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之谓教”与治国之道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好了，我们总算把上面几段交代完了。从现在开始，便转入“修道之谓教”的外用，也就是有关安邦治国的为政之道。“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鲁哀公有一天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有关周朝文王和武王创业时期的政治经验，都记录在方策上面，不需要我再讲了。孔子时代所谓的方策，等于我们现在历史上的记载。因为那时文字的记录，是用刀笔刻在竹简上面的，每一片或每一方块串叠起来，所以叫作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无论是多么好的政策，或多么好的立法，执法的都是人。无论哪个时代，只要遇到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就会实现善政。如果是没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即使有很好的政策和立法，也等于没有用了。“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人性对于政治是很敏感的，就像植物对水土敏感一样。所以领导政治的人需要知道，老百姓就像蒲草和芦苇，只要一点有养分的泥土，就会很快地茂盛起来。换言之，人民犹如水草一样，只要政治上有一点利于人群社会的办法出来，社会人民就会很高兴地接受，很快就有好反应和成果。“故为政在人”，所以说为政的中心重点，始终重在人为，即使是好的法治体制，也是人所创立的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但为政固然在人，究竟哪一种人才能真正做好为政之道呢？那就要看这个领导人的道德学养，是否达到仁义的境界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怎样叫作仁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能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多一点舍己为人和原谅别人的心，少一点自我的私心。如俗话所说：损人利己的不可做，损己利人的难做到，最好能多做人己两利的事，也就近于仁了。人，哪个没有私心啊！只要先把自己的私心放大，由本身和至亲的利益出发，渐渐扩充放大心量，自己要好、要利益，但也要别人好，也要别人得利益。能做到这样，便合于“忠恕”之道了。“推己及人”, “亲我亲而及人之亲”，固然要爱我的亲人，同时也要爱他的亲人，这就是“亲亲为大”的道理。怎样叫作义呢？义字的内涵，有适宜、相宜、合宜等意思，也就是现代人所说自由、民主的意思。凡是合于大家之意，大家都满意的，就近于义。可是人的禀性有智慧、愚笨、贤德、顽劣的不同，谁能真正完全做到符合不同要求的民意呢？例如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的事，便利用民权、人权、人道等的口号提出要求，但都是私心，或为少数人的利益出发，那就不合公义的原则，不足论也。总之，天下事岂能尽遂人意！所以必须要了解“义”的重点，是要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作为准则。这也是说，虽然先从亲我之亲，而扩充推广到亲人之亲，但也要有限度地煞（杀）住，正如《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的止境。不然，谁也不能真正做到普及爱于全人类啊！如《论语》上子贡问“博施济众”的事，孔子便说那是“尧舜其犹病诸”的难事。这是说，想普及恩惠给全人类，即使是圣如尧舜的善政，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哪有可能做到满足天下每一个人的私心啊！再如周公制礼，首重孝敬，但敬祖尊宗之礼，是以五服为限，所谓“亲亲之杀”，也包括“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意义。注意！这里所用这个“杀”字，并非是杀人的杀，而是现在所说的煞住，或刹车的刹一样意思。“尊贤之等”的“等”字，也包含有等级差别的意思。如果说绝对没有差别才合于自由、民主、平等，那恐怕只有宗教家所说上了天堂，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才有可能吧！其实，宗教家所说的天堂与极乐世界，也是因其善行功德的大小而有差别的。所以必须要了解，这里“尊贤之等”的“等”字，是有等差平等的意思，并不是一概盲目的平等。因此，有关为政的仁和义，孔子说，必须要有礼仪制度和法规来制限其范围，这便是“礼所生也”一句的内涵。最后又说，基层的民意如果得不到上层领导的接纳，形成上下二心，那就是不得民心，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天下了。原文是“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这两句话，在《中庸》本文出现两次，下文也有讲到。朱熹认为是古人传抄复出之误，便把这里的两句删去，只保留下文这两句原文。朱晦翁这个观点，不能说没有理由，虽然我们对“好古敏而求之”的治学功夫，远不及朱晦翁，只好照孔子所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态度，保留原文原貌，看来并无梗隔之处，所以在这一节结尾才这样理解。接着，便是反复论说上文，由个人的修身开始，乃至事亲、知人、知天的学养，发挥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道理。所以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样简单明白的四句话，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只当耳边风一样，朗朗上口背诵，在先生面前有个交代，表示已经背熟了就拉倒，实在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以我个人来说，长大成人以后，步入社会，又适逢参加抗日圣战救亡图存等工作，经过人事上的历练，人生渐步入中年，这几句话如牛吃草，又从潜意识反刍出来，再默然背诵这些读过的话，才发觉先圣之言的确有令人反思敬畏之感。首先反思人要修身真不容易，其次是父母和亲人，当时都在沦陷区，生死难卜，“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催两鬓生”。正如清人黄仲则的诗所说：“今日方知慈母忧，天涯涕泪自交流。”