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庸》
出版说明
一九九八年，南师怀瑾先生寓于香港时，撰写这本《话说中庸》。也像写《原本大学微言》一样，先生每日深夜写千余字，次日再由宏忍师打字，其间往复修改三数次之多，才告完稿。这本书稿，本拟继《原本大学微言》之后即行出版，但是阴错阳差的人事变迁，以及内外其他因素，这本书稿却未能及时出版，一拖就是十几年至今。二〇〇八年，先生交代嘱咐，先将蔡策先生记录的《孟子》所余各篇，编辑整理出版，然后再行出版有关《中庸》的这本书。奈何《孟子》最后三篇尚未及出版，先生却意外地悄然离世而去。面对这本书稿考虑再三再四，决定将原书稿保持一字不变，另将整理后的全部书稿作为附录印出。所作的整理，只有调整长句变短，段落拆解分开，以及简化字句，另多加小标题等，希望国学涉入较浅的读者，易于了解。例如：
原稿：但这也不能说完全是在上位者使野有遗贤的过错。
编改：但野有遗贤，也不能说完全是在上位者的错。
原稿：那是自己平常对家庭父母亲属之间，并没有做到合于人伦之道的孝顺品行，所以便没有得到朋友社会之间的赞许和称誉。
编改：由于自己对父母亲属，没有做到合于人伦之道的孝顺品行，所以得不到朋友社会的赞许和信任。
原稿：“诚”，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它赋予在每一个人生身之后的后天人性之中，人们却需要借重学养的修行，才能重新返还而合于原先本有具足的自性。
编改：“诚”，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人出生后的后天人性，却需要借重学养修行，才能返合于本有具足的自性。先生的原稿，是以讲课的方式撰写的，不像一般论文那样严肃，目的是使读者易于了解。所以在整理的过程中，斟酌考虑甚多，难以圆满，也因自身学养能力不足之故，只能勉力而为。另外，经过两年多的资料搜集整理，先生的简单年谱已初步完成，特附录于书后。协助工作的，除宏忍师、牟炼外，彭敬始终参与修订工作，十分辛劳，忙碌了一两年，这本书终于可与读者见面了。
刘雨虹 记二〇一五年元月
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个名称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它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所以弄得国家民族百年来吃尽了苦头。但你如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彻底研究《中庸》了。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是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是一本书，它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
《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学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子思生当中国春秋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开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间，比西方文化希腊上古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他是曾经亲自受到孔子的教养，但他却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资料，子思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高兴，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乐朔和子思的对话
乐朔和子思讨论学术，他们是怎样地发生歧见呢？《孔丛子》的记载：“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
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尚书》——《书经》所收集的，只有《尧典》、《舜典》等三四篇文章是好的）。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其他的那些《秦誓》、《费誓》啊，都是模仿尧、舜的话，实在不够格）。
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那是时代社会有所改变，所以有些文章，也是正对当时的习惯而作）。假令周公尧舜，更时异处，其书周矣（假使周公和尧、舜，彼此颠倒上下换个时代，那么尧、舜的文告，也便会和周代的文句一样了）。
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乐朔说写文告，本来是要一般人们都看得懂，知道了事情，所以愈简单明白愈好。但读那些古书的文章，有些故意作出读不懂的字句，这不是有意找麻烦吗？）
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昔鲁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非其人，道不贵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子思说：古书上的记载，固然有时觉得很深奥，其实，只要对文字学的训诂下点工夫就懂了。古人把口说的话变成文字，就要求典雅一些，才使文学有艺术感。从前鲁国也有乡下的里巷之人，像你一样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我（子思）对他说：学问之道，是传给真有慧智的人，如果不是智者，那对学问之道，有什么可贵之处呢？现在你怎么也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一样见解呢？）”子思这样说了，乐朔当然是“不悦而退”。
