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娄章句（上）21~30
21、好心没好报 22、古语说自求多福 23、贤者与能者在位与在职 24、杜牧与贾谊 25、有道无道 26、顺逆与存亡的关系 27、努力振作转弱为强 28、谁能天下无敌 29、再说杜牧 30、社会福利要方法
《孟子与离娄》好心没好报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这一段也是他的小结论，他对于政治的哲学理论，做了指导性的讲话。孟子提到仁的重要，他说一般人心中想做好人做好事，但是行为上都非常不仁不义；等于怕喝醉而戒不了酒一样。他接着说，「爱人不亲」，我们爱人家，结果人家反而骂你怨你。这并不是讲恋爱，我写信追她，她不爱我，就是「爱人不亲」。所谓爱人就是爱护人家，对人家好，「反其仁」，如果人家反感，你就要反省自己，可能是仁的行为你没有做对，总有一个原因。这是讲普通做人，长官带部下，领袖带下属，父母对儿女，结果有不好的反应时，仔细研究下来，可能是自己出了问题，也许是爱的方法不对。
这个仁啊，并不是一个呆板的事，所以仁是要有方法的。我们看到医生的招牌「仁心仁术」，术就是方法。佛家讲慈悲，慈悲要配合方便，我们经常听到佛家两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要有方法，你不懂得方法，那个仁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这个是好人，好人下面有一个批注，不可以用；坏人下面一个批注，也许还有用。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道理在哪里？你看用钞票就知道了，街面上都是脏的烂的在流通，好钞票、新钞票看不见，对不对？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啊，这个社会上流通的都是坏的；好的都很珍重，把它包起来，所以好的都出不来。这个道理很深刻，我自己越想越胡涂，历史、人生都是如此。所以仁要有方法，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效果不好，自己先要反省。
「治人不治，反其智」，政治上你有很好的政策，结果执行起来达不到好的效果，毛病出在哪里？回去问问你自己的头脑吧，自己关键没有弄清楚。所以我常对许多年轻的同学说你的计划很好；年轻人不懂我的话，还说：老师，真的吗？其实我这个话是鞭子啊，你是纸上谈兵，计划好有什么用呢？做起来不一定好；如果计划和理想都好，做起来成果也好，那是要智慧的运用才行，不简单的。所以「治人不治，反其智」，不要再怪人家，问问自己吧。
我们讲现成的例子，昨天我们法师回来，带一块很长的布，要收起来，他们几个同学整理了半天，越弄越乱。我说我来，我开过布店的，指头东一转西一转就叠好了。因此可以说，办事、政治，都是这个道理。法师就恭维我说：老师样样都会。我说那也不一定，这个高帽戴不得的。我说以前有一个当师长的朋友，他看到一个马夫，拼命拉那个马，一身都是汗，就是拉不动。他就过去甩马夫两个耳光，你走开！他自己把马绳拿到手里一转，转到马鼻子旁边，两个指头带着就走了。所以孟子讲的仁道值得研究了，譬如我这个朋友，样样都能干，连马夫的工作他做得都比马夫高明，就是孟子说的，虽然有智慧要善于运用。这个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听到智慧，以为就是聪明，那就没有真智慧，所以不要把聪明当智慧用。
「礼人不答，反其敬」，我们对待人家很有礼貌，结果他不理你。不理你，当然要「反其敬」，你要反过来问自己，是我对他不够恭敬吗？是其他的原因吗？有时候我们觉得对人家很有礼貌，那个礼貌有时候真要命啊，我也经常冷眼旁观你们同学之间相处，一个同学很爱护另一个，拿茶给他也不喝，不受你可怜，为什么这个态度啊？其实有可能是不晓得自己脸上那个表情太难看了，还怪人家反应不好，所以要注意。
孟子为什么提这三样事呢？注意哦，一个是爱人，一个是治人，一个是礼。上面本来讨论的是政治大原则，现在怎么提这三样事呢？这就是关键，为政之道这三个是重点。尤其是当领导的人，第一是爱人，第二是治人，就是管理人的方法。第三呢？爱人需要礼，管理人的方法也需要礼，礼是中心，非常简单，这是领导人的一个大原则。孟子没有给你点出题目来，这个穴道在哪里，没有告诉你。现在我告诉你，这个穴道在这三点，这是重点。所以他在这里吩咐这三样，为政之道，乃至当父母也是一样，「爱、治、礼」，这三样最重要。他的方法呢？「仁、智、敬」，这是三个结论的方法。这六个字合起来又是一篇大文章，要写论文的话，找资料就很多了。
所以孟子的结论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他说你要晓得一个人，虽然做了很多的好事，结果不得好报，什么理由呢？你不要责怪人家，只问自己。当然最难的是自己的面孔，虽然做了好事，可是那个脸色，那个态度，太难看，令人受不了，这个地方要反求诸貌，所以外貌也很重要。
《孟子与离娄》古语说自求多福
结论是「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要自己本身正派，不是讲这个身体，是说本身要站得正，天下当然就归之。
他引用《诗经》的一句话，「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八个字特别注意，这是《诗经》描述周朝文王武王之所以成功的重点。这八个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道德修养的中心思想。什么叫「永言」？古诗很难读懂，诗歌有一个重点，「诗言志，歌永言」，诗是自己思想情感的表达；歌的句子不像诗，可长可短，永言就是永远讲，永远地唱。歌是代表人性，人的情绪，人受了委屈自然就唱歌。所谓「永言」，就是歌中有很好的话，可以流传，我们现在叫格言，一句可以做标准的话。