深感事亲行孝与报国尽忠，两者不可兼得的悲哀。再看到流离失所人群中的种种悲苦，以及大后方社会还有人过着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生活；甚之，又亲眼目睹许多家族中的纠纷，方知天下固然有不孝之子，但天下也有极不是的父母。所以对于“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的道理，便有恍然而悟的领会了。因此，对于《周易》蛊卦《爻辞》所谓“干父之蛊”、“干母之蛊”的意义，才有所了解。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但修身先要行孝，而行孝不可以只是盲从。又能尽孝，又能巧妙地感化父母的过错，才是真正“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的深意。所谓“知人”，就是要彻底了解人性和人事千差万别的状况，那是要学问和经验的结合，须从好学深思中得来。然后再进到“知天”，明白后天的人性。人性虽然是从先天的“天命之谓性”而来，但有善恶种性的差别和智、贤、愚、不肖的不同。所以在后天性相（现象）的表现上，的确各自有异，而不是先天之性的本来面目。因此《中庸》一开始，便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宗旨，是要人们的学养先到达返还天然自性，然后扩而充之。其次要知道“天命无常，唯德是辅”，就是知时知量，以配合修身和为政的作为，那就是圣智的境界，可以与天地参矣。由以上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的层次，再回转来，与个人修身学养和为政之道结合，共有五达道和三达德的指标。
五达道与三达德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里所说五达道，大家都知道是人伦社会人道中的自然顺序。古代所谓的君臣，从基本学理来讲，君是主导者的代名词，臣是依附者的代名词。古人对一家之长的父亲，称为家君，过世的父亲，称为先君。对一个国家来讲，主体领导全国的便称国君。在五伦的顺序中，首先提出君臣的关系，就像现在民主时代，首先重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可以说首先尊重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尊严。其次，便是个人和家庭的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至于朋友，既等同于兄弟，又等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论语》所记载子夏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是说明朋友之道，在人伦关系中，有时比以上四伦更为重要，那是通用于全人类社会的人道之爱和人道之情。总之，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各个时代，无论任何地区、任何种族以及任何不同文化的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离不开这五种人伦的关系，因此叫它是“天下之达道”。至于个人在人伦社会中，无论是自己做人，或者为人群服务，或做一个领导人，或从政的人，都必须要具备知、仁、勇的三种德性。“知”字，古代与智字通用，包括知识学问和天才，无智便是愚痴。“仁”字，就是现代人所常讲的爱心、慈悲心；人如无爱心，无同情心，就叫作麻木不仁。“勇”字，就是毅力和决心，还包括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和敢于决断等精神，过分缺乏勇气就叫懦夫。一个人如果生来就具备这三种高明的德性，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非常人。其次，是三者都有，但成分不高，或是有一无二，或是有二缺一，这一类的比较多。但不能说一个人三者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是完全白痴或植物人。因此，特别称知（智）、仁、勇三者，为天下的三达德。但孔子又特别加以解释，说明这三者的作用，虽然名词和含义不同，但人在行为表现上，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智德，因此说“所以行之者一也”。但是这个生来就有的智德，在后天来讲，却有利根和钝根的不同。“或生而知之”是利根；“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是钝根。不论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都必须经过学问的教养，才能启发知（智）、仁、勇的功用。甚之，须受到困苦颠沛的刺激，才可以勉强学习做到。不过，无论是“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都是凭借天性中的智德而起的作用，这是一致的。然而，在各自的行为上，却各有差别，“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是说，如果是上根利器，“生而知之”具备知（智）、仁、勇德性的人，在他的行为上，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得很安稳。如果是钝根的禀赋，必须等到有利于事功的时候，才决定用智，或用仁，或用勇。可是，在心理和行为上，还是做得非常勉强。但是，不论是“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只要他能具备知（智）、仁、勇三德的行为标准，他的事业必然会成功。接着，孔子又说：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是一个人，平常能够勤力好学，就接近智德了；如再能做到学以致用，力行善道，就接近仁德了；如更能反省自己，知非即改，勇于认错，知道惭愧，就接近勇的德行了。总归一句话，一个人如能具有“好学”、“力行”、“知耻（惭愧）”三种美德，自然就会知道修身自立之道。一个人能够随时检点自己，知道如何修身，当然就会推而广之，明白怎样才是正己、正人、治人之道了。如果真能明白了修己治人之学，才能知道为政而治国家天下的大经大法了。
关于智、仁、勇