便回来对他自己的党徒们说：“孺子辱吾（孔伋这个小子，当面侮辱了我）。”“其徒曰：此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乐朔的党徒们听了便说：孔家的祖先，虽然也是宋国的人，但隔了很多世代了，而且和我们有旧仇，我们正要找他出气、修理他。因此，就来围攻子思。幸而被宋国的君侯听到了，才亲自带人来解救了子思的危难。）”
但《孔丛子》又记载“子思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正如子思所说，读古书要知道训诂之学了。古文所说的“篇”字，是从竹从扁。换言之，在子思的时代，作书写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简上面。所以说《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后来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编成三十三章，这便变成了《大学》、《中庸》朱注章句之学的起源，并非是子思的原著。但要真正对《中庸》原著考证起来，实在也并非容易的事，我们也只好各说各的了。
何谓《中庸》
子思著《中庸》的原意，如果根据《孔丛子》等平实的记载，他是为了解释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问之道的著作。所谓“《中庸》一书，其中言智、仁、勇，言费隐，言诚明、天道、人道。非深入圣人之奥，不能达于心口。子思之学，有渊源于中庸乎见之矣”。
在初唐时期，孔颖达著《礼记正义》，引用汉儒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但到了南宋初期，宋儒朱熹自作《大学》、《中庸》的章句，《中庸》被分割编为三十三章，而且加冠圣境，根据韩愈一篇《原道》论文，认为《中庸》是传“上古圣神，继天立极”的道统，从尧、舜的传心法要而来。那就是尧传位给舜的时候，说了一句“允执厥中”的话。舜再从他一生经验的总结，更加深入地悟到人性的精微，就加了三句而传给禹，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
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传承相续。但从孟子以后，便失传了，这便是韩愈《原道》的意思。因此朱熹就认为，现在总算由宋儒程颢、程颐兄弟重新悟出来了，再传到朱熹等人，又把道统接上去了。朱熹和宋儒们却绝口不提这种道统说法，是根据韩愈的《原道》思想而来，未免太过小器了。同时又说：“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这也都是朱熹对《中庸》确有心得的另一见解。至于在朱注《中庸》章句开头，特别标榜程颐（伊川）解说《中庸》的书题，稍等再说。
有趣的是，到了清初乾隆时代，有名的诗人才子袁枚（子才），他最讨厌宋儒理学，也最不喜欢佛、道两教。他对于《中庸》，认为是西汉儒家的作品。因为他认为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动不动就提到泰山。而《中庸》唯独称华岳。他断定子思没有到过秦地，哪得见过华山或嵩山。袁子才素来就有文思辩才，但对于这些论点，始终免不了名士气的狂放。
孔子、子思祖孙，都遭逢乱世，周游行踪所及，岂可认为他们绝对不知华岳！不能单凭一句书本上的文字来作论据，就断定子思未见过华岳。袁枚善于谈诗选色，精煮随园豆腐。至于义理之学，并未深入，而且也是性所不近，习之所远，不足论也。但后人也有认为《中庸》“载华岳而不重”的“华”字，本是山岳的“山”字，乃汉代传刻之误，较为有理。
宋儒程朱说《中庸》
现在再说南宋理学名儒朱熹，在他的章句《中庸》之先，特别提出程伊川解释《中庸》书题的定义，那就大有不同于汉、唐诸儒的解释了。如云：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朱熹所引用的程伊川对于《中庸》书题的解释：
第一，所有用字用句的内涵，一望而知，都是采用《易经·文言》、《系传》的义理。如“放之则弥于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乃至“玩索而有得焉”等结语都是，在此姑且不加讨论。
第二，程子特别提出子思是把孔门《中庸》的心法，唯独传给孟子，不知是根据什么而来，如用一句古文来说，殊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第三，就是开始解释《中庸》两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问题着实不少。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根本问题。程伊川也是讲究群经之首《易经》学问的健者。《易经》包含有“理、象、数、通、变”五大种类。《易》学的理，也就是绝对的哲学和科学的总纲，而且更是数理逻辑的总和。一、不偏就是中吗？二、天下人事和物理，真有一个中吗？
其实，只要有了一个人为假定的不偏之中，这个中心点的本身，已经是有固定的边际，有了边际，早就是偏了。由此引申类推，有一个中，便已是偏，哪里有一个不偏之谓中呢？如有，那也只是人为意识思想分别的假定之中。譬如一个人站在中心，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从北望南，此人已在北面之南。由南望北，此人已在南面之北。左右东西，都是一样道理。所谓中心，只是临时方便，假设为中。由此类推，做人做事，哪里确定有一个不偏之中呢？所以“不偏之谓中”，这等于说：“徒有虚言，都无实义”而已。