至于「配命」，就是说这一句话，带有文化的精神生命，一句什么话呢？「自求多福」，求人、拜佛、求上帝、求朋友都没有用，人要自己站起来，福气是自求的，以人为中心。你自己不自求，只想求菩萨保佑，菩萨太忙了，你到民权东路行天宫看看，一天到晚多少人；关公那里都要用计算机登记了，那么多人求他，他比我们还忙。所以我就发了一个大愿，将来死后不成佛，也不成神；神佛太忙了，而且被人家烧的香都熏昏了。实际上求神拜佛，求的是哪一个呢？是你自己，要自求多福，一切在自己。
孟子在这里讲仁道，再三提到，这就是呼应上面的文章，也就是他讲话的层次，先讲到当时社会上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了不起，但是又不肯行仁政，就像怕醉又不肯戒酒一样。现在他正面地说什么叫做福，只有「自求多福」，自己做，不要希望人家帮。这不但是当时领导人和社会的诸多现象，也是千古人情的现象。我们都晓得爱人，对人好，结果反过来人家对我们不好，关键在哪里？问问自己。治人，结果得相反的效果，关键在哪里？问问自己。对人家有礼，结果得到没有礼貌的反应，关键在哪里？当然问自己。所以他说，周朝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格言，不分地区，不分时间，只有一个「自求多福」。而且正身为第一，自己站起来为第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人有恒言」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们，社会上一般人有一句老古话，怎么说呢？「皆曰天下国家」，我们中国人几千年讲话，天下国家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国家就是天下，天下就是国家，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这个道理、这个思想，是根据曾子着的《大学》而来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道理。
我们讲到这里本来应该把仁这个问题作一个结论。实际上还不能作结论，它中间又波澜起伏，这是《孟子》文章的章法。这个波澜到这里又重新起来，变了一个章法，插过来一个问题，研究起来很有趣了。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这是《孟子》重要的一篇，讲到从政的要点，突然来一个高潮，波澜起伏。这个高潮害死了后来几千年的执法者，尤其出来做地方官的，认为是圣人教的，孟子说的嘛，搞政治不难，不要得罪地方有势力的大家族，重点就在这里「不得罪于巨室」。所以几千年来做官的人，好像受到孟子传的密法似的，到任何地方都不敢得罪当地的大家族。
有些人就不同，我们举一个近代史的例子。大家都晓得清朝中兴名臣彭玉麟，小说中有《施公案》、《包公案》、《彭公案》，这个《彭公案》就是写彭玉麟当巡案御史时的事迹。他曾经做过长江的水师提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总司令。后来年老走不动了，辞掉官职，可是清廷还要他出来视察。他出来视察要两个人扶着走，但是幸亏靠他出来，才解决了许多问题。
他有一次视察到安徽，穿着普通衣服，像一个乡巴佬，坐在茶馆里或饭店里吃饭。那是李鸿章的家乡，李鸿章有一个侄子横行霸道，抢夺妇女啊，霸占财产啊，谁都不敢惹，因为李鸿章是当朝一品宰相。于是就有人向他告状，李鸿章侄子认不得彭公，彭公马上把他抓来，一顿痛打就通通招认了。彭玉麟晓得他李家一定赶到京城向李鸿章报告；因为清廷有权给彭玉麟的，可以先斩后奏。于是他先把李鸿章犯罪的侄子杀掉，然后写一封信给李鸿章，把他侄子所有的案情数据送上，说，我跟你是老朋友，你的侄子就是我的侄子，我替你教训，杀了他。李鸿章看了这封信，还要写信向他道歉。你看他彭玉麟不就是得罪大家族了么？历史上像彭公这样的大臣也不少。不过，把《孟子》这一句话搞错的也多得很，像一般的读书人，后来出来做官的，多数都把《孟子》这一句话弄错了。
如果我要卖卖关子，考问你们青年同学，这个巨室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我告诉你们吧，孟子说的这个巨室，就是一个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说一个大社团，乃至大政党。古代是宗法社会，先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一个大家庭里，家人之多，就是一个社团、巨室。尤其孟子时的四大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这几大公子不得了，他们是大政治社团，也等于后世的帮派。下层社团是帮会，上层社团就是一个政党。
又如孟子在提到杨朱之学时，也常提到墨子（墨翟）。墨子当时讲学是有组织的，他在弟子中选出一个领袖，就叫做巨子。孟子在这里讲的巨室，相当于墨家巨子。因此，在政治上来说，对于像反对党一样的巨室，必须相互协调，不可以乱来的。
