关于程伊川对《中庸》书题的解释，颇令人生疑。第一，所有的内涵，一望而知，用字用句都是采用《易经》中《文言》、《系传》的义理。如“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乃至“玩索而有得焉”等，在此姑且不加讨论。第二，程子特别提出，子思是把孔门《中庸》的心法，独传给孟子，不知是根据什么而来，如用一句古文来说，就是“殊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第三，开头解释《中庸》的两句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两句话问题着实不少，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个根本问题。程伊川也是研究群经之首《易经》学问的健者，《易经》包含有“理、象、数、通、变”五大种类，《易》学的理，是绝对的哲学和科学的总纲，而且更是数理逻辑的总和。但问题一，不偏就是中吗？问题二，天下的人事和物理，真有一个中吗？其实，只要认为不偏就是中，这个中的本身，已经是一个固定的边了，有了边，早就不是中而是偏了。由此类推，有一个中，便已是偏，怎么能说“不偏之谓中”呢？那不过是人的意识思想所假定的罢了。譬如一个人站在中心，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从北望南，此人已在北面之南；由南望北，此人已在南面之北；左右东西，都是一样道理。所谓中心，只是临时方便所假设的说辞。由此类推，做人做事，哪里真有一个不偏之中呢？所以“不偏之谓中”，等于说“徒有虚言，并无实义”而已。其次，“不易之谓庸”这句话，也大有问题。不易，就是绝对没有变易的意思。人世间哪有一个绝对不变易的事呢？所以，程子所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些话，实在只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望之成理，探之无物，也是“徒有虚言，并无实义”罢了。其实，对于程伊川的说辞，朱熹也觉得大有不洽之处，因此就在《中庸》书题的下面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岂不是与程子的说法矛盾吗？总之，宋儒理学的本来面目，便是如此，从表面看来，气象非凡，如果一经逻辑推理，往往是自相矛盾。原因就是，他们因袭佛道两家及禅宗的说法，但自己又不深究“因明”逻辑的辨证，于是不知不觉就自相矛盾了。
《中庸》与《中论》
再说，程伊川对《中庸》书题的见解，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在佛学的经论中，有一本印度传来的《中论》，是龙树菩萨所造，它和《百论》、《十二门论》三本佛学专著，在中国风行一时，流传极广。初唐时代，又自立学派，称为“三论宗”。程伊川的见解，正是来自《中论》。《中论》的主旨，是批驳后世佛学门徒们的见解，认为他们或偏重于空，或偏重于有；《中论》则以空非真空，有非实有，启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毕竟空与胜义有。故于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的原则上，建立一个“因明”义理的“中观”。所以佛学中便有《中论》八不之说：所谓“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的不中而中的理论。当时的程氏兄弟（明道与伊川），自己号称出入佛老多年，当然也知道《中论》这类佛学的名言。但他们为了表示与佛道不同，却推开佛学的《中论》，特别标榜儒家早有中庸之道，并且胜过“中观”，于是就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名句出现了。但他却不知佛学的《中论》，是从“因明”逻辑的严谨性而立论的。如果随便说一句不偏不易，抬上“因明”逻辑的考台，那是绝对通不过考验的。至于隋唐之际的“文中子王通”，也著有一本《中说》的书，但宋儒们素来薄视王通，绝对不会拿“文中子”来说话的，所以我们也不必牵涉到《中说》上去。其实，宋儒们如果引用《论语》所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就与《中庸》末后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相同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庸。
《中庸》的中
那么《中庸》一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简单明白地说，是以孔颖达所引用汉儒郑玄的解释为最恰当，最平实，即“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中庸》一书的中心要点，是子思提出来的，认为学问修养的主旨，必须先做到“中和”的境界，才能明白天人之际心性相关的道体和作用。换言之，子思作《中庸》，是继承祖父孔子的心传，阐述其师曾子在《大学》中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内明”和“外用”之学；而由他提出“中和”才是“明德”和“止于至善”的境界。再由“君子而时中”、“不可须臾离也”，才能到达“知止而后有定”，乃至“虑而后能得”的七个学养工夫的次第。至于“慎独”与“诚意”，属于“内明”与“外用”之间，兼带了身心修养的妙用。然后用之于入世的行为，必须具备“知、仁、勇”的三达德，才能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明白了这个原则以后，就可知道《中庸》所谓的“中”，必须以中原音和鲁南一带的发音来读，等于打靶打中或射箭射中的中（音仲）发音一样；而“庸”就是“用”。换言之，学问之道，不是知识，更不是空言，是要在个人的心性修养上，“择善固执”，随时随地都处在“中和”、“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修养久之，自然而然就会由静虑而阐发“知、仁、勇”的正知正行了。子思作《中庸》，与曾子的著《大学》，是迥然不同的。子思首先提出“天命之谓性”的“天”和“性”；然后才讲到“道”和“教”，看来很是特别。事实上，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提出曾子的《大学》，是从《易经·乾卦·文言》而发挥；而子思作《中庸》，是继曾子之后，从《坤卦文言》及《周易·系传》所发挥的继起之作。《中庸》中首先提出的“天命之谓性”而到“中和”，就是从《坤卦文言》而来。《文言》:“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系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尤其是“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以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等学说，就是《中庸》在开宗明义提出的，意思是，当学养证悟到“中和”的境界，才是根本，才是《中庸》的宗旨所在。只要明白了《易经·文言》等史料，就可以知道，《中庸》所说的性命和天道之理，都是言有所本，学有渊源的。至于读古书有关“天”和“道”两个字的内涵，我在讲《大学》的开始，已经有了说明，现在不再重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