讲到这里，我们对《中庸》开始的原文，必须回头反复慎思、明辨。从开始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三句纲要，就可以看到子思所得父师之教的精粹，也就是内明（圣）之学。然后说到个人学养的日用，是止于至善的中和境界，这才是儒学孔门学问的精华。由此一贯地发挥，说明人性和人伦的大机大用，就是智、仁、勇三德。换言之，“天命之谓性”是智德的根源；“率性之谓道”的善行，是仁德的行持；“修道之谓教”是有勇的功用。由智德而能证得天人合一的天命之性；由仁德而能完成人伦大道的功勋；由勇德而能决断一切行为，归于止于至善的果位。但从天性所发起作用的智、仁、勇三德，它在功用和行为的表现上虽是三个名词和三个作用，事实上，最初的也便是最高最后的根本，统归于天性之知的智德。而这个智德，与世俗所说的聪明并不相同。古人所谓的聪明，是指一般人的耳聪目明而言；而天性之知的智德，并非全藉后天的耳目感官而来，所以在上古的文字中，就用神灵等字样来形容它的作用。
有关这个天性之知的智，后世的人又区分为上智、中智、下智；甚之，或分列为明智、察智、胆智、工（巧）智、术（数）智、商智、兵智、捷智、语智、艺智、闺智、杂智、贼智、浊智等，细说难详。总之，上至圣贤仙佛，下至蠢动含灵，凡是一个生命，都有它天生的智，只是成分的多少、高低明暗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孔子说“行之者一也”，就是这个意思。例如道佛两家所谓的成仙成佛之道，也都是智慧的成就，并非另有一个什么功夫而成的。所谓功夫（工夫），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的代名词而已。因此，佛学称成佛之道是大智度的成就。这种超越性的大智，并不属于世俗的聪明智慧，所以把世俗的聪明，叫作“世智辩聪”；把超越性的大智，沿用原始梵文发音，叫作“般若”。这也如《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的自性本有的知智之性，是一样的道理。唯一不同之处，佛学把明心见性而证自证到“天命之谓性”的“道智”，特别命名叫“实相般若”。至于一般的知识渊博，学问通达，思想高明等的一切智，就都归到“境界般若”和“文字般若”两个范围。至于因得“证自证”的道心性德所生的慈悲、布施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菩萨道功德行为，就特别命名为“眷属般若”。所谓“眷属”的意义，是指慈悲、布施等一切上善的行为，都是从根本道智连带而发的作用。等于父子、夫妻、朋友一样，统统属于亲属的关系。如以智、仁、勇三德来讲，仁和勇，都是根本智德的眷属。其他如上文所讲世俗的各种智知或知智，都归于另一名词，叫它是“方便般若”。“方便”这个名词，有时是代表了一切方法的意思。例如孔子所说“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都是方便的说法。至于真正至高无上的道智，也是证自证“天命之谓性”的明心见性的根本智，是属于知无知，智无智，无知之智是为道智。在东晋的时期，印度东来翻译佛经的高僧鸠摩罗什法师，他的一个弟子僧肇法师，著有一篇《般若无知论》的名文，震撼千古。其实，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也有同样的论点。尤其在《庄子》的《逍遥游》与《养生主》两篇中，充分表达如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的理念。另如孔子所谓的“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其内涵密意，与初唐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说“下下人有上上智”，可说是同一意义。尤其在《周易·系传》上说得更加明白，如“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因此，我们可以作个结论说：性德之智，智而无智，无智之智，是为大智，用智不如人智两忘，即是无上道谛，是大圣人的境界。（一笑）
治国平天下的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接着所说的是，必须以智、仁、勇的功德，由修身开始，发展到可以知人而治人，然后扩充到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孔子特别提出九项大经大法的大原则。“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这是九经的总称，下文接着有原则性的自注自释说：第一“修身则道立”，这是指必须先完成个人修身的学养，明白率性而行道的正确目标和作为，才可以出而为政，担负治国平天下的责任。第二“尊贤则不惑”，这是指身任治国平天下之责的人，日久月深，最容易被权位迷惑，不知不觉而陷入“师心自用”或“刚愎自用”的自大狂之中。所以必须做到尊贤以自辅。曾子总结上古历史的经验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如商太甲师事伊尹，殷高宗师事傅说，周文王师事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者王的尊贤榜样。而齐桓公用管仲，秦缪公用百里奚，晋文公用舅犯等，越王勾践用范蠡，汉高祖刘邦用张良、陈平，刘备用诸葛亮，唐太宗用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诤臣，都是用友者霸的前例。至于一般后世的人主（老板们），都是喜欢用乖乖型服从听话的党徒们，那就是自取毁灭之道了。有关“尊贤”的主张，在周、秦之际，各家学说大致相同。例如墨子（翟）很强调“尚贤”的重要；儒家在子思以后的孟子，又更加明白提出需要尊德尊士，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是政治修明的前导。
第三“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这是从齐家之道的基础来说的，因为古代的宗法社会是以大家族为主。如果从帝王的家族恩怨、自取败亡的事例来讲，几乎历代皆有，只要仔细多读历史，就会明白，不必细说了。对于现代的所谓自由民主的政体来讲，它的原则原理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把所谓的“诸父昆弟”换成社会各阶层的民意社团，以及政党政治所谓的本党、友党、反对党等名目而已。明白了这个意义，再把所谓亲我之所亲，推广到亲他之所亲，如《论语》上孔子的话：“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修养一样，才能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民怨。第四“敬大臣则不眩”，这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大原则，重点在于一个“敬”字，敬重上层领导的大臣干部，犹如敬重自己一样的谦和小心，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修养。例如现在许多大公司的老板，对于公司中的高级干部，始终有一种心态：我用他，我给他最高的权位，我付他最高待遇。