这是中国文化帝王政治几千年来的一个现象，大家读书都轻易放过去了。孔子那时被赶走，也就是因为得罪了巨室，得罪了季家三兄弟。所以后来有一首骂人的诗，「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这是唐代诗人罗隐所作，描述孔子自从流着眼泪离开自己的家国鲁国以后，留下来的只有奸人和妇人了。历史上许多衰乱的朝代，都因为被坏蛋或后宫操纵的原故。很不好意思，在座的有女性，现在都是女性的天下了，当然以前是坏女性多，现在都是好女性（众笑）。如果从这两句诗的观点来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也的确是这个样子，只是角度有所不同。
所以孟子当时的这一句话，是说明民主政治的运作，沟通意见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向土豪劣绅恶霸低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后世许多读书人，对《孟子》所说的巨室，都搞错了重点，这些读书人做官的成果不佳，也的确受到这一句话的遗害，嘴里虽然不讲出来，但事实上都受到这句话的影响。所以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当县知事回来，跟当过警察局所长回来，两人碰面，自己幽默讲：「知事不知事」，「所长无所长」，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对子。地方的当权者，都不敢得罪当地的大势力，也是因为曲解了孟子「不得罪于巨室」这句话。
后来我们受现代的教育，尤其受革命教育的洗礼，读《孟子》都觉得讨厌，似乎讲仁政还要拍马屁，拍地方恶势力的马屁。我们现在再仔细一读啊，就发现孟子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拿现代话讲，「不得罪于巨室」应该解释为，不得罪政党和大众民意。没想到孟子一句重要的文言，误了几千年当政者的思想，想来也是非常可叹的！
这个高潮一起之后，他接着又讲下去了。由于上面一路仁啊、仁啊下来，突然到了这里，出来一个不得罪于巨室，这个跟仁政有什么关系呢？宋儒以为没关系，就把它圈掉、圈断了。可是这绝对是有关系的，「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说这个仁政啊，是仁心即天心，用现在时髦的西方文化的话来讲，民意就代表了上帝的意志。这就是点出仁政对于天下的重要，因此孟子插了这段「不得罪于巨室」的话，并不是文章从这里切断了。
《孟子与离娄》贤者与能者在位与在职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 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 《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关于「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的问题，我们现在先把「贤德」的这些观念提出来讨论一下。
我们晓得孔孟思想所讲的中国文化，在学术思想上，有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公孙丑》中说过，「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过去我们大家读书，很容易认为，所谓贤能的人就可以担当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笼总的看法。严格地讲起来，应该是依照《礼记·礼运》的观念。而且必须要把《礼运篇》全篇读完，才会了解。因为孔子有一个整套的观念，如果只抓住一段，事实上还是搞不清楚的。
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我们后世往往把职和位连起来，实际上这是两个观念。
一个有道德、有节操、有学问的人，可以把他定位在「贤者」。贤者不一定当政，不一定在职，而是在位。古代的「位」，等于说「三公坐而论道」，是讲思想，或者是最高的决策，并不管执行。假设勉强拿现代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来讲，那些民意代表们，就是在位，但并不是执行法令的在职人员。
「能者」是有才能的人，就是在职执行决策的人。能者与贤者，这两个观念的内涵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在历代的帝王政权或者是政治经验中，这个道理实际上的应用，集中在清朝的初期，尤其在康熙时代。康熙把做官的人才分成九类，地方官吏，或者巡抚之类，后世所谓省主席之流，他用的是「能」人，绝对用能人，不用贤者。贤者学问好道德高，把他送到翰林院去，写书编书，坐在那里吹吹牛啊，一辈子给他编几部大书。就算是年轻一点四十多岁考到翰林的，二十年给他在那里写一部书，就把他「闲」起来了，贤者闲也，清闲起来。
做地方官吏的必须要用能员，能替国家社会、老百姓办事的，并不一定要他学问好。甚至康熙还采用了法家的思想，贪污一点点，品性差一点点，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赚一点点钱，跟他办事的能力比起来，很值得，这一点钱就让他贪去好了。他替社会国家做好了事，那个代价太大了。所以古代讲皇上圣明啊，皇上心里非常清楚；虽然清楚这个官员贪一点财，因为他是能员，非用不可。
由此我们了解，「贤能」的政治，贤与能两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当然，一个有道德的人，同时又是能人，在历史上也有，譬如宋朝有名的范仲淹，不但学问道德好，而且出将入相；他不但是个「贤者」，而且是个「能者」，才能又高，道德又高。这一类的人才，在历史上是极为难得的，足以为人榜样的。