其次，“不易之谓庸”。不易，就是绝对没有变易的意思。人世间哪里有一个绝对不变不易的事实存在呢？因此而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实在都在玩弄文字上的文学游戏，望之成理，探之无物，也是“徒有虚言，都无实义”。因此，朱熹也觉得大有不洽之处，又在《中庸》书题的下面，自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岂不是与程子的说法，似是而非，自相矛盾吗？
总之，宋儒理学的本来面目，便是如此；从表面看来，气象非凡，如果一经逻辑的推理，就往往自相矛盾了。其原因，就是他们因袭佛道两家及禅宗的说法而来，但又自己不深究“因明”逻辑的辨证，就不知不觉变成“自语相违”了。
《中庸》与《中论》
事实上，程伊川对《中庸》书题解释的见解，是从哪里来呢？那是因为佛学经论中，有一本印度传来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它和《百论》、《十二门论》三本佛学专著，在中国的初唐时代，自立一个学派，合称为“三论宗”的重典，风行一时，流传极广。
《中论》的主旨，是批驳后世佛学门徒，偏重于空，或偏重于有的学理，以空非真空，有非实有，启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毕竟空与胜义有的辨析。故于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的原则上，建立一个“因明”义理的“中观”。所以佛学中便有《中论》八不之说，所谓“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不中而中的论理。在程氏兄弟（明道与伊川）的当时，都自号称出入佛老多年，他当然也知道《中论》这类佛学的名言。但为了自别于佛道，推开佛学的《中论》，特别标榜吾儒亦早有中庸之道，可以胜过“中观”。所以便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名句出现了。而他却不知佛学的《中论》，是从“因明”逻辑的严谨性而立论。如果随便说一句不偏不易，抬上“因明”逻辑的考台，那绝对通不过的。至于隋唐之际，文中子王通也著有一本《中说》的书，但宋儒们素来薄视王通，绝对不会拿文中子来做对手的，所以我们也不必牵涉到《中说》上去。
其实他如引用《论语》所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便和《中庸》末后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相同，这才是真正的中庸。
中不中用的中 是《中庸》的中
那么《中庸》一书内涵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明白地说，是以孔颖达所引用汉儒郑玄的解释为最恰当平实。所谓：“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
《中庸》一书的中心要点，便是子思提出学问修养的主旨，必须先要做到“中和”的境界，才能明白天人之际心性相关的道体和作用。换言之，子思作《中庸》，他是继承祖父孔子的心传，阐述其师曾子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内明”和“外用”之学。由他提出“中和”才是“明德”、“止于至善”的境界。“君子而时中”、“不可须臾离也”，才能到达“知止而后有定”，乃至“虑而后能得”的七个学养工夫的次第。“慎独”与“诚意”，便是“内明”、“外用”之间，兼带身心修养的妙用。然后用之于入世的行为，必须具备智、仁、勇的三达德，才能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
明白了这个原则以后，就可知道《中庸》所谓的“中”，必须以中州音和鲁南一带的发音来读，等于打靶或射箭的中了的中（音仲）发音一样。庸呢？就是用。换言之，学问之道，不是知识，更不是空言。它要在自己个人的心性身心的修养上，“择善固执”，随时随地，处在中和“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养之有恒，自然而然就会由静虑而得阐发智、仁、勇的正知正行了。
至于子思作《中庸》，他和曾子著《大学》的迥然不同之处，便是他首先提出“天命之谓性”的“天”和“性”，然后才讲到“道”和“教”，看来很是特别。事实上，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提出曾子的《大学》，是从《易经·乾卦·文言》的发挥。子思作《中庸》，是继曾子之后，从《坤卦·文言》及《周易·系传》所发挥的继起之作。例如《中庸》首先提出的“天命之谓性”而到“中和”，便从《坤卦·文言》而来，如曰：《文言》:“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以及《系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乃至《说卦》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尤其是“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以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等学说，便是《中庸》开宗明义，最先提出学养证悟到“中和”的境界，才是根本的宗旨所在。
你只要明白了《易经·文言》等这些史料，你就可以知道《中庸》所说的性命和天道之理，都是言有所本，学有渊源的。至于读古书有关“天”和“道”两个字的内涵，我已经在《大学》的开始，便已有了说明，现在不再重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