像这种心态，根本没有敬重大臣的心，所以往往弄得主从之间，老板和同事之间，“凶终隙末”，两败俱伤为止。在中国的历史上，真能做到“敬大臣则不眩”的朝代，比较起来，只有北宋赵家天下的王朝最为像样。但可惜的是，赵家皇帝们都太文弱，不然的话，北宋王朝应当另有一番面目，而不亚于汉唐。最糟糕的是明朝朱家的三百年政权，对大臣还不如对家奴太监，实在卑不足道了。第五“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这和上面“敬大臣”有相同的意义，只是在上古时代，大臣和士之间有阶级差别而已。换言之，等于现在的中央干部和省市以下的干部一样，其间的差别，不是人品和学养，而是职级的不同。如能多方体谅中下层干部的苦劳，那么中下层干部，乃至一般知识分子，自然就会以忠义还报。这样一来，上下之情一贯，就不会发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的矛盾了。第六“子庶民则百姓劝”，这是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基本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国家政权的基础，是人民和土地。因此，领导者必须爱人民，如爱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样，要有“如保赤子”的仁爱至情，才能使人民接受教化而互相规劝，养成良善的民风。第七“来百工则财用足”，这是发展工商业经济思想的先声，同时也说明，传统的儒家和孔门之教并非轻视工商业，更不是轻商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轻商观念的形成，是由汉儒开始误导，致使魏、晋以后，在文化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只重农耕而薄视工商。由于这种观念深植人心，所以社会上始终以耕读传家作为美谈。西方在十五世纪以后文化转型，开始重视工商业，促进实用科学的发达。这种物质文明的建设，成为西方文化的特色。而我们的一般教育，自宋元以后直到清末，依然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偏差思想之中。因此把儒家学说也变成读死书、死读书的呆板形态，认为那些西方人的洋玩意，不过是“奇技淫巧”, “劳民伤财”而已，不值得重视。但却忘了孔子这个“来百工则财用足”的重点教诲，后来反而把国家民族所受外侮的账，一概归到孔家学店的身上去，岂不冤哉枉也。第八“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我们初读这一句，很容易理解为重视侨民或侨务。事实上，读经必须读史，就是古人所谓的“六经皆史也”。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春秋的时代，以周朝天子为中心，在中央政府所领导诸侯联邦的封建体制之下，整个中国正处在地大物博、人口不过几千万的阶段。那时开发资源，以及政治势力的动力，最重要的是人力和人才。因此，春秋战国诸侯之间，都是以招徕人才和人力为首务。正如《大学》所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都是说明土地、人民、财富三者的结合，才是一个邦国政权稳固的基础。所以领导国家者，必须怀柔四方来归的远人，才能建国富国而治国。同时更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怀才抱负，各自谋求出路，往来于诸侯邦国之间，出谋划策，推销自己，甚为普遍。当时就有“楚材晋用”的千古名言，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如西秦的崛起，所用的名相，百里奚、蹇叔、范雎、商鞅、张仪，乃至秦始皇时代的李斯，都不是秦国本土出生的人才。但秦国的诸王，都能做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因此而能崛起边陲，终于统一了中国。再如战国末期的齐国，因为工商业的发达，在诸侯国际间国富民强，号令东方，所以在齐宣王的时代，各国的知识分子人才，各家各派的学者专家，都集中在齐国的首都临淄。大儒如孟子、荀子，阴阳家如邹衍，乃至道家的方士们，统统都在齐国的临淄求出路，谋发展。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作用。二十世纪的美国，因为移民政策，不期而遇地符合了“柔远人”的原则，所以能吸收各国一流优秀的科技人才归于己用，也节省了本国培养人才的经费，终于能在科技文明上傲视全球。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成果，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将何以自处，怎样才能使人才不外流，或进一步而怀柔容纳远方来归的人才，都属于重要课题。至于保护本国侨民，以及关怀外侨的政策，当然也包括在内，不必细说。第九“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是上古王道政治和后世霸道政治共通的大道理。它的重心在这个“怀”字上，并非是以“畏之”为重点。“怀”字有怀服、怀思、怀念，胸怀博大，足以包容各国诸侯的内涵，也是统领天下的形容词，当然不是向别人投怀送抱的意思。有关这一句“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在历史经验中，唯一值得研究的，是周朝初期的一两百年间。旧史所称周初封诸侯而建国的，竟有一千八百之多，而真实资料已经很难稽考了。从西周到东周的几百年来，周室王权衰落，诸侯互相吞并，在春秋的初期，仍有大小几十个诸侯邦国存在，而且有些国家根本不是姬周宗室的血缘关系。虽然周朝未能完全做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但至少不像秦汉以后异姓不封王的封建统治。这种周朝王道政治的精神，本节在后文自有注释。至于春秋时代的霸道政治，研究起来，在所谓春秋五霸之中，唯一最为像样、值得研究参考的，就是齐桓公。其次是晋文公，也有一点依样画葫芦的味道。其余如宋襄公以及后起的吴、越霸业，就不足论了。总之，真能做到“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从周秦以后的历史来讲，除了汉唐两代开国初期的气象以外，实在很少有一个合格的榜样。或者，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只有寄望于后之来者的作为了。
治国九经的补充