《孟子与离娄》杜牧与贾谊
大家经常说「文人无行」，文人多半无行，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观念；同时，文人千古相轻，这些都变成千古的名言。其实文人不一定无行，所谓文人无行是专有所指，像文学好的人呀，十之八九都风流，这一类的人，在一般生活的品德上多半是无行的。所以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大多的文人往往不得志，后人也常替他们抱不平。但是以政治的原则讲，不一定是不平，也可能很公平，因为这些文人不一定是能者，而且有时候，他们的风流习惯也不免太过分了。
譬如讲唐代有名的诗人杜牧，叫做「小杜」的；「大杜」就是杜甫。杜牧的诗文样样好，也做过刺史。从前的刺史，等于一个地方省主席，也等于代表皇帝的，后世叫做钦差大臣，不过没有现在省主席或钦差大臣的权威大，只有这么个味道而已。杜牧的诗很好，「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可是你看他的一生，如果是太平盛世，文人标榜风流可能无所谓，但是讲到政治道德，那早应该开除他了。
而且他还不止如此，当他在扬州做御史的时候，当时有禁令，公务员家里不许请客，结果一位很有名的退休大员在家里请客。当然唐代呀、汉代呀，家里有些歌姬，也像家人一样了，会唱歌跳舞。有一天这家晚上请客，杜牧他老兄也来了，不得了，监察御史来了，今天证据抓在御史手里，没有办法，只得巴结他。结果问他要什么，他就说你家歌舞团里有一个明星，很漂亮，就要你家里那个歌姬。
像这一类历史上的故事，我们在正史上看不到，在文学史上就看到，这就是证明文人无行。拿政治道德来讲，学问好而无行的文人，并不一定能够从政。如果我们多研究历史，真正懂得社会道德、政治道德的话，就不会为他们轻易叫屈了。
譬如我们历史上看到，汉朝有个贾谊，汉文帝是不用的，后来历代一提到年轻人学问好不得志，都是拿贾谊来做比方。尤其是唐人的诗中，对贾谊这位青年人，有学问，文章那么好，结果不被汉文帝所重用，皆认为是憾事。因此唐人的诗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说汉文帝那么一个贤明的帝王，召见贾谊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以为谈话一定问国家大事，结果汉文帝找他来一起吃晚饭，饭后没有谈别的，只谈哲学问题，究竟有没有鬼神？讨论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后世的文人，非常为贾谊叫冤屈。所谓「虚前席」，就是皇帝对面那个座位，没有人坐，空着等他来，请他坐，请他吃饭，但是不问天下大事，专门和他讨论宗教问题、哲学问题，究竟人死了有没有灵魂这些问题。
在我们自己研究看来，假定今天我们是汉文帝，请贾谊来一定也是谈论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因为贾谊这个二十几岁的少年，所上的那几篇奏议，有关国家天下大事的问题，贾谊以为皇帝不知道，汉文帝肚子里都知道，不但都知道，更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没有办法实行，而且不可以轻易触碰这些问题。由于贾谊名气很大，汉文帝也只好请他吃一餐饭，对他表示安慰。如果正式来谈这些问题，皇帝只有骂他一顿，你太不懂事，太年轻；当然那样做，那就不叫汉文帝了，也没有意思了。汉文帝用的是老庄之道，找他来吃饭，安慰备至，然后谈谈鬼话，蛮好的，也算是赞誉有加，所以这个道理要搞清楚。
我们读《孟子》这一节，所谓孔孟学说的经典，如果与我们历史的经验配合起来，就能深入，并且容易了解，同时也懂得做人处世的道理了。
《孟子与离娄》有道无道
现在我们看这一段的原文，「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这个「役」，是服务的意思，就是小德的人替大德的人服务。我们讲话随便讲小德的人、大德的人，孟子并没有讲是人、是国家，或者是社会，这只是一个观念。
到了「天下无道」，时代衰落的后世，道的原则标准没有了，「小役大」，只有小与大的问题了。只有强有力的，才是有道理的。
换句话说，天下太平、人类社会上了轨道的时候，才会以道德为标准，所以「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到一个纷乱的时代，道德不值钱了，小就役于大，谁强大谁就有公理，那个公理是基于强大而来，所以是「弱役强」。后世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定律，就是弱肉强食。事实上这种公理，孟子早说过了，在纷乱的时代，一定是弱役强的，强权胜公理。他说这两种情况是「天也」，这句话值得研究，因为照文字解释，孟子很有问题了，好像是说乱世的时候，弱小的人应该被强大的吃掉似的。假使照文字一解释「天也」，就会变成这样。
换句话说，天下太平、人类社会上了轨道的时候，才会以道德为标准，所以「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到一个纷乱的时代，道德不值钱了，小就役于大，谁强大谁就有公理，那个公理是基于强大而来，所以是「弱役强」。后世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定律，就是弱肉强食。事实上这种公理，孟子早说过了，在纷乱的时代，一定是弱役强的，强权胜公理。他说这两种情况是「天也」，这句话值得研究，因为照文字解释，孟子很有问题了，好像是说乱世的时候，弱小的人应该被强大的吃掉似的。假使照文字一解释「天也」，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由此可见，不管写古文、白话文，下笔一定要特别小心。有时候文字里头多用了一个虚字，很讨厌，因为不必要，所以讨厌；但是有时候宁可多用一个字，才说得清楚。
像这个文字里，如果我们观念搞不清楚，很容易会认为「斯二者，天也」，就是强大的应该吃了弱小的，那也是天意。你看社会上一般的现象，生物界本来是这样，强大的吃弱小的。如果孟子真是这个意思，所谓道德观念、人为根本就不能谈了，孔孟思想也不必效法了。
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我经常说，研究中国上古文化，有很多字特别要注意。写中国思想史啊，政治思想史啊，中国历史啊，有几个字的观念不注意的话，写出来的毛病就大得很。
所以著书立说，那是很严重的事。我们在座很多人学佛，学佛的怕因果，我经常说一篇文章的因果比什么都大。一句话讲错了没有关系，只有一两个人听到，还只害一两个人；一篇文章如果可以流传的话，一旦有错，受害的人不知道多少。等于下一点毒药，害死千千万万人，那个因果实在太可怕了。
古人形容文人这支笔，就是刀，如果形容一个人用笔像刀，就叫他「刀笔之徒」。因此，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上有一句话，「文人写一寸，武人走百里」，办公室的一个计划下来，不过几行字，但是这个部队要东调西调走百里，如果目标弄错了，受害的就不得了。所以文字，不论是办公、写文章，都要特别注意。这是由《孟子》的文字所引出来的感想，提醒大家。
譬如「天」字，代表天文天体这个天，有时候代表天理，天理良心，就是人的思想感情，公认是对的，或公认是不对的，那个就是天理。有时候代表哲学上的本体，《中庸》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个「天」代表了本体，也就是佛家讲的「如来」，天主教所谓的「主」或「神」。有时候「天」又代表了一个法则，一个原则。所以「天」字有差不多五六个观念。
有时候在一本古书中，同样用这个字，反复用了几次，所用的位置不同，观念就不一样。所以后世写的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之类的书籍，在这些地方发生错误的也不少。在我个人看来，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拿因果的道理说，他这支笔所写的文章，等于用一根针刺瞎后世千千万万人的眼睛一样，都跟着他的观念搞错了。所以文字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不要动辄随便写游戏的文章。
《孟子与离娄》顺逆与存亡的关系
孟子说：「斯二者，天也」，这个天是指一个法则、一个呆板的原则，但是他没有说是对或错。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盛世、社会国家天下安定的时候，自然尊重伦常伦理道德。这个时候，贤德的人、有才能的人，自然受人的尊重，这是当然的道理。而当末世、乱世的时候，道德与公理没有了，只有强权。为什么那样演变呢？他说这个是自然的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就是天意。
下面他讲「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里有不同的天了，这个天可以讲是天理的天。为什么我们那么讲呢？好像给孟子特别抹上一层漂亮的粉一样。同学们常常笑我说，老师经常替孔子、孟子作辩护。我说我并没有替他们作辩解，至少我读他们的书，所了解的是这样。孔孟两个讲天理，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根据传统文化《易经》来的，《易经》里顺天理是至善，谓之顺，所以坤者顺也，坤卦谓之顺。「顺天者存」，是顺其天理，天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是至善，生生不已，这个是好的。相反的，「逆天者亡」，到了乱世的时候，强大欺凌弱小，力量大的欺负力量小的，这个是逆天的道理，凡是逆天而行的，没有不失败的。
所以这一节讲起来，好像是我们故意加上批注，把他特别说得好一点似的；事实上，是他写文章的时候，文气写得非常顺，但在道理、关键的地方，交代不太清楚，致使后世的人在观念上难以正确的了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本文下面，引用了一则故事，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这一段是讲孟子时代以前齐国所发生的故事。从孟子说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明了一段历史，虽然他书中没有注明。《孟子》书中记载下来的这桩事，是孟子在齐国说的一段话，那是齐宣王的时候，所以他引用齐国本国的历史。
历史上齐国有两个名王，一个是齐桓公，一个是齐景公；也有两个名宰相，齐桓公的名相是管仲，齐景公的名相是晏子（晏婴）。一个名王必定要配上一个好的宰相。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可以称为一代的霸主，一代的名王，而齐、鲁两国本来是世交。
这时南方的吴国，正值吴王夫差上一代的皇帝，就是吴王阖闾的时候。吴王要求齐国把一个公主嫁到吴国来，当时吴国是个强国，所以敢于要求。说要求是很客气的说法，实际上你爱送来也好，不送来也好，不送来就出兵打你，就是这么一个态势，摆了出来。