接着治国九经的法则之后，又进一步补充申述细则，共有九项。补充一：说明领导治国者本身的内养和外用。“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这几句话，读来非常简洁，其实重点只有八个字，“齐明盛服，非礼不动”而已。但这两句话的内涵并不简单，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基本学养。（一）“齐明”，这与《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重点相同。也就是《中庸》开始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句话是中和学养境界的缩写，所以首先需要了解这个“齐”字。在古文中，“齐”就是“斋”，也就是后世所谓“斋戒沐浴”，以及世俗所谓“持斋”、“吃斋”的“斋”字。这里所谓的“斋”，就是澄心静虑，自净其意，斋心自律的代号。如果再进一步严格地说，便是《周易·系辞》所说“洗心退藏于密”的圣境工夫。由于斋心自净其意，才使心境清明，达到明智照耀的功用。换言之，这就等于唐代禅宗神秀禅师所说的渐修要旨。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如果再进一步，能达到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境界：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那就可超凡入圣了。这也就是《大学》所谓的修身，是先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到达的内明之学的目标。如果能这样去了解，可算是真正读懂“齐明”两个字的内涵了。（二）“盛服”，这是儒家一贯所注重的礼仪，属于外相之学。所谓人之所以为人，必须要有严谨的衣冠来庄严外相，这样才能表示人之不同于其他的动物，所以必须要“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上古以来，在儒道未分家的文化中，对于人与动物，本来都是一视同仁的，故称人类为“裸虫”。换言之，人是裸体无毛的大动物，与其他的毛虫之类，只有形象的不同而已。但因为人类有了思想文化，所以就大不同于其他的生物了。再说人文文化的开始，首先是人有了衣冠，不但可以御寒避热，并且可以装饰自己，建立起人类的尊严。因此，从上古开始，便以轩辕黄帝时代制作衣裳，为划时代的代表。从此以后，经历四五千年之久，每一个朝代，都自有“衣冠文物”，以表示本朝本代的象征。不像现代的人，反而以印度上古时期的裸形外道为美观。所以孔子在答鲁哀公问政时，首先是反复重申内养的“齐明”和外在的“盛服”，是国家领导者的自我修身的要务。（三）“非礼不动”，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讲的“礼”字，并非单指礼貌、礼节的仪礼；“礼”字，是整体人文文化全部内涵的一个代名词。例如我们平常所谓的四书五经，其中《礼记》这一部书，内容就有三部要典（《周礼》、《仪礼》、《礼记》），统称“三礼”。大体来说，《周礼》的内容，是搜罗周朝文化和政治体制，也可以说是周朝的政治哲学或宪政哲学思想的资料。《仪礼》是包括周朝继承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等。《礼记》是汇集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丛典，内容非常广泛。
例如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庸》和《大学》，以及《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只不过是《礼记》中的几篇论文而已。其余就可想而知，并不是那么简单了。因此，在这里所讲的“非礼不动”一句话，内涵非常广泛。但也可把它浓缩来讲，礼者理也。那么，所谓的“非礼不动”，就是指一切政务、事物等的措施，凡是不合理的，在“逻辑”理论上，没有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绝对不可轻举妄动。这便是秉国之钧者，以及各阶层的主管老板们，需要知道的内明外用修身之学的重点了。补充二：说明领导治国者如何做到“选贤与能”、“重德尊贤”等行为上的风采。“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这也只有两句话，去掉一个中介的“而”字，只有八个字，“去谗”、“远色”、“贱货”、“贵德”四个要点。一是不要轻易听信左右内外的谗言；二是不要贪图美色，乱搞男女关系，以免落于“玩人丧德”的陷阱之中；三是不要因为私欲爱好而贪图财货，落于“玩物丧志”的深坑之中；四是需要尊重有高尚人品的道德之士。不过，如要真正了解这四个要点对于齐家治国之道的重大关系，那就需要引用三千年来的许多历史故事来印证，恐怕又要变成专题论著的一本大书，所以现在只好从简了。其实，在本文两句话中，把男女关系的色欲、谗言、好货三个问题连在一起，等于一个中心有三角交叉的关系，但我只想对这三个要点扼要地说明几句。先说什么叫正言和谗言。这实在很难下一个正确的定义。有时正言若反，有时反言若正，除非是听话的人具有高度明辨的慧力，心如明镜，立刻可判别清楚之外，其他无论是圣人或小人，在对人和对事的时候，或多或少，难免总有一点吹牛拍马的语气。所以身居高位要津或当上老板的时候，自己要头脑清醒才好。我常常提醒大家，清朝乾隆时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奏折，最为重要，需要认真一读。那是一篇很有实质性的名文，无论上至帝王，下及政府官员或工商界的大小主管，都应该引为警惕的教诫。以我个人几十年的阅历来讲，从读历史和亲眼所见的现代史中，最可怕的谗言，就是高呼万岁，高喊伟大，以及群众爆发鼓掌欢呼的声音。对这种情景，令人心有戚戚焉，不免冒出一句诗说：“误尽苍生是此声”。这也是非谗言的最大谗言，应当明白。再说有关谗言的问题，只要明白古人几句名言，就可以举一而反三，自然少犯错误了。如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如能配合阅历与经验，自然就可了然于胸，运用之妙，自在一心了。其次是“色”字，不应该只从男性本位上出发，好像是专对女色来讲。例如清代名儒史学家赵瓯北，他题梓泽园（石崇的金谷园）的诗说：“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根。”这的确是两句名言，如果要解释好色和好货，只要这两句诗就够了。当然，男人好女色，女人亦好男色，“色”字所代表的祸害，是欲爱过分所发生的毛病，问题并不在美的色相上面。我们缩小范围，只拿唐代的历史来说，唐太宗并非不好女色，但没有出大问题；武则天也好男色，但她和唐太宗一样处理得当，并没有因好男色在政治上出大问题；唐明皇容易听谗言，又好玩，又好色，但在开元政治时期，并没有因这些毛病出大问题。唐明皇的问题出在晚年，在男人的更年期后，精力衰退，头脑不清，智慧、勇气都落在昏沉的阶段，因此由明君而变成昏君，所以出了大问题，使唐朝的气数，一落千丈。至于说男女之间，长得漂亮的便叫色，那也不尽然。