面对这个情况，齐景公就觉得没有必要引动这个战争，不过他看到吴国这个国家很糟糕，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他又感慨讲了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他说这个吴王虽然在国际的情势上，因缘际会成了一个强国、一个霸主；但是这个国君既不会领导，也不能受人指挥，所以很糟糕。
我说这个人应该姓「无」，名叫无能才对。一个人既不受命受令，觉得不服气，他又没得办法指挥人家，社会上这一类人也很多。换言之，在国际间这一类的领导人也不少。
所以当时吴国就变成这样，「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实在难办。讲国际的地位，与齐国又差不多，一有冲突就打仗，所以齐景公也搞得没办法，好吧！你要我家里这个宗族的女儿，就送一个过去吧。但不免流下眼泪，「而女于吴」，只好送这个女儿去吴国，给你当媳妇去吧。嫁得真冤枉，齐景公是这个意思。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刚才我们已经说明，上面这个解释，关键就在这个地方。由吴王要齐国公主为媳这件事，你就看出来，孟子并不赞成强大吃弱小、命令弱小，所以有这一段历史的证明，我们才能读懂《孟子》这一句话。
因此，告诉青年同学们，研究自己的文化，读古书，特别留意，有时候你不要多费脑筋的。我常常发现年轻人读书啊，「老师！这里看不懂」，你看下去就会懂了。道理在哪里？你往往读到后面就把上面问题解决了，因为在后面有批注嘛！
还有时候啊，读一本书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就摆着，改看小说；看了半天小说，刚才那本书上不懂的，一下都懂了。其实小说同那本书不相干，可见脑子的智慧，本来都有的，你拿别的东西刺激它一下，它那一面就灵光起来了。所以读书要活，不是硬记，记出来的不是学问，千万注意。
我们继续下面的文字，孟子当时在齐国的理论，还没有说完。
《孟子与离娄》努力振作转弱为强
「今也，小国师大国」，「师」就是效法，小国要想强，只有效法大国。这一段我们特别注意，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是为了将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所以必须要熟读《春秋》与《战国策》；我们现在就是春秋与战国的一个缩影，一个扩大。我们看过去人类的历史，隔一条河或一座山，就是一个国家，外国史也一样。所谓江东、江西、江左、江右，隔一条江就不得了了。《三国演义》里曹操要打南方，长江是天险。历史再进步，后来争的是海洋。十九、二十世纪，像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有掌握海洋的权力，号称日不落国，全世界都有他的殖民地。可是社会更进步了，海洋也隔不住了，现在争的是太空。所以历史根据这个发展，一步一步扩大，至于太空以后，反正我们看不见了，要看见只有投胎再来看了。是不是隔一个银河系统啊？或者隔一个大千三千世界，那就不管了。
由过去历史看来，环境在扩大，空间的面积在扩大，地球上都是人，不管白种人黄种人，人的心理、头脑，古今中外一样。历史的纷争，利害的冲突，也是一样，人始终没有进步过，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后历史的趋势、世局，只有熟读《春秋》、《战国策》。当然不要停留在那个时候，如果动辄希望再出来一个孔子，再出来一个齐桓公，那一定要送你到精神病院去了。如果能把一切原则懂了，再看现在的世界，看未来的世界发展，大概可以说了然于胸，就很清楚了。
所以孟子在当时批评国际的情势，他说这些小国都很弱，虽然效法大国，「而耻受命」，并不一定肯听话，「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他说就好像当了学生，却不肯听老师的话一样。孟子讲这个话，我觉得非常幽默，但他没有半点幽默的字句，也没有说这个态度是对或不对，至少说明当时国际间是这么个情形。所以这句话讲得啊，用之于国际间的评论，那是高度的幽默。
他下面又讲了，「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他说既然想强，自己又是夹在强国中间的小国，只有效法周文王。《孟子》前面提过的滕文公，也是小国的领导人，两大之间难为小，怎么办？他几次问孟子，孟子最后一次说，只有两条路，一个是自强，一个就是另外创业。
看《孟子》这本书，会发现孟子这个人很有意思，可见圣人的面孔并不古板，反而是轻松幽默的。他讲这个话，有些像禅宗的机锋，聪明的人自然懂，不聪明的人听了，也不落任何话柄，没有一点尾巴让你抓住的。
「如耻之」，如果被强国欺侮，认为是可耻的话，只有自强起来。要想自强，就是效法周文王的历史精神，以百里而行惠取得天下。这是个自强的原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孟子不传之密啊，他不多传了，只讲到这里为止。
不过呢，他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认为，当时国际间的大国，如果走文王的路线，内政修明，加重文化的建设、心理社会的建设，效法文王的精神，不过五年就可以自强了；换句话说，可以影响整个国际。如果是像滕文公这种小国啊，充其量再多两年时间，加长时间为七年，也可以成功了，因为小国力量弱。
但是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天下有许多事情，虽然力量很弱，但是加上时间就会变强。前两天一个同学来讨论装冷气机的问题，我们那个办公室，我说装一台小小的冷气机，夏天舒服一点。我说买一个三吨的，他们说：不够不够！要八吨！五吨！我被他们吓得好几年也不敢装。结果我现在装个两吨的也够用，什么道理？冷气是小啊，开一天，时间长一点就冷了。所以大家都没有把时间加上，忘了。
所以说，小国需多加两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把握一个原则，无论什么事情，你加上时间就有办法。所以你们年轻人不要着急，好像现在没有办法，只要加上时间，加个一二十年，你胡子长出来的时候，就有办法了。
《孟子与离娄》谁能天下无敌
因此他引用《诗经》的话，说明一段史实，商纣王被周朝文武推翻的事实。「《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商朝的子孙，「其丽」，意思是美丽、漂亮，子孙很多，后代很好。不过，当时推选出来的纣王当了家，不好了。其他好的后代很多，「不亿」，很多很多。「上帝既命，侯于周服」，结果啊，商朝五六百年的政权完了，「侯服于周」，天命所归，那个天命的轮子啊，把运气转到了周朝。
下面讲两句话注意，「天命靡常，殷士肤敏」，宇宙间有个自然的法则，就是因果报应的道理。因果报应并不是宗教观念，而是一个自然的法则，种瓜一定生出来瓜，种豆一定生出来豆，这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就是「天命」。「靡常」就是无常，天命无常，没有永恒，宇宙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天命靡常」，都会变去的。
下面讲两句话注意，「天命靡常，殷士肤敏」，宇宙间有个自然的法则，就是因果报应的道理。因果报应并不是宗教观念，而是一个自然的法则，种瓜一定生出来瓜，种豆一定生出来豆，这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就是「天命」。「靡常」就是无常，天命无常，没有永恒，宇宙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天命靡常」，都会变去的。
所以一个家庭也一样，我们经常说「好景不常」，好景当然不常，难道坏景就常了吗？坏景也不常。不过一般人不满足啊，想好景常；坏景最好不来，永远没有。要知道天命是无常的啊，有天亮一定有黑夜，有黑夜一定有天亮。再说人生总是过好景，一点味道也没有了；有时候痛一下，然后不痛，才感到好舒服；这个舒服是因为痛过以后才来的，你没有受过痛，哪里晓得那个不痛的舒服呢？所以啊，有时候吃一点苦头是好事情。
孟子这一段文章都是幽默、机锋，看起来很平淡，但其中有好几个波澜转折，道理在其中，要你智能去读，因为当时他不好都讲出来。
他引用孔子的话作最后的结论，「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他说真正的行仁道，并不是比力量、比群众，也不是比数目。我们常听到有些学宗教的朋友说，吃了几年素了，做了几年好事了，为什么现在还碰到这样的坏事？这就是「以仁为众」，做了好事拿数目来计算，学宗教的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仁道是不求回报的，应该做的善事，去做就是了，这就是孔子说的话。
他又解释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中提出来的重点，始终就是领导历史，领导时代，领导国家。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领导人，他的任务是极为重大的。这里讲的还是领导哲学。所以说，一个领导人真正向仁道这条路上走，那绝对是「天下无敌」的。不过，怎么样才是仁道呢？他没有下定义，这要我们自己去研究。
《孟子与离娄》再说杜牧
前面提到杜牧的故事，有同学顺便问到他那个诗的问题。诗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经常说，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必须要懂诗词。我们中国文化同外国不同，我们是文哲不分，也就是诗词文章同哲学思想几乎分不开；文史不分，文学同史学也几乎分不开；再加一个观念就是文政不分，所以文学、哲学、历史、政治，都有关联，浑然一体，分不开的。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如果不懂诗词的话，简直没有办法深入。一般那些读了诸子百家来写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可以说只知道中国哲学思想三分之一的史的部分，而三分之二都还在诗词史学里头。因为中国读书人，作诗不像外国人；外国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都是专门的，是专业化。中国过去读书，第一次考的是童子试，就是考功名第一步，先作对联和诗，如果作不来的话，第一考已经考不取了，所以作诗是一个普通的事。当中国人说到某人是诗人时，就代表那个家伙很穷，穷而后工，人穷才有好诗作出来。外国的诗人可不一样了，观念是不同的。
所以讲到诗，我平常不大肯讲，因为讲到文学方面，有时候一般同学听得眉飞色舞的，我就发现这个东西不能讲。诗词风流藴藉，道德基础不够就麻烦了。孔子孟子诗都很好，他们讲话经常引用诗，但是文学修养如果没有道德的内涵是不行的。
可是既然讲到这里，又有人问到这首诗，只好告诉同学们注意，这就要看《唐诗纪事》了，就是唐诗的本末。《唐诗纪事》还是比较小的，其他要看唐代名人的笔记，这些等于历史的另一面，政治也好，哲学也好，很多资料，每一代历史都是这样。光读正史就认为懂了历史，那也是个笑话，那也是只懂三分之一，所以诗这一方面也要懂。