古人把被女人宠爱的漂亮男性叫作“面首”，这个用词很有道理，只是说头面好看而已。无论男女，真正的好色，不只是爱好面首的漂亮，而是爱上对象的某一特点或特性，正如一般俗话所说：“牌打一张，色中一点。”你只要仔细观察社会上的现象，有时候，一个丑陋的男人，反被漂亮的女人所喜爱，所以漂亮的人并不是专爱漂亮的对象。“色”字，可说是男女之间专对某种爱好的代名词而已。例如唐明皇先后最爱的两个人，一个是梅妃，一个是杨玉环，如果根据历史资料来说，梅妃比杨贵妃清丽漂亮得多了。可是梅妃虽清丽且有文才，性情则比较严谨，比不上杨贵妃的浪漫，更适合唐明皇的性格。但不管如何，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失败专门推过到女人的身上；更不能照骆宾王讨武曌（武则天）的檄文所说：“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认为就是武则天或某一女人的大罪过。况且，用手掩嘴一笑，是女性偶尔为之的天然动作，不一定就是说谗言啊！我讲了这许多闲话，是看大家听讲《中庸》太过严肃了，也太累了，所以故意扯出这些笑话使大家开心。话说回来，爱听人讲小话，爱听别人打小报告，以及好色，都是领导者最容易犯的大毛病。你看当代美国总统的问题，不是也出在这种事上吗？如果依据学术问题来讲，爱听小话和好色的习气，都是精神不正常，在医学上是心理行为的大问题。细说难尽，只是提起大家做研究的注意而已。至于有关好货这个问题，需要明白，古人所谓的好货，不但只对爱好财富而言，同时包括爱好物质的东西。古人常说“女人好货”，那是说女性比较爱好漂亮名贵的装饰品，如衣物、钻石、珠宝，等等，便叫好货。有关男性好货，在我们的历史上，便有好几个皇帝非常爱好聚敛财富的事例。其他如宋徽宗的爱好奇石和字画，也都属于好货之例。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国民政府的主席是林森先生，也许现在中年以下的人，根本不知道现代史上有这样一号人物。我们当时都习惯尊称他的表字林子超先生，他是一个品德清高、淡泊寡欲的人。我在峨眉山大坪寺闭关的时候，他正在大坪寺下面的洪椿坪寺院避暑。他虽身居一国之尊，随从只有几个人而已。也许山下看守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宪兵，兼有保护他的任务吧！有一天，当家师来说：林主席在洪椿坪，听说这里有你这样一个人在闭关，他很想上山找你谈禅。我听了便说：这一定是傅常（真吾）先生漏了嘴，因为他上山来看我，下山经过洪椿坪，可能因此被林主席知道了。我说，大坪寺的山路太险，绝对不可以让主席上山找我这个闲人。当家师又说：洪椿坪那边的师父说，主席喜欢吃素、写字、静坐，公事很少，有时候有空，还帮忙小和尚擦香炉。小和尚说主席擦的香炉都发亮，比谁都擦得好。我便对当家师说：你们不知道，林主席多年来只是单身一人，并无家眷，而且他还是修白骨禅观的行者呢！当家师听了大为诧异。过了几天，我便接到傅真吾先生的信，说是由参军长吕超先生转告，林主席想上山和我谈禅。傅真吾认为不如我破例去一次洪椿坪看他，免得上山路险，怕发生意外。于是我就托当家师与洪椿坪方面联络，约定时间去看他。其实，早在六年前，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曾经写过信给他，当然他不会记得。潇洒清秀的子超先生，经常爱穿一件长衫，戴一副金边眼镜，留着胡须，慈容可掬。我们一见面，他便注目微笑看着我说：你知道袁子才归隐小仓山房时，有人送他一首咏吕纯阳的诗么？我说：主席是说“十年橐笔走神京，一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这首诗么？他听了以后，便拈须微笑说：你好记性。我说：这是主席责我逃禅入山吧！他就端起茶杯说：请喝茶。喝过茶后，谈了一些山上景物和其他的事，顺便看到他桌上有几张字画，还有一堆别人求他书法的宣纸，就不知不觉多看了几眼。他便说：你也欣赏字画？我说：对书法有兴趣，没有下过功夫。画嘛！更不会，只是爱好而已。他说：玩物丧志，不会更好。我接着说：家父曾经对我说过，根本不懂字画古董的是俗人；拼命收藏字画古董的是痴人。他听了回头看我一笑说：令尊讲得好，你看壁上这几张宋人的字画，能分别出真假吗？我说：外行，不敢妄语。主席说：这所有的字画，大半以上都是赝品（假货），我只爱好欣赏，并不收藏，凡是字画，能够做到以假乱真，便是高手，而且需要比真的更高明才行。况且，挂在我们这里，大概别人也不好明说是赝品，彼此心照不宣，会心一笑，岂不妙哉！我听了便说：这是狮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驴乳的话，非你老不足以语此。他听了，掀髯一笑。再谈了一阵，我就以日已迟暮，山上不好走为由立即告辞。他送到山门说：山中半日，大非易事啊！他在抗战胜利以前逝世，但我始终还记得他清华绝俗的风姿，和蔼慈祥的笑容，以及淡泊如头陀的生活和作风。这是我亲自见过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远色”和“不好货”的风格。至于怎样是“贵德”而“劝贤”，在四书五经上已经说得太多了，而且也流传了两三千年，只要大家能细心去研读，自然就可融会贯通，不必再加细讲，不然就说来话长，反为累赘了。
补充三：“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这在前面已说过，是古代宗法社会大家族血缘关系的亲亲之义，也是上文“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的发挥。但很遗憾，在秦汉以后，被所有家天下的封建帝制私心自用，作为非同姓不封王的借口，完全失去“亲我亲而及人之亲”和“民胞物与”的博爱平等的真义。如果撇开帝王专制政体的善恶是非不讲，只谈亲族之间兄弟友爱的话，比较起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都是善于处理父子兄弟关系的人。其次便是唐明皇在开元时期，还能做到与兄弟等大被同床，这一幕也可算是千古美谈了。补充四：“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这是指领导者在选贤能大臣干部以后，需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所谓“官盛任使”，是说选拔大臣，事先需要注重他的才德学养。既然选定此人担任某一职责，委之以重任，在他担负责任的时候，就不要加以干预，不要使他难以发挥才能、施展抱负而功败垂成，或变成劳而无功。在历史上有关对大臣任使不专，最后铸成大错，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不少。最明显的事例，便是明朝末期，对于经略辽东的熊廷弼，以及督师蓟辽的袁崇焕，不但任使不专，反因听信小人的陷害而妄加杀害。大家只要多读历史就知道了。补充五：“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这是指任用一般公务员干部的原则。