像刚才提到的杜牧，他当御史的时候，到那个退位的官员家中赴筵，喝了几大杯酒之后，他突然问某个歌姬是哪位？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文学上看来很有趣味，但在政治道德上，应该把杜牧抓起来才对，所以他比那个主人家更坏。可是他当时权力很大，官高权重，大家都不敢得罪他。他也有文才，当场就作了一首诗：
华堂今日绮筵开 谁唤分司御史来
忽发狂言惊满座 两行红粉一时回
这首诗，成为唐代的名诗。「华堂今日绮筵开」，家里摆很多桌酒席，「谁唤分司御史来」，谁把管风化纪律的首长请来的，还是不请自来的？这可不得了，结果啊，竟然轻松了事。「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就是这两句，最后是在诗词上出了名。酒筵上的歌姬很多啊，两排，虽然不是国际上选美出来的佳丽，至少是那一代的佳丽。一听到他专门来找某个歌姬，这些女的都诧异了，有这种事？都回头来看他。所以他当时描写这个情景啊，「两行红粉一时回」，两行就是两排，两队漂亮的歌姬一起回头看他，表示又奇怪，又羡慕，讲不出来的一种情绪，就是这么一首诗。
你们有些同学蛮喜欢文学的，文学这个东西，如果玩不好是很糟糕的，要把经学搞好才可以玩文学；经学搞不好不能玩文学。所以刚才讲到这里，我本来想咽下去不讲了，偏偏有人还要问，现在告诉你们，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样一个故事。
《孟子与离娄》社会福利要方法
我们现在回到《孟子》，继续讲我们的经学，不讲文学了。《孟子》也是经书，所谓四书五经都是经典。孟子对这段话的结论是，「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他说现在的人，不管大小学国，都想「无敌于天下」，但是都没有行仁政。
其实，我们现在提到社会福利，那是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文化所产生的。记得小的时候，我在念书，人家问：你想学什么？我说想学社会福利。在几十年前，这是最新的一门学问。现在书读多了，再回转来看，我们中国人早就有了。清朝初年有一部书，是地方官必须要读的，叫《福惠全书》，就是社会福利方面的。
严格地讲起来，西方的福利观念，仍然是工商业时代的思想；而中国的福惠观念，比福利就好多了。先拿观念来讲，福惠当然也包括了福利，但是其中有一种爱，像佛家的布施，尽量施出去的味道。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又很多了，西方的社会福利观念，跟我们中国这个福惠观念来比较，相差两千年之久，具体的名词提出来，中国至少比西方还早一百多年。所以文化的比较，必须要多读书，才能够了解。
现在回转来讲到仁的方法，就是用之于行政做人做事的方法，原则上要把握住福惠才行。至于具体的方法，就要灵活运用了，因为方法是因时间、空间而变动，不是呆板的，不是规定条文就能概括全部的。所以如果把孔孟思想的仁啊、义啊，看成呆板的，忘记了时空、人事随时在变化这个原则，那根本就是书呆子，没有把书读通。所以要有学问，必须多读书，更要思考。
《汉书》的《霍光传》中，有一句评语说，虽然霍光「功高盖世」，但是「不学无术」。怎么叫不学无术？学问不够，所以应付变局的自处处事的方法就不够高明了。学问好，方法就有，智慧灵光，能够应变；换句话说，有了学问，就有方法。学问就是使你的思想增加，办法自然也就多了。
所以想「无敌于天下」，光坐在那里念慈悲博爱，然后打坐，就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仁」，是方法的应用，使能达到福惠的目的，利己利人，利天下利国家利人类，这样就是「仁」的方法。
他说现在的一般人，既想「无敌于天下」，但又不走仁道的路线，这是对战国时候的情况而讲。每一个国家都要富国、强兵，在富国强兵之下，人民的生活必然困难。至于二者如何得兼呢？不是不可能，必须要有方法。他只是针对当时的情状而言，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变乱。
所以孟子说，这样的思想，「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等于手拿一个又热、又烫的山芋，不晓得赶快想办法，老是抓住不放。也就是说，不肯改变方法，实在太笨了，所以他引用《诗经·大雅》中的一个观念来说明这个现象，也就是这两句诗的意思。
老实讲，我们过去读《孟子》，觉得很没有味道，这些话好像都没有道理；尤其说到这里拦腰一刀，就砍断了，下文怎么样呢？下一句没有了，究竟说些什么啊？不知道。如果我们懂了战国时候的历史，再读他的文章，就非常有味道了。他下面正像佛说的，不可说不可说，只有当场听到的人会懂。因为孟子的学生们的记载没有把当时的社会背景配合进去，使得我们读经书读得很痛苦。如果这个经书配合历史一读，才晓得孟子的见解非常伟大，也告诉我们后人仁政道德的原则。所以经和史千万要配起来读，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的这一段话，我们断定他是在齐国的时候讲的，不过是在齐宣王时代还是在他儿子齐愍王的时候讲的，就不知道了。因为孟子也是见过齐愍王的，齐愍王后来侵略燕国，燕国后来又反攻，几乎把齐国灭亡。所谓田单反攻复国这一段故事，是在孟子以后几十年的事情。
那个时候齐国表面上很强，内部并不行仁政，是很有问题的。你懂了这一段的历史，然后看《孟子》这本书，才晓得他讲的话，真是一字千金，非常有分量。