所谓“忠信”，有上对下与下对上两重内涵。凡是一般公务人员干部，要恪守职务，对于上级的正确指令，必须要有责任感而做到尽忠尽信。但在上级，也必须对下级干部信任才行。除此以外，更要紧的是“重禄”，对于任用干部的待遇，必须足以养家活口而有余，才能“养廉”，达到廉洁自律的功效。如果要求部属人人节操如圣贤，用之如牛马，防之如盗贼，那便如俗话所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行吗？补充六：“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从古到今，诸子百家的学说，大多主张在财政税收上做到轻税、薄税。强调一点来说，几乎一部二十六史，便是一部财经税收兴衰恩怨的账簿。它和人类战争史一样，百年之内，几乎很少看到未发生民怨的情形。希望专门研究财政、经济、税务的专家学者，能够提出一个百年大计的长治久安的财税之道，然后再来讲民主、自由和大同之治，那样才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补充七：“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古代对于百工技艺工业管理的原则。但在讲解这句话之先，必须知道古人对“既”字读作“厩”，就是像现代的厂房或工作坊。“廪”也包含有食禄和工资的意义。所以他说到奖励百工技术发展的管理方法，必须要做到周密管理，每天每月，必要测试其进步和业绩，并且在服务和权利之间，要待遇公平，才能使工业有发展。照此看来，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已经首先提出工商业管理的大原则和大道理。只可惜从秦汉以后，一般冒称尊儒尊孔的帝王和自认从儒学出身的大臣们，一直没有真正实行孔子的思想学说，那是多么的冤枉，多么的遗憾啊！补充八：“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这一项“柔远人”的理念，在前面已经扼要地讲过。它的重点作用是因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之间，如要图强称霸，必须引进外来的奇才异能之士成为己用。但对于人才，必须测试和甄别，如果真是高明之士，无论是外来或本有的，就要“嘉善”（奖励）而加以任用。倘使是徒有虚名、不符实际的，要同情包容，但以尊重自己本有的人才为主，应当自矜自尊，不必太过自卑。否则，便如俗话所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也未必尽然，外来的和尚，有时念的经，并不见得比自己的好多少啊！补充九：“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这是“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一节的补充。所谓“继绝世，举废国”，以及“治乱持危”的理念，就是中国文化中对国际和平共存的传统信念。从西（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唐尧以前开始，已达四五千年不变。如果要正确研究，必须从《尚书·尧典》和《春秋·公羊传》、《论语·尧曰篇》等资料来说明，才较明白。但在上古史上，真能实施这个政治理念的，唯有周朝建国之初实行分封诸侯、“兴灭继绝”的作为，最为明显。例如《尚书》首篇《虞书·尧典》，记载唐尧的王道政治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论语·尧曰篇》则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七年，记载齐桓公的霸业，也说“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云云，这都是说明“兴灭继绝”、“治乱持危”，是中国传统文化王道或霸道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并不是像秦汉后那些假借仁义实行家天下帝王的霸业那样，是以诛灭九族、赶尽杀绝为能事的。在东西方人类历史上，最明显的史实，是周朝的建国，领导固有的八百诸侯革命，推翻了殷纣危乱的政权，重新分配诸侯的治地，组成一千多国的联邦政体。诸侯则各自为政，分治其国，只是拱奉周朝为中央政府的共主。但中央共主周朝的治地，也不过是“邦畿千里”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治地，大的不过百里，小的不过数十里，这就是周制“治乱持危”以后的约略情况。而历史记载，周初“大封建诸侯于天下”的事，则是：“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周武王灭商后，“封纣（王）子武庚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其中所谓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代，在周朝以前的历史上，都是先朝，但周却秉着“兴灭继绝”的政治伦理道德，重新找出这些先朝的后代，加以封建为诸侯。有些诸侯，一直随周朝七百余年而并存，最后统一于秦政。因此在《中庸》下篇，便特别提出孔子的政治哲学理念，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意思。从人类历史的观点来讲，这种“兴灭继绝”、“治乱持危”的政治理念和事实，如果仔细去检读埃及、希腊、印度的上古历史文化，在西（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以前，绝对没有出现过像《中庸》这种高尚的人文思想理念。他们的历史，只有以强权征服邻邦，认为强权就是公理。至于后世国际的帝国主义思想，则是以强占邻国主权、奴役落后地区人民为理所当然的事。到了现代，国际上自夸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国家，却强行瓜分其他国家，或东西划界，或南北划线，藉此攫取别人的资源财货为己用，而以国际霸主自居，并不明了真正的王霸之道，甚为可叹。中国从秦汉以后，历代家天下的帝王制度，如唐、宋、元、明、清，朝代政体变革虽各有异同，但都遵守传统儒家之教，对待周边的藩属国，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甚之日本等，仍然秉承“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的精神传统。当这些藩属国家有内乱时，也只是因应他们的恳求，不得已而派兵弭乱，等到平定以后，便班师回朝，从来不留驻重兵，更不会占据邻邦的土地或资源财富，只不过要他们定期来朝进贡而已。但对来朝进贡的国家，仍然是依照“厚往而薄来”的古训，做的是赔本生意，回送他们的礼品，远超过他们的贡品。因为传统文化的教育，认为这样才是处理国际而“怀诸侯”的美德，这也是历史上无可否认的事实。希望后之来者，必须要有鉴古知今的学识，才能对待将来啊！接着下一句是“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这是孔子答哀公问政全篇的总结语。但这里所谓“所以行之者一也”的“一”字，照宋儒朱子的注解，认为是一于“诚意”。可能他是从下文专讲诚意的“诚”字所得的启发，因此，便连带上文“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一也”也统统都归到一个“诚意”，把《中庸》全文的主旨，就一概圈定在诚学之中。这种说法，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后世的儒家学者们并不完全同意，早有异议。其实，这里所讲为天下国家的九经，从孔子答哀公问政开始，连接上下贯通的文字，就已说明“为政在人”是其重点。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就是要点所在。因为“为政在人”，所以提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的首要重心，就是为政的领导者先能修身正己，然后才可正人，意思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行之者一也”这句话，岂不就是指反身而诚，事在人为吗？这样理解，便与《大学》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主旨一贯并且完全吻合了。下面接着再加说明上至帝王将相，下及任何个人，要想立身处世，成功立业，必须先要知道一个共通的法则，就是有关言语、行为和对事对人的大原则之道了。
谋而后动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讲到这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豫”和“跲”两个字的含义。“豫”字，包含从容优裕，以及事先要有备无患的意义；“跲”字，有并足难行的意义。至于“困”字和“疚”字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不必另作解释。“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说凡是做人处世，事先必须要有周详的准备，到了行事的时候，便可悠游自在，顺理成章；就算遇到纷扰变动，也不惊不乱，能如此，则可以建功立业。如果事先没有预备周详，冒昧从事，就会劳而无功或功败垂成而作废。这不但是处世的首先原则，就以做人来讲，一个人从幼年接受教育开始，直到后来的一生，也必须随时随地“学而时习之”，才能有成。因此可知，一切教育和学问，也都是为了“豫则立，不豫则废”的作用。“言前定则不跲”，这是教诫我们讲话的修养，尤其是在位当权的人，不可信口开河，随便乱说。必须事先谨慎思考，做到言而有信，能说必能行，说到必定做到。如果说了不算数，或者随便应付，或是自己说过就忘了，那就等于自己右脚踩着左脚，结果是寸步难行，走不通的。“事前定则不困”，这是说凡做任何一件事，事先必须知道或成或败，以及其优点和缺点，有正面必有反面等作用，然后确定计划，防患未然，这样才不会遭遇太多太大的困难。“行前定则不疚”，凡是一个人有任何举动，或做任何事，都叫作行为，尤其是从政者或其他建功立业的人，都需要事先有预定的抉择，尽量减少后悔，以免事后内疚。甚之，一个普通的人，对于生活衣食等平常行事，也是如此。“道前定则不穷”，这里所说的“道”字，是指做人处世准则的“道”，也可以比喻为开一条道路的道，事先也是要有周全的准备和计划，才不会走到穷途末路或水尽山穷，无法回头。总之，这里所说有关做人处世的言语、行为的道理，统统都是从“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原则出发。“豫”字的意义，也就是《中庸》的“从容中道”，以及“君子而时中”的大机大用。先要能把握到“豫”字的学养，才可能切入“知至而后意诚”的修身要妙。因此，下文对诚意和修身的关键，就提出反复的辨证。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本节的原文，又出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两句，似乎是前文的重复，所以朱注便把上文两句删去，只保留在这一节里。但我们却认为，上文这两句的重点，是说明由上对下尊贤之礼；而本节里的次序，却是由个人修养的本位说起，做到下学而上达，恰与上文有上下正反照应的作用。即使是千古以来的衍文，也并没有差错，所以不妨保持原样，“多闻阙疑”，照旧可以理解得通。这句话是说，普通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到下学而上达，得不到在位者的知遇，就不能施展平生学养与抱负，当然更无法由从政而治国利民了。但野有遗贤，也不能说完全是在上位者的错，应当自我反省，是否自己平常就未被人信任揄扬？为什么自己没有被朋友（社会）信任揄扬？由于自己对父母亲属没有做到合于人伦之道的孝顺品行，所以得不到朋友（社会）的赞许和信任。在周秦之先，选择士类，首重孝行。即如首先实行选举取士的西汉武帝时期，也是秉承孔孟之教，以孝和廉为基本选拔贤才的标准。所以到了明清时代，把考取的举人称作“孝廉”，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为什么做不到孝于父母、和顺家人的德行呢？由于不能自我反省，没有做到真正的至诚。为什么不能做到至诚呢？因为不明白怎样才是“止于至善”的学养，所以就达不到“诚乎身”的境界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了解《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天人之际性命互通的基本原理，也就是由天道的天性，互通于人道的人性说起，然后说明在学养到达“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境界时，便是“内明”性天风月的第一义谛。然后依性起修，“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可以从事“外用”于治国平天下的功勋事业了。这是《中庸》全文直指见性的前提，是从人道修心养性开始，再返合于天性自然之道的德行。到此为止，应该是《中庸》的“上论”。接着下文，是说明如何才能下学而上达，实证天人之际的大机大用，那就需要从反身而诚做起，才能达到复性境界的真正造诣。由这里开始，可说是《中庸》的“下论”。那么，所谓的诚至和至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这便是《中庸》所阐说的“至诚无息”，内明与外用兼得的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